谈疫情防控的社会防控学科化建设*

黄奕言 姜柏生

随着生物医学观念的深入人心，我国疫情防控工作逐渐由原来的社会防控和医学干预并重转变为倚重医学干预。因此，本文将从我国防疫的历史经验出发，分析社会防控在疫情防控工作中的重要性，并尝试提出公共卫生社会防控学科化来支持社会防控的长期研究，以更好地应对全球疫情不断发生这一现状。

1 疫情问题的公共性

1.1 疫情问题公共性的表现

公共性是公共卫生问题的内在本质特性，疫情问题作为公共卫生中的重要问题之一，其公共性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疫情问题具有影响对象的非特定性。疫情问题影响的对象不是特定的个人或团体，而是不特定的多数或绝大多数人或社会群体。因为共处一个社会空间的不同社会个体之间，具有相互依赖性和社会互动性，疫情会通过社会互动在整个社会空间传播，所以疫情问题无法分割为特定的个人或群体问题。除此之外，疫情问题既包括公益问题，也包括公害问题。如果能成功消灭疫情，那么所有社会成员都将受益；反之，如果放任疫情问题恶化则所有社会成员都将受损[1]。所以考虑到社会成员的共同利益，解决疫情问题刻不容缓。

另一方面，解决疫情问题需要多方合作。解决疫情问题，需要受疫情问题影响范围内的个人、群体、非政府组织、社区、政府组织等通力合作才有可能获得成功，任何一方拒绝合作都会导致其他各方的努力付诸东流。如果疫情问题较为严重，疫情发生地无法依靠自身力量解决时，就需要更大范围的社会力量，如区域、国家乃至国际的互助协作来帮助解决。尤其是在高度全球化的今天，人员和物资大流通的同时，一些重大传染病可能会通过交通、旅游、运输等各种渠道，在世界范围内进行不同程度的远距离传播[2]，如果一个地域或一个国家的疫情问题不能得到及时有效的控制，那将极易演变为全球疫情。

1.2 疫情防控的两条基本路径及其关系

社会防控和医学干预是解决疫情问题的两条基本路径，通过两者共同发挥作用，可以有效解决甚至完全防止疫情的发生与扩散。

社会防控是指利用非医学的、社会各界共同合作，通过改变个人的社会行为或人际的社会互动方式的方法，预防疫情的发生或阻断疫情的扩散。它是由疫情问题的公共性决定的，由于疫情的发生需要一定的社会条件，并通过社会互动在非特定个体或人群之间传播扩散。因此在没有疫苗的情况下，可以通过社会防控的路径预防疫情的发生，或者在疫情发生后找到并切断疫情的社会传播途径，才能将疫情控制在一定的社会空间内。

医学干预，即通过医药的力量和措施阻止疫情问题的生成，以及防止疫情扩散和及时对疫病患者进行救治。对于人类已知的并且已经研制出疫苗或治疗药物的传染病，通过注射疫苗就可以有效地预防疫情的发生，利用药物治疗就可以帮助患者恢复健康或降低疫病对患者健康的不利影响。

但是在当代，人类未知的且处于不断变异中的病毒是引发疫情的主要因素，因此医学手段在预防当代疫情方面几乎束手无策。一旦疫情发生，面对全新的病毒，也没有特效的临床药物，通常只能采取对症治疗或以调动患者自身免疫功能为目的的间接途径对患者进行救治。虽然这样的医学手段有助于减少疫病对患者的健康、生命的不利影响，但仅仅依靠医学干预无法阻止疫情的传播和蔓延。因此，社会防控是应对疫情问题的第一道防线，而医学干预则是第二道防线。从理论上说，如果社会防控的意识牢固且敏锐，对可疑传染疾病采取“一经发现、立即隔离”的措施，就可以及时发现或防止疫情的发生。即使未能阻止疫病的传播，早隔离也能把疫情传播控制在尽可能小的范围内，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疫情造成的损失。基于此，社会防控不仅是疫情防控的第一道防线，更应该是基础防线，是最重要的防线。

2 我国防疫史中的社会防控经验

建国初期至改革开放前，我国政府和中央领导心系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坚持“预防为主”的基本思想，采用社会防控和医学干预并重的方法进行卫生防疫工作。第一，通过防疫宣传提高群众警惕，建立严格的疫情报告制度，采用隔离防治措施，取得了反细菌战的胜利；第二，沿用反细菌战时的社会防控手段，采取中西医结合的医学干预方式，加强预防接种和预防注射，同时发起群众爱国卫生运动，有效应对了鼠疫、天花和血吸虫病等急慢性疫病；第三，加强有关防疫的科研工作，许多医学院校、预防和卫生机构等单位的科学家深入实地，指导防疫工作并采集数据，促进了预防、药品和临床等方面的研究发展[3]。正是通过这些有效的措施，使得许多疫病逐渐得到控制并被基本消灭，这种以预防为主的低投入、高产出的防疫模式也获得了全世界的赞扬。

改革开放后，由于生物医学过度注重医学化的药物防治，再加上药物防治更容易市场化，所以我国的疫情防控也开始向医学干预倾斜。公共卫生学科也受到了生物医学的影响，普遍只设置医学类专业课，只有不到一半的院校开设了人文类课程，使得学生的生物医学专业素养较强而人文和社会科学素养较弱，而对于卫生调查、流行病和患病率等医学因素的研究增多，对社会防控的研究严重不足。再加上公共卫生事业逐渐商业化、趋利化，地方公共卫生投入相对不足，使得社会防控这一手段逐渐被公共卫生系统所忽视。但在应对2003年“非典疫情”时，我国政府通过控制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和保护易感人群等社会防控措施，辅以医学治疗，成功取得了抗疫的胜利，这再次说明疫情防控工作需要社会防控和医学干预并重。

此次“新冠疫情”暴发后，我国政府采取了强有力的医学干预措施，全国各地上万名医务工作者奔赴前线进行抗疫，检测试剂在极短的时间内成功研制，疫苗和特效药也在加紧研制过程中，医学治疗也大幅度降低了此次疫情的病死率。除此之外，政府迅速调整了工作方针，改进和加强了社会防控措施，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合理、科学和高效的疫情防控，在防疫的关键时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也成为了疫情防控工作的转折点。首先，政府按照联防联控、群防群控的要求，严抓外防输入、内防扩散这两大环节，对疫情特别严重或风险较大的地区进行网格化管理，认真落实“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的原则，尽最大可能切断传染源，最后成功遏制住了疫情扩散蔓延势头。其次，政府强化了应急物资的供应保障，加快推动口罩、医用防护服、防护镜等医疗物资生产企业复工复产，并对物资进行统一调拨，保证了抗疫前线工作人员获得源源不断的物资支持。最后，政府进行了全面的疫情舆情信息管理，通过疫情舆情动态实时监测、疫情舆情信息全网监测和疫情最新舆情及时分析，对海量的疫情舆情数据进行实时处理，不仅做到及时辟谣稳定民心，传播正确的防疫知识，调动起群众的防疫积极性，还提供了科学的信息，让相关主体更好地制定正确的疫情防控方案。正是这些社会防控和医学干预措施的实行，为我国战胜“新冠疫情”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也为当前国外抗击疫情和未来防疫治疫提供了经验依据。

综上所述，我国防疫的历史经验证明社会防控和医学干预两个路径并用才能阻断疫情的传播，甚至防止疫情的发生，取得很好的抗击疫情效果，否则就会造成较大乃至严重的社会损失。因此，我国在提高医学干预水平的同时，要更加注重发展社会防控，这也是防疫工作发展的必然走向。而发展社会防控的关键是推进社会防控学科化建设，这不仅可以为社会防控工作提供理论和方法的指导，还可以为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源源不断地提供专业人才，从而不断提高社会防控能力。由于受到生物医学模式的影响，目前我国的公共卫生学科下还没有社会防控这一子学科，公共卫生人才虽然具备了医学干预方面的知识和能力，但在社会防控理论、方法和能力方面还相当欠缺，因此需要加快推进社会防控学科化，保障疫情防控工作的有序开展。

3 推进社会防控学科化建设

在传统的农业社会，由于地域之间的相互联系较弱，社会隔离对整个社会的影响较小。但是，在全球化的今天，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一个企业都是全球产业链的一环，一旦发生疫情会影响一个地区、全国甚至全球的经济社会运行。社会防控路径的运用虽然能有效地切断疫情传播途径，但同时也会给正常的社会经济生活造成巨大的冲击，引发社会、经济、法律、伦理等一系列问题。因此，当代的疫情社会防控不能简单地照搬传统经验，还需要深入、持久的科学研究，运用科学的理论、方式方法才能最大限度地实现在有效防疫的同时降低对正常社会经济生活的影响。由于全球生态环境的恶化，近几十年来未知病毒导致的疫情此起彼伏，面对这一困境，除了继续坚持对医学干预进行研究以外，社会防控也应该以学科化作为发展方向，以保证其长期深入的研究，以便提高应对疫情防控问题的社会防控意识和能力。

3.1 明确社会防控学科定位与问题域

疫情防控是公共卫生领域的重大课题之一，而社会防控和医学干预相结合是疫情防控获得成功的普遍经验，但是改革开放后我国的公共卫生学却令人遗憾地忽视了社会防控的研究。尽管我国高校中相对优秀的公共卫生学院自诩对标欧美的公共卫生学院，却只在生物医学研究方面对标，无视欧美公共卫生学院内设置的人类学、社会学、公共管理学教职以及从事的社会防控研究。虽然2003年的“非典疫情”在当时引发了学界广泛讨论，但是由于缺乏长期深入的研究，尽管发表了大量的研究论文，却并没有给此次抗击新冠疫情提供有效、有力的知识支撑。因此，为了提升我国的社会防控能力，建议在我国公共卫生学学科下设立社会防控学分支学科，并构建相对完善的问题域，以开展长期深入的研究。

明确的研究对象是一门学科走向成熟的必要条件和标志，也是问题域构建的第一问题，而社会防控学作为一门符合现实需求的学科，应该将疫情防控问题进行全方位、深层次的研究，并把引起该问题的根本矛盾界定为研究对象，同时要以有效、合法实施社会防控且最大限度减少社会防控对经济社会运行的不利影响为学科的基本问题，并将基本问题在疫情防控的实践活动中的各个方面的具体表现作为社会防控学需要研究的具体问题[4]。当研究对象、基本问题和具体问题都确定后，一个系统的社会防控学问题域便构建起来，更好地推动学科的发展。

3.2 建立专职兼职的社会防控研究教学队伍

社会防控学科化建设的前提条件是建立一支专职的研究和教学队伍。为此，建议由教育部牵头，在部分公共卫生学院设立社会防控学研究和教学岗位，提供不低于同级别的生物医学研究和教学岗位待遇，并面向全国乃至世界招聘有志且有能力的学术研教人才，组建专业的研究和教学团队。通过设立研究中心或院所，提供研究项目和经费等，鼓励和招募兼职研究公共卫生学的学者，并充分利用分布在人文社会科学各个学科中的已有人才，加速学科队伍建设、提升学科研究的水平。同时，要在公共卫生学的各个专业、本硕博各个层次开设社会防控学课程，培养公共卫生学专业学生的社会防控意识、知识和组织实施社会防控的能力。

3.3 为社会防控研究提供经费及社会支持

社会防控研究不仅需要理论研究，更需要实证调查，而实证调查则需要经费支持和被调查对象的支持。因此，为了保障和促进社会防控学科的发展，建议在高校设立社会防控学的学院，以及政府各级科研部门要设立专项的研究基金，为社会防控研究提供必要的经费支持。由于社会防控研究的调查对象既包括普通的民众，也包括从事公共卫生的部门、政府官员和机构以及政府决策过程，而对后者的调查可能牵涉保密问题，致使调查难以深入。因此，建议政府部门制定相关规章制度，对此类调查研究提供制度保障和支持。

3.4 编写专业教材，催生权威的理论文献和专著

专业教材是学科发展的重要保证，而社会防控学作为一门有待创建的新学科，可邀请全国和世界的专家学者围绕问题域积极开展专题讲座，并由专业人士整理讲座的议题、发言稿、会议记录和会议文献等，在此基础上编纂出教学大纲和研究指南，为教学和科研提供基本的理论框架和指导。进而，在不断吸收新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教学大纲进行丰富完善，做好内容的修改和扩充，编写出学科所需的教材，为社会防控的学科化发展提供基本条件。

具有代表性和权威性的理论文献和专著作为学科思想、理论的重要载体，它的数量、水平和影响范围，既可以衡量学科是否独立，又可以判定学科是否成熟，是规范的学科制度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因此，要创造良好的学术环境，健全学科的内部制度，进行科学的学术规划，增加我国社会防控学的本科生和研究生数量[5]，培养高水平的师资队伍，并在得到多方支持的情况下，推进相关的学术研究由浅入深，做到透过现象看本质，使研究人员抓住研究问题的关键，认真撰写研究成果，此时发表出来的文献和专著具有极高的价值，有助于学术研究的继续开展以及学科的建设与发展，还将为我国的疫情防控工作提供理论指导。

3.5 紧抓社会防控科研成果的转化

社会防控学是以解决公共卫生问题，特别是疫情防控问题为根本目标的学科，这一目标也决定了该学科的实践本质。所以，保证并加快社会防控学的研究成果转化，使其能够应用到现实生活中，服务于社会，是该学科建设的一个内在的、关键的环节。

一方面，要将社会防控科研成果政策化。各级政府要出台政策以鼓励社会防控研究成果政策化，推动社会防控研究成果通过研究论坛、智库、决策咨询、参与决策等各种方式转化为政策法规[6]。另一方面，要将社会防控科研成果社会化。社会防控离不开广大社会成员的积极支持，提高社会成员的社会防控意识和能力是取得社会防控成功的关键要素。因此既要学习健康教育的模式，又要开创自己的宣教路径和方法，开展社会防控知识的普及教育，引导社会成员树立社会防控意识，积极参与社会防控，正确理解并遵守社会防控的各项制度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