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四川公共卫生事业发展的契机*

任丽霞 罗天林 王 京 张 玲

1937年底，当时的国民党政府迁都重庆，四川的政治、文化、教育等各项建设获得了空前的发展机遇。胡庶华[1]在《抗战中四川的地位》中指出：“自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后，四川之政治地位，也已升高，各大学及学术机关多已移川，四川之文化地位亦随之而长。”该文指出了迁都给四川所带来的影响，大量的医疗卫生设施和人才技术资源逐渐进入川内。1939年10月，蒋介石出任四川省政府兼理主席，进一步强化了四川的政治建设。四川为中国之心脏,因而四川地区的医疗建设也处于极等重要的地位[1]。抗战期间，出于战事需要，军队、民众须频繁地遣调与迁徙，导致疫病流行，加之日军轰炸不断，医疗需求与日俱增。当时政府的重视和投入，侨胞的汇款、投资，以及教会卫生力量的增强都是四川医疗体系建设的重要助力。本文对抗战时期四川医疗发展的历史契机作出分析，方便读者对战时四川医疗卫生发展有一整体了解与认识。

1 全国卫生资源的调整

全面抗战爆发以前，四川地区的卫生资源短缺，政府未有卫生行政经费列支。国民政府内政部编印《战时内务行政应用统计专刊第五种——卫生统计》显示，1931年～1936年，全国有卫生经费支出的省份由6省增至16省，但并无四川省[2]。至1937年9月，四川仅有县卫生院1所，即使在省会成都，当时“仍没有政府主办的医院”，只有教会医院和教会所办的医学院。1939年5月，四川省卫生实验处处长陈志潜[3]122认为，在他到达四川之前，四川“卫生行政，实无可陈述”，四川人“并未真正努力改善公共卫生”。全面抗战爆发，全国有限的、可贵的医疗资源逐渐向四川积聚。四川先进的医疗软硬件资源有较大增加，综合实力增强。

1.1 医学高校的迁入

“1937年抗战爆发后，我国华北、东南沿海和华南大部地区的高校为避免日寇铁蹄践踏，大规模向以重庆为中心的西南、西北地区转移”[4]，其中也不乏医药高等院校。全面抗战爆发前，四川仅有来华传教士举办之私立华西协和大学1所。而据统计，抗战期间迁入的高等医科院校共计7所，见表1。例如，“国立中央大学医学院自南京发生战事后迁移重庆，其医院及国立牙医专科学校，则迁成都，院址租借华西协和大学校舍”[5]。此后，来自于全国各地的医学高等院校优质人才和技术，促进了四川医疗资源整合，成为四川医疗建设的中坚力量，为四川医疗卫生水平的提高提供了强大的助力。

表1抗战时期迁川医学高等院校概况

校名原址迁川时间迁川地点国立中央大学医学院南京1937年10月成都国立牙医专科学校南京1937年10月成都山东省立医学专科学校济南1938年春万县私立齐鲁大学医学院济南1938年秋成都私立南通学院医科南通1939年春北碚江苏省立医政学院镇江1939年初北碚国立同济大学上海1941年3月宜宾

1.2 四川综合实力的增强

“四川一省称作‘天府之国’，幅员辽阔，面积有403 634方公里(日本本部面积为382 314方公里)。物产之丰，天源之厚，国内各省，莫与伦比，平日已拥有七千万人口。”[6]可见，四川的人力、物力、资源配备本是十分雄厚。自四川成为民族复兴根据地以来，国民政府对川区的各方面投入大幅度上升，亦包括医疗卫生方面。此外，为蓄积战备力量，对该区的人力、物力、资源的充分利用也提上日程。四川以外社会资源的流入，也增强了四川的综合实力。1940年，张素[6]在《四川在抗战建国中之地位与责任》一文中指出：“自抗战以来，战区人民大量移进，最近虽无精密之调查与统计，怕是已不止七千五百万。”而四川是难民迁入数量最多的省份之一。迁入的人员中有具备先进知识、技术的各类建设人员，这无疑是四川建设的又一大助力。事实上，全面抗战爆发前，四川为医疗技术人才流出的省份，而之后，四川成为医疗技术人才的流入地。1945年，四川省卫生处对四川卫生机关负责人籍贯进行了分析，142名四川卫生机关负责人，其中四川籍只有105人，占73.9%，外省流入的医事人员占26.1%[7]。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人系“为躲避战争而入川”[3]123。被誉为“公共卫生之父”的陈志潜，即为典型代表人物。出身成都的他，学医从业皆在异乡，1939年因战争回到四川，战争结束后仍定居四川。四川自身具备的软硬件条件和战时增加的人财物资源，这两方面都为战时医疗建设打下坚实的基础。

2 医疗卫生需求激增

事物总是应需而生，当时的四川作为抗战大后方，激增了巨大的医疗卫生需求。不管是满足民众还是军队的医疗需求，都对整个战局的成败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2.1 民众卫生需求

战时四川民众的卫生需求增加主要体现在大量移民日常医疗及其传染病防控、日机空袭产生的民众伤亡等方面。“日本帝国主义自发动鲸吞我中国之军事后，华北及沿海沿江省的同胞，因不堪炮火轰击除大部分壮丁参加抗战之外，妇孺则相继避难到比较后方的各省。此时中国的人口因受战事的影响，大量的流徙，总数不下数千万。”[8]在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后，尤其华北沿海等地纷纷沦陷后，四川凭借战时地理优势成为了大量难民西迁的首选地区之一。“在抗战时期内军民遣调频繁，甲地的病往往蔓延于乙地而引起流行，并且一般难民生活困苦，生活环境恶劣，营养不良抵抗力自然较平时薄弱，所以得病的可能性亦较大。”[9]随着迁徙人口的日益剧增，人口集聚产生的社会问题也逐渐暴露出来，民众日常医疗需求较前倍增。传染病防控也成为卫生的重点问题。“因生活环境的几经改变，所以难民中近来发现霍乱、天花、痢疾、疟疾病人很多，死者亦不少。如果这样辗转传染起来，前途实在是莫大的隐患。”[8]可见，卫生防护在当时极为重要，但当时的问题还不止于此。日机空袭又带来了大量的人员伤亡。据1940年的香港华西报消息：“日本由五月一日至八月十四日，三个半月内，遣调引擎重轰炸机三千三百架，飞往轰炸重庆、成都及各大城市，达三十八次之多，计投弹两千五百颗。其中投入重庆市区者共两千颗，伤死市民五千五百三十民。”[10]日本的轰炸给区域内民众造成极大灾难痛苦，不仅有生理上的残害死亡，还有心理上的压迫恐惧，极大地不利于政府在后方各方面的建设，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医疗需求。

2.2 军队卫生需求

满足军队的卫生需求是取得战争胜利的重要保障。第一，军队疫灾防控的成效对于战争胜败有莫大的关系。刘冠生[11]以历史事实和对日作战实际状况为例，疾呼：“历史是最忠实的见证，许多的战役，大多数生龙活虎的战士，并不是牺牲于战场，而是死亡于疾病。即以我国此次对日作战言，平均每日有十二万病兵，多至十八万人，这次战役之病亡原因大多数由于传染病的流行。”卫生部部长金宝善[9]在分析防疫对长期抗战的影响时指出，西南各省传染病，尤其是“恶性疟疾终年不断的”，如果不加强控制，“真有疫病盛大的流行，则抗战必受影响”。战争与传染病如影随形，战争加剧了传染病流行的风险。军队的频繁调动给了病疫极大的传染机会。“军队频繁迁徙无定，人口的大量移动，难民聚集给予传染病菌极大的活动机会，历史的例证，大兵之后，必有大疫，这是屡见不爽的。”[12]第二，敌方制造的细菌战实质就是医疗战，强大医疗能力为应战必须。有识之士认识到，“人造细菌也在向我们逼近”[12]，细菌战我方不得不防。残暴日军不给我们任何喘息的机会，多次投入非人道主义的生化武器，给我们沉重的打击，因此我们在军队防疫和细菌战方面的投入是必不可少的。“因为近年细菌学的进步，利用细菌战扰乱后方，已为军事上应用，值此非常时期，一方面我们要向暴日抗战，一方我们还要向恶菌抗战，唯有加强防疫工作，扩大防疫组织，以取得最后胜利。”[12]第三，强健的兵员是战争力的关键要素，兵员的健康需要医疗护航。兵员是作战的基础，而当时我国兵员的身体素质却堪忧。“川滇黔及西南各省，作为民族复兴的重要根据地，可是这些省份的民族健康，更为可虑。据某三省体格检查报告，无重症缺点者，甲等不过百分之八，乙等不过百分之三十，就兵员补充来说，这是何等重要的问题！”[13]学生是当然的后备兵员。但“据渝市学生健康检查统计参加者共五千零三十一人，其中完全健康者，仅九十六人”[13]。四川人口虽聚集众多，但若不加以管理培养，在各种疾病的摧残下，其兵必衰。

3 支持力量

全面抗战时期，四川居于抗战后方，再加上战略地位的提升，得到了来自国内外的抗战支持力量的帮助，因涉及方面较多，仅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分述。

3.1 政府政策的倾斜

全面抗战爆发，政府也清醒地认识到国家卫生事业必须加强，才能应对持久的对日战争。国民政府加大了医疗投入用以搭建医疗卫生体系，保障抗战需要。在社会体系上提出，“中央对社会上组织救济事业，救济常分为五大项：金钱救济(经济救济)、医药救济、教育救济、职业救济、其他救济”[14]。在日常救济分类中，医药救济仅次于金钱救济，居于第二位。同时，政府颁布了相应的政策推进卫生组织的建立和运行，“如在县各级卫生组织大纲中分列县卫生院、县卫生分院、乡(镇)卫生所、保卫生员四大项”[15]。文件还详细规划了四级组织的运行，极大提高了卫生组织的运行效率。由于特殊的战略地位，四川战时卫生事业堪称全国的典范。社区医学定县模式的创建者陈志潜[3]117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主政四川卫生行政7年之久，“按定县模式组织了一个全省范围的公立医疗系统”。与省、市、县、县区、乡、保等各个政府管理单元相对应的卫生组织分别为省卫生处、市卫生事务所、县卫生院、卫生分院、卫生所、保卫生员。各级卫生组织分割或组成了遍及全省的“政治空间”。在政府政策的支持下，战时四川建立了较完善的卫生组织设计体系，有力地推进了战时四川卫生事业的发展。

3.2 华侨汇款与投资

侨资对于祖国建设有重要作用。全面抗战以前，侨资主要流入东南沿海各省，对流入区域的经济发展影响甚大。全面抗战爆发，给侨资入川创造了条件。洪流[16]在《抗战与华侨投资》中指出：“沿海一带及大都市财富，经敌人飞机大炮轰炸骚扰之下，疲滞不堪，即有少数资财运往内地实在还不能供应需求，故目下建设后方，开发富源，非有大量外来的资本不可，侨胞居留海外，历史悠久，经济基础相当稳固。”抗战时期，中外贸易减少，经济形势不稳，侨资的作用更为突出。“华侨汇款，为我国重要之外汇资源，在国家贸易被入超时，侨汇实为平衡贸易减轻国支付之重业。抗战时期，外汇需要至巨，国人对于华侨汇款更加重视。”[17]97可见，华侨的资助在抗战援国之中具有极大的支持作用。特别是在全民族抗战时期，侨胞们动员的人力物力资源更是前所未有，1937年7月～1939年2月，单以侨胞捐款计，即达4 900余万元，具体情况见表2。全面抗战8年，华侨捐款共达13.2亿多元[17]205。1939年，国民政府全年战费18亿元，而当年华侨捐款和汇款达11亿元[18]。华侨领袖陈嘉庚率领华侨“慰劳团”在四川开展了积极的支援抗战的活动。

表2华侨捐款统计表(1937年7月～1939年2月)[19]

华侨住在地捐款总数(元)海峡殖民地26 000 000爪哇7 000 000菲律宾4 500 000苏门答腊3 500 000缅甸2 500 000英国250 000美国2 787 000加拿大1 328 000夏威夷400 000澳洲375 000新西兰534 000总计49 174 000

表2为全民抗战初期的捐款情况，抗战初各地华侨就已汇聚如此大的款项，在后期则更不必说。并且捐助的不仅仅有金钱，还有大量的物资，如飞机、坦克、货车、衣物、药品等，极大地缓解了抗战时期四川及全国战略物资和民用物资匮乏紧缺的状况。

3.3 教会

抗战时期，全国各省都有不等数量的教会，其中四川教会数量颇多。尽管一些教会是外国入侵帮手，但客观上在中国建立的教会医院和学校确实为社会医疗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从乡村教会来看，“从1930年到1937年，中国的乡村教会工作有很大的进步，基督教徒献身为乡村教会工作者，也是一年比一年加多，金陵神学院的乡村教会科，又于1936年成立推广部”[20]。乡村教会在逐渐积蓄力量，参与社会医疗。虽然，“从1937年到1945年的九年中，最初的几年，沦陷区和作战区的乡村教会，大都受到了打击和毁坏”[20]。1939年起，国民政府抗战中心转移至西南，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也随之将工作中心向“边疆”转移，1939年底，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边疆服务部的川西服务区正式开办[21]。医疗卫生服务为边疆服务部工作的重要内容。在不利于乡村教会在全国的整体工作下，“但在四川这个抗战大后方的乡村教会，仍能照常工作，有的乡村教会，因为有疏散下乡和外地逃难西上的客籍信徒加入，呈现很多较以前更加兴旺的气象”[20]。据此可以看出，在川区的实力确是保存了下来，而且还在发展之中。而在这期间，“金陵神学院乡村教会科的工作人员，于抗战的次年派到成都，参加华西协和神学院工作，也会协助华西和西南各省的教会”[20]。各个教会的相互协助交流无疑推动了教会医疗的进一步发展，而战时的民众也从中获益。

4 结语

全面抗战的爆发为四川省卫生事业的跨越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全国卫生资源的调整、医疗卫生资源的激增、国内外抗战支持力量的帮助等因素，促进了抗战时期四川公共卫生事业的跨越发展，抗战时期四川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对当时四川的社会稳定和抗战胜利提供了有力的保障。抗战胜利后，四川省成为了全国医疗卫生事业大省。1946年，四川省县级卫生机构总数124个，居全国首位；县级卫生机构工作人员共计1 714人，次于广西，居全国第二位；县级卫生机构病床1 046张，略少于广东、河南，居全国第三位[22]。经过抗战时期的发展，四川迈入了全国公共卫生事业大省的行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