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新闻政策的战略指向

■ 蒋晓丽 王 博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闻宣传工作,历来都是党的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回望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一批批新闻政策的颁布与实施为党在不同时期新闻宣传工作的改革发展提供了思想指导,为舆论引导工作的有效实践提供了制度保障。

广义的新闻政策是党和政府部门为了新闻传播活动的开展而制定的一系列管理规定和准则的统称,涉及新闻报道政策、媒体经营与管理政策、对外传播交流政策、新闻从业人员管理政策、新闻教育与人才培养政策、新闻法规、新闻宣传思想以及领导人讲话等多个方面。而狭义的新闻政策主要用来规范新闻报道的内容与方向,从政策角度来界定新闻应该报道什么和如何报道的问题。中国共产党的新闻政策既是党和政府意志的体现,也是我国独特国情和人民期望的反映,政策内容充分关照社会现实并且具有鲜明的新闻传播行业特征,作用于不同时期的新闻传播实践并且持续发挥影响。

党的新闻政策概念的多样性通过几个方面体现:一是政策主体的多样性,在党和政府部门及相关组织之外,各级党政领导人在新闻政策的制定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二是政策形式的多样性,“党内文件、领导人讲话、党媒社论、决议和通知是新闻政策的集中表现形式”①,其中领导人讲话是党的政策中具有特殊意义的存在,兼具政策要旨与政策目标双重特征,蕴含着对某个问题引领性的战略聚焦；②三是政策效力与影响范围的多样性,政策效力会因归属于法律法令、行政法规、司法解释、部门规章、党内法规、团体及行业规定等不同类型而有所区别,政策范围也会因中央政策和地方政策的不同而显示出差异。

此前党的新闻政策内容和有关研究涵盖了新闻事业发展与公共政策管理两大范畴,但由于党的新闻传播事业所承担的意识形态引领的重要责任,导致一些研究在彰显新闻政策意义过程中过于强调“新闻端”的价值而淡化了“政策端”的影响。事实上,新闻政策不仅是党的新闻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也具备政策科学的相应特征。政策的科学性是由政策制定流程和智力需求两方面因素共同决定的,“知识和政策的有效结合,使得知识真正服务于实践和问题解决”③,新闻政策中新闻主体知识的表达丰富且专业,与政策过程、政策方法以及政策效果的系统性评估相配合,能够进一步提升新闻政策的说服力和科学性,同时也为理解政策提供了新的思路。此外,“政策端”的公共属性鲜明,存在明确的实践指向,反映出管理部门对社会资源和价值进行调配的态度及路径,④与政策的公共属性一致,新闻传播活动也具备相同的公共性特征,如果能够在传媒体制的规训下更好地发挥社会公器的作用,就能够在社会中产生多维的重要影响。⑤因此,对新闻事业和政策管理采用相对平衡的评估方式,能够突破传统新闻传播事业中对政策内容的简单调用和有限理解,在支持和配合社会服务开展的过程中持有和生产出更多的意义,从而将二者与社会发展的进程更为紧密地连接起来。

党的十八大以来,新闻政策在总体数量和内容广度上都取得了较大的突破,2013年以后,为适应新闻传播环境的迅速变化,一大批新闻政策随之颁布。参照学者对于党的新闻政策的历史分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是党的新闻政策与时俱进,守正创新,进入规律性总结,朝着规范化、科学化、制度化、法治化方向发展的重要时期,其中包括党的十八大以后及党的十九大以后两个阶段”⑥,这就与2013年这一节点不谋而合。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新闻传播活动面临诸多新挑战的社会现实相同步,党的新闻政策也适时调整,迈入了新闻政策演化的一个全新阶段：在维持现有政策体系持续稳固的基础上,政策的推出更具实效性、科学性和前瞻性,从目标、任务与路径层面绘制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新闻政策的战略走向,完成了新闻政策从内容扩充到内涵发展的深度革新。

一、新目标:围绕建设新型主流媒体的融合政策

围绕建设新型主流媒体所制定的融合政策,是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对我国新闻传播事业所制定的最重要的基本政策,它们为我国的媒体转型确立了新目标。早在2013年11月,“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⑦的要求就已经写入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14年8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对媒体融合发展做出顶层设计,为新型主流媒体建设提供具体指导,“媒体融合”在上升为国家战略的同时,《意见》也成为“中国当前媒体融合政策体系的核心政策”⑧。***总书记也多次就媒体融合发展发表了重要讲话,2016年2月,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总书记指出,“融合发展关键在融为一体、合而为一”“从‘你是你、我是我’变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进而变成‘你就是我,我就是你’”⑨。2018年11月,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上***总书记强调,要“组建县级融媒体中心”“不断提高县级媒体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⑩。2020年9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的《关于加快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意见》进一步强调了媒体融合工作的重要性和全媒体时代建设的紧迫性,“全程、全息、全员、全效”的全媒体建设成为媒体融合的最新指向。

媒体融合政策的不断更新,体现了新闻政策与时代发展共在、共进的特征,主流媒体发展的融合转向,有着自身的逻辑起点,这也是媒体融合政策提出的先决条件。一方面,新时期媒体格局的持续变化推动主流媒体通过技术赋能创造价值。媒体融合以传播技术的迭代更新为依托,技术进步为传播活动提供新的工具和手段,赋予其不断向前发展的动力,成为影响媒体融合的关键变量。技术变革所产生的强大动能快速消除了主流媒体对“是否进行融合”这一问题的迟疑,直接进入到了“怎样进行融合”的方法探索。技术嵌入新闻传播活动的整个流程,改变了新闻生产方式,也为信息传播带来了全新变化。数据挖掘和可视化技术实现了以数据为核心的新闻生产方式的转型,算法推送内容则利用人工智能技术与传统的信息分发机制分庭抗礼,5G通讯技术为移动互联场景下多样需求的满足提供了可能。除此之外,更多创新技术正在全面引领和推动媒体融合发展的进程,为社会带来日新月异的变化。

另一方面,新时代社会要素互融互通的递进趋势对主流媒体的经营管理方式产生冲击,旧有的发展模式日益僵化,落入发展“死水”而更显被动。我国媒体过去在“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的特殊传播体制加持下,通过技术壁垒和资本优势取得行业垄断,凭借封闭圈层内的微小竞争获得了可观的收益,从而掩盖了发展后劲不足的缺陷,资源和资本并没有实现最大程度的利用与流通。媒体融合发展趋势则快速破除了过去建立在对区域和行业控制上实现的媒体垄断,通过营造“跨形态、跨区域的复合空间”为不同传播主体间的对话与沟通创造了更多的可能,也为竞争合作关系取代不公平的垄断关系提供了背景。在媒体融合进程中,主流媒体真切感受到了外部环境给予的巨大压力,同时也看到了积极求变后将会迎来的广阔发展前景,党的一系列媒体融合政策正是应环境之巨变、媒体之转型、发展之急需而及时出台的。

媒体融合政策打通了新闻传播活动与其他社会要素间的“融与通”关系,也重新梳理了主流媒体自身发展的“破与立”关系,“媒介规制的变革乃是媒介融合的必要前提”,新时代媒体融合政策集中体现为以下三个方面的特征:一是融合政策“大小兼顾”。“十三五”及“十四五”规划纲要立足广阔的视野擘画了国家发展的蓝图,要求新闻传播事业在实现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多方面深度融合的基础上,更好地进行全媒体建设；要求数字技术和社会其他要素相融合,助推数字中国建设目标的实现。与宏观的国家规划相匹配,一批有关媒体融合发展的专项政策也随之推出,更为精准地指导媒体的融合实践,内容涉及出版融合、报业融合、广播电视与新兴媒体融合、文化与科技融合等多个方面,发布部门包括中宣部、中央网信办、国家新闻出版署、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等中央部委和地方相关部门。全局政策和行业政策相互配合,中央政策和地方政策相互补充,宏观政策和中观政策相互支持,共同实现融合政策的全面覆盖。二是融合政策“内外配合”,对内、对外政策相呼应共同致力于中国故事的讲述。对内政策主要解决主流媒体在深度融合过程中“动力不足、思路不清、工作偏差”的问题,通过强调新闻工作坚持政治方向、党性原则、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正确舆论导向的重要性来理清思路,树立媒体融合发展的新观念。通过支持新闻舆论工作在“理念、内容、体裁、形式、方法、手段、业态、体制、机制”等环节上的创新,帮助解决主流媒体在融合发展中面临的实际困境,推动主流媒体在管理体制、组织机制、媒介功能以及社会服务方面的革新和转变。对外政策则主要基于当前“西强东弱”的国际舆论传播格局,围绕“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增强国际话语权,集中讲好中国故事”等方面积极进行布局,服务于建立国际传播新秩序的要求,与国内政策相配合,搭建起内外统筹的立体传播网络,为实现两者协同传播提供思想指导与政策保障。三是融合政策“点面一体”。各项政策的颁布实施有着自身的逻辑,根据不同的需要提出,颁布与实施的相关主体也会根据现实变化进行调整。以中央媒体的“厨房建设”和县级媒体的“服务升级”为例,它们虽然分属不同的环节,承担不同的职责,传播的意义和价值也不尽相同,但最终都是要以建设新兴主流媒体,形成现代传播体系新格局为指向,进而服务于国家发展的总体目标。

媒体融合政策的提出,直面主流媒体在转型过程中遇到的困难与挑战,在此基础上对主流媒体未来的发展道路进行了引领和探索。政策不仅聚焦于业务领域,更是完成了主流媒体在思想、理念、路径、方法上的全面重塑,作为新时代具有基础意义的系列新闻政策,媒体融合将成为新型主流媒体建设的核心要旨。

二、新任务:强化社会治理功能的管理政策

进入新时代以来,党的一系列关于新闻事业的政策都与强化主流意识形态的引导作用有关,政策理性与思想引领相辅相成。首先,由于传播活动是建构意识形态大厦的重要组成部分,媒体自然要参与到激烈的意识形态传播中。当下的意识形态建设工作面临着更为复杂的形势,主流媒体地位受到挑战,零散的、难以体现社会共同价值的异质性意识形态不断显现,主流意识形态结构的稳定性受到影响；技术下放至普通民众,赋予其参与信息生产和对之诠释的能力,但碎片化、娱乐化的话语表达,消解了主流议题讨论的严肃性,主流媒体话语权旁落,依附其上的主流意识形态在众声喧哗中也难以彰显。鉴于此,中国共产党率先从政策上确立主流意识形态的引领地位,通过具体政策的颁布与实施,推动媒体作为主力军全面挺进主战场。其次,公共政策所推崇的科学理性与意识形态所注重的思想引领有机结合,集中体现在新时代新闻政策的内容中,媒体已经从专注传播的单一定位向参与社会治理的综合定位转变,进而与社会发展进程产生更为多样的联系。服务于社会治理的现代化已成为媒体改革发展的一个重要的任务,而新闻政策则在三个方面予以确认和支持。

一是逐步推进互联网治理工作,渐进式政策和“政策补丁”不断涌现。前者强调政策的逐步变迁过程,后者则对已有政策进行快速局部修补和调整,二者都是在面对新的社会问题时,对已有新闻政策的扩充与革新。社会中不断涌现的新问题将会开启政策制定的“触发机制”,推动公共问题进入政策议程并形成最终的政策方案。政策制定主体率先通过机构改革来细化管理分工,对互联网活动进行精确的把控,2018年3月,中共中央印发《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以《方案》为指导,中宣部开始统一管理新闻出版工作,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也同步改组为中共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机构调整较为直观地反映出国家对新闻宣传工作及互联网传播活动的高度重视。针对以网络广告、网络表演、网络短视频为代表的互联网传播新样态的不断涌现,相关管理和指导办法陆续出台,2016年7月、9月和12月,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文化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先后公布和下发了《互联网广告管理暂行办法》《网络表演经营活动管理办法》和《关于加强网络视听节目直播服务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进一步加强了对互联网传播新样态的动态监管。面对平台媒体不断壮大的趋势,其主体责任和行动边界也由政策予以明晰,2021年2月,由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印发的《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为未来互联网执法提供了最新的依据,既有利于行政主体对互联网问题的把握,也有利于消费者权益的保护,从而获得了广泛的关注与讨论。信息安全问题日益突出,国家安全新格局在相关政策的支持下逐步形成,《网络安全法》从整体层面保障网络空间主权和国家安全,其他的部门规章、政策条例及规范性文件则从个人信息安全、网络产品和服务安全、网络突发事件安全、全球传播安全等层面进行具体指导和管理,尤其是在2017年,一批与信息安全相关的政策被密集推出,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为主体,先后颁布和实施了《个人信息和重要数据出境安全评估办法(征求意见稿)》《网络产品和服务安全审查办法(试行)》《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保护条例(征求意见稿)》等条例办法。

二是深度介入社会治理工作,传播政策助力传播体制改革。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是国家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新时代新闻政策的颁布与实施,从理念指导和制度建设两个方面为这一目标的实现提供支持。顶层设计和基层架构的全新变化显示出新闻传播活动为全面参与社会治理所做出的努力。《人民日报》以“业务、技术和空间平台”为抓手,以“开放、合作、共赢”为思路,更好地发挥中央媒体平台的公共属性,落实***总书记关于“打造新型传播平台,建成新型主流媒体”的讲话要求。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更为直接地展现了基层社会治理举措上的创新,县级融媒体中心既要实现传播效能的下沉,打通媒体融合的“最后一公里”,发挥媒介本身的作用与价值,更要担负社会治理的重任,利用媒体平台整合基层社会要素,保障信息充分流动,促进成员便捷沟通,提供全面社会服务,提高基层管理效率,以此实现基层社会的平稳运行和有序发展。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已成为全媒体传播格局的重要支撑,相关政策涉及中心建设规范、网络安全规范、运行维护规范、监测监管规范以及专家人才库建设等多个方面。党的新闻政策助力传播体制改革,改革所取得的经验成果逐渐超越媒体单一功能发挥的局限,更广泛地运用至社会整体治理和发展的全过程中。

三是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工作,政策彰显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价值。首先,当前国际形势再度复杂化,政治对立加深,经济格局变动,科技主导发展革命。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提升,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作为国际关系的主要参与者,需要面对来自国际社会的多重压力,同时也要在参与国际事务和维护国际关系方面发挥与大国地位相匹配的重要作用。***总书记提出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并在此基础上推动全球治理体制的变革,为全球治理贡献中国力量和中国智慧。相关政策助推我国媒体参与到全球治理国际规则话语权的博弈中,通过利用“本国传媒机构和国际媒体机构、社交媒体平台等媒体或其他文化产品的力量,向国际公众传播本国参与全球治理的理念、标准和价值观”。其次是从对外传播走向全球传播,实现传播活动的格局拓展和思路变化,新的传播体系中蕴含着“一种日益形成的新型全球秩序,一套理解中国全球角色的创新方法论,以及探索中国与世界未来格局的理论话语”。最后是聚焦国际互联网治理,传达中国经验。互联网发展事关经济建设和国家安全,在全球开放合作的背景下,“网络命运共同体”成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有机迁移,要“构建和平、安全、开放、合作的网络空间,建立多边、民主、透明的国际互联网治理体系”,在全球治理中凝聚各方共识,谋求国家间共同发展。

治理功能的发挥是新闻政策“公共性”特征的体现,也是新闻传播活动广泛参与社会服务的制度保障。随着传播活动能力的提升和责任的扩大,新闻政策在指导做好现象治理这些“分内事务”之外,还通过对效用空间的拓展,积极引领主流媒体深度介入社会治理工作,进一步挖掘和延伸新闻政策在全球范围参与问题治理的新向度。

三、新路径:推动科技服务内容创新的支撑政策

党和国家推出的一系列与科技服务内容创新相关的政策为我国新闻传播事业开辟了新路径。

首先,聚焦整体的信息服务,新闻传播事业深度介入国家信息化建设,以主客体兼具的身份发挥作用并接受影响,在参与中实现新闻事业的自我优化。相关政策以科技创新为抓手对信息社会的未来走向进行前瞻性规划,并结合发展实际不断进行修正,充分发挥政策“积极引导”“有效规范”的双重作用,主动规避技术风险。2014年2月,***总书记在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上指出,“没有信息化就没有现代化”,信息化是社会现代化的重要前提,将会对社会中的其他要素进行改造,并在此基础上形成更为广泛的价值输出。一是设施信息化。多项创新技术已经被纳入“国家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议题中,从“信息、融合、创新”三个建设方向与传播活动产生关联。2019年与2020年,中央政治局两次召开会议,要求“加快推进信息网络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加快5G网络、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进度”,基础设施在信息化转型中将逐渐具备创新、融合以及智能的现代化特点。政策所发挥的软性功能既体现在对重大问题的关注上,也体现在全流程的保障服务中,即政策会根据形势的变化对管理标准和指导原则做出相应的调整。二是产业信息化。设施的信息化为产业的信息化提供基础,并以数字社会的实现为最终指向。“互联网+”政策的颁布推动了互联网技术与传统产业的深度融合,以此激发传统产业活力,为产业价值增长创造更多可能。2015年7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从政策层面上肯定了互联网技术在促进产业优化升级方面发挥的积极作用。既要通过“互联网+”实现互联网与传统产业的联合,也要通过对传统产业的互联网化来完成产业升级。除此之外,互联网与政务服务的结合则代表了行业的信息化,2016年12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互联网+政务服务”技术体系建设指南》,推动建构统一的政务服务体系,以此提高政务工作的效率,增强政务研判的科学性,通过引入大数据、政务云等新技术,政务服务更加主动、精准和便捷。三是社会数字化。“十四五”规划明确提出要“加快数字化发展,建设数字中国”,在这一过程中,新闻传播事业既要完成自身的数字化转型,也要从多个切口进入并作用于整个社会的数字迭代过程。设施信息化提供了硬件基础,产业信息化创造了经济引擎,行业信息化提高了政务效能,新闻传播事业的不同部分均与国家信息化建设产生高度关联,从而以科技助力信息服务的方式参与到数字生活新图景的建构中。

其次,立足具体的业务创新。当下新闻传播活动的开展与技术进步深度勾连,新闻传播已经超越了传统的载体平台,接受和使用更为前沿的科学理念与技术手段,进而以更为智能化的面貌示人。这里的智能化,“并不是现有数字交互环境下的简单技术升级,而是以崭新的传播阶段姿态促使信息生产与传播流程的颠覆式再造”。以5G、物联网、人工智能、云计算、区块链为代表的前沿技术不断涌现,更多具有优势的自主创新技术为新闻传播赋能,保障传播内容及手段的丰富性,提升传播环节和流程的高效性,强化信息生产与传播的安全性,推动媒体向着“技术+平台+内容”的创新发展思路转变。新闻政策的颁布和实施为技术创造了广阔的发展前景,面对人工智能技术的勃兴,2018年10月,***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推动我国新一代人工智能健康发展”是“赢得全球科技竞争主动权的重要战略抓手”。在有关广播电视发展道路的探索中,“智慧广电”的思路被提出,2018年11月,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印发了《关于促进智慧广电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要积极利用AR、VR以及AI等技术来创新节目生产样态,利用大数据、云计算、IPv6和5G技术来推动广电网络传播体系整体转型升级,共同促进智慧广电的发展。而区块链这一创新技术可以用于新闻版权管理与保护、数字广告治理等领域,通过赋予作品“无法逆转及变更的版权‘身份证’,简明有效地证明了版权归属”,2019年1月,《区块链信息服务管理规定》正式向社会公布,积极推动了区块链技术及相关服务的发展。

科技在嵌入日常生活的过程中也具有一定的风险,政策在为其创造广阔发展前景的同时,也要对可能带来的风险做出预判,降低社会问题的复杂性,保证社会的平稳运行。与媒体开展活动、提供信息服务相关联的政策,在维护国家安全、社会公共利益以及公民的合法权益时首要任务是发挥约束性作用,为智能传播时代我国新闻传播事业的健康稳定发展提供良好的环境,努力实现人类与技术共同绘制的美好生活未来。

注释:

① 刘小燕、崔远航:《中国共产党百年新闻政策的研究图谱与未来落点》,《新闻与传播研究》,2021年第2期,第7页。

② 庞明礼:《领导高度重视:一种科层运作的注意力分配方式》,《中国行政管理》,2019年第4期,第95页。

③ 李文钊:《公共政策研究的范式变迁及其超越》,《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9年第4期,第101页。

④ 马海韵:《公共政策在公共管理中的价值实现及作用》,《行政论坛》,2010年第6期,第44页。

⑤ 许鑫:《传媒公共性:概念的解析与应用》,《国际新闻界》,2011年第5期,第66页。

⑥ 郑保卫、王仕勇:《百年中国共产党新闻政策变迁研究:意义、问题与内容》,《中国出版》,2020年第19期,第30页。

⑦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日报》,2013年11月16日,第2版。

⑧ 陈昌凤、杨依军:《意识形态安全与党管媒体原则——中国媒体融合政策之形成与体系建构》,《现代传播》,2015年第11期,第30页。

⑨ 新华通讯社课题组:《***新闻舆论思想要论》,新华出版社2017年版,第234-23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