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中国国际传播:新基点、新逻辑与新路径*

■ 张毓强 庞 敏

一、问题的提出

2021年5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进行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要深刻认识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下大气力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为我国改革发展稳定营造有利外部舆论环境,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积极贡献。这次讲话,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国际传播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最新成果,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国际传播理论和实践提供了新的前进指引和遵循,擎画了新时代中国国际传播的新蓝图。

“集体学习机制,是指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定期邀请国家智库成员,围绕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重要领域、重大问题,向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全体成员做专题授课的工作机制”①,而这些重要领域、重大问题主题的选取“最重要的依据是当前时期党和国家最亟须解决的问题,以及当下社会的主要矛盾”②。依此逻辑,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已经由一项专业性、专门性的工作领域上升到了“重大主题”和“亟须解决”的理解和观察范畴。

理解新时代国际传播理论和实践,必须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总体历史背景下展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史上、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人类社会发展史上也具有重大意义。”③它开辟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格局,开启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走向发展的新纪元,拓展了发展中国家通过非资本主义道路走向现代化的新途径,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④在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层面看,“新时代新就新在中国与世界关系开创新局面。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当代中国已经不再是国际秩序的被动接受者,而是积极参与者、建设者、引领者……是世界变局中的稳定器、正能量。”⑤

这样一个宏大的历史背景,要求我们在思想理论意义层面必须跳出传统的观察和理解国际传播的范式,从更加纵深的历史意义和更加宏观的国家发展大局中展开思考和研究。一是跳出传统和过去的把国际传播仅仅作为一种功能性手段的认识和理解范式,而应把国际传播作为党和国家做好国内和国际工作的重大战略问题和核心抓手之一；二是跳出传统的以媒体宣传为主要抓手的实践范式；三是跳出过去反复强调的国际传播的特殊性问题,跳出“内外有别”的理解范式,将国际传播工作作为在更加深刻意义上统筹国际国内两个思想大局的工作和研究领域来认识和推动发展。

那么,当下我们继续思考和研究未来的国际问题,其实践基础是什么？思考这一问题又要从何种逻辑基点生发开去？推动未来研究和实践的逻辑核心是什么？又在何种路径中进一步提升国际传播的效能？这些是本文试图讨论的问题。

二、实践基础:大外宣格局初步构建

改革开放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与世界的沟通与交流问题始终是党和国家关心和关注的问题,“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对外传播工作”。特别是在“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和‘西方缺位’带来的理念冲突和治理困局,推动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⑥的当下,这一问题也随着中国自身的发展、国际地位的提高、与世界交往交流的频度增高而不断出现新变化。如何在总体上和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从政府到学界一直在不断探索。这种探索在党的十八大之后取得了较大的成效。

***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大力推动国际传播守正创新,理顺内宣外宣体制,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媒体集群,积极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有效开展国际舆论引导和舆论斗争,初步构建起多主体、立体式的大外宣格局,我国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显著提升,同时也面临着新的形势和任务。”⑦

所谓守正,就是始终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根据党和国家的总体对外战略安排,积极配合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坚持不懈,应时而变,不断发挥传统的体制机制、人力物力优势,形成新时代国际传播理论和实践的总体布局安排；而创新也是在系统性、全局性的重构基础上,不断适应新的国家形势和新的信息传播技术特征,推陈出新,形成了系列的革新性安排。

“中国正在经历着中华民族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⑧当下,中国国际传播“守正创新”的典型性实践努力一是“理顺外宣内宣体制”,从“内外有别”到“高度统筹国际国内两个舆论大局”,从多头出思想出思路,到总体统筹,中央宣传部出思路政策,多方齐头并进推动实践进步,很大程度上解决了过去“内外宣”不够统一,不够协调的问题。“在实践意义上,国内的意识形态需求统辖了整个国际传播实践,并在极为深刻意义上影响着实践的进展。这是国际国内逻辑弥合,回到自身的表现。”⑨二是“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媒体集群”。所谓“集群”,不仅要打造出“与我国国际地位相适应的新型主流媒体”,打造以传播效能为根本目的的“全景式”媒体集群。⑩同时,传播实践主体更加丰富,更重要的是各主体之间的相互协同关系以及不同层次媒体之间的角色和定位得以明确,并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合力。三是“积极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在文化走出去的总体框架下,国际传播实践既涵盖了政府、媒体层面上的文明交流互鉴的各种努力,又包含了一般性的教育文化交流活动。总地来说,无论是“造船出海”对外传播,还是地方性企业的文化交流、重要城市的文化传播投入和国内外高校教育文化交流等一系列的实践都是“积极的”。四是“有效开展国际舆论引导和舆论斗争”。“时至今日,国内国际仍有种种不怀好意或明或暗的势力,无视中国发展进步的鲜明事实和伟大成就,必欲颠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而后快。”中美贸易战、全球新冠疫情的爆发更是加剧了中国国际舆论引导和斗争的困难。其中舆论引导更多倾向于传播沟通和交流层面,而舆论斗争则是侧重于针对某些国家刻意地抹黑中国的面向。目前,这两种实践努力是“有效”的。

在以上实践努力的基础上,我国实现了“初步构建起多主体、立体式的大外宣格局”。多主体是指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传统媒体传播的范畴,包括了新型社交媒体、媒体账号、不同层面、不同工种的实践主体,构成了“官方媒体、商业媒体和自媒体的多维的话语主体矩阵。”而立体式,意味着国际传播实践的总体构架既是在空间意义上跨国界的信息沟通,又是在内容分类、传统与新兴媒体等各个层面上的破圈。“大外宣格局”虽然是“初步”的,但是一种总体性的良性发展的基础和趋势已经形成。这一格局的直接成效是,“我国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显著提升”。

***总书记对于十八大以来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实践的总体判断与评价,充分肯定了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十多年来取得的成绩,肯定了本领域研究取得的成果,回应了之前对于国家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一些评价,有助于我们思考新时代中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新战略、新目标和新思路,也是我们思考国际传播理论和实践创新的指引和遵循。进而,在当前“两个大局”以及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国际国内结构性关系改变中,未来的中国国际传播以何种总体思路、何种面向,在何种维度上展开,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对此,***总书记的讲话也给出了答案。

“加强顶层设计和研究布局,构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战略传播体系”是新时代中国国际传播的总体工作目标。当前,“中国在与外部世界交流过程和总体实践中,自身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缺少跨领域的、总体性的、对历史和现实的把握,即在总体实践中呈现出缺少协同的碎片化特征。”因而,“顶层设计”不仅要确认在党和国家的最高层面调动资源的可能性,还需要确认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本身的战略性特征。“研究布局”则是指需要在哲学社会科学知识生产意义上,拓展国际传播研究本身的理论圈层和实践范畴,意味着传统意义上对于“国际传播”本体涵义的固化认知需要改变。也就是说,关于国际传播研究涉及的内容、学科、形式、人才队伍建设等,均需要在更为丰富意义上进行拓展和变革。此外,中国如果没有用自己的话语构筑出自己的学术话语,用自己的概念来界定出概念内涵,就很难将中国道路崛起的优势转化为“中国话语”的优势,很难将中国故事讲得清楚。当下的国际传播研究“需要从多学科、多维度、系统全面深入研究好***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化对党的创新理论的学理研究,将党的理论创新成果的核心思想、关键话语体现到各学科,切实把党的政治话语转换成不同学科、专业的学术话语,推出更多佳作”,在知识生产层面上展开与全球学术界的对话。

“构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战略传播体系”,是工作的总体目标。之前有很多学者在借鉴国外“战略传播”概念的基础上,试图对国家传播实践的战略性进行论证,提出“国际传播的战略目标”,并推动实践的变革。经过几年的实践和调整,目前我国已经由“对战略传播的重视不够与战略传播顶层设计和战略规划不足”发展到首次在党和国家层面上确认“战略传播”概念的使用。具体而言,“战略传播体系”需要有鲜明的目标子体系、价值子体系、策略子体系以及明确的协同性资源调度子体系等。这一战略目标的提出,意味着作为一个实践领域,其资源投入将会进入一个全民性、整体性、协同性的全新阶段。

“五力”,即国际传播影响力、中华文化感召力、中国形象亲和力、中国话语说服力、国际舆论引导力确定的是新时代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效能指标,隐含着全媒体传播、文化传播、形象传播、知识传播与舆论引导斗争五个方面的内容,涵盖了传统意义国际传播和文明交流互鉴的各个方面,呈现了对于国际传播效能全方位提升的总体要求。需要强调的是,这种“战略传播”是“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也就是说其价值依托和总体设计均应是基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和中国国情的,其核心理念是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中的,在实践模式上也会在总体上遵从于中国国情确定的政治经济文化逻辑。

三、回到中国:新时代国际传播实践的逻辑基点

传播的内容首先当然是基于主体性认知和话语、叙事实践的结果,是群体意识的外化与外在体现。在经验功能主义的视角下,传播曾经被当作是一个客体反映的问题,传播的主体性信息被或多或少忽略,而传播实践也被当作了一个功利性工具。因此,国际传播长久以来遇到的问题之一是重传播实践研究,轻主体自身话语的研究；重外来外在评价的研究,轻自身话语和叙事逻辑的研究。因此,现在亟需改变国际传播的内容偏向,从国际传播视角进行主体意识的变迁研究。而“回到中国”,也就是回到中国经验、中国文化、中国精神本身,本就是传播实践和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

现代国际关系的主要行为体是民族国家。认识国家、民族、文化间的交往与交流状态,首先是要基于民族国家自身的话语实践和叙事结构。相对稳定、符合逻辑的话语实践和叙事结构,有利于阐明自身的意义与价值,有利于阐释自我的发展逻辑,有利于阐发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问题与路径的世界意义。

当然,“回到中国”的一个重要基础性支撑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时代。新时代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原来似乎模糊的中国,越来越清晰了。“随着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中华民族主体性重新回归和振兴。”从旗帜到道路,从全球战略到百姓生活,从人民的思想意识到生活实践都在复杂深刻的变化中变得更加具象和明确。在“四个自信”的总体意识下,是国家和民族自我主体性认知的深刻回归。也就是说,近代以来中国对于民族复兴道路的追寻,逐渐有了更为明晰的答案。相对稳定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状态所引发的问题意识在深刻变化中变得更加明确。

在***总书记讲话的公开材料中,对于未来国际传播实践整体思路描述的第一点就是“要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升华中国理论,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更加充分、更加鲜明地展现中国故事及其背后的思想力量和精神力量。”“中国话语”是对国家和民族主体的概念性描述,是基于特定知识逻辑展开的对特定对象的界定。“话语体系建设是国际传播的一条生命线,是国家对外表达的思想与知识体系的基础。”话语的合法性需要在日常的国家治理和日常生活中经过较为长时段和大强度的实践检验后,被认知和接受。

“中国叙事”则是在另外一个维度上对国际传播实践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即从知识生产层面以更为体系化的逻辑,将国家发展的现实特征、问题,说清楚、理明白。其背后的辩证关系则是“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升华中国理论”,其问题意识是启蒙运动以来,全球范围内的基本价值、知识结构是由西方主导的,长期笼罩在“欧洲中心主义”的阴影下。作为西方的“他者”,“数千年来,中华民族走着一条不同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文明发展道路”,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人类治理成功的道路。如果依然纯粹以基于西方实践经验提炼出的西方理论体系来解释中国问题,则存在严重的不适应。而这种不适应已经持续了很多年。“应该秉承从文化沟通走向文化自觉的理念”,系统地总结提炼中国道路的成功经验。这不但是凝聚自我的认同的需要,还是凝聚全球认同的需求。

“要实事求是地总结我们中华的生存方式,给出关于‘中国道路’或者‘中国模式’的让知识界信服的阐述和理论解释。”所以,所有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要能够做到“融通中外”,“融通”作为国际传播实践手段,“中外”则为实践主体。“融”是基于本土经验和问题意识,融合自身与全球优秀的知识成果,展开研究,形成话语和叙事；“通”则是要求话语与叙事符合国内国际的双重认同逻辑。而所有的话语和叙事,也要在“中国故事”这一话语和叙事的载体中“更加充分、鲜明”地传达中国精神和中国力量。总体上要做到‘融’为‘通’之前提,‘通’为融之目标。相应的出现的另外几个问题是:国际传播视域下的中国叙事从何说起？涵盖哪些内容？我们又要以何种姿态和国民心态展开这种研究和叙事呢？

要理解当代中国,首先必须真正理解中国共产党。无论是中国人自身还是全球各个不同国家、民族、政治党派、群体,也无论大家处于何种文化,持何种立场、观点、目的,只要他真正要和中国产生连接和交往,建立某种特定的关系,就必须理解中国共产党的本质规定,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逻辑,理解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实践规律及其背后的价值支撑。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政治判断,而是百年来中国历史实践形成的现实必然。所以,国际传播首先“要加强对中国共产党的宣传阐释,帮助国外民众认识到中国共产党真正为中国人民谋幸福而奋斗,了解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要做到这一点,不能是传统意义上的宣与传,而是要摆事实,讲道理,在知识生产层面上建立科学的逻辑体系,解释清楚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统率下的政治体系、经济体系、文化体系等为何,以及真正能够回答实践层面“为何能”、理论层面“为何行”和制度层面“为何好”的问题的着力点。通俗意义地说,就是要真正“解渴”。

阐释清楚中国的前提需要有透彻的、符合知识生产逻辑和学术理路的学术研究成果。“围绕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三者“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多个视角进行深入研究”是着力解决国际传播内容生产实践中的“说什么”和“怎么说”的问题。它要求包括传播学在内的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深入理解中华文明,全学科、全知识领域、全情投入思考“何以中国”的问题。同时要求其“结合历史和现实、理论与实际,推动理论和学术的创新,强化本土化学术理论建构,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只有在“学理支撑”上过得了关,才能令人信服,进而提升传播的效能。

研究是在一定的血脉纹路中展开的。中国千百年来生生不息的文脉既是研究中国问题的底色,也是国际传播的重要内容和载体。“以文载道、以文传声、以文化人”既呈现了文化在功能意义上的柔性特征,也是国际传播的长久之道。如果在人类文明发展的总体历史格局中看待国际传播问题,文化是经久不息的主题。“向世界阐释推介更多具有中国特色、体现中国精神、蕴藏中国智慧的优秀文化”,既是国际传播的需要,也是人类文明交流互鉴的必然选择。通过跨文化对话,寻求根植于中华文明的中国价值观与全人类的共同价值相通处,而且需要在国际传播内容生产中,寻找和厘定出少量、典型、正向、具有独特全球贡献的中国价值进行价值聚焦传播。“继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价值,吸收中国当代社会文化价值,结合当今世界共同文化价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不仅是我国国际传播的重要手段,还是全球各类文明文化价值互动的重要方式。

回到中国需要把握和调适国民心态和传播心态,既不是妄自尊大,也不妄自菲薄。两者都可能导致实践中的失态、失调。前者是盲目把“中华文明”视作“普世文明”,认为“中国模式”不仅适应中国国情,而且可以升华为足以和西方抗衡的另类现代性。这类心态容易导致民族主义情绪,传播姿态不讲逻辑,不顾效能。后者则是延续了鸦片战争后中华民族主体性、民族独立性、整体性、先进性和优越性受到全面打击而导致的“落后、自卑和怀疑的心理状态”,容易导致对国际舆论过度反应。所以在传播姿态上“要注重把握好基调,既开放自信也谦逊谦和”,进而“努力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信”是爱的基础,“爱”是信的升华,“敬”则是在前两者基础上的衍生叠加。

四、全球中国:新时代中国国际传播的逻辑核心

近代中国经历了一系列的军事、政治和民族危机之后,对自身文化出现失望甚至否定的心理,唯我独尊的民族优越感一落千丈。而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现民族复兴、大国崛起后,自古存在的华夏中心论的传统与文化民族主义思潮结合,又产生了一种以“回归起源”为特征的文化优越感。总地来看,由于历史和现实的种种因素影响,长久以来“中国特殊论”在人们的思想意识中有着根深蒂固的影响,无论是中国还是世界,无论是帝国时期,还是被殖民时代,抑或改革开放之后,这种心态都曾有着普遍性存在。诚然,“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革开放都是前无古人的开创性道路”,在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指导下,选择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政治制度、发展道路等诸方面与西方确有不同,在国家文化、历史直至生活方式等方面也有很大的差异。但是有三个方面的逻辑需要明确:第一,中国历史文化、文明发展自古以来就是世界文明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延续千年的以儒家传统文化为特色的中华文明作为世界现存四大文明之一,一直是世界文明版图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第二,当代中国汲取了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结合自己的国情,成功走出了一条不同的道路,本身就是对人类自我治理经验的重大贡献。第三,中国是世界的中国。无论是从地理空间而言,还是人类文明发展来看,中国都是属于世界的。由于历史的原因,启蒙运动以来西方价值逻辑在世界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加之国力对比的影响,人们容易误以为,这个世界本来就应该是西方道路经验的样子。“世界是西方的世界,中国是中国的中国”这种观念在党的十八大以来得到了极大的改观。“如果说近代以来一直到邓小平时代,中国现代化的主要任务是怎么学习和消化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和社会主义现代化所取得的成就,那么***时代所建构的现代化的‘中国方案’无疑要把这种学习和借鉴转化为传统文明的再生,从而缔造不同于西方文明的现代化发展道路。”随着国力的不断提升,“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有能力也有责任在全球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同各国一道为解决全人类问题作出更大贡献。”因此,在中国国际传播的实践中应当更加深刻地理解并贯穿“全球中国”的基本理念,以更为宽阔的胸襟,将中国纳入全球文明的大范畴中来理解中国、认知中国。

具体到国际传播实践,则是“要高举人类命运共同体大旗,依托我国发展的生动实践,立足五千多年中华文明,全面阐述我国的发展观、文明观、安全观、人权观、生态观、国际秩序观和全球治理观。”“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一种界定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基础性的价值理念,是国际传播实践中需要“高举的旗帜”。它从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和中华文明、中华文化、中国理念中提取出来,是源于中国儒家的天下主义传统,亦即党的十九大报告最后援引的“大道之行,天下为公”,也来源于解放全人类的共产主义信念,充分关照人类文明的核心追求,呈现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国际通适的基础性观念和遵循。它是中国作为人类族群的重要一员,对于人类不同族群总体关系的思考,宣示着中国对于世界的责任担当和作出贡献的可能。它彰显了当代中国重要的外交理念,更是当今时代人类的和平发展理念,是面对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所发出的中国声音、所作出的中国判断。所谓高举旗帜,绝不仅仅是在口头上时时提起,而是要映射和印涵到国际传播实践的每一个层次、每一个环节、每一项内容生产中去。要用这种理念凝聚人心,融通关系,推动交往,形成越来越广大的认同圈层。

“全球中国”意识强调中国是世界不可忽视的力量。这种力量有着深刻的历史蓄积,并在文明东升西降的总体背景下呈现出独特的生命活力和当代价值。所以,要在更加深刻意义上理解这一理念,就必须“立足于五千多年的中华文明”,进一步阐释中国传统文化文明的当代意义,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理念孕育出的智慧,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相结合后产生的活力,正在指引一个国家和民族探寻着一条成功的国家治理和全球治理的道路,而这条道路对人类未来至关重要。当然,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这种智慧的现实呈现是“当代中国发展的基本事实和基本成就”。也就是说,“事实和成就”是现象意义上的,现象需要提炼和总结,其结果是中国对于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未来发展的“主张、智慧”和全球治理的“方案”。这三者来自于中国,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西方。中国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摆脱了世界经济金字塔最底层的地位,并在重振全球发展、消除绝对贫困、建立创新型社会、全球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防控等方面表现突出。中国已经有能力在全球性的公共知识生产中提出自己有价值、值得大家尊重的产品。这对启蒙运动以来全球性公共知识产品的提供领域来说,对于近代以来的中国人来说,都是极为彻底的改变。

“全球中国”所提供的全球性治理方案有自己的价值、立场、关系观念,这些是国际传播理论和研究实践的理念基础,也是“国际传播概念和理论创新的一个有效切入点”。“要倡导多边主义,反对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引导国际社会共同塑造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建设新型国际关系。”多边主义用来表述一个主权国家从个体国家的角度考虑它的对外行为方式,也可以是一种国际互动方式。这种理念,不但要贯穿于当下中国国际传播的总体设计布局中,也必须浸润在国家传播实践的每一个环节。其最终目的,当然是寻求一种“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建设新型国际关系”。而这种秩序和关系,在一定意义上是基于上述理念的一种基础性的知识结构,是对西方文明中现象与存在、此岸与彼岸二元对立的哲学—神学理念的校正。在此结构中,经典现实主义二元对立、弱肉强食的逻辑应该替代以多元协同、命运与共、多元共存的逻辑。在这种逻辑背后,隐含着另外一个逻辑线路,即强调“全球中国”,寻找在“当下国际地缘政治秩序和经济社会权力格局变化的局面中,中国国际传播战略转型升级的新方法论。”“努力塑造‘全球中国’话语体系、构建‘全球中国’国际传播联动机制,并以‘全球中国’带动国家战略传播。”这一逻辑绝非认为中国唯我独大,而是更加强调将中国的发展纳入全球历史发展的线索中,因为“中国发展本身就是对世界的最大贡献、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智慧”。

五、可沟通的中国:人文交流的传播价值

“交往”是马克思唯物史观思想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在经历了“交往”到“交往的扩大”阶段之后,当下,人类已经进入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就已经提出的“世界交往”时代。这种“交往”由于科技发展,特别是互联网信息传播技术的创新,时间和空间的压缩,日益频繁,不断升级,交往的范围也在逐渐加深和扩大。原来以大众传播为主体的国际传播范式,越来越被多元化、多主体、立体式的传播样态所取代。“传播”的意涵也在深化,传播即连接,传播即关系,传播即权力。传播弥散在所有全球性的物质文化、政治文化、商业文化、学术文化生活中,并在长久和深刻意义上,塑造着人类不同族群彼此认知认同的未来。相比于通过媒体传播追求的“传播效果”,基于文化性、学术性、商业性的专业领域认同,若能减少因语言等因素产生的环节和误读可能,更能够在长久意义上形成沟通长效。

在全球化深刻演进过程中“万物皆媒”。不同的空间、场域均可被视为一种思想文化交流的样态。而每一种空间、场域、样态又呈现出不同的交往交流规则及其专业性,其总和则构成了日常性的交流交往总体。人文交流概念的丰富性,无论是在政策实践意义上还是在学术语义上均能够概括这一总体。

“交往内在的根源在于主体自我满足能力的有限性和主体间需要的共通性。”国家间的交往同样少不了民族国家不同层次主体之间的互通关系。***总书记强调,“要深入开展各种形式的人文交流活动,通过多种途径推动我国同各国的人文交流和民心相通。” 相较于其他外交手段,人文交流更具基础性、先导性、广泛性和持久性,是不同国家主体间加深理解的信任纽带。人文交流作为国际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政治安全合作、经济贸易合作一同构成国际关系的三大推力,在增进各国人民友谊、开展文明对话、提高国际认同方面彰显出极大活力。对于“人文交流”在民心相通意义上的作用,***总书记曾在多个场合反复强调。“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在明确的价值理念指引下,人文交流促进文化与思想交融,成为传播新理念的重要途径。一带一路“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的倡议中,民心相通倡议是落脚点和重要的着力点,也是人文交流的着眼点。

如前文所述,人文交流工作涉及各个不同的领域,内容形式基本可以是“全员覆盖”。而在当前国家的政治文化背景下,体制机制的约束性与人文交流内容形式的丰富性之间有着一定的结构性紧张关系。同时,在复杂的国际交往背景下,“文化及宗教差异对人文交流的影响、政治体制的不同对人文交流的干扰、经济发展不平衡对人文交流的阻碍”等困难日益突出。在关系紧张和矛盾突出情形下,何以更好发挥制度优势、组织优势和人才优势,并把这种总体性的优势转化为传播力量,是值得我们深入思考的问题。在***总书记讲话中,高层次专家的作用、多渠道多平台发声得到进一步的确认和强调。更为关键的是,作为发挥“三种优势”的政策性宣誓,“各地区各部门”而不是“相关地区和部门”的表述意味着全体全员的“特色、优势”都要被纳入国际传播的总体性框架中协同工作。在“人文交流”的总体框架下,国际传播的工作协同性被扩展到全社会的各个领域,涉及几近于全部的部门和主体,以有益于“丰富多彩、立体生动的中国形象”的构建与传播。

六、从效果到效能:基于人才队伍建设的国际传播新诉求

从控制论的视角看,国际传播即全球信息的传递或全球社会信息系统的运行。其运行好坏的评判包括主体的效力能力,系统运行的效率,产生的功效是否符合预期,是否产生有利作用,其保障是传播实践者行为目的和手段方面的正确性。增强国际传播效能,要求国际传播实践者要着重从“信息触达、信息解码、信息认同”三个关键性传播节点来减少和消除“文化折扣”。

效能不等于经验功能主义意义上的“效果”,如果说效果是大众传播时代基于早期魔弹论延续下的一种媒体追求,效能则是万物皆媒时代对于正向沟通效率和好的工作能力的诉求。传播效果强调信息到达受众之后所引起的受传者思想与行为的变化。传播效能不仅强调了对受传者精神和行为上的影响,还强调了这种影响是长期的、综合的。效能是衡量工作正向结果的尺度,效率、效果、效益是衡量效能的主要依据。而正向效果并不一定是高效率的结果,高效率也不一定能产生正面效果。从追求效果,到强调效能是当前国家传播实践的一个重要转向。

效能的提升,与传播主体实践者的战略定力、素质素养、判断力、实践能力联系密切。在***总书记的讲话中,提出了“加强适应新时代国际传播需要的专门人才队伍建设”的四个重要方面。这四个方面既是国际传播之前一直关注但是尚未系统推进或者尚未取得足够实效的方面,也是新时代国际传播人才培养未来的主要着眼点。而特别强调“适应新时代国际传播需要”则意味着新的国内、国际、中外关系、全球变局、信息传播环境变革的大背景下,对国际传播人才队伍的问题意识、研究着力点、实践重点均提出了不同的要求。

首先是国际传播理论研究人才队伍的建设。“要加强国际传播的理论研究,掌握国际传播的规律,构建对外话语体系,提高传播艺术。”在这一表述中,理论研究被赋予三项基本任务。一是研究掌握国际传播的规律。国际传播是20世纪50年代冷战时期美国人提出的一个实践性语汇,主要用于描述冷战时期的宣传实践,包括教育文化交流行为。“国际传播长期被视为美国传播在海外的思想延伸或经验应用。”在20世纪,这一语汇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新社会发展逻辑进入中国,为学界所接受。虽在早期热心提倡、拥抱、复制西方模式,但在经历一段“学术霸权”后,中国学者开始基于本土“文化自觉”,有意识地批判选择西方模式作为分析构架,并结合中国对外宣传的历史实践,对这一语汇的内涵进行了改造和完善,进而成为中国学界和政策实践领域普遍接受的语汇。因由国情不同,历史阶段发展相异,中国国际传播规律的研究需要基于历史、现实、未来三个维度,在充分掌握实践基本经验性材料的基础上,生产出基于自身国际观、全球战略和新时代国际传播实践的创新性知识产品,并以此来指导国际传播的未来实践。“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性价值理念、“一带一路”倡议与“多边主义”中蕴含的基本观念、新技术背景下国际传播的主体多元化等均是这一研究需要依托和关注的。二是构建对外话语体系。“对外话语体系服务的主体目标是一国的国家利益,客体对象则是国内或在不同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和文化环境下的他国受众。”目前来说,与西方相比,中国的话语体系建设还面临着西方话语霸权的阻碍,在议题设置、话语传播等方面仍处于弱势。如前文所述,这要求在充分研究中国本土政治经济实践问题的传播意义与价值基础上,处理好跨文化传播的话语调适问题,并在特定逻辑上形成体系性认知,加快新时代中国特色对外话语体系的建构。三是关于传播艺术的研究。这里的传播艺术,更多还是“传播的艺术性”,也就是传播实践中的策略、形式、路径、话语形态等问题。要从“解谜题、话趣事、启未知、引入戏”几个着力点将中国故事讲得合乎情理又引人入胜。“多用外国民众听得到、听得懂、听得进的途径和方式,积极传播中华文化,阐发中国精神,展现中国风貌,让世界对中国多一分理解、多一分支持。”

其次是区域与国别研究人才队伍的建设。“要采用贴近不同区域、不同国家、不同群体受众的精准传播方式,推进中国故事和中国声音的全球化表达、区域化表达、分众化表达,增强国际传播的亲和力和实效性。”新的信息传播技术的发展与传播全球化的表象使得全球信息交流日益丰富和多元。信息的丰富和多元一方面能够给大家提供更为丰富的世界想象,另一方面也带来更多的信息碰撞和冲突。新信息传播技术的发展,使得原来“一篇通稿打天下”的大喇叭式样的宣传不能够产生有效的效果。“互联网网络传播在跨越地理疆域的同时,也通过语言的多样化、文化的适用化、社会的分众化来走向全球各个角落。”全球范围内的传播受众圈层化、媒介内容垂直分发、逆全球化与地方文化抵抗等新的国际传播情势特点,都要求国际传播实践在策略上的全面调整和调适。在空间文化意义上的“全球与区域”,在文化意义上的“分众化”,都要求多学科介入,深入研究各个不同的国家、区域的基本文化特征、社会发展变化、新的受众接受特征等。即要从粗放型的“一对多”的传播,提升到“一对一”的精准传播,从宽泛的对外宣传向精准的“一国一策”传播转型。实现“内容贴近当地受众口味,渠道符合本土用户习惯,表达融合地方文化元素。”

再次是多学科、多专业领域国际化人才队伍的建设。“国际化”不等于“西方化”,这在中国学界基本达成了共识。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中国对外开放日益深入和教育文化人员交流增加,加之全球人才流动性的加剧,我们不仅培养了一批有全球视野、有世界眼光、有本土情怀的专家学者、外交从业者、商务人士和在国际组织为全球提供公共服务的工作人员,还成功赢得了国际社会一部分专家学者、经济金融界人士、汉学家等的关注和认同。在新时代新背景下,这一基于“人际传播”的朋友圈亟须扩大,相应的多语种人才、各行各业不同职业均需要有这样人才的培育培养意识,其目的并非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宣传需求,更重要的是在长久意义上“赢得人心”。

最后是舆论斗争人才的培养。“国际舆论斗争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战线。”新时代对于国际舆论斗争提出了新的要求。一是要面对舆论全球化的现实,需要统筹考虑国际国内两个舆论大局,特别是对于国际国内界限相接的模糊地带的问题,更要慎重；二是要平衡“软硬”手段之间的关系,既要坚持“开放自信、谦虚谦逊”的传播者姿态,又要保持敢于“亮剑”勇于揭露驳斥批判的立场；三是要在总体舆论战略、具体的话语策略和传播形态上进行深入研究,以适应当下不断变化的国际局势。既要系统研究西方舆论战的历史、现实特征,摸清其主体、话语体系、实施路径,进行有针对性的工作；又要基于当前中国本土国情和传播资源调动特征,研究自己的“舆论斗争的策略和艺术”。舆论斗争人才的培养既包括斗争实践者人才的培养,又包括舆论斗争研究者的人才培养,还包括全民性的国际传播素养的提升。坚持重要媒体和“名人名嘴”持续共振,加之以全民的共同努力,很大程度上要做到“三合一”,才能真正起到“提升重大问题对外发声能力”的作用,在关键时刻发得出声音,产生得了影响。

七、国际传播素养:职业化与全民性

大航海时代开启的全球化进程,最初虽以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和殖民化为主要特征,但在当下已经成为全球发展的现实,是每一个国家和民族,每一个群体和个体必须面对的现实。如果说早期全球交往更多是基于国家层面和族群整体层面的,在新的信息传播技术推动下,全球本地化和在地全球化生活已经成为我们理解实践国际传播必须关注的环境特征。在这一特征下,国际传播的重心不断下移,层面不断丰富,形态更加多样。这就要求我们关注和研究所有层面可能的全球连接。

“全球中国”的总体背景给我们提供了另外一个思考视角。中国融入世界的历程,在党的十八大以来进入了全新的阶段,中国日益走近世界中心的现实,使得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的每一个个体都带着深刻的中华文化烙印走入全球,产生了与全球的连接,形成了全球性的关系。所以,在功能意义上,就需要我们将所有可能产生全球联系和国际连接的因素考虑到国际传播实践路径中来,不断提升“全民国际传播素养”。当然,从总体上看,国际传播的实践体系是一个复杂的有机体,它的发展也是多种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是多重控制逻辑相互作用发展的结果。在党的领导下展开的国际传播工作,需要在结构性权力体制机制上作出安排,需要在“战略”意义上给予明确。***总书记的讲话,从三个方面明确了新时代中国国际传播实践必要的体制机制保障。

首先,“各级党委(党组)要把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纳入党委(党组)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加强组织领导,加大财政投入,帮助推动实际工作、解决具体困难。”一方面,这是阶段性地重视党的意识形态工作重要性的表现；另一方面,也是建设国际传播本土能力的首要措施,彰显做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战略思维。具体而言,在党委意识形态工作纵向布局之下,贯彻做好意识形态“八个方面”工作的同时,要将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落实到各级党委党组织意识形态工作制度之中。提高各级党委组织对于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自觉性,在相关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实践中增加财政投入,保证充足资金流转推进具体的国际传播实际工作和应对建设工作中的实际操作困难。

其次,“各级领导干部主动做国际传播工作,主要负责同志既要亲自抓,也要亲自做。” 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是党的事业的骨干和中坚,在党的各项事业中,应该发挥模范带头作用。***总书记对于国际传播工作与各级领导干部党员的关系论述,强调了各级领导干部自身要内化国际传播工作建设思想,这意味着在今后各级干部的工作考核中需要明确加入国际传播工作考核项。同时,强调各级各类的领导干部全部动员起“抓”“做”国际传播工作,形成领导干部国际传播意识的政治自觉,担当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责任,努力在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学习教育中走在前面做表率,进而形成统率性的工作格局,为整个国际传播工作大局创造良好的氛围和环境,以此推动全民国际传播的实践。当然,全面提高领导干部国际传播思想觉悟,首要面对的问题是各级各类领导干部国际传播知识储备和国际传播意识可能的不足。因此,面对这一基础性问题,还“要加强对领导干部的国际传播知识培训,发挥各级党组织作用,形成自觉维护党和国家尊严形象的良好氛围”。

最后,从更深层次来看,“加强对领导干部的国际传播知识培训”,既是“提升全民国际传播素养”的重要始点,也是重要基础,如此以全方面保证各级党组织、领导干部对国际传播知识的摄入和理解。对此,***总书记在讲话中最后从 “各级党校”“各地区各部门”两个主体上明确提出了推进更大范围知识传播的措施。即要求“各级党校(行政学院)把国际传播能力培养作为重要内容,加强高校学科建设和后备人才培养,提升国际传播理论研究水平”。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发挥各自特色和优势开展工作,展示丰富多彩、生动立体的中国形象”。总体上要求各单位需要精心谋划,切实抓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系统学习教育。具体展开来说,各级党校、行政学院需要设立具体的国际传播、国际关系相关课程；高校文科大融合教育中突出开展国际传播类通识教育,并着重培养“国际传播”人才,考虑组建“特殊国际传播人才储备班”；增加国际传播理论研究课题基金项目,促进提升国际传播理论研究水平；加强中国特色智库建设,稳扎做学问的根本立场,促进学者专家的个人追求与民族发展紧密相关,把高质量的科研成果转化为服务党和国家国际传播事业发展的正确思路和有效方法。各地区各部门则需发挥本身传播优势,协同合作,在城市形象、特色优秀传统文化等对外传播上花力气；在重要国际会议、国际活动的对外传播上花心思；促进中国政治传播、经济传播、文化传播、形象传播等百花齐放,全方位、多领域展示出中国丰富多彩的积极正面形象。

八、结语

“国际传播”作为一个20世纪中叶由西方学者提出的概念,开始是在媒介功能主义社会学视角下,将“征服人心和思想”作为目的,在以广播技术为核心的大众传播语境下关注其功利性需求。中国在融入全球并日益走近世界中心的过程中,借用这一语汇来描述我们与世界的沟通与交往实践。在作为中国人民坚强领导核心的中国共产党即将带领人民开启第二个100年的征程之时,我们正在用自己传统的文化智慧,在核心逻辑意义上赋予这一语汇全新的内涵和外延,并探索全新的概念和实践框架。在知识生产意义上回到中国,在世界文明史意义上理解全球中国,在沟通实践意义上说清实践的中国,需要我辈学人更加明晰明确国家和民族主体意识,更加明晰构建国家和民族的全球化话语叙事,更加坚定本土化道路、理论、制度、文化自信基础,为国际传播新秩序和人类沟通的未来做出贡献。

注释:

① 胡鞍钢:《中国集体领导体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12页。

② 李亚男、王久高:《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制度研究》,《思想教育研究》,2019年第12期,第123页。

③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2页。

④ 王伟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最新理论成果——***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体会》,《中国社会科学》,2017年第12期,第12-13页。

⑤ 中共中央宣传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问答》,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40页。

⑥ 史安斌、刘长宇:《新形势下的国家形象传播:破解困局与开创新局》,《对外传播》,2021第3期,第9页。

⑦ 新华社:《***: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工作 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新华社官方账号,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01351690005252206&wfr=spider&for=pc,2021年6月1日。本文以下涉及***总书记“5·31”讲话内容均出自于此注。

⑨ 张毓强、潘璟玲:《嵌入与弥合:五年来的中国与世界沟通》,《对外传播》,2020第12期,第50-51页。

⑩ 顾亚奇:《国家传播能力现代化与新型主流媒体建设》,《中国记者》,2020年第7期,第7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