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9-03
■ 杨 洸 巢乃鹏
健康不平等(health inequality),一直以来都是各国政府致力于解决的社会问题,也是医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普遍关注的研究主题。从概念上界定,健康不平等是指“居于不同社会地位的群体在健康方面体现的系统性差异”①。所谓健康的系统性差异,是指个人的健康状况往往与其所属的社会群体相一致,并进而表现为整个社会范围内不同群体间健康不平等的现象。该健康不平等的分层与人们的早期生命发展、所接受的知识与专业教育、所从事的工作及其工作环境、所获得的收入和经济资源、所拥有的住房和社区条件、所持有的健康行为等因素均密切相关。②可以说,健康不平等从根源而言就是社会结构的不平等。
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目前造成逾300万人死亡③,其死亡分布情况亦呈现出明显的健康不平等。④Shadmi等人(2020)指出,新冠病毒正在以不平等的方式影响着社会中的弱势群体⑤:对于老年人、居住在人口稠密地区的人、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人、移民和少数族裔而言,其罹患各类慢性病的风险较高,随之导致其极易处于被新冠病毒感染和出现严重后遗症的健康威胁之中。低收入群体如公共交通公司一线运营人员、杂货店店员和药店员工,由于其在工作中不可避免地需要广泛接触公众,因此也容易被感染;少数族裔和移民群体因语言和文化障碍限制了他们准确获取预防疾病专业知识的可能,他们不得不转向社交媒体,但也因此可能会获取错误的信息;缺少医疗保险的个体如果出现新冠症状,往往会推迟甚至放弃接受检测,且可能只在晚期阶段才求助于医学治疗,从而导致更为不利的后果。上述弱势群体的感染也使得其所在家庭和社区处于被新冠病毒感染的高风险之中,造成同一社会群体中更多个人的被动带入。
隔离措施是目前预防新冠病毒感染公认的有效方式,包括政府提倡的戴口罩、勤洗手、保持社交距离、就地隔离以及限制公众集会等。尽管各国已经制定了明确的行为指引,然而民众对相关防疫措施的执行程度仍存在较大差别,发生了部分民众反对隔离的事件,甚至还引发了不少舆论事件。其中,代际的防疫认知和行为差异突出:向来讲究养生的老年群体对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漠然置之,以个人生命历程中经历的多次瘟疫事件为背书,指责各种防疫措施是小题大做,抵触心理强烈;而平日熬夜爆肝的青年人却在疫情初期就口罩武装、洗手规范,严格防疫、惜命如金,同时在家庭场域对长辈们苦口婆心展开防疫科普——强烈的行为差异激发并加剧了不少家庭矛盾和代际冲突,同时迅速在社交媒体中发酵舆论热度并引起媒体的广泛报道。⑥那么,面对新冠疫情,代际的健康行为差异是否属于系统性的?该差异是否可追溯至更深层次的社会根源?本研究将试图回答以上问题。
故此,本研究关注新冠疫情防控期间的健康不平等现象,聚焦不同世代在预防新冠肺炎方面的健康行为差异,并试图揭示这种实质性行为差异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具体而言,本文从传播学的视角考察健康不平等,即疫情防控行为在不同世代间的分布形态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风险信息接触和个人心理认知差异的基本特征。研究通过问卷调查方法,获取中国家庭祖孙三代在疫情暴发初期的防控态度及行为数据,其结果呈现健康代沟,并基于社会认知理论解释其影响机制。在学术价值上,本研究拓展了阐释人们健康行为成因的相关理论;在实践意义上,鉴于代际间的系统性差异将导致健康不平等的社会现象,相关影响路径的考察有助于为政府和公共卫生部门缩小社会上的健康鸿沟提供适切解决方案。
个体的健康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健康行为,许多健康问题都与危害健康的行为密切相关。然而,个人健康行为的采纳并非孤立或个别的现象,而是在社会群体中呈现出系统性分布的特点。在公共卫生、社会学等领域,学者们已就社会群体的健康不平等问题展开大量探索。相关研究将社会群体基于不同标准进行划分,考察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健康表现,并发现了普遍的系统性差异,即相较于占据优势或核心地位的社会群体,弱势或边缘社会群体的健康状态也居于劣势。研究者所采取的社会群体区分标准,涵盖性别、种族、年龄、教育程度、职业、收入等社会经济地位核心指标,或基于单个指标项或通过组合不同指标展开健康差异考察。后者如比较不同教育程度的男性和女性在人均寿命等健康指标上的差异,一项对欧洲27个国家的长期调研结果显示,女性健康状况不佳的可能性较男性高出17%,但当将教育和职业(即体现经济收入的高低)因素纳入考量之后,该劣势则消失了。⑦还有研究聚焦特殊的社会群体,如对澳大利亚土著和非土著(移民)群体的健康状态进行比较⑧,以及对美国社会的孤立群体(在以自我为中心的人际网络中仅有单个个体的人)与非孤立群体在健康信息获取行为上的对比。⑨
社会群体间健康差距(health disparities)的测量指标涉及客观和主观的数据:健康状况的差距、人均寿命的差距、健康信息获取的差距、自我报告的健康状态的差距等。已有研究揭示出健康差异的社会分层表现,具体而言,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健康不平等,呈现为一个自上而下的健康梯度。这可以是显而易见的,也可以是细微隐秘的,可以体现为单一国家中的结构性差异,也可以是多个国家存在的普遍结构性特征。例如,一项瑞典的研究显示,在本国拥有博士学历的人群,要比获得硕士学历群体的死亡率更低,而这种基于教育程度的健康梯度在世界范围内也是普遍存在的,无论该国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
囿于对新冠病毒本身认识的诸多局限性,人们的防疫态度和行为也存在诸多差异,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个体感染新冠病毒的概率。其中,家庭场域的防疫代际冲突尤为明显,有学者称之为“代际之役”。有关疫情的海量信息也经由各种途径形成轰炸式传播,亦真亦假、虚实难辨,由此造成的“信息疫情(Infodemic)”之战与病毒所引发的瘟疫之战相互联动、相互共振,人类社会处于痛苦和混乱之中。由此可知,人们对新冠疫情的风险感知可能同时来自于新冠肺炎本身和信息疫情。那么,上述风险信息接触将对不同世代的公众产生怎样的影响?扩展平行过程模型(extended parallel process model,简称EPPM)认为,健康风险信息接触会使人们感知到一定的威胁,激发人们的消极情感反应(如恐惧、担忧)并促成其降低风险的预防行为。据此,风险信息之下,代际的健康行为是否存在系统性差异?研究试图考察中国家庭祖孙三代的防疫情感和行为差距,即“健康代沟”的具体表现。相关研究假设如下。
H1a:祖孙三代的防疫情感存在显著差异。
H1b:祖孙三代的防疫行为存在显著差异。
许多研究表明,人类的健康行为存在着强烈且一致的差异,健康不平等有其深刻的结构性,源自社会内部或社会之间的不平等,譬如社会经济地位的不同决定了人们的患病风险及预防或治疗行为,此种差距往往不可避免,但并非一成不变。其中,部分差异可归因于社会人口统计学变量,如性别、年龄、文化背景等社会经济地位。然而,对于致力于改善健康不平等状况的研究者而言,从社会人口统计学变量上进行改变并不容易,或者并不现实,因此,研究者转而关注其他影响健康不平等的因素。
相比人口统计学变量,人们的认知心理机制则较为容易改变。诸多健康行为的动机模型(如健康信念模型、保护动机理论、社会认知理论、理性行为和计划行为理论)皆指出,人们的社会认知和动机心理对其健康行为具有重要影响。其中,社会认知理论是考察人们健康行为影响因素的重要范式。该理论主张,健康决策的产生是一个由信念决定的过程,个体的风险感知、自我效能感(self-efficacy)或主观规范(subjective norms)感知都在其间发挥重要作用;同时,个体的认知心理、所处环境及其行为之间始终相互制约。作为健康决策行为的主要预测因子,自我效能感始终是健康研究关注的焦点,其指向个体对自己能够在一定水平上完成某一活动所具有的能力判断、信念或主体自我把握与感受,简言之即对自身行为能力的信心。当意识到相关疾病的高度易感性和严重性时,若个体对自身的行为执行能力充满信心,且认为可以从行为中获益,那么,行为的实施将几乎不存在任何障碍,行为很可能会随之发生。此外,主观规范也是促成人们采取健康行为的心理因素之一,表示个体在决定是否执行某特定行为时所感知到的社会压力,反映了重要的他人或团体对个体行为决策的影响。
扩展平行过程模型从个体的风险信息接触与认知心理视角更进一步解析人们的健康行为差异。该理论指出,经由接触与疾病相关的风险信息可触发个体的感知疾病威胁和自我效能感,并促成降低风险的健康行为意向,这一过程具有复杂的形成机制。具体而言,仅当风险信息接触者感知到足够的威胁,即该风险被认为具有严重后果(感知严重性)且可能对自身造成影响(感知易感性)时,预防行为才会被激发。若感知威胁较低,则个体不会对信息启动作进一步处理,也不会产生相应的认知或情感反应。换言之,个体的行动意愿甚至风险信息的关注动机以充分的感知威胁为前提,个体的感知威胁是影响相关风险信息是否值得被考虑的重要线索。故而,风险信息的关键实则在于其能否激发受众对威胁和效能的感知,进而引起后续行为的改变。若受众的自我效能感较低,则感知威胁的增加反而会导致人们有意回避甚至抵抗风险信息中所倡导的行为,这也解释了人们有时会产生抗拒风险信息的内在原因。
与此同时,信息传播环境的变化加剧了代际的健康差异。电子媒介在不同人群(特别是不同年龄层)中的“传播不平等(communication inequality)”必然将扩大其健康水平的差距。厦门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研究团队对全国健康追踪调查数据(CHARLS)的分析显示,在控制了其他人口变量的影响后,年龄差(以45岁为界)所导致的数字鸿沟显著影响了人们的健康水平。周裕琼等(2020)在疫情前后针对祖孙三代进行了两次家庭问卷调查,数据的对比分析显示,不同世代在采纳和使用数字媒介上的代沟,经由其获取健康信息的素养差异,最终影响到代际在健康“知信行”上的差距,即健康代沟。具体言之,在数字代沟的两个维度中,“素养沟”与健康代沟的相关程度高于“使用沟”:其一,“使用沟”与健康代沟之间呈一定的正相关,代际在使用数字媒体了解疫情信息方面的差距越大,防疫效能感和防疫实践的差距也越大;其二,“素养沟”与健康代沟之间呈强烈正相关,代际对疫情信息的评估能力与分享程度的差距越大,疫情风险感知、防疫效能感和防疫实践的差距也越大。
综上,对不同世代而言,其新冠疫情风险信息接触是否能促成相应的健康防疫行为并不能一概而论。本研究以最核心的认知心理因素——自我效能感为中心,考察外部信息接触与内在心理认知对祖孙三代自我效能感的影响,同时关注信息环境与心理机制是否对代际间的防疫情感和行为存在不同作用。相关研究假设如下:
H2:外部风险信息接触与内在心理认知机制对祖孙三代防疫自我效能感的影响方式存在差异。
H3a:外部风险信息接触与内在心理认知机制对祖孙三代防疫情感的影响方式存在差异。
H3b:外部风险信息接触与内在心理认知机制对祖孙三代防疫行为的影响方式存在差异。
为考察新冠疫情期间(2020年1—3月)中国不同世代的防疫差异及其影响机制,本研究展开了一项涵盖祖代、亲代、子代的在线问卷调查。该调查于2020年2月底至4月初进行,研究团队向华南地区某新闻传播院校所有的在读本科生和研究生(共计1300余人)发出倡议,邀请学生及其亲代、祖代共同参与《新冠疫情防控调查问卷》。对于不同世代,问卷的主体部分相同,仅在问卷说明和个人信息部分,依据各个世代的实际情况而有所调整。问卷填答需遵循以下原则:其一,每位学生(子代)在完成问卷之后,须邀请其父母和(外)祖父母中的各一位填答亲代和祖代问卷;其二,亲代和祖代的选择按照生日临近法则进行。若父母或(外)祖父母只有一位,则直接选定为问卷填答人。
问卷通过专业在线调查平台“问卷星”发放,经课题组严格审核,剔除不合格问卷,共回收有效问卷1380份。随后,基于健康代沟的研究目的,仅有单独子代的问卷被剔除,最终保留有连续代际作答的问卷共1000份。其中,子代382份(平均年龄=20.50;女性占80.9%;本科生占比最高,为88.0%),亲代386份(平均年龄=47.64;女性占51.3%;初高中学历占比最高,为56.0%),祖代232份(平均年龄=73.50;女性占54.3%;小学学历占比最高,为49.1%)。
问卷主要询问受访者的风险信息接触、社会认知心理及人口统计学资料,具体测量方式如下:
1.风险信息接触是研究的自变量,从传统媒体接触、社交媒体接触、人际交流接触等三方面进行考量。
(1)传统媒体接触:询问受访者自疫情以来,通过电视、广播和报纸获取新冠肺炎信息的频率,采用5分量表进行测量(1=从不,5=总是)。通过可靠性分析,上述测量项目符合因子分析的基本要求,合并为复合变量“传统媒体接触”(KMO=0.64,Cronbach’sα=0.72,M=3.16,SD=1.05)。其中,子代M=2.73,SD=1.00;亲代M=3.28,SD=0.99;祖代M=3.67,SD=0.93。
(2)社交媒体接触:询问受访者自疫情以来,通过社交媒体获取新冠肺炎信息的频率,采用5分量表进行测量(1=从不,5=总是)(M=3.91,SD=1.27)。其中,子代M=4.68,SD=0.56;亲代M=4.09,SD=0.89;祖代M=2.34,SD=1.27。
(3)人际交流接触:询问受访者自疫情以来,通过人际交流获取新冠肺炎信息的频率,采用5分量表进行测量(1=从不,5=总是)(M=4.19,SD=0.79)。其中,子代M=4.31,SD=0.73;亲代M=4.13,SD=0.78;祖代M=4.09,SD=0.88。
2.社会认知心理是研究的中介变量,从个体的防疫知识感知和信念感知两方面进行考量。
(1)防疫健康知识感知:要求受访者通过0—100分评价自身对新冠肺炎的知识掌握情况(0代表没有掌握,100代表全部掌握)(M=69.85,SD=17.63)。其中,子代M=71.93,SD=15.27;亲代M=72.19,SD=16.87;祖代M=62.54,SD=20.38。
(2)健康风险感知:参考Ferrer等(2016)的设计,询问受访者对“新冠肺炎是严重的传染病”“新冠肺炎对人的伤害很大”“新冠肺炎会对我的日常生活造成严重威胁”“我有可能被传染新冠肺炎”“我身边的人处于感染新冠肺炎的风险中”等10个问题的看法,采用5分量表进行测量(1=非常不同意,5=非常同意)。通过可靠性分析,上述测量项目符合因子分析的基本要求,合并为复合变量“健康风险感知”(KMO=0.88,Cronbach’sα=0.89,M=3.53,SD=0.78)。其中,子代M=3.52,SD=0.73;亲代M=3.52,SD=0.77;祖代M=3.57,SD=0.87。
(3)自我效能感:参考Witte等(1996)的设计,询问受访者对“我能够做到新冠肺炎的各类预防措施”“采取新冠肺炎的各类预防措施对我来说很容易”“我有信心采取新冠肺炎的各类预防措施”“各类防护措施是避免感染新冠肺炎的有效方式”等6个问题的看法,采用5分量表进行测量(1=非常不同意,5=非常同意)。通过可靠性分析,上述测量项目符合因子分析的基本要求,合并为复合变量“自我效能感”(KMO=0.88,Cronbach’sα=0.92,M=4.26,SD=0.61)。其中子代M=4.26,SD=0.61;亲代M=4.18,SD=0.64;祖代M=4.08,SD=0.73。
(4)主观规范:参考Reno等(1993)的设计,询问受访者对(a)我的家庭成员、(b)朋友、(c)社会一般公众、(d)医学专家、(e)媒体等个人或机构在应该分享新冠肺炎的相关信息或应该采取的新冠肺炎预防措施方面分别占比多少,共8个问题,采用5分量表进行测量(1=基本没有人,5=几乎所有人)。通过可靠性分析,上述测量项目符合因子分析的基本要求,合并为复合变量“主观规范”(KMO=0.86,Cronbach’sα=0.91,M=4.41,SD=0.59)。其中,子代M=4.46,SD=0.49;亲代M=4.41,SD=0.60;祖代M=4.32,SD=0.71。
3.人口统计学变量是研究的控制变量,包括年龄、性别、教育程度、月可支配收入(或生活费用)等信息。受访者的平均年龄为43.27岁(SD=21.05),其中,子代M=20.50,SD=2.18,亲代M=47.64,SD=4.08,祖代M=73.50,SD=0.8.57;女性占63.3%,男性占36.7%,其中,子代女性占比80.9%,亲代女性占比51.3%,祖代女性占比54.3%;教育程度上,子代本科生居多,占88.0%,亲代初高中学历居多,占56.0%,祖代小学学历居多,占49.1%;收入水平上,子代中位数为1001—1500元,亲代中位数为5001—8000元,祖代中位数为2001—3000元。
4.防疫正向情感应对是研究的因变量。参考Williams等(2016)的设计,询问受访者对新冠肺炎的情感反应:(1)我对新冠肺炎感到害怕、恐慌;(2)我对新冠肺炎疫情感到难过、悲伤;(3)我对新冠肺炎疫情感到焦虑、担忧。采用5分量表进行测量(1=完全不强烈,5=非常强烈)。通过可靠性分析,上述测量项目符合因子分析的基本要求(KMO=0.71,Cronbach’sα=0.86)。随后,通过反向处理,将以上负面情绪转换为复合变量“正向情感应对”(M=2.60,SD=0.91)。其中,子代M=2.32,SD=0.80;亲代M=2.72,SD=0.88;祖代M=2.82,SD=1.01。
5.防疫积极行为意向是研究的因变量。根据国家卫健委发布的新冠疫情个人防护要求,询问受访者对相关防疫措施的采纳意愿:(1)前往医院或公共场合时佩戴口罩;(2)用流水和肥皂(皂液)勤洗手;(3)室内经常通风;(4)咳嗽时使用纸巾或弯曲手肘掩盖口鼻;(5)外出回家后及时更换并清洗穿戴的衣物;(6)出现疑似症状及时就诊。采用5分量表进行测量(1=非常不可能,5=非常可能)。通过可靠性分析,上述测量项目符合因子分析的基本要求,合并为复合变量“积极行为意向”(KMO=0.90,Cronbach’sα=0.89,M=4.69,SD=0.53)。其中,子代M=4.78,SD=0.39;亲代M=4.69,SD=0.54;祖代M=4.53,SD=0.67。
为考察祖孙三代在防疫情感和防疫行为层面的差异,研究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one-way ANOVA),选择Bonferroni进行事后多重比较。表1的结果显示,首先,就防疫的正向情感而言,子代、亲代和祖代的表现均较为悲观、负面(总体均值M=2.60,SD=0.91),但代际则存在显著不同(F(2,997)=28.25,p=0.000):在害怕、恐慌、难过、悲伤、焦虑、担忧等负面情绪反应上,相较而言,子代最为脆弱(M=2.32,SD=0.80),祖代最为坚强(M=2.82,SD=1.01),而亲代居于两者之间(M=2.72,SD=0.88)。Bonferroni事后多重比较显示,子代的防疫情感较亲代(均值差异=-0.39,p=0.000)和祖代(均值差异=-0.49,p=0.000)都更为消极,而亲代和祖代之间则无显著差距(均值差异=-0.10,p=0.484)(见图1)。H1a假设祖孙三代的防疫情感存在显著差异,因而得到了数据支持。
图1 新冠疫情中祖孙三代的正向情感应对
表1 祖孙三代的防疫情感和行为意向差异
其次,就防疫行为而言,祖孙三代整体上呈现出积极的应对倾向(总体均值M=4.69,SD=0.53),但仍存在显著的代际差异(F(2,997)=17.15,p=0.000)。对于公共场合佩戴口罩、勤洗手、室内通风、咳嗽时使用纸巾或手肘掩盖口鼻、察觉疑似症状及时就诊等防疫行为,子代的表现最为主动(M=4.78,SD=0.39),其次是亲代(M=4.69,SD=0.54),而祖代则较为被动(M=4.53,SD=0.67)。Bonferroni事后多重比较显示,祖代的防疫行为较子代(均值差异=-0.26,p=0.000)和亲代(均值差异=-0.16,p=0.000)而言都更为被动,而子代和亲代之间则无显著差距(均值差异=0.09,p=0.051)(见图2)。H1b假设祖孙三代的防疫行为存在显著差异,故而也获得数据支持。
图2 新冠疫情中祖孙三代的积极行为意向
面对新冠疫情,不同世代的防疫心理认知不尽相同。一系列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显示(见表2),其一,祖孙三代的感知防疫健康知识获取程度存在显著差别(F(2,997)=27.34,p=0.000),亲代的疫情知识获取感知最高(M=72.19,SD=16.87),其次是子代(M=71.93,SD=15.27),而祖代则最低(M=62.54,SD=20.38)。Bonferroni事后多重比较显示,祖代所感知的自我防疫知识掌握情况较子代(均值差异=-9.38,p=0.000)和亲代(均值差异=-9.64,p=0.000)而言均更差,而子代和亲代之间则无显著差异(均值差异=-0.26,p=1.000)(见图3)。
图3 新冠疫情中祖孙三代的防疫知识感知
表2 祖孙三代的防疫心理认知机制差异
其二,祖孙三代的健康风险感知并未呈现显著差别(F(2,997)=0.33,p=0.723),也就是说,不同世代均认为新冠肺炎对自己和他人构成了较高的健康威胁(见图4)。其三,在自我效能感上,祖孙三代的差异较为显著(F(2,997)=5.37,p=0.005),子代对疫情防控的信心最高(M=4.26,SD=0.61),亲代次之(M=4.18,SD=0.64),祖代最弱(M=4.08,SD=0.73)。Bonferroni事后多重比较显示,子代的自我效能感较祖代(均值差异=0.18,p=0.003)而言更强,而子代和亲代(均值差异=0.07,p=0.353)、亲代和祖代(均值差异=0.10,p=0.166)之间则无显著差异(见图5)。
图4 新冠疫情中祖孙三代的健康风险感知
图5 新冠疫情中祖孙三代的自我效能感
其四,在主观规范感知上,世代之间也呈现出明显差异(F(2,997)=4.16,p=0.016),子代对采取防疫行为所感知的社会压力最强(M=4.46,SD=0.49),亲代次之(M=4.41,SD=0.60),祖代较弱(M=4.32,SD=0.71)。Bonferroni事后多重比较显示,子代的主观规范感知较祖代(均值差异=0.14,p=0.012)而言更强,而子代和亲代(均值差异=0.06,p=0.571)、亲代和祖代(均值差异=0.09,p=0.242)之间则无显著差异(见图6)。
图6 新冠疫情中祖孙三代的主观规范感知
不同世代防疫自我效能感的形成机制在通用模式之下也存有差异。通过OLS回归分析,首先,人口统计学变量(控制变量)对不同世代的自我效能感均无显著影响。其次,从表3中增量的R2数据可知,内在心理认知是相较风险信息接触更能影响个人自我效能感的因素。个体的内在心理认知机制对自我效能感则具有普遍解释力,亦即对于祖孙三代而言,防疫健康知识感知、健康风险感知和主观规范均显著影响其自我效能感的形成。值得指出的是,祖孙三代的自我效能感受外部信息环境的影响存在较大不同,具体而言,对于子代,无论是经由传统媒体、社交媒体还是人际交流所接触的风险信息均对形成防疫自我效能感无显著影响;对于亲代,社交媒体(β=0.12,p<0.01)和人际交流(β=0.10,p<0.05)所传递的风险信息可显著促进防疫自我效能感的构建;对于祖代,则仅有基于人际交流的风险信息接触对防疫自我效能感有显著影响(β=0.12,p<0.01)(见表3)。H2考察“外部风险信息接触与内在心理认知机制对祖孙三代防疫自我效能感的影响差异”,故H2得到部分数据支持。
表3 风险信息接触与防疫心理认知机制对自我效能感的影响(n=1000)
基于OLS回归分析,不同世代的防疫情感应对和行为意向同样具有不同的形成路径。就防疫情感应对而言,祖孙三代之间的影响机制各不相同。首先,人口统计学变量对不同世代的情感应对仅存在零星影响:在子代中,年龄越小,则越容易对新冠疫情感到焦虑、害怕(β=-0.19,p<0.05);在亲代中,面对新冠疫情,男性比女性表现得更为坚强、乐观(β=0.13,p<0.05)。其次,外部风险信息接触对于祖孙三代的防疫情感基本上无显著影响,仅有人际交流接触加剧导致了子代产生焦虑、害怕的负面情绪(β=-0.15,p<0.05)。最后,内在心理认知机制对祖孙三代防疫情感的影响模式较为一致。具体而言,其一,感知防疫健康知识掌握对于不同世代形成正面防疫情绪均无显著影响;其二,人们的健康风险感知越强,则越容易对新冠疫情感到焦虑、害怕(子代:β=-0.23,p<0.001;亲代:β=-0.31,p<0.001;祖代:β=-0.45,p<0.001)。其三,主观规范感知对子代的正向防疫情感无显著解释力,但与亲代和祖代的正向防疫情感则呈强烈负相关,亦即,在亲代和祖代中,当个体越认为他人会分享预防信息或采取预防措施时,其防疫的负面情绪(焦虑、担心、害怕等)也越强烈(亲代:β=-0.17,p<0.001;祖代:β=-0.18,p<0.01)(见表4)。H3a考察“外部风险信息接触与内在心理认知机制对祖孙三代防疫情感的影响差异”,故H3a得到部分数据支持。
就防疫的积极行为意向而言,祖孙三代的影响机制同样同中有异。首先,在人口统计学变量层面,子代和亲代中,女性较之男性均具有更积极的防疫行动意向(子代:β=-0.13,p<0.05;亲代:β=-0.12,p<0.05);此外,教育程度越高的亲代,其防疫行为意向也越强烈(β=0.24,p<0.001)。其次,外部风险信息接触的影响呈现鲜明的世代特征:子代的社交媒体接触越频繁,则积极防疫行为意向越强烈(β=0.12,p<0.05);亲代的人际交流越频繁,则防疫行为意向越主动(β=0.16,p<0.01);祖代的传统媒体接触越多,则防疫行为意向越积极(β=0.12,p<0.05)。最后,内在心理认知机制对祖孙三代防疫行为的影响模式较为一致。其一,防疫健康知识感知并未显著影响子代的防疫行为,但对亲代和祖代则具有显著解释力(亲代:β=0.20,p<0.001;祖代:β=0.26,p<0.001)。其二,健康风险感知对子代的防疫行为无显著影响,但在不同程度上预测了亲代和祖代的积极行为意向(亲代:β=0.11,p<0.05;祖代:β=0.25,p<0.001),亦即,当健康风险感知越高时,亲代和祖代越有可能采取正向防疫行为。其三,主观规范感知与祖孙三代的防疫行为均呈显著正相关,当感知他人分享防疫知识和采取防疫措施的程度越强时,人们越倾向于正面的防疫行为(子代:β=0.47,p<0.001;亲代:β=0.50,p<0.001;祖代:β=0.59,p<0.001)。其四,自我效能感对不同世代的防疫行为均具有显著解释力,当人们的防疫效能感越高时,其防疫行为意向越强(子代:β=0.21,p<0.01;亲代:β=0.16,p<0.01;祖代:β=0.27,p<0.001)(见表4)。H3b考察“外部风险信息接触与内在心理认知机制对祖孙三代防疫行为的影响差异”,故H3b得到部分数据支持。
表4 风险信息接触与防疫心理认知机制对防疫情感和行为的影响(n=1000)
新冠病毒肆虐全球,不同世代之间的防疫行为差异已成为学者关注健康不平等的重要视角。本研究聚焦新冠疫情防控期间的健康代沟(即代际间的健康不平等),考察祖孙三代的防疫情感和行为差异及其中的影响机制,旨在探索弥合健康不平等的可能路径,为缩小健康鸿沟提供适切方案。
首先,人们的防疫情感和防疫行为均呈现出鲜明的世代特征,即不同世代在疫情防控上具有健康差异。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病毒,诸多不确定性普遍引发了祖孙三代的焦虑、担心和恐慌,但代际却也表现出统计学意义上显著的情感差异,其中,祖代较为乐观,子代较为悲观,亲代则处于两者之间。然而,相较于情感态度,不同世代的防疫行为意向却呈现出倒挂趋势,尽管祖孙三代的防疫意愿均较为积极,但子代最为主动,祖代较为被动,亲代则居中。子代情感脆弱但行动积极,祖代情感乐观却行动滞后。扩展平行过程模型或可为祖孙三代的防疫代沟提供合理解释。当感知到的威胁较低时,个体不会产生进一步的认知或情感反应;仅有当人们对风险信息感受到足够多的威胁时,其预防行为才会被激发,不过,若个人的自我效能感较低,则感知威胁的增加反而会导致相悖于风险信息主张的健康行为。换言之,风险信息传播并不一定能促成有益的预防性健康行动。正如本研究中祖孙三代的防疫数据所表明,当自我效能较高时,来自风险信息的感知威胁增加了人们对信息的接受程度,进而促进了(子代的)健康决策和行为;而当自我效能较低时,风险感知则反而降低了人们的信息接纳意愿,并最终呈现为(祖代)健康行为的不够积极。
其次,祖孙三代间防疫情感和行为的形成机制,于普遍规律中也显现出一定的世代特色。就通用模式而言,相较于外部信息接触,内在心理因素对防疫情感和行为的影响更为显著:健康风险感知越强,则祖孙三代越容易对疫情产生焦虑情绪;主观规范感知越强,则祖孙三代的防疫行为意向就越强烈;防疫自我效能感越高,祖孙三代的防疫行为也同样越积极。而在世代特色上,不同渠道的风险信息接触对不同世代的防疫情感基本上无显著影响,但在防疫行为预测上却呈现出有趣的现象:传统媒体接触更能促成祖代的防疫行为,而子代和亲代则分别更依赖于社交媒体和人际交流中所传递的信息,这恰恰符合我们对不同世代媒介偏好的既有认知。
上述研究结果揭示了风险传播何以促成健康预防行为的相应路径。事实上,风险信息本身是否包含威胁要素或提升自我效能感的要素并不重要,健康说服的关键实则在于人们能否通过风险信息的接触去主动激活(或唤起)危机意识和自我效能感。自我效能感对感知威胁与意图之间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即在高效能感时,信息威胁促进了信息接受,在低效能感时,信息威胁则抑制了信息接受。不论是对哪一个世代而言,当有其真正依赖的信息渠道时方可有效触发积极的防疫认知机制,促进健康决策,风险信息的有效传播也才能真正达成。
总体而言,无论是对祖孙三代的防疫情感还是行为而言,社会认知心理都是比外部信息接触更为有力的影响因素;自我效能感受到防疫知识感知、健康风险感知和主观规范感知的共同影响;不分年龄、不分世代,主观规范对祖孙三代的防疫行为均具有强烈的解释力。在这次全国范围内的新冠疫情阻击战中,我国政府采用全媒体、全方位、全覆盖的方式进行防疫抗疫,相较而言,传统媒介对公众健康态度及防护行为的说服效果并不明显,人际传播是促成个体健康行为的关键路径。
健康是人类的共同愿望,也是人类的基本需求。无论经济水平高低,每个国家或社会的良性发展都可通过公众的健康水平、健康保障资源的分配情况以及人们因健康状况不佳而受到非公平对待程度加以评判。纵观世界流行性疾病史,较之富裕地区,贫穷社区的感染率和死亡率都更高。新冠肺炎作为一种流行病,其与现有的非传染性疾病(如各类慢性病)及社会经济条件相互作用,从而加剧了该疾病在分布、预防和治疗上的健康不平等。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数据已然反复证明并强调了这一不容忽视的严峻形势。是以,采取正确高效的公共卫生政策,如全国动员、扩大社会保护和公共服务等显得尤为重要。在新冠疫情防控期间,中国政府自上而下发动的全员防控阻击战是对抗健康不平等、弥合健康代沟的一次成功检验。政府借由全媒体、全渠道、全方位开展新冠病毒预防的科学普及,并通过强制方式实行各种隔离制度(包括封城封路、强制佩戴口罩、强制居家隔离等),由此形成的强烈主观规范是比自我效能感更能影响公众防疫行为的因素。此外,面对疫情在不同省市地域中的分布不平等,中国政府实行“配对援助”,调动一切物资及医疗资源,派遣医护人员前往疫情严重地区进行支援,迅速缩小了健康鸿沟,同时推动了全球对有关新冠肺炎的健康平等问题的认识。
本研究对于中国政府所倡导的“健康中国”战略具有重要的意义。长期以来,世界各地对不平等的强烈抗议有增无减,且正逐渐汇聚成全球运动之势。聚焦影响不同群体健康平等的因素(如风险信息接触、社会认知心理等)并试图“扬长避短”有望改善全球健康,并令行动事半功倍。解决健康不平等现象绝非是通过简单粗暴的健康平均化(即给予所有人相同的、没有任何差异的健康资源和条件)来实现,而是需要基于人群或个体特征,给予每个个体享有均等的卫生公共服务的权利和机会,缩小社会中不可接受、不公正的健康分布,最终达致健康平等的状态。基于本研究的结果,由于不同世代人群因外部环境接触和认知心理因素的系统性差异,相关政府和机构在预防新冠肺炎的健康教育上应以精细化、精准化服务为中心,对于不同群体采取差异化措施,譬如对处于健康弱势的老年人群体,应从其信赖且依从的传统媒体渠道广泛传播预防新冠病毒的有效信息,尤其加强病毒知识和防疫行为的易得性和易学性,由此提升老年人的自我效能感,促进更为主动积极的健康防疫行为。对于青年群体,政府官方可以借由青年依赖的社交媒体广泛发布有关抗击新冠疫情的正面信息,这有利于减缓该群体的消极负面情绪,减轻其心理焦虑和压力。对于可预防的新冠肺炎、艾滋病等传染性疾病,以及糖尿病、高血压、肺癌等非传染性疾病,政府和卫生机构可通过有效和更具针对性的健康干预机制,使不同世代利用所获得的不同社会资源,形成健康风险的规避。
最后,本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其一,通过问卷调查所获取的个人防疫行为意向可能与实际行为存在偏差,不过,行为意向或动机对于最终的行为实施仍然具有充分且必要的预测作用。其二,深入关注社会结构的系统性对于促进卫生公平与改善人口健康而言至关重要,后续研究可就此展开进一步探讨。
注释:
① Lundberg,O.TheNextStepTowardsMoreEquityinHealthinSweden:HowCanWeClosetheGapinaGeneration? Scandinavi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vol.46,2018.p.21.
②⑧ Deravin L.,Francis K.& Anderson J.ClosingtheGapinIndigenousHealthInequity-IsItMakingaDifference? International Nursing Review,vol.65,2018.pp.477-483.
③ 澎湃新闻:《新冠疫情全球死亡人数今天已逾300万人》,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2254591,2021年4月17日。
④ Bambra C.,Riordan R.,Ford J.,& Matthews,F.TheCOVID-19PandemicandHealthInequalities.J Epidemiol Community Health,vol.74,2020.p.965.
⑤ Shadmi,E.,et al.HealthEquityandCOVID-19:GlobalPerspectives.International Journal for Equity in Health,vol.104,no.19,2020.p.104.
⑦ Roxo,L.,Bambra,C.& Perelman,J.GenderEqualityandGenderInequalitiesinSelf-ReportedHealth:ALongitudinalStudyof27EuropeanCountries2004To2016.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alth Services,vol.51,no.2,2020.p.148.
⑨ Askelson,N.M.,Campo,S.& Carter,K.D.CompletelyIsolated?HealthInformationSeekingamongSocialIsolates.Health Education & Behavior,vol.38,no.2,2011.p.116.
⑩ Marmot,M.AchievingHealthEquity:FromRootCausestoFairOutcomes.The Lancet,vol.370,2007.p.1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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