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中国特色新闻学的命题、资源、路径与方法*

■ 雷跃捷

一

本文破题之前,有必要对建设中国特色新闻学这个命题的学术合法性问题做出回答。这里所说的“学术合法性”问题,是指在学术意义和实践意义上判断此命题是真命题还是伪命题的问题。自从传播学被引进以来,以“传播学”替代“新闻学”的声音不断。既然“新闻学”可以被取代,那么,作为一门“处于黄昏时分”的学问,还谈什么建设？更遑论“中国特色新闻学”的建设了。从这种观点和认识出发,讨论建设“中国特色新闻学”,岂不就是一个伪命题？但是,实际情况真是如此吗？新闻学的当代命运果真如此不堪吗？关于这个问题,以郑保卫为代表的一些新闻学者已发表了许多以事实为依据的批评,本文不赘述。

对于“建设中国特色新闻学”这个命题的论证,笔者认为可借鉴相邻学科,来做一番比较研究,以便从另一个角度求得正确的答案。纵观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发展,中国的和平崛起已是世人的共识。伴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迅速攀升,“中国道路”“中国经验”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普遍重视。面对这种趋势,有作为的中国学术界不可能不考虑所研究领域的“中国特色”问题。姑且不论社会学正在发生的“社会学的中国化”向“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的成功转型,就连“国际政治学”这样在以往完全由西方学术界所垄断和把持理论阐释权和话语表述权的学科,如今,也正在致力于构建中国特色的国际政治思想理论。该领域的学者表示:“中国从闭关锁国走向改革开放之时,正是国际政治理论研究取得长足发展之际。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中国国际政治理论研究从单一的国家间关系研究扩展到几乎社会科学的所有研究领域。”①其间,“中国国际政治学界深刻认识到,建设中国自己的国际政治理论体系不仅仅是理论发展的必然,也包含着现实的必要性。自1987年起,诸多学者强调国际政治研究的‘中国特色’,而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国际政治学界不再聚焦于‘中国特色’的争论,转而致力于‘中国学派’的建构,中国国际政治理论研究变得愈加规范与厚重”。②其面对的基本问题是:如何秉持中国重心,将理论研究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突破对西方国际政治理论范式的模仿与追随,开创中国国际政治理论研究的新图景。随着国际形势的日益变化,世界格局从单极化转向多极化,崛起后的中国,面临着日益复杂的国际形势,与此相适应,国际政治学也从一门“小学科”而发展成为当代的“显学”。这种情况,和新闻学非常相似。改革开放以来,新闻业处于改革的最前端。在反映改革、鼓吹改革的同时,新闻业自身的改革始终没有停止,在社会转型和新媒体迅猛发展的当下,呈现出加速度的态势。新闻实践中这些带有强烈“中国印记”的“中国经验”,经过不断提炼和升华,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理论”。这套理论自成体系,是有效地阐释和指导中国新闻实践的理论武器和行动指南。所以,我们有充足的理由和自信来论述“中国特色新闻学建设”的问题。对照相邻学科,如前述国际政治学的“中国特色理论”的阐述,新闻学界提出的“中国特色新闻学建设”这一命题,不仅仅是真命题,而且是一个体现了鲜明的时代特征和包含了丰富的历史底蕴,立足当下、放眼未来的大命题。它不但需要新闻理论工作者具有充分的学术自觉和理论自信,同时,还要具有能够超越时代局限的大格局、大视野、大智慧！基于此,新闻理论工作者同样有理由憧憬和相信:中国特色的新闻学建设将突破西方新闻学,尤其是传播学理论范式的模仿与追随,去致力于开创中国特色新闻学建设的新局面。

二

中国特色新闻学建设的资源来自以下六个方面。

一是中国的新闻传播实践。

尤其是当代中国的新闻传播实践,这是中国特色新闻学建设的源头活水,是新闻理论的源泉。

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实践是人类社会产生、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也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源泉。邓小平指出:“一个新的科学理论的提出,都是总结、概括实践经验的结果。”③毛泽东指出:“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叫我们看问题不要从抽象的定义出发,而要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从分析这些事实中找出方针、政策、办法来。”④社会实践是社会科学理论的源头活水,新闻学理论概莫能外,更需要从丰富的新闻传播实践中撷取素材,吸收养分,来建设自身的理论概念、范畴和原理、原则。譬如说,中国新闻理论中,有“舆论导向”这个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新闻学概念,并在这个概念的基础上,衍生出“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提高舆论引导能力”等一系列的理论命题。“舆论导向”的这个概念和由此衍生的一系列命题,并不是从逻辑推论中诞生的,也不是新闻理论工作者凭空想象出来的。而是从总结中外新闻舆论工作经验教训中,获得的怎样做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工作的理论认识。“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中国的新闻实践为中国特色新闻学建设提供了最直接、最丰富的理论资源。

二是中国新闻思想史所提供的理论学术资源。

中国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新闻思想发展史,即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史的理论资源,为中国特色新闻学所继承和发展。这方面的情况,本文拟接下来专门阐述。这里,本文拟就中国近代新闻思想史所能提供的理论资源,做较为详细的阐述。这些理论学术资源,不仅能丰富中国特色新闻学的学科体系,而且将赋予中国特色新闻学的学科特质乃至话语方式。

如前所述,新闻实践是新闻理论的源泉。中国近代新闻思想,是由近代中国报刊实践活动催生的。因此,它带有中国近代报刊实践的时代特质,这些特质是由封建地主阶级的维新派和资产阶级改良派及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新闻报刊活动性质所决定的。总体来看,中国近代早期和中期的新闻报刊思想,其性质是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新闻思想,其主流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新闻思想,明确认识中国近代新闻思想这些总的面貌和特质,对于批判性地吸收其理论资源,为建设中国特色新闻学所用,是非常必要的。

对于中国近代百年的新闻学发展特点,有人概括为:“与国家同命运,与时代同进步,与社会同发展。”⑤这是切中肯綮的。中国近代新闻思想历经百年,风雨坎坷,筚路蓝缕,几经沉浮。但贯穿始终的是“启蒙变革”和“救亡图存”这两个主旋律的交织演奏。

发轫于鸦片战争的中国近代史,是一部“启蒙”和“救亡”史。腐朽没落的清王朝封建专制统治所引起的深重的阶级矛盾,由帝国主义列强欺凌瓜分中国引起的民族危机,促使中国士大夫阶层的一些有识之士,寻找启蒙变革和救亡图存的道路和方法。“启蒙”和“救亡”这两个主题交织在一起,互为条件,互为因果,而为实现这两个目的,创办报刊就成为其启蒙和救亡的有力武器。从魏源的“夷情备采”的主张,到洪仁玕“新闻篇”,从王韬所谓的“强中以攘外,诹远以师长”的办报思想与实践,到郑观应的“盛世危言”对日报在立宪政治中的作用的认识,反映了封建地主阶级维新派在面对时艰的政治倾向和新闻报刊的认识。这些新闻思想,虽然具有浓厚的封建地主阶级维新派的政治色彩,即希望学习西方的技术,在不改变封建专制制度的前提下作维新变革的政治设想,但是悬置其具有的阶级和时代的局限性,这些中国近代早期的新闻主张和新闻思想,仍然具有值得研究和借鉴的地方。它们是最早睁开眼睛看世界,向西方学习其先进文化和科学技术的开明人士,是具有早期中国资产阶级宪政思想和新闻主张的开路人,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早开始运用西学来开启民智,影响朝政的启蒙者。

甲午战争的失败把中国投入空前的民族危机的深渊。为拯救危难的中国,维新派人士发动了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政治运动——戊戌变法。配合这场声势浩大的变法运动,近代中国出现了第一次办报高潮。这一时期,由严复开创的《国闻报》,通过宣扬达尔文的进化论,来改革中国人的哲学观念和思想主张,以达到启蒙的政治目的。严复提出的“通中外之故”和谭嗣同“通上下之情”是其“开民智”的办报思想的理论总结。严复等近代资产阶级改良派的进化论主张,以“改革旧规矩,探索新方法”寻求自强的功用,在中国近代史上发挥了巨大的思想启蒙作用。严复、谭嗣同设想“开民智”的方法之一,就是兴办报刊。报刊可以“通上下之情,通中外之故”。这些新闻思想,对于我们认识报刊具有桥梁沟通的作用,也是有着直接的影响的。梁启超在总结严复、谭嗣同新闻思想的基础上,紧跟时代发展的潮流,在丰富的报刊实践经验基础上,提出了著名的“去塞求通”的办报主张。梁启超最早提出报刊具有“耳目”“喉舌”功能,是在“去塞求通”认知基础上提出的报刊新闻理论。梁启超由封建士大夫维新派人士转变为资产阶级改良派人士后,对报刊的耳目喉舌理论,赋予了新的内涵,“报馆者,国家之耳目也,喉舌也,人群之镜也”。⑥这种认识已经摆脱报纸是君主的耳目,臣民的喉舌的封建主义意识形态的窠臼,完成了报纸是超阶级、超党派的“第四阶级”,是政府的监督者,国民的向导者的资产阶级宪政观点的思想转变。梁启超关于报刊具有“耳目” “喉舌”功能的观点及其有关这个新闻思想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生的相应的转变,对于今天建设中国特色新闻学,有着启示和借鉴的意义。

戊戌变法的失败促使资产阶级民主派分化成改良和革命两大派。两大派别的报刊实践和新闻思想也发生了冲突和变革。辛亥革命成功,使得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成为执政的一方。时代的巨变,给中国近代新闻思想带来了新的面貌。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的办报实践和新闻思想,成为这一时代新闻思想的典型。作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有一整套政治纲领和革命哲学。这些归结为“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随着革命形势的变化,在十月革命胜利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影响下,孙中山的思想发生了变化。他接受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建议,毅然改组国民党,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并实行“新三民主义”政策。与旧三民主义相比,新三民主义有了质的飞跃和巨大进步。在民族主义方面,新三民主义提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目标；在民权主义方面,新三民主义主张普遍平等的民权；在民生方面,新三民主义提出了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的办法。新三民主义是“革命的三民主义”,也是“新民主主义的三民主义”。孙中山政治主张和哲学思想的这些变化,在他的新闻舆论思想中有鲜明的表现。有学者概括孙中山的办报理论为:“一、报刊是引导人民进行革命的有利舆论工具,革命派要坚持在两条战线上同时作战。”⑦孙中山既重视“言论自由”,更重视报刊的舆论引导作用。因此,他把报刊称之为“舆论之母”。“二、理论宣传是革命舆论成败的关键。”⑧他曾经在《民报发刊辞》中说:“今者中国以千年专制之毒而不解,异族残之,外邦逼之”,要拯救中国,必须用“非常革新之学说”来唤起人心,使“皆基本于民”的三民主义普及为人民的常识,才能使革命在中国实行。⑨孙中山重视舆论的作用,重视报刊舆论引导的功能,重视舆论领袖的作用,是孙中山开展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实现三民主义的一条重要策略。这和严复的“开民智”、梁启超的“去塞求通”“耳目”“喉舌”理论,有理论相承的关系。在武昌起义爆发后,针对章太炎提出的“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的错误论调带来的革命舆论界的混乱。孙中山予以坚决驳斥,主张“舆论归一”,即“舆论一律”。在革命已获成功,建立了临时政府的时候,孙中山又提出,报界要“言论一致”,才能使“人心一致”,以维护国家统一,维护临时政府新政权的建立。他提出:“今日报纸,必须改易其方针,人心乃能一致。”“报纸在专制时代,则利用攻击,以政府非人民之政府也；报纸在共和时代,则不利用攻击,以政府乃人民之政府也。”⑩这说明作为一个政治家,孙中山此时的思想已发生转变,他的“新闻理论具有唯物论”的倾向。总结孙中山的新闻思想,特别是他重视舆论的思想,这对于今天我们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是大有裨益的。

辛亥革命成功,结束了在中国实行了几千年的帝制,中国从政体上走进了共和。虽然这种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共和制,徒有形式,但毕竟以武装革命暴力的方式来推翻封建帝制的斗争已宣告结束,时代进入了共和。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一度进入到以思想意识革命为主体的文化斗争和意识变革的时期。相应的,新闻报刊思想,也进入到变革和建设并行的轨道。民国初年所发生的“报律之争”,从表面上看,是取得了政权的临时民国政府内务部与章太炎等持有无政府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民主人士之争,但从思想文化的深层次上看,则是资产阶级新闻自由主义思想在中国近代新闻史上的一次大的亮相,一次斗争的大胜利。这次以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废除《暂行报律三章》为标志的胜利,鼓舞着资产阶级新闻自由主义思想一路高歌猛进,后经黄远生、史量才等报界骄子的发扬光大,逐渐演化为一股新闻思想主潮,这股思潮不仅鼓舞和支持着民国时期的新闻实践,(虽然其中经历万般曲折和磨难,几近夭折而最终落得个异化的结果,)同时,在新闻学理论建设中,也是颇受青睐,得到浓墨重彩地书写。

以上本文用较大的篇幅勾勒了中国近代新闻思想的发展轨迹,从中,我们可以发现,“启蒙变革”“救亡图存”的社会责任和国家命运,毫无选择地落在了中国近代报人和他们所创办的报刊的肩上。正是这种历史的选择,使得中国近代报刊承担着沉重的政治使命。这就是中国近代报刊成为政治的宣传媒介和舆论工具的根本原因。由是,从这种报刊实践中产生出来的报刊新闻思想,自然就和彼时、彼处的政治、经济、哲学、文化思想发生了最密切之关系,而其中的政治哲学,又成为了中国近代新闻思想、尤其是中国近代早、中期的新闻思想的支配性的思想资源。魏源的“夷情备采”主张,王韬的“强中诹远”“义切尊王”思想,郑观应的“通民隐、达民情”的新闻观,是历史循环论的世界观在新闻思想上的反映,严复服膺的进化论,给当时中国的思想界,带来了巨大的影响。维新派以此作为向封建保守势力发动进攻的思想武器,这自然影响了中国近代早、中期的新闻思想发展,严复的“通中外之故”,谭嗣同的“通上下之情”,梁启超的“去塞求通”等新闻思想,莫不受到这种庸俗进化论政治哲学的影响,即便是具有在当时属于先进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思想的代表人物——孙中山,也都程度不同地受到社会进化论的影响。他的“新闻自由并非人人享有”的新闻思想,就是从“人性进化”的理论角度出发而得出的。

正是由于中国近代的这一段特殊的历史,也正是“启蒙变革”“救亡图存”的现实需要,造就了中国近代报刊的辉煌和鲜明的特点,同时也造就了中国近代新闻思想的辉煌和鲜明特色。我们将中国近代新闻思想当作中国特色新闻学建设的重要资源,是因为在梳理中国近代新闻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滋生成长于中国社会土壤中的中国近代新闻思想所具有的鲜明的中国特色。这些具有中国特色的新闻思想,对于我们建设中国特色新闻学有巨大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其中一些概念、原理、原则和方法,一直延用到现在,并将延续到将来。如果说“言论独立”“舆论之母”“新闻自由”等概念带有浓厚的西方资产阶级新闻学色彩,那么“耳目喉舌”“去塞求通”“史家办报”等则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报人,根据中国国情提出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办报理论。其中“史家办报”是中国传统秉笔直书的史家精神和文人论政的士人情怀在近代报刊实践和理论上的反映。

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理论的丰富资源。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理论,已经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理论体系,由以下十五个基本命题构成:①新闻事业是党、政府和人民的喉舌。②党性原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基石,党性和人民性是统一的,一致的。新闻工作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③“二为”基本方针是规范社会主义新闻工作的行动指南。④以正面宣传为主是新闻宣传工作一条成功的经验。⑤“三贴近”原则指明了加强和改进新闻工作的有效途径。⑥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是党和人民之福。⑦舆论监督是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形式。⑧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做到经济效益同社会效益相统一。⑨统筹国内国际新闻宣传两个大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事业面临的一项新任务。⑩遵循新闻传播规律,提高新闻传媒的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和公信力。事实是新闻的本源。新闻真实的内涵是具体真实与总体真实的统一。实践是检验新闻价值的标准。新闻出版自由是具体的、相对的。新闻事业必须加强法制建设。加强和改善党对新闻工作的领导,抓好新闻队伍建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理论,融汇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的新闻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它是马克思主义同时代特征和当代中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坚持和发展,是对世界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新闻事业正反两方面经验的深刻总结,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新闻理论创新的集中概括,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最新成果。它是中国特色新闻学的当代概括和当代表达。

四是西方新闻学的理论、学术资源。

新闻学是西方舶来品。我国的新闻学,特别是新闻学理论,一些最基本的概念、命题、范畴或是直接,或是间接接收了西方新闻学的学术概念和理论资源。如新闻价值、新闻客观性、新闻自由、新闻专业主义,等等。可以说,目前我国新闻学理论,仍然在一定程度上沿袭了西方新闻学原理的那一套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还未出现根本性的突破。这从另一个角度说明,西方新闻学的一些基本概念、原理,是符合新闻传播规律的。因此,西方新闻学的合理因素、西方新闻学的学术资源和理论营养,是中国特色新闻学建设的重要资源。

五是传播学的理论、学术资源。

自改革开放以来,西方的传播学被引介到中国,极大地发展和丰富了中国特色新闻学的建设。传播学给新闻学带来的影响,是极其深刻的,它从根本上改造了新闻学的研究范式和话语表达。同时,这些理论上变革创新的成果,被运用到新闻实践活动中,也产生了新闻改革的巨大效应。反思传播学在中国走过的近四十年的曲折发展道路,为什么传播学会从当年被人指责为“资产阶级新闻学体系中的伪科学”,而发展成为能用于指导新闻传播实践活动的一门科学的共识？除了四十年改革开放,解放了人们的思想这个原因之外,更重要的原因,是传播学揭示了新闻传播活动的一些基本规律。我们知道,新闻事业的两大基本功能,传播信息、报道新闻；反映舆论、引导舆论,其中第一大功能是传播信息和报道新闻。传播学尤其是大众传播学的产生和发展,之所以获得迅速和长足的发展,正是由于它符合新闻事业基本功能的要求,揭示了新闻事业运动的基本规律。因此,作为一门科学,传播学给予新闻学带来的影响和变革将会是长远的。

六是舆论学的理论、学术资源。

舆论学给新闻学带来的影响,虽然不如传播学那样显现和强烈,但它的影响却是隐现的、潜移默化的。和传播学一样,舆论学对新闻学建设带来的影响和变革,也将会是巨大的和深远的。其原因也是它符合新闻事业基本功能的需求,揭示了新闻事业运动的基本规律,新闻事业反映舆论、引导舆论的功能,是舆论学得以影响新闻学的动因。和传播学之于新闻学的影响不同的是,舆论学之于新闻学的影响将会是更深刻、更深远的。笔者这么判断的理由是,传播信息、报道新闻,这只是手段,是人们利用新闻手段来获取信息的一种方式。因此,在新闻事业两大基本功能的位置中,它是前置的,而反映舆论、引导舆论是目的,有位新闻学前辈说过:“新闻是人民的教科书”。新闻事业不仅要报道新闻,更要反映舆论、引导舆论。舆论是新闻事业的旗帜。从目的论的角度,来观察舆论学对于新闻学的影响,我们可能会赋予中国特色新闻学建设内涵新的意涵,新的取向。

三

中国特色新闻学建设的路径是:立足中国新闻传播活动的实际,面向世界新闻传播活动的发展,以中国的视角来研究新闻传播活动演变和发展的客观规律。具体是中国特色新闻学的建构,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分析中国新闻传播活动的发展历史,评判中国新闻思想史中的各种观点和思想学说。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观察和分析中外新闻活动和现象,总结得失,以揭示新闻活动的基本规律。中国特色新闻学的建设要以中国新闻思想史上,特别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创立的新闻理论体系为研究重点,批判性地吸收中国古代朴素的新闻思想和近代资产阶级革命的包括改良主义的新闻思想中有益的成分,批判性地吸取西方新闻理论,包括传播学理论的有益的营养,在借鉴和吸收的过程中,力求符合新闻传播活动的世情和国情的实际,做到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努力创造出融通中外、贯穿古今的具有鲜明的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新闻理论的“中国学派”。“继承发扬、借鉴吸收、发展创新”,这是铸造新闻学中国特色的必由之路。

四

“中国特色新闻学建设”的方法,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这是“中国特色”最显著的标志。“中国特色”所坚持的马克思主义,既不是苏联模式[联共(布)党史]钦定的“马克思主义”,也不是20世纪后流行于西方的各种形形色色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或所谓的“新马克思主义”,而是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的实际紧密结合,创造性地产生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指导下的当代中国实践,呈现出鲜明的中国特色。这个特色经过改革开放的洗礼和检验,显示了强大的时代生命力,蕴含了深邃的历史使命意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实践中建设中国特色新闻学,在方法论方面,要在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作为理论分析武器的前提下,遵循以下两个方面的基本方法:

1.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

紧密联系中国的新闻实践活动,特别是紧密联系当代中国的新闻传播实践,这既是中国特色新闻学的理论来源,也是建设中国特色新闻学的基本路径和方法。有人将新闻学的理论基础薄弱、学理性不强的原因,归结为“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这无疑是对新闻学这门实践性、应用性学科性质的误解。但凡新兴、应用型学科,都具有一个基本特征,就是密切关注研究对象的实际情况,从实践中获得理论抽象的成果。以经济学为例。经济学有一门分支学科——新制度经济学。这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在经济自由主义思潮复归过程中兴起的一个有影响力的新学派。到目前为止,这个学派已经成为包含众多分支流派的理论派别。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大师们提倡理论联系实际,因为经济学理论研究的基本范式就是“理论联系实际”,以国计民生的现实问题为研究对象。新制度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罗纳德· H·科斯等一大批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经济学大师,都是以研究现实中的经济问题而著称于世的。如罗纳德· H·科斯于1950年出版的《英国广播:垄断的研究》。就是以英国广播公司(BBC)的体制、经营管理,编辑业务问题为线索,研究一种经济现象和经济制度的力作。

作为一门实践性和应用性质的学科,新闻学具有它独自的一整套概念、命题和原理。这一整套的学说已经形成了新闻学独有的学科体系,它自立于学科之林,展示着自己独有的学术价值,焕发着自身独有的学术魅力。正如美学这门艺术哲学,不能取代“艺术学”一样,那些试图将传播学和舆论学来取代新闻学的想法和尝试,是难以实现的,事实上也证明到迄今为止,是不成功的。因为它违背了学科建设的基本规律。作为一门实践性、应用性性质的新闻学,其生命和活力,来自于新闻实践活动。新闻实践的生命有多长久,新闻学的生命就有多长久。这是笔者对新闻学建设的认识和理解,也是笔者本人研究新闻学的追求和信念。当然,新闻学要向其他学科,尤其是文、史、哲这些传统深厚的学科学习,从中吸取营养,以不断提升自身理论的抽象度。但凡一门学科,其理论抽象度越高,阐释力就越大,学理性就越强。以社会学为例,我国社会学界前辈们自20世纪30年代即提出的“社会学中国化”目标,经过八十多年的努力,尤其是近四十年社会学界的努力,现在已经基本实现,我国社会学建设的目标已经不再是“社会学的中国化”,而是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学”了。我国社会学界在“中国特色社会学”建设过程中不断探索来自中国社会实践的经验,从中概括出一些核心概念,为中国特色的社会学寻求学理的理论支持。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社会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步。它使关注这一进程的人们意识到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和转型,已经显示出自己鲜明的特色。这促成了“中国经验”及类似概念的形成。与此对应,社会心理学工作者也提出:“在研究宏观的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中国经验’的同时,也要关注中国人的价值观和社会形态在最近40年中发生的微观变化,即我们这里所称的‘中国体验’。‘中国体验’与‘中国经验’作为1978年开始的这场史无前例的大变迁或社会转型的一体两面,赋予了我们这个独特的时代以完整的历史意义和文化价值。”社会变迁中的“中国体验”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理论的核心概念之一,社会学的这些核心理论概念,将历史与逻辑统一起来,理论与实践统一起来,思辨和经验统一起来。将中国特色社会学的建设提升到了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经验的层次上,也提升到了新时代所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层面上。它不仅昭示着中国特色社会学建设的可能性,而且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学建设的可行性。它给予中国特色新闻学建设所带来的启发,是直接的,也是多样的。中国特色新闻学有必要,也应该从自己的发展历程特别是自改革开放以来,新闻实践的伟大变迁中总结、提炼出能够体现中国新闻及其整体面貌的高度抽象的理念,用于阐释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实践,用于指导中国特色新闻学的理论建构。

2.传播的观点与历史的观点相统一的方法

新闻学研究的方法论,应借鉴文学批评的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辩证统一的方法,讲求实证的观点与思辨的观点的统一、逻辑与历史的统一、感性与理性的统一,我们把这几组辩证统一的观点抽象到类似于文艺批评的美学观点与历史观点的高度时,我们可以表述为新闻学研究的方法论,应是传播的观点与历史的观点的统一,或者表述为传播学与历史学的统一。传播学,或者称之为“传播的观点”,是新闻学最基本的观点,也是新闻学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新闻学的基本功能,首先是传播信息。确定“传播的观点”是新闻学的最基本的观点,也就是确定了新闻学的内在规定性,它揭示的是新闻学的本质特征,这就如同文艺的本质特征是“美”,艺术哲学即为“美学”。新闻的本质特征是“传”,新闻哲学即为“传学”(传播学)。新闻哲学是对新闻实践中的一般问题和根本问题进行的哲学思考。传播学探讨的是传播活动的一般规律,研究传播者、传播对象、传播渠道、传播内容和传播效果。即拉斯韦尔的5W模式:谁(Who)——说什么(Says what)——通过什么渠道(In which channel )——对谁(To whom)——取得什么效果(With what effects)。这是对传播活动各主要环节的高度概况,也是对人类新闻传播活动的五个主要环节的高度概括。传播批判学派对新闻传播活动之于受众、之于社会、之于主观和客观世界所产生的影响和发生的关系所作批判性的反思和质疑,将新闻活动所产生的伦理道德、价值问题置于哲学的层面加以拷问,正是由于传播学从新闻实践的一般性或根本性问题入手,将新闻传播活动提升到对其规律性和价值观层面上加以认识和分析,因此这对于提升新闻学的学理性,有着基础性的意义。

如果说,新闻哲学是新闻学与哲学相统一的学科,而以新闻活动为研究对象的新闻学,其基本特征是实践性和实用性。而哲学从其思想方法上说,总是表现为对人类认识和实践的批判性反思。因此,哲学的基本特征是批判性和反思性。迄今为止,由于年轻的新闻学尚未建立起与哲学紧密联系的学科和学术体系,“新闻哲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分支学科尚未问世。但这并不意味“新闻哲学”作为一种价值观、方法论的思想体系和学术体系的缺席。相反,“新闻哲学”所具有的实践性、实用性、批判性和反思性的特征,鲜明地体现在传播学的整体学科面貌中,具体说,体现在传播学“经验学派”和“批判学派”两大学派的价值取向里。基于此,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证明:传播学是“新闻哲学”,传播学有资格被称为“新闻哲学”。

史学,或者称之为“历史的观点”,是新闻学的普遍观点,即运用联系的、发展的观点来考察新闻信息中内含的历史与现实的种种因素,揭示新闻活动作为人们从事的一种特殊的信息传播活动,和历史与现实发生的种种联系,确定历史的观点是新闻学的普遍观点,它揭示的是新闻学的基本特征,即新闻学的人文性特征和社会性特征。也确定了新闻学是一门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科定位。

新闻的本质是传播本质和社会历史本质的辩证统一。表现在新闻传播活动中就是传播和承载着社会历史与现实内容的信息之两者的不可分离。以这种传播的观点与历史的观点来观察新闻、研究新闻,它反映的是新闻学研究的形式与内容的辩证统一、逻辑与历史的辩证统一。传播的观点,针对新闻的传播要素,考察新闻报道的传播者、传播渠道、传播方式、传播对象、传播效果等,历史的观点,针对新闻的社会历史和现实要素,衡量其承载着社会历史和现实内容的新闻信息的真、善、美的价值。传播的观点对应新闻的形式,体现的是新闻用于信息流通的工具性、物质性,历史的观点对应新闻的内容,体现的是新闻承载“人类精神交往”内涵的意识性。新闻学研究是传播的观点与历史的观点的统一,两者是辩证统一的关系,是相互联系的关系,双方各自以对方的存在为条件。因此,它们是不可割裂或对立的,两者都要贯穿唯物辩证法这一方法论的最高原则,脱离或是偏离这一最高原则,将会招致来自学理层面和现实实践层面的抵抗和批判。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传播学的发展过程出现的“传播批判学派”对“实证经验学派”的纠偏中得以证明和启发。传播学的经验学派,是传播学的两大学派之一,长期以来,在传播学学科中占据重要甚至是主流的位置。“但是,经验性方法并不是研究社会现象的唯一方法,它本身也存在着严重的局限。社会现象和人的行为无限复杂,而可观察、可测定、可量化的经验材料是有限的,尤其是作为社会实践主体的人的理性和精神活动,在许多情况下并不能单纯地用经验材料就能够加以说明。”传播学者苏利文指出:“对任何一种关于这种研究与现实生活之联系的假设,都必须给予严肃的质疑。”

如果说对新闻信息的迅速传播是新闻区别于文学、哲学、历史等相邻意识形态领域的标识,那么,深沉的历史意识和鲜明的时代特征就是新闻的底色。马克思指出：“现代历史著述方面的一切真正进步,都是当历史学家从政治形式的外表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深处时才取得的。”以传播的观点和历史的观点来检讨和审视我们的新闻学研究,我们可以发现,以往的新闻学研究在取得长足进步的同时,也存在着巨大的缺陷和失误,当我们聚焦于新闻的传播特性的研究,自觉或不自觉地走向盲目模仿西方传播学的研究,尤其是热衷于走在实证主义或经验主义的传播研究的路径上时,新闻学研究自觉或不自觉地被“工具理性”思维所左右。当我们今天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的新闻学的命题和任务时,是时候到了要树立传播的观点和历史的观点的辩证统一观点。遵循这个唯物辩证法的方法论,我们的新闻学研究,就有可能在学习、吸纳和创新传播学的基础上,对新闻学开展基础性的、普遍性的共性研究。另一方面,我们就有了在面对深沉、博大的历史文化底蕴和鲜明生动的社会实践样本的基础上,对新闻学开展具有特殊性的个性研究的可能,这种普遍性和特殊性,共性和个性的辩证统一,恰恰就是建设中国特色新闻学的正确的方法和途径。

五、结语:建设中国特色新闻学的意义及展望

本文用比较长的篇幅,对建设中国特色新闻学的可行性问题做了阐述。而关于建设中国特色新闻学的意义是什么这个必要性问题,本文有必要在结尾时,有所交代。建设中国特色新闻学的意义当然是多方面的,本文撮其要,概括为以下两个主要方面:

1.对丰富多彩、波澜壮阔的中国新闻实践,特别是当代中国的新闻实践,进行理论的总结

中国历史悠久,文化源远流长。中国的新闻传播活动作为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和中华文化的发展一起经历了漫长且又艰辛的历程。翻开中国新闻史,呈现在人们眼前的是一幅恢宏壮丽的历史长卷。这里有原始社会时期结绳记事、烽火传信,有进入文明时期的壁画、象形文字的信息符号传递,有文字发明、印刷术诞生带来的邸报、小报的流布,更有近代史上为开启民智、救亡图存的启蒙报刊的不屈不挠的抗争。历史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新闻事业,在继承和发扬中国新闻事业优良传统,特别是无产阶级的新闻事业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开展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取得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宝贵经验。对这些经验进行理论总结,使之升华为具有中国特色的新闻学理论,这是当下中国的新闻学理论建设的源动力和根本任务。也是从事新闻学理论研究和教学工作者们的使命和职责。

2.运用中国特色新闻学理论指导新闻实践。

理论来自实践,又反过来指导实践。伟大的实践需要科学的理论作为指导。马克思指出:“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已经进入了新时代。当前我国的新闻工作实践,具有鲜明的新时代特征。在经济发展全球化和信息传播网络化的时代背景下,我国的新闻事业发展如何应对和把握新闻信息庞杂多元、传播技术日新月异带来的挑战和机遇,这是摆在新闻业面前的一道世纪性的大课题。中国的新闻实践只有在中国自己的新闻理论指导下,才能正确地、有效地开展。我们不反对借鉴西方的新闻理论,相反,我们应虚心地向西方的传播学理论、新闻学理论学习,吸收其科学合理的营养,但学习和吸收的目的是为构建和发展中国自己的理论——具有中国特色的新闻学理论服务。因为从自己的社会实践中产生的社会科学理论,对于社会实践的阐释是最透彻的,指导是最直接、最有力的。这个规律适用于全世界范围内的人文社会科学。中国的新闻学理论和实践,当然也不可能例外,并且更不可能例外。

我国的新闻学研究,已经走过百年的历程。百年来,我国新闻学的先驱者们,筚路蓝缕、以启山林,为新闻学在中国的落地付出了艰辛的努力。每念及此,顿生敬佩之意。但新闻学在中国的起步,是以吸收西方新闻学为主要学术资源。虽然有植根于中国新闻实践土壤而产生出来的概念、命题和范畴,但这些具有程度不同的中国特色的新闻学理论,要么是支离零散,不成体系,要么是一时之造化,不具备长久的生命力,我们以徐宝璜的《新闻学》为例。蔡元培在为该书作序时,称《新闻学》为“破天荒”之作,亦不出“以往日所得之学理,而证以近今所见之事实,参稽互证,为此一编。”蔡元培的这个评论,说明两点:(1)中国新闻学研究的发端和接受、吸纳西方新闻学理论有直接关联。这就是所谓的“吸收外来”。(2)中国的新闻学研究的发端,流于以西方的理论和知识框架来参照和验证、指导中国的新闻实践。这种做法,虽然也取得了较大的成效,但终因国情不同,许多理念难以适应中国新闻实践的实际,以至于不通乃至破产。如自由主义的新闻理念,虽然动听和炫目,但却在中国近代新闻史上举步维艰。最终被严酷的政治和恶劣的商业金权主义所化约。这些教训应引起后人的反思和吸取。

中国特色的新闻学,只有在中国无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在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指导下,在总结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新闻实践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才真正得以体现,并获得创造性的发展。如前所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理论,已初步形成体系,它是中国特色新闻学的核心部分,有理由相信,具有与时俱进理论品质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理论,将引领中国特色新闻学跻身世界的学术之林。

注释:

① 梁守德:《国际政治学在中国——再谈国际政治学理论的中国特色》,《国际政治研究》,1997年第1期。

② 陈岳:《对建立中国国际政治学理论体系的思考》,《教学与研究》,2005年第4期。

③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57-58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53页。

⑤ 郑保卫:《中国新闻学百年回望与思考》,《新闻与写作》,2018年第1期。

⑥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第3册,《清议报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经历》,中华书局1936年版。

⑦⑧ 胡太春:《近代中国新闻思想史》,山西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157、162、163页。

⑨ 《孙中山全集》第1卷,《民报发刊词》,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88-289页。

⑩ 《孙中山全集》第2卷,《对党报记者的演说》,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34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