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共产党新闻事业百年发展的历史经验*

■ 郑保卫 王 青

2016年5月17日,***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建设提出了“坚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①等要求。对于中国新闻学而言,“不忘本来”就是要求新闻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从中国共产党新闻事业百年发展的历程中,认真总结宝贵经验,不断发扬优良传统,为当下及未来党的新闻工作实践带来有益的启示,提供切实的指导。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这一百年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从苦难走向辉煌的一百年。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的新闻事业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可以说,如果没有党的新闻事业,中国共产党就无以成功地宣传、鼓动和组织群众,就无以有力地揭露、批判和打击敌人,就无以有效地反映、表达和引导舆论,就无以顺利地指导、推动和开展工作,就无以取得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各项事业如此辉煌的成绩、成果和成就。

一、坚持创办机关报刊,服务党的纲领路线

创办机关报刊是无产阶级新闻工作的宝贵经验,也是一个光荣传统,这个传统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开创以后,经过列宁等俄国布尔什维克党人的继承和发扬,并传入中国,为中国共产党所坚持、发展和创新,并成为中国共产党长期以来奉行不悖的重要办报理念。

“无产阶级政党机关报”,是指由无产阶级政党机关所创办的,由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所领导的,严格服从和服务于党的纲领路线和方针政策的报刊。它通常具有明显的政治性和鲜明的政治立场,被当作党组织中负责并实施党的宣传工作的重要机构。

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创办无产阶级机关报的最早实践者,也是这一光荣传统的最早开创者。他们于1848年创办的《新莱茵报》就高举“民主派机关报”的旗帜,强调其“特殊的无产阶级性质”②,并实际上成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机关报,被列宁誉为“革命无产阶级最好最卓越的机关报”③。1879年,恩格斯在给奥古斯特·倍倍尔的信中,明确指出“党需要的首先是一个政治性机关报”。④在指导德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期间,马克思和恩格斯为该报确定了明确的办报方针和立场,即高举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旗帜前进,直言“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道路和目标”⑤等；后来,恩格斯在评价这份报纸时,称它是“党曾经有过的最好的报纸”⑥,认为它不仅明确而坚决地捍卫了党的原则,而且采用了正确的编辑部办报策略。

列宁继承和发展了创办机关报的传统,将创办全俄政治机关报作为建设一个集中、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的重要一环和党开展政治活动的思想中心。1899年,列宁在为《工人报》写的《我们的当前任务》一文中分析了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独特处境,提出为建设一个统一而集中的“以争取政治自由为主要目标”的革命政党,“必须把创办一个能正常出版而且同各地方小组有密切联系的党的机关报作为我们的当前目标”,并使党的机关报成为全党学习、宣传和组织活动的中心等。⑦

在主持《火星报》期间,列宁将“创办机关报”的思想进一步发展,系统提出了“创办全俄政治报”的计划,并将其作为使党组织发展壮大的“基线”和“脚手架”⑧等。另外,在列宁领导下,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机关报还一度成为与党的中央委员会相并列的中央领导机构,成为全党思想上的领导中心。之后,中央机关报又被确定为党中央委员会的机关报,受党中央委员会的直接领导,必须“完全服从党中央委员会”,不得实行与党的要求相悖的政策⑨等。

无论是从实践上还是从思想上,中国共产党人都对创办机关报的这一传统,进行了继承和发展。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等是中国共产党早期报刊活动家,他们创办或主编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批机关报刊,为中国共产党创办机关报刊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例如,陈独秀将《新青年》改组为上海早期共产党组织的机关刊物,主持创办了中共中央第一份政治机关报《向导》；瞿秋白筹办了中共中央理论机关刊物《新青年》季刊,主编了中共中央政治机关刊物《前锋》月刊等。

1922年中共二大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公开承认了“日常的宣传和鼓动必须具有真正的共产主义性质。党掌握的各种机关报刊,都必须由确实忠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可靠的共产党人来主持”⑩等条件。另外,在1923年党中央颁发的《教育宣传委员会组织法》中,明确将八种出版品定性为党的“机关”,如将《向导》周刊定为批评“国内外时事的机关”,将《青年工人》月刊定为“青年工人运动的机关”等。

创办机关报的思想在毛泽东创办主编、参与撰稿或亲自指导党报的实践中得到进一步发展。毛泽东将党报视为组织一切工作的武器、反映和指导政治、经济、军事的武器以及组织和教育群众的武器,将利用党报作为“各机关经常的业务之一”和“重要的工作方式,教育方式”等。在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报延安《解放日报》的改版过程中,毛泽东为其提出了成为“真正战斗的党的机关报”的目标和增强“党性、群众性、战斗性、组织性”等要求。与此同时,毛泽东多次强调各领导机关及其领导人员要加强对报纸的指导,抓紧对党报的领导,使宣传工作增强党性,完全符合于党的纲领路线和方针政策,克服其“闹独立性”的倾向等。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人根据国内外形势发展和新闻事业发展的需要,对创办机关报的实践和理论进行了发展和创新,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确立了党委机关报在报业结构中的主导地位,完善了以往所建立的层级办机关报的体制；其次,在报业改革中始终坚持党委机关报的根本性质、主要功能和基本原则不变,对其经营模式进行了适当革新；最后,紧跟信息传播技术变革的步伐,采用“报”以外的新的机关媒体形式,尤其是近些年来党政新媒体(如政务网站、党务微博、政务微信等)的使用及其相关规章制度的发布和建立等,可以说是对“创办机关报”理论与实践的创新性发展。

二、坚持党管新闻媒体,恪守新闻党性原则

坚持党管媒体,恪守新闻党性原则,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新闻宣传实践中形成的指导方针和工作原则。这一思想原则同样是由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奠基的,经由不同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的不断丰富和发展,最终形成了一个内容丰富、思想深刻的党报工作理论体系。它规定了中国共产党新闻事业所固有的政治本质,确定了党的新闻事业在党的整个事业中所具有的重要地位,保证了党的新闻媒体始终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成为指导中国共产党新闻事业繁荣发展的重要指针。

虽然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直接使用过“党性”这一概念,但他们常常使用“阶级性”“党派性”和“党的精神”等概念来说明无产阶级党报所固有的一种本性。例如,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影响下,《德意志—布鲁塞尔报》变得更加具有革命无产阶级性质：1847年8月,该报就在一则短评中公开宣称,它是一份彻彻底底的党派报纸,具有鲜明的倾向和党派色彩。到9月,该报真正被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掌握,实际上成为了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机关报。另外,马克思和恩格斯还强调党的机关报要按照“党的精神”进行编辑工作,出版物的内容也要符合“党的精神”,不能损害党的声誉和党的理论的纯洁性。

列宁明确阐释了“党性”这一概念,并提出了“党的出版物的党性”这一重要命题。1905年,列宁在《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一文中详尽阐述了党的出版物及写作事业的党性原则,表达出以下几层意思:(1)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应当具有自己的、“与资产阶级的习气相反”的党的出版物的原则；(2)党的写作事业和出版物应当成为“整个无产阶级事业的一部分”,成为党的工作的一部分和党的机构；(3)党的出版物和写作事业的工作者应当参加到党组织之中,向党报告工作情况；(4)党应当时常关注和监督党的出版物和写作事业的工作,按照党纲、党章、党的策略决议和国际社会民主党的全部经验的要求定期清洗反党观点等。

在中国共产党新闻事业建立之初,列宁的这些新闻思想及办报经验随着共产国际来华代表传入中国,对中国共产党人的办报实践和办报思想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例如,1948年4月,毛泽东在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中强调要好好利用报纸,“在报纸上正确地宣传党的方针政策”,要“善于把党的政策变为群众的行动”等；6月,毛泽东对各地领导机关放松或放弃对党的重要宣传机关的领导职责的情形给予了批评,要求各地领导机关及领导同志加以改正,“必须以严肃的科学的态度对待宣传工作”；8月,他又明确提出了“各地党报必须无条件地宣传中央的路线和政策”等观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人把党管新闻媒体的传统和新闻的党性原则继承了下来,并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对其进行了丰富和创新。例如,毛泽东针对20世纪50年代党报工作缺乏政治意识和大局意识的现象提出了要实行“政治家办报”的思想；邓小平针对改革开放初期社会上一系列错误思潮提出了“党报党刊一定要无条件地宣传党的主张”,强有力地宣传四项基本原则等主张；江泽民针对“政治风波”中部分新闻媒体“考试不合格”的问题提出了“我们的新闻工作是党的整个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不言而喻,必须坚持党性原则”等要求；胡锦涛针对21世纪初意识形态领域中的诸多复杂问题提出了“必须始终牢牢坚持党管宣传、党管意识形态原则和制度”等主张。

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面对新历史条件下的新形势和新特点,***为党的新闻宣传工作提出了一系列新见解新观点,进一步丰富、发展和创新了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党性原则。党的十八大以后,***总书记多次强调新闻宣传工作党性原则问题。例如,在2013年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他系统阐释了“坚持党性”的具体要求；在2016年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他深入阐述了“牢牢坚持党性原则”的具体内容,提出“党管宣传、党管意识形态、党管媒体是坚持党的领导的重要方面”,并强调“党和政府主办的媒体是党和政府的宣传阵地,必须姓党”“要把党管媒体的原则贯彻到新媒体领域”等,大大丰富了党性原则的思想内涵。

总之,中国共产党人从不同时期的新闻实践中总结出的这一系列关于新闻党性原则的思想观点,丰富和深化了无产阶级新闻事业党性原则的理论内涵,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的重要理论成果,为党的新闻事业的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南和政治保证。

三、坚持人民中心理念,依靠群众办好党报

“以人民为中心”的办报理念,是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在新闻宣传工作中的重要体现,也是党的新闻事业百年来坚守不渝的工作理念。这一理念主要表现为报刊要站在人民的立场,反映人民群众的呼声和诉求,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加强与人民群众的联系,服务人民、引导人民、依靠人民等。中国共产党新闻事业百年发展的历史证明,依靠人民群众办好党报,是中国共产党建设党的新闻事业的一条重要经验,也是长期以来无产阶级新闻事业不断坚持的光荣传统。

“依靠群众办报”这一传统,最早也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开创的,尤其是马克思早期所阐述的“人民报刊”思想,明确强调了报纸与人民群众之间密不可分的联系以及报纸在反映人民呼声、捍卫人民利益、维护人民精神等方面的责任使命。例如,早在1841年,马克思在《摩泽尔记者的辩护》中就指出,“民众的承认是报刊赖以生存的条件,没有这种条件,报刊就会无可避免地陷入绝境”。为此,他和恩格斯始终十分重视无产阶级报刊的人民立场,强调新闻工作者要深入群众中开展调查研究,重视发展党报通讯员网和报纸要注意刊发群众来信等。

列宁也强调要办好党的机关报,首先必须得到“国内‘写作’方面的最有力的支持”。他指出并非只有著作家才能办好党报,“所有社会民主党人都应当为社会民主党的报纸工作。我们请求所有的人,特别是工人,给我们写通信稿。让工人们有更多的机会给我们的报纸写稿,可以写各种各样的问题,尽量多写些自己的日常生活、感兴趣的问题和工作情况,没有这种材料,社会民主党机关报就一文不值”。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革命实践和报刊活动中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理念和依靠人民办好党报的工作传统,明确回答了报道材料源头“来自谁”,办报“为了谁”,办好党报“依靠谁”等一系列基本问题。例如,毛泽东十分注重通过深入群众开展调查研究的方式来获取报道材料,他曾多次组织实地调查,整理出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寻乌调查》《兴国调查》《长冈乡调查》等调查报告。1930年,他还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深刻论述了开展调查研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

对于办报“为了谁”和“依靠谁”的问题,毛泽东、刘少奇等党的领导人都作出了明确回答。1925年,毛泽东在为《政治周报》写的发刊理由中,开篇就指出,办《政治周报》是为了革命,而“为什么要革命？”他明确提出是“为了使中华民族得到解放,为了实现人民的统治,为了使人民得到经济的幸福”。1944年,毛泽东在对晋绥边区《抗战日报》的指示中指出,应该根据晋绥边区“人民的需要(联系群众,为群众服务)”来办报。而在领导《解放日报》改版的过程中,他强调要将群众最为关切的边区新闻放在重要版面,要采用边区一般群众都能接受的通俗语言和写作风格等,这就从具体业务层面保证了报纸为人民服务目标的实现。另外,毛泽东还十分强调广泛发展工农通讯员,动员人民群众参与到报刊写作当中,体现出其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办报的“开门办报”思想。

1948年,刘少奇对华北记者团的谈话,也深刻体现出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新闻工作理念。刘少奇在谈话中不仅明确指出了办报的态度和宗旨,即“是为读者服务的,为看报的人服务的”,强调了报纸在加强党联系群众方面的桥梁作用,即新闻事业是联系群众的“千百条线索中最重要的一个”,指出“报道是联系群众最重要的办法”,还规定了新闻工作的任务,即做“人民的喉舌”,要“真实地全面地深刻地把群众情绪反映出来”等。这些内容从不同方面回答了办报“为了谁”“服务谁”和“依靠谁”等一系列根本性问题。

邓小平在1950年西南区新闻工作会议上的报告中总结了办好报纸的三个条件,其中之一便是联系群众。江泽民在1989年的新闻工作研讨班上提出了新闻工作必须坚持的“二为”(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方针。胡锦涛在2003年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了“三贴近”(贴近实际、贴近群众、贴近生活)的工作原则,在2008年视察《人民日报》社时提出了新闻舆论引导工作“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增强新闻报道的亲和力、吸引力、感染力”等意见。这些都是在强调要为人民办报,要依靠人民群众办报。

进入新时代,***在其治国理政的实践中,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提出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并将这一思想贯彻落实到新闻宣传工作的决策部署之中。例如,他在2003年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和2016年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都强调了宣传思想工作要树立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在2016年会见中国记协第九届理事会全体代表和中国新闻奖、长江韬奋奖获奖者代表时对广大新闻记者提出了四点希望,其中重要的一点便是“坚持正确工作取向,以人民为中心,心系人民、讴歌人民,……就是要做党和人民信赖的新闻工作者”,等等。

总之,中国共产党以其百年新闻宣传实践,正确地回答了“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这个根本问题,深刻地体现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理念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深沉底色。

四、坚持正确舆论导向,发挥凝心聚力作用

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发挥新闻舆论工作的凝心聚力作用,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新闻宣传实践中总结出来的重要工作经验。中国共产党人很早就认识到报刊舆论的巨大作用,并在之后的长期实践中,不断加深对舆论的重视程度。百年间,中国共产党人对报刊舆论的侧重点发生了一些变化,即从“创造舆论”“利用舆论”“舆论鼓吹”和“舆论动员”等,逐渐向“反映舆论”“引导舆论”和“舆论监督”“舆论导向”等转移。但在其中,发挥新闻舆论的凝心聚力作用这一主线是始终不变的。

毛泽东一向重视发挥新闻媒体的舆论作用。1919年,他就针对新娘赵五贞为反抗封建包办婚姻而自杀的典型事件,在《大公报》上发表多篇评论,揭露封建婚姻制度的黑暗和腐朽,在社会上掀起了一波讨论热潮。在第一篇评论《对于赵女士自杀的批评》中,毛泽东公开提出“吾们讨论各种学理,应该傍着活事件来讨论”。1920年,他在参加湘潭教育促进会第二次大会上,针对湘潭教育普及和办师范的问题主张“先事鼓吹,造成舆论”,以此让社会大众明白办师范的重要性。从中可见,毛泽东在创造舆论、利用舆论方面有着独到见解。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战争和生产建设的过程中,毛泽东也十分注重群众的议论,要求重视反映群众呼声,要善于从群众议论和社会舆论中发现问题,并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例如邓小平曾经提到过,延安时期搞生产运动的“原因之一就是当时征粮征多了,群众有怨言”,与当时一些共产党员“不舒服”的心态不同,毛泽东听了群众的这些怨言觉得“讲得有道理,群众的呼声嘛”。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毛泽东还提出了“舆论一律又不一律”的思想,即对反革命分子采用“舆论一律”,不允许他们胡乱发表反革命言论,而在人民内部则允许“舆论不一律”,放手让人民群众发表各种不同意见,让他们敢于说话、争论和批评等。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全国思想解放运动的推进和国内外舆论形势的发展,中国共产党人对舆论的重视程度和认识程度进一步加深,“舆论”一词在党的中央文件和领导人的讲话中出现频次逐渐增多,“反映舆论”“引导舆论”“舆论监督”“舆论导向”等逐渐成为关注的重点,“舆论工具”“舆论机关”“舆论阵地”等则成为新闻宣传战线的新代名词。1980年,邓小平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中提出“要使我们党的报刊成为全国安定团结的思想上的中心”,为新时期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确定了基调,指明了方向。例如,为反对当时社会上存在的资产阶级自由化等错误思潮,端正党的新闻舆论阵地的思想政治方向,党中央发布了《中共中央关于当前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若干问题的通知》《中共中央关于坚决妥善地做好报纸刊物整顿工作的通知》等文件,要求“舆论部门都要严守党纪国法和工作纪律,严格实行责任制,建立必要的检查和审查制度”,要“努力提高宣传舆论队伍特别是领导骨干的政治思想和业务素质”,强调“不允许利用所掌握的舆论工具宣传反对党的政治主张”等。

1988年11月至12月,中宣部举办了一个新闻研修班,期间,来自多个主流媒体和各级宣传部的40多个学员,专门就新闻舆论引导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次年3月,中宣部专门发布了《关于转发〈中宣部新闻研修班研讨纪要〉的通知》,对如何正确引导社会舆论作了系统而明确的规定。1989年5月,***在福建宁德召开的新闻工作会议上同样强调了舆论引导的重要性和具体工作办法,指出“舆论引导和舆论监督是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两大功能”。这年11月底,中宣部举办了全国省、市、自治区党报总编辑新闻工作研讨班,江泽民和李瑞环分别发表了《关于党的新闻工作的几个问题》《坚持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的讲话。在李瑞环的讲话中,仅“舆论”二字就出现了47次,关键词包括“新闻舆论”“舆论机构”“舆论环境”“舆论导向”“引导社会舆论”“舆论阵地”“舆论监督”等；另外,他还专门将“注重舆论的导向作用”和“正确实行舆论监督”作为两个讲话要点并对之作了系统讲述等。江泽民在讲话中同样使用了上述多个“舆论”关键词,强调新闻工作和舆论导向正确的极端重要性,并进一步明确指出了广大人民群众“享有对国家和社会事务实行舆论监督的权利和自由”等。之后,在主持中共中央工作期间,江泽民还提出了“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舆论导向正确,是党和人民之福；舆论导向错误,是党和人民之祸”(即“祸福论”)等观点,成为其新闻观的核心内容,为新闻舆论工作确立了任务要求和工作规范。中共十六大以后,胡锦涛提出了舆论引导“利误论”,即“舆论引导正确,利党利国利民；舆论引导错误,误党误国误民”,强调“把坚持正确导向放在新闻宣传工作的首位,坚持团结稳定鼓劲、正面宣传为主”等,并把舆论引导能力作为党的执政能力之一等。

党的十八大以后,***根据形势发展需要对新闻舆论工作提出了一系列新要求,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从新的历史条件和国家发展大局出发阐释了“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的重要性、必要性以及工作开展的关键及要求；第二,特别强调了网上舆论斗争的重要性,要求“把网上舆论工作作为宣传思想工作的重中之重来抓”,掌握网上舆论战场的主动权；第三,把“牢牢坚持正确舆论导向”作为保证新闻宣传工作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和履行新时代使命任务的重要条件之一,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提出了“四个有利于”的标准；第四,从八个方面提出了“全面讲导向”的要求,即要求把“坚持正确舆论导向”贯彻到新闻采、写、编、发等各个环节,并落实到采、编、审等各项工作的负责人身上,实现层层把关、面面俱到、人人负责等,这些内容丰富创新了党的新闻舆论观。

舆论导向有正确和错误之分,相应地也具有正反两方面的作用,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很早就已深刻认识到的一个问题,也是党的几代领导人多次强调“正确”舆论导向的主要缘由。正如毛泽东的报纸宣传“齐心说”,江泽民的舆论导向“祸福论”以及胡锦涛的舆论引导“利误论”,***提出的“舆论导向正确,就能凝聚人心、汇聚力量,推动事业发展；舆论导向错误,就会动摇人心、瓦解斗志,危害党和人民事业”等。总之,舆论导向的正向作用,即发挥正确舆论的凝心聚力的作用,始终是贯穿中国共产党整个新闻舆论工作中的一条不变的主线。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对该方面的重视程度进一步提高,如***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必须把统一思想、凝聚力量作为宣传思想工作的中心环节”,并将“团结人民、鼓舞士气,成风化人、凝心聚力”作为新时代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的两个重要的职责使命,强调新形势下党的宣传思想工作要自觉承担起“聚民心”的使命任务等。

五、坚持正面宣传为主,弘扬主流价值观念

坚持团结稳定鼓劲、正面宣传为主,目前已成为中国共产党新闻事业最基本的工作方针。事实上,它的形成和确立是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对百年新闻宣传工作进行实践探索、经验总结和理论思考的结果。它强调的是新闻宣传战线和舆论阵地要增强其对社会各项事业的指导性,从社会的主流、大局和发展趋势出发,弘扬主流价值观念,多宣传社会积极正面的东西,发挥新闻媒体“组织、鼓舞、激励、批判、推动”的正面作用和积极效果。

报纸的指导性原则,向来是无产阶级新闻事业强调的重要原则,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就阐释了报纸在“干预运动”方面所具有的好处,列宁提出了要发挥报纸的“宣传、鼓动、组织”作用等。中国共产党人继承并发展了这一思想,在强调报纸的宣传、鼓动等作用的同时,对如何做到正面宣传、更好地发挥新闻宣传的正面作用和积极效果等进行了深入而细致的探索。

然而,在探索过程中也面临着一个重要问题,即如何辩证地分析和处理正面和负面、批评与表扬、成绩和缺点等之间的关系问题。这一点其实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有了明确的讨论。1956年,党中央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当前农村工作的宣传通知》,对此作出了相关规定。《通知》在对当时农村工作的基本情况作出分析之后,强调了报纸宣传应特别注意的三个问题,即:“1.要批评缺点,也要宣传成绩。总的说来,对成绩的宣传应当多于对缺点的批评,这样才符合于我们工作的实际情况,也才有利于鼓舞干部和人民的信心。2.批评要讲究时机,要讲究火候。在干部和群众还没有认识到缺点和错误时,就应该提出批评揭发错误,引起注意；而在他们已经认识到缺点和错误时,就应该多讲成绩,多讲好处,以鼓舞他们的积极性。3.对在工作中犯有一般性错误的同志,要批评,也要保护。批评必须是保护性的批评,而不能一笔抹煞他们的成绩,伤害他们的积极性”。

1950年,邓小平在西南区新闻工作会议上就指出“报纸搞批评,要抓住典型,有头有尾,向积极方面诱导,有时还要有意识地作好坏对比。这样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才有力量,才说明是为了改进工作,而不是消极的”。1957年,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明确强调了防止片面性的问题,认为“对于我们的工作的看法,肯定一切或者否定一切,都是片面性的”,要学会用辩证的方法去分析问题。1958年,他在给刘建勋和韦国清的信中,还明确提出要发挥党报对党的工作和全体人民的“组织、鼓舞、激励、批判、推动的作用”等。

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在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根据形势需要,提出了著名的“思想中心说”,强调新闻媒体及其工作人员要“经常地、自觉地以大局为重”,把促进社会安定团结作为一项基本任务,“要以社会效益为一切活动的唯一准则”等。1981年,在党中央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当前报刊新闻广播宣传方针的决定》中明确提出了“报刊、新闻、广播、电视要正确处理表扬和批评的关系。要坚持以表扬为主的方针”。1989年3月,中宣部发布的《关于转发〈中宣部新闻研修班研讨纪要〉的通知》明确提出了“舆论引导要坚持以正面宣传为主,正确处理歌颂和暴露的关系”等。5月,***在《把握好新闻工作的基点》讲话中谈到“怎样才能使舆论引导起到‘弘扬正气’的作用”时,他指出,“这就要求每个新闻工作者坚持正面宣传为主,把握新闻宣传的基调”等。

坚持“以正面宣传为主”真正在全党内形成广泛共识,被确立为党的新闻工作的重要方针,是在1989年11月底的新闻工作研讨班上。李瑞环在其以“坚持以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为题的讲话中指出,改进新闻工作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是“新闻报道必须坚持以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并认为“这是社会主义新闻事业必须遵循的一条极其重要的指导方针”等,江泽民对此给予了充分肯定。1992年,李瑞环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进一步完善了该方针,将其表述为“以正面宣传为主,团结、稳定、鼓劲”。此后,“坚持团结稳定鼓劲、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成为我国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一条重要的工作原则和宣传指针,并一直沿用至今。

之后,党的领导人对这一方针的内涵进行了不断丰富和发展,如胡锦涛提出了“唱响主旋律,打好主动仗”等观点。进入新时代以来,***将这一方针作为做好新时代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必备的“四个重要原则”之一,并对如何坚持这一方针、为什么要坚持这一方针等进行了深入分析、阐释和论证,提出了“坚持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和“弘扬(唱响)主旋律,释放(传播、壮大)正能量”,以及“舆论监督和正面宣传是统一的”和“做强网上正面宣传”等新观点。

坚持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不仅是中国共产党从长期的新闻宣传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成功经验,而且是中国共产党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流和大局出发,通过对当前国内外整体形势的辩证分析而作出的科学决策和战略思考,是做好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的重要着力点。

六、坚持新闻真实准确,遵循新闻传播规律

坚持新闻真实准确,遵循新闻传播规律,是马克思主义新闻真实观的核心内容,也是无产阶级新闻事业长期坚守的实事求是优良传统在新闻工作中的集中体现。在中国共产党新闻事业诞生以来的百年间,这一原则经过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以及新闻宣传实践中的磨炼和检验,内容不断丰富,地位更加稳固,成为我国社会主义新闻事业始终严格遵循的根本原则和新闻工作者必须坚守的基本规范。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新闻真实问题,曾多次在党的文件、领导人讲话和党报社论中加以阐释,反复强调新闻宣传工作要讲真话、报实情,严禁夸大和扯谎。例如,早在1925年,毛泽东在主编《政治周报》时,面对反动派的污蔑中伤和恶意诽谤,便主张要以“忠实地报告我们革命工作的事实”来反攻敌人的反革命宣传,要求“十分之九是实际事实之叙述,只有十分之一是对于反革命派宣传的辩论”。

到20世纪40年代,尤其是延安整风运动和《解放日报》改版期间,中国共产党对新闻真实问题的重视程度空前提高,对坚持新闻真实性的缘由、重要性、影响因素、具体要求和方法途径等都有初步认识,基本上在党内和新闻界确立起了“新闻必须真实”的理念与原则。当时,党所发布的一系列政策文件,如中宣部《关于党的宣传鼓动工作提纲》、中宣部《关于各抗日根据地报纸杂志的指示》《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关于党报工作的指示》《新华总社关于通讯社工作致各地分社与党委电》等,党报上发表的一大批社论,如《解放日报》社论、《致读者》《本报创刊一千期》《新闻必须完全真实》等,以及党的领导人和报刊主要负责人所发表的一些文章、谈话和报告等,都对新闻的真实性进行了强调、规定和阐述。如1943年陆定一发表的《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一文,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角度论证了“新闻的本源是事实”和“新闻工作者必须尊重事实”等观点；1945年,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也专门对真实性问题进行了强调,提出“要讲真话,不偷、不装、不吹”的著名观点。

1947年6月,针对当时土地改革宣传中出现的右倾错误和新闻报道失实的问题,《晋绥日报》发表了《不真实新闻与“客里空”之揭露》一文,主动对自身工作进行检讨和批评。之后,《晋察冀日报》、陕甘宁《边区群众报》、山东《大众日报》等各解放区报纸及新华社各分社纷纷学习这一做法,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反对不真实的新闻,在新闻界掀起了一场反“客里空”运动。这场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以维护新闻真实性为主旨的思想教育运动,它的开展对于深化新闻界乃至全党对新闻真实性的思想认识,确立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筑牢坚持真实性原则在新闻宣传工作中的指导地位,增强党的新闻工作者的责任意识和行动自觉等,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1961年,刘少奇针对《人民日报》在过去三年工作中出现的“浮夸风”“瞎指挥风”“报喜不报忧”等错误和缺点,连发三问质疑其新闻报道的真实性,指出报纸指导实际工作的前提是要保证真实等。1989年,江泽民在新闻工作研讨班上的讲话中将“新闻的真实性问题”作为一个重点进行了系统论述,指出“新闻的真实性,就是要在新闻工作中坚持党的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并强调“新闻工作的阶级性和党性同新闻的真实性是一致的”,提出“新闻工作者要做到真实地反映生活,就要深入进行调查研究”,要从个体上、总体上、本质上和发展趋势上都要把握好事物的真实性,“要在保证真实、准确的前提下,讲求时效”等,进一步丰富了新闻真实性原则的理论内涵。

胡锦涛对新闻真实性原则的丰富和发展主要表现在其对“新闻传播规律”的强调上。早在2002年的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胡锦涛就提出了“要尊重舆论宣传的规律”的要求。2008年,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和视察《人民日报》社时,他分别提出了“要善于把握新闻传播规律”和“要坚持用时代要求审视新闻宣传工作,按照新闻传播规律办事”等观点；2009年,他在考察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时还强调“要认真研究信息化时代新闻传播特点和规律”等。

***同样重视新闻的真实性和规律性。早在1989年,他就在《把握好新闻工作的基点》讲话中指出,不能为了政治需要而不顾新闻的真实性,“忽视新闻工作自身的规律性”。在2016年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讲话中,他又将“新闻真实性”问题放在“牢牢坚持正面宣传为主”的原则之下来论述,虽谈论不多,但分量很足,他不仅在“真实性是新闻的生命,事实是新闻的本源”之原有认识的基础上补充了“虚假是新闻的天敌”一语,强调新闻报道中不能有一丁点的虚假成分,否则就会连同报道中最真实的部分也变得不可信；同时还提出要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处理好个别真实与总体真实的关系,“不仅要准确报道个别事实,而且要从宏观上把握和反映事件或事物的全貌”等。

总之,新闻真实,关乎人民群众对新闻宣传的信任和接受,关乎新闻宣传效果和目标的实现,关乎媒体权威性和公信力的获得。因此,坚持新闻的真实准确,是十分重要且必要的,中国共产党人深刻认识到了这一点,在中国共产党新闻事业发展的百年间,形成了一整套保证新闻真实性的理论和方法体系。

七、坚持传播技术创新,实现媒体融合发展

坚持传播技术创新,实现媒体融合发展,是中国共产党科学技术革命发展的大趋势,以及新闻传播技术变革所带来的巨大变化中总结出的一条规律性认识。它不仅是中国共产党长期以来所秉持的“大宣传”观念和科学思维的深刻体现,而且是中国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先进性、前瞻性、战略性和创新性的生动写照。

事实上,中国共产党人的传播技术革新思想,早在革命战争年代就已有所体现。虽然当时媒体技术的发展水平有限,但中国共产党十分注重对宣传技术的改善和对新兴传播技术的采用。例如,1929年,毛泽东在为红军第四军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写的决议中分析了红军宣传的现状,指出了其在宣传技术方面的缺点,并提出要从改善宣传队建设,起草和审查传单、布告、宣言等宣传文件,改进壁报工作,征集和编制革命歌谣,出版画报,采用化装宣传,设立专门研究和指挥口头及文字宣传技术的宣传股等方面加以改进,从这些方面可以看出毛泽东所秉持的“大宣传”观念,即融合多种宣传手段,采用一切可以利用的传播媒介与技术手段,进行广大之宣传。

1940年12月30日,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成立,中国人民广播事业由此诞生。但当时中国共产党正面临着国民党的第二次反共高潮,生存环境和工作环境都十分艰难。对此,党中央决定精简报刊,如规定将《中国青年》《中国妇女》《中国工人》等报刊停刊四个月等。但是,在如此艰难的条件下,党中央却给予广播事业以极大支持,强调“各地应经常接受延安新华社的广播,没有收音机的应不惜代价设立之”。甚至,在1941年6月发布的《中央宣传部关于党的宣传鼓动工作提纲》这一文件中,明确规定了“必须善于使用一切宣传鼓动的工具,熟知它们一切的性能。在近代科学和技术发达的条件下,许多科学上的成就,都应该运用到宣传鼓动上来,尤其是近代的印刷业、无线电及电影等等,成为近代宣传鼓动的有力工具”,并强调“在现代无线电业发展的情形下,以及在中国交通工具困难的情形下,发展通讯社的事业,无线电广播事业,是非常重要的”等,深刻体现出中国共产党鲜明的传播技术革新思想。

新中国成立以后,在毛泽东的关心和领导下,党和国家克服重重困难,十分重视发展科技事业,如积极创造条件发展原子弹、氢弹、人造卫星等先进技术,使中国赶上了第三次科技革命发展的大潮,为中国的科技事业奠定了良好基础。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科学技术革命的速度不断加快,中国改革开放程度的逐渐加大,邓小平对科学技术给予了前所未有的重视,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著名论断,并通过反复强调和大力宣传,使这一观点在社会上形成共识,为之后新闻传播技术的发展、创新、应用和推广等做了思想上的准备。

在改革开放新时期,伴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不断改革和信息传播技术的飞速发展,中国共产党关于传播技术革新和媒体融合的思想进一步丰富和发展。这一时期,报业技术获得重大发展,带来了报业的深刻变革。例如激光照排技术的普及极大地改善了报业的生产条件,提高了生产效率；网络技术的应用,推动了报纸电子版的发展和新闻网站的建立,以及手机报、电子报纸和报业集团的出现等。同时,广播电视媒体技术也获得了飞速发展,推动了广播电视事业的改革发展。例如,有线电视技术和通信卫星技术的发展和革新,推动了广播电视在全社会的普及,为“四级办广播电视”方针的建立准备了物质条件；数字媒体技术的革新促进了网络电视、移动电视和手机广播等新兴媒体的极大发展,推动了广播电视新体制的建立等。

在这个过程中,党的领导人针对传播技术创新和媒体融合发展等提出了许多新观点。如江泽民在1999年全国对外宣传工作会议上,分析了当时信息传播业正面临的深刻变革,指出“我们必须适应这一趋势,加强信息传播手段的更新和改造,积极掌握和运用现代传播手段”等；2000年,他在中央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讲话时强调“要重视和充分运用信息网络技术,使思想政治工作提高时效性、扩大覆盖面、增强影响力”,并提出“要主动出击,增强我们在网上的正面宣传和影响力”,各级领导干部要“善于利用网络开展工作,努力掌握网上斗争的主动权”等。胡锦涛在2003年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提出“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科学地认识和把握新形势下宣传思想工作的特点和规律,形成新思路,探索新办法,开辟新途径,取得新成效”等；在2008年视察《人民日报》社时,他进一步提出“必须加强主流媒体建设和新兴媒体建设,形成舆论引导新格局。要从社会舆论多层次的实际出发,把握媒体分众化、对象化的新趋势,以党报党刊、电台电视台为主,整合都市类媒体、网络媒体等多种宣传资源”等。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新时代的历史起点上,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和各项事业开启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征程。在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整合新闻媒体资源,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重视新型媒介运用和管理,规范传播秩序”等,成为全面深化社会主义新闻事业改革的重要内容。对此,***在指导新闻事业改革的实践中提出了许多新观点和新论断,深刻地体现了他独特的改革创新观、传播技术观和媒体融合观,极大地丰富了中国共产党的新闻思想。例如,2013年,他提出“宣传思想工作创新,重点要抓好理念创新、手段创新、基层工作创新”等；到2016年,他进一步将“三个创新”发展为“九个创新”,即“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必须创新理念、内容、体裁、形式、方法、手段、业态、体制、机制,增强针对性和实效性”,强调要适应新的传播趋势,“推动融合发展,主动借助新媒体传播优势”等；2019年,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专门就“媒体融合”问题作了讲话,分析了全媒体时代党的新闻事业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要求“全面把握媒体融合发展的趋势和规律”,大力“推动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等。

总之,当前融合发展已成为信息时代媒体发展的主潮流和大趋势,对此,党和国家的领导人高瞻远瞩,从党和国家的发展大局出发,顺应技术变革和媒体融合的大趋势,对我国新闻事业改革尤其是媒体融合作出了一系列战略部署,为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的深度融合,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繁荣发展指明了方向,提供了路径。

八、坚持新闻队伍建设,培养德才兼备人才

新闻队伍建设和人才培养问题一直是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党的新闻事业持续发展的关键和保证,也是历代党的领导人反复强调的一个重要方面。在中国共产党新闻事业百年发展历程中,中国共产党根据不同时期国内外形势发展和党的新闻工作实际发展的需要,对新闻队伍建设和人才培养作出一系列部署,提出一系列要求,最大程度地保障了党的新闻事业的健康发展以及党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目标的实现。

毛泽东在长期指导新闻宣传工作的实践中,曾多次对党的新闻工作者的素质修养提出明确要求。归结起来,其主要内容有如下几点:第一,要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修养。他在1937年的《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1941年的《〈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和1957年的《同新闻出版界代表的谈话》等文章或谈话中,都强调要增强党员干部和知识分子(包括新闻工作者)的马克思主义修养。第二,要有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和牺牲精神。1945年,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明确提出了新闻工作者、医生等“必须具有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从事艰苦的工作”。第三,要走群众路线,教育引导群众,向群众学习。1948年,毛泽东在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中,强调“报纸工作人员为了教育群众,首先要向群众学习”等。第四,要有政治远见和大局意识,多谋善断,这一点主要体现在毛泽东的“政治家办报”思想之中。

1948年,刘少奇在对华北记者团的讲话中,将马克思主义记者做好工作应具备的素质概括为四点,即“(一)马列主义的修养；(二)政策路线的知识；(三)正确的基本态度；(四)独立地做相当艰苦的工作”。可以说这与毛泽东的观点基本一致。而邓小平将文艺工作者(包括新闻工作者)定性为“人类灵魂工程师”,认为新闻工作者除了具备上述相关的理论素养和政治素养之外,还应当在业务素养和道德素养方面有所提高,如他强调文艺工作者要提高自己的认识、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和艺术表现能力,要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新闻人才等。

江泽民同样十分重视新闻人才队伍建设,并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中国共产党对新闻工作者的素养要求。1996年,江泽民在视察解放军报社时为新闻人才队伍确立了培养目标,即“要培养出一支政治强、业务精、纪律严、作风正的新闻队伍”,要求新闻工作者不仅要加强学习(包括政治、军事、文化、新闻业务等知识),还要“讲究职业道德”,要“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等。之后,他在视察《人民日报》社时将对新闻工作者的要求精辟地概括为“五个根底”和“六个优良作风”,即理论路线根底、政策法律纪律根底、群众观点根底、知识根底、新闻业务根底和敬业作风、实事求是作风、艰苦奋斗作风、清正廉洁作风、严谨细致作风、勇于创新作风。从中可见江泽民不仅为新闻人才队伍建设树立了目标和方向,还补充了一些新的要求,使党对新闻工作者的素养要求更加系统详尽。

党的十六大以后,胡锦涛不仅从理论上阐释和强调了新闻人才队伍建设和新闻人才资源的重要性,如提出“建设一支高素质的队伍,是做好宣传思想工作的重要组织保证”“宣传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做好新闻宣传工作,关键在班子、在队伍、在人才”等；同时他还提出党的新闻宣传工作要树立“以人为本”的工作理念,坚持“三贴近”的工作原则,强调新闻工作者要坚持以人为本,要尊重人民群众在新闻工作中的主体地位,要彰显人文精神等。

总之,中国共产党新闻事业经过百年发展已经基本构建起一个新闻队伍建设和人才培养的思想理论体系。这个体系不仅从理论上回答了“为什么要进行新闻队伍建设”和“建设一支什么样的新闻队伍”等问题,还从政治素养、理论素养、业务素养、人文素养、道德素养等方面对“如何进行新闻队伍建设”进行了比较全面而深入的阐释。

进入新时代,***根据新的时代特点及发展趋势,对这一思想理论体系进行了创新和完善,为新时代的新闻宣传工作者提出了许多新要求。例如他不仅为新闻舆论工作赋予了“48字”的职责使命,即“高举旗帜、引领导向,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团结人民、鼓舞士气,成风化人、凝心聚力,澄清谬误、明辨是非,联接中外、沟通世界”,还为党的新闻工作者确立了“四个者”的角色定位,即“做党的政策主张的传播者、时代风云的记录者、社会进步的推动者、公平正义的守望者”,以及新闻工作者要坚持“四向”和增强“四力”的要求,即要坚持“正确政治方向、正确舆论导向、正确新闻志向、正确工作取向”,以及“不断增强脚力、眼力、脑力、笔力,努力打造一支政治过硬、本领高强、求实创新、能打胜仗的宣传思想工作队伍”等。这就为新时代条件下党的新闻工作者确立了新的使命任务和目标要求,为其履行好党的新闻舆论工作所承担的职责使命提供了目标方向和行动指南。

九、总结与思考

回顾百年发展,中国共产党新闻事业取得了许多历史性成就,积累了许多宝贵经验,形成了许多优良传统。但是,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由于受到种种主客观因素的干扰和影响,这期间,特别是在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和“文化大革命”中,我们也遇到过许多挫折,走过一些弯路,有过不少教训,需要我们认真总结和汲取。例如“要注意防止‘左’和右两种错误思想倾向的影响,要注意正确处理好宣传与新闻的关系,要注意坚持对党负责与对人民负责的统一,要注意防止新闻宣传中的片面性现象,要注意把握好新闻宣传中的‘度’,要注意反对僵化保守,倡导改革创新,提倡积极、主动和创造性的工作”等。

在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之际,我们全面回顾党的新闻事业走过的百年历程,系统梳理党的新闻事业百年来积累的历史经验,创造的理论成果,形成的优良传统,从中获取有益经验,汲取挫折教训,无疑有助于保障党的新闻事业更好地明辨前进方向,有效地避开弯路、险路和歧路,去实现新时代的新发展,去谱写新时代的新辉煌。

需要指出的是,按照***总书记提出的“守正创新”的理念,前述八条历史经验还需要我们根据新时代条件下党、国家和人民发展的需要,以及新闻事业发展的新形势,秉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原则,辩证地分析、看待和继承,并在此基础上加以完善和创新。

上述八条经验虽然在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内容表现和具体要求,但其核心内容和思想精髓始终是颠扑不破的,经得起历史和实践检验的。这些核心内容和思想精髓可以用***的话概括为:“坚持党管媒体”“坚持人民至上”“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这“三个坚持”是***新闻舆论观的核心与精髓,也是党的新闻事业百年来取得非凡成就的最宝贵的思想和理论成果。从新时代历史起点上继续稳健前行的中国共产党新闻事业,在未来的征程中依然要不遗余力地牢记和坚守“党管媒体”“人民至上”和“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的原则,唯此才能确保党的新闻事业乃至党的各项事业经得起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的风险考验,永远前进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上。

注释:

① ***:《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5月19日,第2版。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中共中央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82页。

③ 《列宁全集》(第26卷),中共中央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84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中共中央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60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中共中央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54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中共中央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88页。

⑦ 《列宁全集》(第4卷),中共中央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68-169页。

⑧ 《列宁全集》(第6卷),中共中央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55-156页。

⑨ 《列宁全集》(第39卷),中共中央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02页。

⑩ 孙武霞、许俊基编:《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资料选辑(一九一九—一九二四)》,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82-18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