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媒体运作与地方社会互动*——一项个人生活史视角下的经验研究

■ 孙信茹 唐优悠

一、网络社会中的自媒体研究

媒介及传播活动是考量群体或个人与社会结构关系及其变动的一个重要维度。面对不同的信息和传播环境,媒介运营者的主体意识和自我认知会表现出极大的不同①,从而使得媒介传播内容、运转方式、与社会互动的形式呈现出不同的样貌。在网络新媒体的发展中,自媒体是近些年来备受关注的新媒体类型。据学者梳理,自媒体一词最早于2003年出现在美国新闻学会(API,American Press Institute)媒体中心的一份报告里,其中提出“自媒体作为一种了解普通大众如何得益于连接全球知识的数字技术的新型渠道,正致力于参与到普通大众本身的事实和新闻中。”②美国纽约大学(CUNY)在2009年提出未来四种网络新闻商业模式,包括:“超本地化新闻类和兴趣类博客或网站；人数为30人左右的小型新闻机构；公共支持的或非盈利性新闻机构；新闻生产支持机构。其中前三类都被看作是专业新闻人员运营的自媒体。”③在我国,自媒体与早期博客的发展相关,2013年后,随着微信的普及,越来越多的个体具有了影响力,人们普遍认为2015年是自媒体投资元年。

随着自媒体平台的大量涌现和传播力量的不断增强,人们对自媒体的传播属性、形态和模式等方面的关注度较高。一些研究从传播特性和模式上展开分析,认为“自媒体(WeMedia)是普通大众经由数字科技强化、与全球知识体系相连之后,开始理解普通大众,并向大众提供并分享他们真实看法、自身新闻的途径”④。它打破了传者对受者的单向传播模式,形成用户对信息的提供与分享的互播模式。技术的低门槛让私人化、平民化的传播者们通过平台型媒体进行自主的发声,由此形成自媒体的核心精神:“草根新闻,源于大众,为了大众”⑤。自媒体是“没有专业限制的全民DIY”⑥。有学者着重讨论自媒体的发展对新闻生产方式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提出只有在社会性媒体出现并流行之后,自媒体才会出现。⑦

一些学者关注自媒体在社会学、政治学上的意义,认为自媒体让用户能基于自身的信息流动建构一个以自己为节点的社会关系网。这种参与公共信息的生产流通的能力,能够使有影响力的自媒体具有重构媒介空间信息格局的能力,这种能力可以对抗权威机构的信息控制势力。⑧还有研究从赋权的角度理解自媒体,认为自媒体通过技术手段促进了传播个人主义的兴起,从而加快了民主进程的发展⑨,而面对自媒体的盛行也需要借鉴西方经验,对其进行更加灵活的管制。⑩从社会学的角度看,有学者认为自媒体的出现真正开创了传播的“个人主义时代”。卡斯特等人在对网络社会的研究中特别提到:“并非是互联网络创造了网络化个体主义,但互联网络的发展提供了帮助网络化个人主义进行扩散的合理的物质支持,而这种网络化个人主义已然成为占据统治地位的社会性形态。”此外,一些研究对自媒体创业做出了一定的分析,如认为自媒体创业不仅需要新闻记者具有经济资本,还需要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并认为自媒体面临社会认知和政策合法性压力。

自媒体的研究视角多元,但以往的研究大多从宏观或中观层面进行思考,也较多聚焦于传播模式、社会变革、经济转型、技术赋权等方面的议题,相对而言关于个体媒介实践的微观研究较为少见。我们在研究中发现,自媒体作为当今社会传播与社会互动的“参与者”,尤其能够折射出媒介技术如何影响社会与日常的现实。自媒体创办主体所展开的实践方式与可能性空间,很大程度上也会影响自媒体与社会互动的程度。如韦伯所言:“所谓社会现象如果不和个体的社会行动联系起来,就不过是一些抽象的名词。”在具体的社会情境中,自媒体实践面临的境况复杂,自媒体的运作不仅是内容生产和传播的问题,也不只关乎传播新机制和模式建立的问题,还包括了社会关系和资源在多重权力结构和系统中的互动与重组问题。如果说,自媒体运营属于较为典型的传媒创新活动的话,学者则聚焦传媒业的内容创新,或关注传媒业在商业模式上的转型。但我们的研究更关注处于一定社会结构中的自媒体及其创办主体,通过自媒体的运作和实践,如何将自媒体机构作为整合自身社会关系和资源的一种方式和手段。自媒体的出现提供给了个人或机构内容生产的巨大自由,同时又为人们提供了一种实现个人发展和资源重组的机会。这种研究视角与以往对自媒体的研究有着较大的不同。

本文基于微观的视角,具体考察一个自媒体的运作过程以及创办人的自媒体历史。研究尝试通过回归到创办人生活历程的方式,考察个体借助自媒体建构社会关系网络、获取社会资本、参与社会建构等问题,从而去“理解作为社会中个人生活历程与历史的结合面上的一个个细小交点,他们自身发生了什么变化”。

二、个人生活史视角下的自媒体运作和实践

(一)研究方法

田野点位于云南省南部的对外通商口岸河口瑶族自治县,以河口的自媒体创业者谭延路为研究对象。他运营着河口两个最大的微信公众号“触摸河口”“微河口”,拥有五万多河口的当地粉丝,他经营的广告、宣传片拍摄等业务也具有较大影响力。研究聚焦自媒体运营的具体场景,立足于个体生活的微观叙事,对自媒体创业者进行了深度访谈,同时研究者参与观察了自媒体的运营过程、媒介产品制作、采集新闻、拍摄宣传片、商业应酬等活动。研究者还对当地机关部门负责人、融媒体中心、商业竞争对手、本地媒体受众等进行访谈与调查。

我们采用个人生活史的方法展开研究。个人生活史(personal life history)是指一个人在一定的社会、文化和历史情境中,其在生活中所发生的所有事件和经历,也就是故事。与集体或者群体的历史相比,个人生活史看似微不足道,没有那么宏大重要,但是从20世纪初开始,西方学术界就把个人生活史作为我们窥见集体或者群体历史的一个重要渠道。其中,社会学家托马斯和兹纳涅茨基出版的《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ThePolishPeasantinEuropeandAmerica)为个人生活史方法的力作。

在对个人生活史的讨论中,有学者认为这是一种类似于以个人为中心的民族志研究。Robert Le Vine首次采用了“个人中心的民族志”这个词来形容近距离描述与分析人类行为、主观经验以及心理过程的方法,其核心是强调个体的重要性。阎云翔认为,以个人为中心的民族志研究与传统方法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它主要着眼于个人体验以及个人的主体性,而不是社会结构与文化规范。同时,生活史被定义为一种着力于再现个体一生或者某一阶段生活经历,以及这种生活经历所反映出来的特定历史背景下的个人、组织以及社会主题的研究方法。

(二)一家自媒体的运作与实践历程

云南省河口县是一座移民城市,常住人口10.92万人,除了少部分本地世居者之外,外来者主要来自于浙江、四川、贵州、湖南以及云南其他州市。县城南邻越南,自近代以来已是商贾云集之地,百年前开通跨国铁路和公路,如今成为与泛亚地区连接的重要交通枢纽。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塑造其对外窗口形象的需求就更为紧迫。2018年后,河口边境广播站、河口广播电视台和县委宣传部管理的新闻编辑部,以及其他新媒体事业单位整合共建河口融媒体中心。除传统电视节目和纸媒新闻外,中心还运营微信公众号“天天看河口”。官方微信公众号制作的内容较为严肃,对热点民生问题关注较少。融媒体中心目前面临着诸多窘境,媒体人待遇低、人才流失严重、资金设备较缺乏、制作的媒介内容在本地受众中关注度较低,甚至有时候融媒体中心都无法完成政府的宣传任务:“连县公安局边防站内部拍的抖音做的推文阅读量都比我们融媒体中心高。”

作为人口流动性较大的口岸城市,当地民众对于租房、招工、交易等信息及社会新闻有着迫切的获取需求,广告商也需要借助有影响力的媒体机构进行宣传与营销。自媒体创业者谭延路的微信公号就在这样的背景下成长起来。谭延路在河口主要有三个媒介平台:拥有一万粉丝量的“触摸河口”微信公众号是他运营了两年的核心媒介平台；拥有四万粉丝量的“微河口”微信公众号曾经是他最大的竞争对手,于2019年被他收购；“触摸河口·通捷网络”抖音号目前处在“养号”阶段。几个媒介平台大致覆盖了河口的线上传播空间,至今已经拥有河口地区百分之五十的用户粉丝量,这让谭延路成为了名副其实的“河口传媒大亨”。

80后的谭延路自小“就不喜欢循规蹈矩去干事情,高考填志愿就没有按家里意愿,填报了自己更感兴趣的车辆工程专业”。大学里热衷尝试新鲜事物的他捕捉到了商机:“那时电脑特别贵,我们寝室就一起凑钱买了台二手电脑,自己经常捣鼓修理。后来收购电脑配件组装了再去学校的BBS上卖给新生。”大学毕业后,谭延路到了汽车厂工作,很快辞职创业,但基本以失败告终。2016年到河口姐姐的饭店帮忙设计打印广告牌和展板,学着策划一些广告营销活动:“一开始我帮着运营饭店的微信公众号,没有经验就自己去网上百度学。”第一次的运营经历让他感受到了自媒体的强大影响力。

随后,谭延路花了300块钱注册了一个传媒公司,又花了300块钱从淘宝上购买了一个拥有2000名粉丝的微信公众号“红河微站”,他希望借助这个公号实现新一轮的创业梦。他通过百度、B站等网络平台学习制作媒介产品,还用手机拍摄剪辑视频传送到公众号里。很快他开始琢磨起了媒介运营的规律,发现“河口的本地粉丝太少了,这样不利于受众的线下消费引流”。他决定从受众的角度去重新思考自己的媒介定位。2017年,他重新注册了一个微信公众号“触摸河口”,聚焦于报道和推送河口本地的信息。当时的河口已经有了一家报道本地信息的自媒体“微河口”,该公号热衷推送河口当地的风土人情,报道一些官方媒体不太触及到的本地社会新闻,深受当地用户的喜爱。在常住人口不到十万人的县城里,“微河口”拥有近四万的粉丝量。这个强大的竞争对手让谭延路倍感压力:“那时只有三个粉丝,发的东西根本没有人看。我去上海学习运营公众号、拍摄剪辑,平时也去州电视台参加一些培训,学习运营微信公众号,技术提升非常快。”

媒介实践过程中,非科班出身的谭延路有了更多体会:“公众号的核心就是粉丝,要提高粉丝量,必须发一些大家喜闻乐见的东西。”于是,他开始模仿其他公众号制作的推文。“当时就是想着把粉丝量搞多一些,做一些能够吸引人的内容出来,所以我的推文都是围绕人们非常感兴趣的东西,一部分转发大部分原创。第一篇文章发布才7个阅读量,做了《河口高速通车了》就到了571的浏览量,之后转发了一个辟谣的信息就有1.2万的阅读量。运营不到20天后,每篇推文的阅读量都能保持1600以上。”

这时的谭延路认识到阅读量大的文章主要还是依靠转发,他开始努力制作吸引人的高质量推文,自己俨然变成了一个公民记者:“17年一次台风过境,我听到马上就冲去拍。当时洪水已经快漫到公路边了,我扛着相机设备冲到风口现场,跳进洪水里去拍摄抗洪抢险。工作人员都以为我是新闻办的就没有拦我。那篇文章效果太好了,涨了两千多个粉丝,整个河口的网友都在转发。当天晚上,在县委宣传部工作的朋友就给我打电话了,我猜到可能是有什么不好的事情要我删稿子,就故意拖时间不接他电话,希望看推文的人再多涨一点点。第二天早上我看着阅读量差不多了,就回电话过去解释并把文章删了。我也理解他们其实是怕引起舆情。宣传部领导的电话我也不可能无视嘛,让我删帖,我不删就太不识趣了。”这篇凭借自身新闻敏感捕捉到的内容,让仅有两千粉丝的“触摸河口”公众号的单篇推文浏览量破万。除了涨粉带来的自豪感,删帖的经历也让谭延路意识到,想要长期稳定经营自媒体,发布的内容必须在宣传部门许可的范围内。之后他将洪水题材的推文做了修改,重新推送了名为《洪水无情人有情》的推文,着力报道洪水来临时各级党政干部众志成城参与救灾的内容。这一次,河口县机关职能部门领导纷纷在朋友圈转发了这篇文章,“领导的转发和支持,让我的阅读量同样达到了1.2万”。

运营好自媒体需要深入分析竞争对手,谭延路认为自己的最大竞争者“微河口”的内容是主要推送其他媒介的信息,盈利依靠广告,不涉及线下的互动业务。他觉得这样的做法“不接地气”。找准自己的定位后,谭延路经常拍摄与河口本地相关的内容,同时又积极配合官方的宣传工作,与当地政府保持了密切的关系。这让他能够从官方渠道拿到更多的一手素材,在影响力上逐渐超过了“微河口”。“推送同样一条新闻,四万多粉丝的它阅读量还不如一万多粉丝量的我。19年上半年,他们负责人就以很低的价格把号卖给了我,从这以后我就是河口最大的自媒体了。”粉丝数和阅读量上涨以后,谭延路开始了商业资本转型。“触摸河口”每一条推文末尾都推出“便民平台”栏目,“我想提高大家的参与度,所以免费给商家打广告,他们会积极转发,他们觉得效果好下次再来找我就收费了嘛”。拥有了媒体资源的谭延路在河口的人脉圈快速扩大,不少经营业务在商业活动中慢慢被开发出来。“在河口弄什么都可以找我,我不会做的就学着做。我买了更多的单反和镜头,还买了无人机,做出来的媒介产品质量也就越来越高。”

依托微信公众号带来的资源,谭延路注册了广告公司,客户主要是政府部门和事业单位。在地方社会中,他的媒介实践与政府紧密交织,自媒体机构也在这个过程中不断调适着自己。“洪水报道删帖”事件以后,每次制作媒介产品前谭延路都会自我把关,反思是否会带来不良的舆情,“我们的公众号也是为了宣传河口,要是把河口形象毁了对我也没有好处”。内容运营方面,谭延路不再参与报道敏感的民生议题,主要依赖河口几个官方部门,“这都是他们把关过的,我可以放心大胆地发出来”。他觉得:“‘触摸河口’报道政府正面信息,所以政府给了非常大的支持。一些机关部门的稿件都直接投给我们。现在很多人会以为触摸河口是县委宣传部的一个平台,把我们当成是‘河口第二宣传部’。”

能够将自媒体做得有声有色,除了谭延路的个体行动以外,这跟河口的社会环境因素也密不可分。传统媒体在当地的影响力不如从前,政府的宣传功能出现缺位。县级融媒体中心运营的微信公众号传播力有限,设备、人力、物力都不及谭延路的工作室,他们日常的新闻工作自顾不暇,甚至需要请谭延路帮忙,更不必提参与广告宣传片等业务的竞争了。这就在河口当地的公共信息领域里留下了较大的空间,让自媒体有了施展拳脚之地。自媒体通过文化宣传等内容抢占受众资源,成为官方宣传工作的重要补充平台。

地方社会里的自媒体在运营中不断探寻自己的定位和与各方关系协调的方式。谭延路逐渐趋于温和与保守,选题主要是报道河口的正面信息,内容主要是官方活动新闻报道、社会民生新闻、政府及企业宣传片。2020年8月,他开通了抖音号“触摸越南”,将其定位为一个跨国区域传播的新平台。他的想法很明确:河口毗邻越南,当地发展外贸、旅游和经济都离不开这个区位优势。“只有跟政府保持高度一致才能够长期生存下去。”

三、自媒体运作与地方社会互动

(一)技术赋权使个体成为“新型社会行动者”

一个“外行人”能够转型成为自媒体运营的佼佼者,和个体独特的经历密不可分,但我们更关注媒介技术的整体性发展为个体所赋予的能量和条件。地方社会中的自媒体机构得以发展,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媒介技术的壁垒迅速被打破,自媒体创办者在百度和B站上就可以获取丰富的学习资料,而拍摄和剪辑只需要手机和电脑这种成本低廉的工具。每一个普通的公民都可以成为公共信息流通的参与者,甚至有可能成为信息的主导者和控制者,这为新媒介时代技术使用者赋权。

传统公共话语空间中,普通公众没有话语权且只能被动地接受信息,赋权的对象首先针对那些“无权”的群体,技术渠道的普及让新的公共话语空间得以构建起来。普通公民拥有了一定的发声权,并可能有能力将自己的声音传递到更广阔的社会空间中,凭借技术,个体的社会行动拥有了施展和运行的空间。

然而也应看到,从自媒体及个体媒介实践的视角展开观察,尽管自媒体和媒介赋权相关,但这并不等同于传统意义上所讨论的媒介赋权。尤其在互联网影响深入的当下,媒介赋予传播权并不意味着个体就此拥有了引领和控制社会议题的能力。如何让信息被更多的人知晓,让传播的话语能够在公共信息空间中占据优势,除了传播者自身对信息的把关以及接受者的喜好等因素外,还涉及到话语权竞争和控制等方面的问题。此外,在个体、媒介与社会更加紧密复杂的关系背景下,个体如何利用已有的知识体系认识、理解并运用媒介,进而与媒介和所处环境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展开互动,这成为技术赋权过程中需要考虑的重要问题。

这里的赋权包括了个体运用媒介技术展开深度融入社会的能力。在技术运用中,个体从业余的媒体使用者,转变为熟练专业的媒体运营者,甚至成为更为积极的社会行动者。谭延路参加专业培训,学习新闻理念并参照专业媒体平台标准制作媒介产品,这使他与普通的媒介用户区别开来。同时,他积极融入当地社会,通过给社会公益活动捐款,正面宣传和报道政府的方针政策,为社区居民提供便民服务信息,增强自己媒介的参与度,为商家提供广告和宣传平台,使自媒体融入使用者的日常生活。这一系列社会互动是自身话语权的增权过程。赋权是一种理论与实践、一个目标或心理状态、一个发展过程和一种介入方式。但这个过程并非从上而下的赋予,而是充分利用媒介激发和挖掘主体的潜能。同时,处在特定社会结构和权力运作逻辑中的个体,在媒介赋权的基础上展开具有适应性的、主体性的媒介实践活动,使得个体与媒介的融入得以在既定的社会结构之中完成,从而实现媒介、个体、社会三者之间的互动。

(二)个体行动与社会机构互动

在谭延路的自媒体运营过程中,他迅速将自媒体定位与当地的信息需求特点结合起来,敏锐地把握当地政府机构的要求,从揭露性报道转向正面宣传,从而获得了官方对其传播权的许可。他对官方宣传工作的积极配合,让自己融入到当地权力话语之中,微信公号被人们称作“第二宣传部”就是这一转型的典型表达。官方从最初对他的“抵触”“默许”转变到主动寻求合作。作为回报,政府也将更多的广告业务交付给谭延路,比如托管运营微信公众号,承接宣传片拍摄等。他还有意识地与凤凰网、澎湃新闻等影响力较大的媒体联合,这无形中将自媒体塑造为颇具专业性的平台,也增强了政府机构对自媒体传播的信心。一旦成为当地具有影响力的自媒体后,它对本地权力机构也会形成一种潜在的压力,这是自媒体社会引领力的体现。自媒体机构与当地政府有着权力的相互制约,自媒体平台在这个过程中建立和维护着与当地社会的关系网络。这种社会关系也是新闻生产过程中“补偿网络”的一种体现,官方通过提供广告、赞助、经营合作的方式对新闻生产机构提供“补贴”,从而形成对于新闻单位实践活动的制约与诱因,利用有形或者无形的“补助”实现对于自媒体传播内容的控制。

社会运行的需求给予自媒介运营的空间,个体的媒介实践与地方情境和社会关系互动紧密。自媒体运营者借助媒介产品的生产、传播参与到社会建构和促进社会变迁的过程之中。自媒体运营成为一种“个体空间与其他空间之间进行利益协商、资源交换以及身份与文化互动的结果”。在特定的社会空间中,其中的“知识、意识形态和权力关系等这些来自于特定社会阶层的主观意识形态构建,通过空间关系进入到个体空间内部,成为影响并约束个体空间生产的客观要素,让生活于其中的实践主体不断审视并调整自己,做出契合主流社会规范的行为”。个体行动在媒介化的社会背景下得以有更多施展的空间,集聚着个人力量的媒体能够成为特定社会中的重要力量,并通过这种力量促进社会改变。

(三)自媒体实践与社会资本转换

成为媒体记者并不是谭延路的最终目的,如何将这种媒介话语权转化为社会资本,进而促进商业资本的获取才是他作为自媒体创业者的目标。有社会学家认为“社会资本是个体为了在嵌入性资源中获取回报,通过工具行动和表达行动而在社会关系中的投资”；有学者从回报的角度阐释社会资本:“社会资本是一种有助于两个或更多个体之间相互合作,可用事例说明的互惠性非正式规范。”可以发现,社会资本与个体、回报、社会关系等概念密不可分。在谭延路的媒介运营中,对商业实践的理解凸显了他对关系的重视,他不断强调自己的事业需要靠朋友,靠交际,这正是他构筑自身社会资本的表述。社会资本带来的回报是直接的广告收入,自媒体的影响力让其社会关系网得以铺展开来,这是从事自媒体工作的优势。同时他通过自媒体的运营维系这种社会关系,让潜在的社会资本不断酝酿,就如同他一直主张的“免费”帮忙做事那样,在中国文化的“互惠原则”以及“报”的文化、福山理解的“互惠非正式规范”中就揭示了这种社会资本转化为经济资本的可能性。

在谭延路的个案中,个体行动在话语权与资本的转换过程中显得尤为突出。他注册新的广告公司,将自媒体聚集的影响力移植到公司中,反过来,线下的广告业务令自媒体平台有了更多的资金支持,这让他在媒体行业的竞争中取得优势。按照布迪厄对个体行动的分析,“这种行为倾向是在与一个特定的可能性域的特有关系的持续过程中形成的”,而且,这当中存在的是诸多权力的关系,即依靠位置、资本在这一可能性域中争夺和捍卫权力的行为倾向。谭延路巧妙处理与当地政府、资本市场、媒体竞争对手和受众之间的关系,通过吸引受众的注意力让其在官方权力面前有了较大的话语权。先在媒体行业占据相对优势的位置,之后再参与到资本市场的竞争中获得经济资本。一系列的捐款和公益活动逐步加深自媒体与当地社会权力机构的关系,进一步促进了自身社会资本的增长。

个体行动脱离不了特定社会情境的制约和复杂性,从地方自媒体运行的微观视角切入,可以看到个体行动者借助媒介赋权的力量,不断调适自身与当地社会、文化和权力秩序之间的关系。依凭社会和经济资本的转化,自媒体机构融入到当地的社会权力结构之中,成为地方社会建构的一种重要力量。在这里,我们看到不仅媒介是个体行动初始的“源动力”,而且个体在媒介实践过程中对社会关系的理解与维持使自身成为不同身份的文化代言人,这是个体在媒介化社会借助媒体赋权,利用充分的社会行动所获得的文化资源。当然,我们也看到个体社会轨迹的形成由行动者先前经验积累而来,并且这些先前经验不断抵御着新的信息所带来的习性变化并选择那些能够保证自身稳定的信息。这在个体行动者身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形成了个体行动者独特的“风格”或惯习。因此,在解释个体行动时,要特别关注行动者的个人生活史。个人生活经历让人们看到其所在的特定社会区域的“生存条件和制约性因素”情境对于个体行为和选择的影响。早年的个人创业历程,在谭延路的媒介实践中发挥着重要的影响,共同促进个体的行为选择与行动逻辑。

四、余论

(一)自媒体成为参与地方社会文化建构的力量

社会建构视角提醒我们对事物的认识应该从动态、多元的角度入手,并将这种认识根植于社会过程之中。通过研究,我们看到在媒介化社会背景下,媒介技术的变迁给予了个体更多的创造力,个体与社会的关系被赋予了更多可能性,这与传统时代的社会建构有着较大的区别。媒介技术变革为掌握了技术的个体赋予传播权,个体通过实践行动熟悉媒介运营,与当地社会的政治力量、民间力量、资本力量互动,个体也能够更为充分地获取社会资本甚至实现经济资本的转化,在一个社区中获得更多资源优势。从此意义上讲,自媒体成为一种重要的地方新型力量参与到了社会建构过程中。自媒体通过对社会情境和文化资源的认识与把握,与社会权力机构进行互动,在特定的社会结构和关系网络中找到自我定位,自媒体的运作和媒介产品也构筑了地方社会特有的一种文化景象。技术发展改变着社会个体的认知和表达,但是,我们更不能忽视个体对于媒介技术的创造性理解和使用。

(二)互联网成为日常生活技术

如果将自媒体的发展和运营者放到技术大的变迁和发展视野中,会看到人与技术互动关系的变化。传统时代“技术被看作是具有阶层和权力属性的,掌握技术的人通常被赋予更好的权力,保持在一个更高的社会阶层和地位上。当互联网开始进入中国社会时,对于技术的理解和驯化,调试人和技术的关系成为当时研究的基本范式”。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深入发展和日益普及,人们将“互联网看作是催生社会更加广泛合作及社会交往的重要工具”。可以看到,技术不仅是人们赖以展开活动的基础性条件,还是特定阶层权力和生活方式的展现。相较过去技术与特定阶层人群之间的关系,互联网发展使人们对于媒介技术的使用成为一种日常生活中人人都能获得与掌握的过程。这些变化让互联网成为一种日常生活技术。日常生活技术的运用和凸显,意味着媒介技术在今天已经成为了个人生存、个体与社会组织之间互动的重要方式。

(三)“社区媒介”的可能

自媒体的出现,较大限度地凸显了普通民众的个体力量,促成传播中个人意识的崛起。信息巨量增长使注意力变为稀缺资源,人们更乐于关注身边事,体察与自己关联更为紧密的现象和话题。社区媒体的兴起,促使人们有了更便利和直接的方式接触到和自己较为切近的新闻。

对融合性社区媒体的自媒体来说,它更似一种根植于地方社会的本土媒体,能更加融入当地社会情境,媒介的用户不再盲目追求跨地域、全球化这样新鲜而又震撼的超级媒体,而是更关注那些让自己更具有参与感的媒体和内容。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讲,地方社会的自媒体机构对凝聚社群和建立人文认同也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这为探讨社区媒体的发展提供了一种分析思路。

注释:

① 孙信茹、杨星星:《文化传播与行为选择——一个普米族青年的文化实践故事》,《现代传播》,2015年第1期,第29页。

② 潘祥辉:《组织再造:媒介社会学的中国视角》,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09页。

④ Shayne Bowman & Chris Willis.WeMedia—HowAudiencesAreShapingtheFutureofNewsandInformation.The American Press Institute Thinking Paper.2003.7,p.36.

⑤ 转引自邓新民:《自媒体:新媒体发展的最新阶段及其特点》,《探索》,2006年第2期,第24页。

⑥ 喻国明:《解读当前中国传媒发展关键词》,《新闻与写作》,2016年第9期,第5页。

⑧ 代玉梅:《自媒体的传播学解读》,《新闻与传播研究》,2011年第5期,第4页。

⑨ 潘祥辉:《对自媒体革命的媒介社会学解读》,《当代传播》,2011年第6期,第26页。

⑩ 宋全成:《论自媒体的特征、挑战及其综合管制问题》,《南京社会科学》,2015年第3期,第1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