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号与叙事:区域故事国际传播的“再政治化”研究*

■ 郑 亮 夏 晴

一、问题的提出

“讲好中国故事”是当下国际传播研究的一个重要主题。以中国之幅员,“中国故事”不应是一个超验、同质和单一的故事,而应是中国各个不同区域故事综合形成的有机的整体故事。因此,讲好中国故事的基础之一,首先在于讲好我国不同地区或区域的故事。近年来,涉疆议题成为中西方国际传播竞争的焦点议题,西方媒体持续污蔑和抹黑我国新疆治理,对我国国家形象造成不利的影响。有效传播我国的治疆政策和新疆的真实情况(讲好新疆故事)是改善我国国家形象和所处的国际环境的重要环节。2020年9月,***总书记在第三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强调“要多层次、全方位、立体式讲好新疆故事,理直气壮地宣传新疆社会稳定的大好局势、人民安居乐业的幸福生活”①,“讲好新疆故事”自此正式纳入国家话语。因此,讲好中国特别是区域(新疆)故事对内有利于民族团结,对外则是扭转西强东弱的国际传播格局的核心环节。

针对我国特定区域故事的研究早期以不同区域内的民间故事为主。2013年以后在“讲好中国故事”的战略引导下,区域视角的中国故事一方面依托地区的文化资源②,另一方面借鉴区域内地方媒体的传播经验,探寻讲好中国故事、区域故事的可行之道③。但此类研究仍处于表层,在当前复杂国际传播环境下缺乏针对性和有效性,未能从区域视角上升到全球视野,特别是未能从民间文化和故事传播的层面上升到在当前国际传播格局中讲好中国故事的高度。国内对新疆故事的区域性故事的研究目前主要是从传播学、文学和戏剧影视学视角研究新疆的民间故事④、影视作品和对策分析⑤等。另外还有部分研究聚焦于讲好新疆故事的政策实施⑥、传播目标⑦和传播意义⑧。国际上,针对讲述新疆故事这一主题的研究极少,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奥伯尔曼(Björn Alpermann)的一项研究。该研究针对中国政府在应对国际舆论对涉疆问题的质疑时使用的形象管理手段,指出中国的涉疆国际传播正在破除“恐怖叙事”,建构起一种隐秘的、去政治化的“发展叙事”框架。⑨比较来看,国际上新疆故事的有关研究是高度政治化的,即充满政治主体性、意识形态和价值判断,而国内关于新疆故事的研究则是“去政治化”的,即多数停留在对民间文化的描述和分析层面,至多是纳入了市场和现代化的视角,但对于新疆故事当中本应占据主角地位的政治主体,特别是新疆区域内个体的能动性以及新疆当前独特的社会、经济、文化结构和价值体系则疏于探讨。

对于“去政治化”这一现象,景跃进认为中国社会在改革开放前后经历了一个“正反合”的过程,即从高度政治化,到去政治化,再到重新政治化的过程。具体到我国新闻业,李彬认为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我国的新闻传播以及新闻传播学经历了类似的过程,即20世纪80年代前属于极度政治化或高度政治化,80年代一度去政治化,90年代以来再政治化又构成新的社会潮流与历史进程。对于“去政治化”这一概念,汪晖指出其中涉及的“政治”不是指国家生活或国际政治中永远不会缺席的权力斗争,而是指基于特定政治价值及其利益关系的政治组织、政治辩论、政治斗争和社会运动,亦即政治主体间的相互运动。所谓“去政治化”,汪晖认为是“对构成政治活动的前提和基础的主体之自由和能动性的否定,对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政治主体的价值、组织构造和领导权的解构,对构成特定政治的博弈关系的全面取消或将这种博弈关系置于一种非政治的虚假关系之中”。

考虑到当前国内新疆故事研究乃至讲好中国故事的媒介实践和研究总体上的“去政治化”倾向,汪晖的分析为如何讲好区域(新疆)故事乃至中国故事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分析视角。本文以“新疆故事”为例,从符号和叙事角度,针对当前主流媒体传播新疆故事的理论和实践中存在的“去政治化”现象和影响进行分析,并提出讲好新疆故事国际传播的“再政治化”路径,以期对讲好中国故事国际传播中区域故事传播这一主题的研究作出贡献。基于汪晖教授的“去政治化”理论,本研究围绕以下具体研究问题展开:1.主流媒体讲述新疆故事的主要叙事方式有哪些？2.“去政治化”的新疆故事如何在媒体呈现？3.新疆故事如何“再政治化”？4.国际传播中应该讲述什么样的新疆故事？

二、“片面现代化”与“神秘化”的新疆故事叙事

当前,主流媒体的涉疆报道一方面向受众呈现新疆的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美好生活的景象；另一方面还要激发受众对新疆区域的好奇和关注,以进一步刺激旅游业从而带动新疆区域经济发展。在此背景下,新疆故事的叙事整体上是一种基于“现代化”和“神秘化”符号的叙事。

现代化的叙事策略是在对现代电影、动画等作品的总结中形成的,主要指叙事时空、人物、视点等层次的现代化,以叙事环境塑造时间,着眼未来并传达意义,注重人物角色的现代化身份,以理性的现代化思维破除神秘化,讲述符合现代人类现实生活逻辑的故事。片面现代化叙事多仅片面关注经济的发展,缺少对主体能动性的呈现。以中国东部地区为参照,新疆的经济社会发展长期以来是“欠发达”的,因此现代化叙事容易是新疆故事中最为常见的一种策略。新疆故事的现代化叙事并不仅仅是叙事手法的现代化,更多地体现在媒体对新疆地区现代化发展成就的报道方面。换句话说,主流媒体更倾向于报道存在于新疆区域内的、静态的和符号化的现代化建设成就(诸如高速公路、基础设施、摩天大楼等),而非动态的普通民众参与现代化、影响现代化或被现代化影响的故事。在主流媒体的国内报道中关于新疆区域现代化发展的内容与政策是紧密相关的。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持续地对新疆进行投入并改善区域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环境。特别是1996年,中央开始了援疆战略。当前媒体讲述的新疆故事很大一部分内容是有关新疆社会现代化建设成就和人民群众生活改善的现状。毫无疑问,这些内容反映了中央政府对新疆发展与建设的支持,但是这些成就类内容的传播,绝大多数是在“发展叙事”的框架内进行的,以展现基础设施等现代化的建设成就为主,而对现代化发展及其对新疆区域内政治主体和普通个体的影响以及这种影响的发生过程缺乏足够的关注。事实上,这种“片面现代化”叙事不仅体现在主流媒体的国内报道中,也体现在国际报道上。2021年3月,新疆“棉花议题”成了国内国际的关注热点。3月24日,瑞典服装集团H&M发表声明宣布“禁止使用新疆棉花”,因为新疆棉花生产涉嫌使用所谓“强迫劳动”。H&M此举激起了中国网民的一致反对。主流媒体在涉及新疆“棉花议题”的报道当中均强调目前新疆棉花已经基本实现了机器采摘,因此不可能涉及所谓的“强迫劳动”。同时,主流媒体也强调,新疆棉花产业的发展实际上对于本地经济发展和各族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发挥了巨大作用,是具有绝对正面和积极意义的产业。这种“去政治化”的叙事同西方媒体众口一词且高度政治化的叙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国内主流媒体的报道中,除了抽象的经济增长和收入数字,新疆棉农个体因为现代化发展而享受到的个体权利的提升与保障以及政治主体为保障棉农劳动权、发展权等各项人权的努力等内容并不多见。

现代化叙事之外,将新疆塑造成一个“神秘”的区域也是常见于主流媒体的一种叙事方式。“神秘主义”是一种古老的叙事手法,它曾受到理性和政治文化的冷藏,20世纪80年代后在启蒙话语的衰退和工业文明的盛行过程中逐渐升温。新疆故事的神秘化叙事,一方面与新疆区域内深厚的文化积淀有关,它由新疆区域内的宗教文化、风俗文化、民族文化、艺术文化等融合形成；另一方面这种神秘化的叙事是中西文化交汇的产物。新疆在我国有独特的地理位置,西部边境与八个国家接壤,是古代“丝绸之路”和当下“一带一路”的核心地区,国内外受众很容易将其视为一个特殊的存在,这就为神秘主义提供了叙事基础。从主流媒体内容呈现来看,新疆故事的神秘化叙事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将新疆描绘成一个“神秘”的、具有东方主义色彩的“异域”地区,构建一个所谓的“神秘”的他者。这类似于西方文学作品叙事中对东方神秘化和异域化的倾向。这一点在新疆旅游资源的开发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即通过神秘化的叙事手法吸引游客,如“参不透的楼兰古城”“一眼千年的塔什库尔干石头城”“精绝故国的尼雅古城”等。然而,当今时代,人类已经探索过这个星球上的绝大多数地区,新疆完全不属于地球上为数不多的所谓“神秘”地区。从考古的角度来说,一些在新疆沙漠戈壁里的遗址遗迹的来龙去脉也有迹可寻,极少数没有定论的在未来也会揭开。这种惯用“神秘”作为主题的传播手段,吸引的只可能是极少数的人,难以在国内外群众中形成共鸣。其二,对新疆少数民族的文化和宗教进行神秘化宣传。新疆地区少数民族的文化与宗教密不可分,受萨满教文化、佛教文化和伊斯兰教文化等影响深远,宗教已经渗透到新疆各少数民族的婚丧嫁娶仪式及日常生活中。将新疆少数民族的文化和宗教作为“神秘”的噱头来招揽游客的传播手法,不利于国内外群众增进对新疆的了解,更不利于习总书记所说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但是经过媒体的长期传播,与新疆关联的各类静态符号已经基本固化,这些静态符号缺乏与更加立体丰富和有深度的故事的关联,尤其是缺乏与新疆社会、经济、文化结构和主流价值体系的关联,客观上与新疆区域内的政治主体和普通个体是割裂的。这种孤悬于符号领域的“神秘化”叙事不能展现区域内主体的价值和能动性,本质上是“去政治化”的。

三、新疆故事的静态化与符号化

以“片面现代化”和“神秘化”为特点的主流媒体新疆故事“去政治化”叙事实际上是在现代化、市场化、全球化和发展主义话语的共同作用当中形成的。改革开放前,内地群众对地处祖国西北的新疆的认知基本就是沙漠戈壁和异域风光,或者是能歌善舞的新疆少数民族等较为单薄和浅显的符号。但由于当时我国尚处于计划经济时期,加上新疆作为边疆特殊的地缘政治等因素,当地群众工资收入水平相对于内地群众普遍较高,新疆群众一度成为内地部分普通工薪阶层群众羡慕的对象。这个时期的新疆故事叙事,虽然单薄,但是仍然具有民族团结、保卫边疆的政治性意涵,各族人民的主体性在报道中也有彰显,所以没有“去政治化”。新疆融入改革开放进程后,市场在新疆经济发展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加之1990年之后来自原苏联对我国西部边疆的威胁消解,主流媒体新疆故事的叙事逐渐开始了“去政治化”过程。特别是2000年中央实施“西部大开发”的战略决策以来,以现代化为核心的发展主义话语逐渐在新疆故事的叙事中占据主导地位。这一时期的新疆故事叙事开始越来越多地强调现代化发展和经济建设对新疆当地带来的种种益处,尤其是经济发展对人民群众生活水平带来的巨大提升。同时,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更使得新疆这个曾经在内地受众心中山高路远的内陆区域被卷入了全球化的进程。比如新疆的棉花产量就占据中国的80%,而中国棉花产量占据世界的30%。从这个数字不难看出新疆在全球经济体系当中的地位。

毫无疑问,现代化、市场化和全球化给新疆的经济带来了腾飞和活力,但是“去政治化”的进程将新疆区域内政治主体和普通个体的能动性遮蔽了起来。现代化、市场化和全球化带来的“去政治化”的后果之一就是静态的发展主义话语抑制着动态的新疆故事叙事。换言之,新疆故事叙事仍然是符号化的静态内容。“去政治化”的新疆故事叙事,不仅表现在对动态新疆故事的抑制以及对新疆各类政治主体能动性的遮蔽,还表现在对内地市场和国际社会的“取悦”。这种“取悦”主要体现在主流媒体对新疆“东方主义”式符号的过度呈现,比如将新疆框定成一个“神秘”的“异域”等待着疆外来客的“探索”,或者将本地少数民族文化呈现为一种可供“观赏”的静态景观。这种“东方主义”的呈现固然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区域旅游产业的发展,有助于当地居民依靠发展旅游业提高收入,但是这种短期经济效益实际上是以强化外部对新疆的“偏远”和“神秘”的刻板印象为代价的,疆外的居民在市场和商业逻辑的裹挟下成为消费者,自觉自愿地通过旅游等形式服从并服务于资本和市场的逻辑,而新疆本地的各类主体则从改革开放前的“革命者”“建设者”“参与者”变成供游客“凝视”和“消费”的客体。主流媒体的这种“取悦”本质上遵循的是一种商业逻辑,即只要能带来经济收益最大化的呈现就是好的呈现方式,无关价值与意识形态。因此,这种“去政治化”呈现方式是对新疆各类主体能动性的否定,完全不利于讲好动态的新疆故事。

近年来,媒介技术迅猛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把人从面对面的对话中抽离出来,与技术相伴的视听叙事能构成一种身体在场的体验,而且这种虚拟真实感增强了符号化叙事的可信性,但媒介技术并不能改变当前主流媒体讲述新疆故事的“去政治化”属性。进一步说,从新闻的角度看,“去政治化”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因为“主张放弃一切政治的报纸也在从事政治”。“去政治化”只能作为理想的乌托邦而存在,是无法落地的。如果新疆故事的内容只是围绕着“去政治化”的静态符号,那么本质上无法构成有效的故事。故事不是一座山,也不是一条河,更不是一片草原。如果把山川河流和民族歌舞这些符号移植到世界的其他地区,也可以成立并继续传播。如此,这些符号就不能说是专属于新疆和中国的。新疆壮美的山川河流和丰富多样的民族文化的最佳呈现方式,应该是一系列的、立体的、有内核及框架的,能有效发挥新疆本地各类主体能动性并能引起内地群众共鸣的动态故事。讲好新疆故事,需要突破“去政治化”的、静态的和符号化的新疆,去除对新疆政治主体和普通个体的遮蔽,将他们和故事重新放置于历史之中,充分发挥他们的主体性和能动性,最终走向动态的“再政治化”叙事。具体来说,在新疆饱含地方特色且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存在深刻内在文化联系的故事素材俯拾皆是。比如唐代诗人王昌龄的诗句“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中的“楼兰”,指的就是汉朝时期由古欧罗巴人种的一支塞人在西域建立的国家,位于今天新疆已经干涸的罗布泊附近。此类故事利用现代的叙事手法加以挖掘和传播,既能带动当地旅游业发展,也能凸显中原王朝历朝历代对新疆的治理。从这个意义上讲,“再政治化”地传播新疆故事,不等同于对商业逻辑的彻底否定,而是一种超越。

四、新疆故事国际传播的建设路径

新闻传播活动的重要功能是维系一个社会的核心价值。即使是号称“客观”“中立”和“平衡”的美国媒体,实质上仍然是传播美国核心价值观的主要载体。因此,讲好新疆故事的“再政治化”叙事首要应该是维系和传播我国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及核心价值体系,这一过程必须置于中国历史进程之中,置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之下。“再政治化”地讲述新疆故事可以理解为一种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目标下,讲述全体新疆人民参与制度建设、社会治理和民族政策等鲜活的动态故事,致力于激发人民主体参与感和情感共鸣的故事讲述方式。在构建动态的新疆区域故事基础上,“再政治化”叙事框架下的当代意义的新疆故事,应该是中国共产党带领新疆全体人民建设和发展新疆,建设社会主义新疆的故事；应该是中国共产党70年来在新疆保护和发展人权事业的故事；应该是中国共产党团结新疆各族人民,反对民族分裂,捍卫国家统一,打击恐怖主义,维护社会安宁的故事；应该是新疆同内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历史和文化血脉交融的故事；应该是新疆人民在历史与现实当中与全国人民一道共同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故事。目前主流媒体新疆故事的叙事存在突显符号的“去政治化”、东方主义的“神秘化”和发展主义的“现代化”问题。在涉疆问题已成当前中西国际传播竞争焦点问题的情况下,讲好新疆区域故事宜应采用“再政治化”的叙事话语全方位、立体式、多层次地讲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动态新疆故事。

(一)去“神秘化”,讲普通人的故事

国际传播中讲好新疆故事的再政治化叙事就是要对新疆进行“正常化”和“去神秘化”。所谓“正常化”,是指新疆作为中国的一个省份,同其他省份一样,是中国版图的一部分；生活在这里的各族群众,同内地的群众一样,也是中国公民。所谓“去神秘化”,指的是关于新疆的叙事应停止将新疆描绘成一个“神秘”的、具有东方主义色彩的“异域”地区。新疆少数民族居民并不都是骑在马背上生活,也不是整天都在唱歌跳舞玩乐。他们也有工作压力,也要还房贷,也要操心子女入托和入学的问题。因此,新疆故事里所呈现的少数民族的生活应该是正常的和去神秘化的,让内地受众认识到新疆各少数民族和自己一样,都是需要面对日常生活的普通人。将新疆少数民族去“神秘”化,是增强新疆故事国际传播力的重要一步。在国际传播内容当中,个人化的故事的传播力要远远大于数字和成就的展示,也更容易引起共鸣。在过去70多年的时间里,一代代普通的新疆居民见证了新疆翻天覆地的变化,每一个普通人的故事都是新疆发展和变迁的见证。事实上,在2021年年初的“新疆棉花风波”当中,更多地关注普通新疆棉农的个人故事,特别是他们受益于新疆棉花机械化播种采摘和蓬勃发展的棉花产业的故事,能够更好实现新疆故事的国际传播。

(二)超越“片面现代化”,讲好人权故事

中华民族是在各族普通群众共同对抗西方列强、参与新中国建设的过程中发展壮大的。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将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视作同政治权利一样重要的权利。中央政府对新疆社会经济的长期投入和现代化发展作出的努力,恰恰是新疆人民各项权利保护的基础。新疆70年来的变化可谓是天翻地覆,在这一伟大历史进程当中,普通人生活发生的变迁是最能够打动人的新疆故事。现代化可以解决发展的问题,但是目前主流媒体的现代化叙事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人权叙事。在当前西方人权话语仍在世界上占有主导地位的情况下,新疆故事的国际传播,尤其是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内容的呈现,应该超越传统的经济成就和现代化发展的框架,用人权框架来讲述。或者说,以“再政治化”的叙事来讲述中国共产党在新疆地区保障和发展人权的动态故事。按照哈佛大学教授塞缪尔·莫恩(Samuel Moyn)的观点,当代人权话语“乌托邦”是在其他“乌托邦”理念失败的情况下走入历史中心地位的,那么人权话语体系就必然可以被更新和被发展。首先,重构人权的历史话语,即打破当代人权体系是历史自然发展产物的观念,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尤其是中国共产党在民族地区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当中去丰富和发展我国的人权话语。其次,在涉疆议题上讲述人权故事要突破西方“民族—国家”的概念框定,将涉民族议题置于“中华民族”框架下进行人权话语建构。同时要注意同世界其他文明和宗教(如伊斯兰教)在人权话语上的对话与合作。最后,讲好人权故事另一个重要的面向是超越西方中心论,即超越西方人权话语体系是“普世”或者“标准”的认知。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际传播话语再政治化的基础

突破固化的符号,在国际传播中讲好新疆故事,应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基础,把新疆群众与中国共产党的共同历史融入到新疆故事的叙事中。新疆过去两百年的历史,充满了战争、侵略、冲突和压迫。近代以来新疆社会的变迁不是新疆社会内部自发社会改革或阶级解放运动的产物,而是在中国革命的背景下,于1949年由中央政府与时任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和时任国民党新疆省政府主席包尔汉谈判达成的和平解放的结果。历史上,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在新疆进行了土地改革和民主改革,彻底结束了这片土地上的民族压迫和剥削,赋予了新疆全体人民群众各项权利,建设了民族平等和团结和谐的新疆；也是中国共产党将改革开放的春风吹到了西部地区,给全疆带来社会、经济、生活的新发展,改善了新疆相对落后的状况；更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提出并践行了“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再度给地处祖国西部、内陆腹地的新疆带来了重现历史繁荣的机遇。因此,国际传播中“再政治化”的叙事话语,离不开一个强有力的政治根基,这个根基就是中国共产党70年来在新疆实施社会主义制度、践行民族区域自治、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治理经验。脱离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政治基础、遮蔽政治主体和普通个体能动性的新疆故事叙事,即使能突破符号化的束缚,也必将会陷入空洞化的虚无。

注释:

① 《***:坚持依法治疆团结稳疆文化润疆富民兴疆长期建疆 努力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疆》,中共中央党校网,https://www.ccps.gov.cn/xtt/202009/t20200926_143631.shtml,2020年9月26日。

② 陈宏:《讲好山西故事 传播中国文化》,《当代电视》,2016年第8期,第74页。

③ 王若愚:《新时代山东形象对外传播研究》,山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20年,第71页。

④ 王丹:《多民族文化交流中的“仙妻”形象研究——以新疆“凡夫寻仙妻”故事为例》,《民族文学研究》,2019年第6期,第47页。

⑤ 刘福利:《淡化差异 寻找共通:新疆对外传播的重要策略——以纪录片〈我从新疆来〉为例》,《声屏世界》,2019年第2期,第42页。

⑥ 孙炜:《讲好“访惠聚”故事 凝聚强大正能量——“新疆访惠聚”微信公众号传播效果分析》,《采写编》,2019年第4期,第148页。

⑦ 贾春霞:《提升舆论引导能力 讲好新疆故事》,《新疆日报》(汉),2016年7月23日,第1版。

⑧ 张蓓:《在新起点讲好新疆故事》,《新疆日报》(汉),2020年10月15日,第6版。

⑨ Björn Alpermann.‘InOtherNews’:China’sInternationalMediaStrategyonXinjiang-CGTNandXinhuaonYouTube.Association for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on China(ASC)Annual Workshop,27-28 November,2020.p.22.

⑩ 景跃进主编:《政治与社会译丛》第一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前言第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