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论纪录片的传播心理机制和叙事策略研究——基于对《辉煌中国》的分析

■ 任 桐 丁柏铨

中央电视台制作的六集纪录片《辉煌中国》于2017年9月19日首播。据统计,截至9月26日16时,电视收看观众规模超过3.7亿人,相关视频全网播放量超过12亿次,《辉煌中国》图文视频在中央电视台新媒体平台阅读总量超过3.2亿次。该片播出后,在观众中产生了强烈反响,获得了较多好评。本文拟从政治传播学、传播心理学和电视叙事学等三个角度进行探讨。

一、政治传播的视角：政论纪录片的政治与传播的同一性

《辉煌中国》是政治色彩相当浓厚的作品,属政论纪录片。如何使之取得良好的传播效果,这有赖于从政治传播学的角度切入进行观照。有研究者指出：“现在,对于政治传播范畴的理解,人们多从‘政治’与‘传播’两大核心要素的平行关系来理解。这种理解预设了充足自洽的‘政治’与‘传播’两种事物,因此,无论怎么构架与规制,政治传播的框架似乎总是一种机械的‘合成物’,其中始终横亘着‘政治’与‘传播’两个轴心。但实际上,政治传播是一种政治与传播‘同一’的事物。”①《辉煌中国》体现出了对“政治与传播‘同一’”的追求。那么它是如何力求做到这一点的呢？下面试作分析。

(一)传播内容既有所“避”也有所“趋”

对任何传播来说,内容都有其无可取代的重要性。《辉煌中国》在内容如何获取和怎么呈现方面,有不少可供借鉴之处。

1. 内容获取：避免做成一种“机械的‘合成物’”

这就是有所避的方面。通过内容众筹在大范围内发现贴近群众、贴近生活的精彩故事,这是该纪录片在“说什么”方面的成功之处。以往众多的成就报道和展示,内容的政治宣传意图明显然，而缺乏“政治与传播‘同一’”的考虑,因而多成“机械的‘合成物’”。《辉煌中国》与此的相异之处是：政治与传播是“同一”的,是糅成一体的。内容的获得就体现了这种“同一”。创制者们注重搜集与公众关联性大、公众认可度高的关于成就的素材。这些素材既可以负载政治性强的内容又可以达到广为传播的目的,从而实现“政治与传播‘同一’”。

创制组在全国范围内发布了内容“征集令”,在半年时间里就收获了全国各地上传的视频素材一万多条。这种动员全民奉献所知晓的、熟悉的和感兴趣的素材和线索的方法,充分调动了受众参与传播的积极性。如“青岛跨海大桥视频”“以色列帅哥高思佑一家人的故事”等,都是创制者们从网上征集来的素材。这种内容众筹的方式发动受众奉献智慧,实现了集思广益,收获了意想不到的传播效果。在内容众筹的过程中,公众介入了提供线索、提供素材、提供内容、提供点子的工作。他们成了该作品的某种程度上的参与者、志愿者、攸关者,而不是与之无涉的冷漠的旁观者(“看客”)。这一切说明,实现“政治与传播‘同一’”,是政治传播的正道。

《辉煌中国》以内容众筹的方式来集中反映国家阶段性建设成就这一重大现实命题和宏大主题,这种方式有别于传统的议程、议题设置。该片的议题和议程是基于众筹内容的,而不是远离公众的；是包含浓厚政治色彩的,同时又是与公众的利益所在和关注热点紧密关联的,公众乐见其述、乐闻其详。这就确保了它不会沦为“机械的‘合成物’”。在与公众的互动中获得的包括征集线索、素材、点子、半成品在内的众筹内容,自然会成为公众所关注的焦点,人们会感同身受,从而使纪录片能更好地进入人们的心智,广为传播也因此有了坚实的基础。

2. 内容呈现：以公众不知道的内容激起其好奇心和探究欲

与一般的成就报道和展示相比,纪录片《辉煌中国》在内容呈现方面也有其独特之处,其相应魅力与此相联系。

要把两次全国党代会之间5年间的历史性成就充分展现出来,这并非易事。《辉煌中国》紧紧扣住两个关键词选择和呈现内容。两个关键词是：震撼、贴近。港珠澳大桥、杭州湾跨海大桥、胡麻岭隧道、上海洋山港自动化码头等一个个超级工程,令人在受到震撼之后颇感兴奋；复兴号高铁列车、共享单车、移动支付、网购等,关乎民生,属全民利好,与百姓非常贴近,受众因之而乐于认同。在此基础上,解读具有震撼性和接近性的内容背后不为人知的秘密：“比如,你可能知道中国的高铁里程世界第一,但你可能不知道这个第一超过了第二到第十名里程的总和,而且近六成是这5年建成的。比如,你可能知道中国的港口很厉害,但你可能不知道世界吞吐量十大港口中中国占7席。比如,你可能知道移动支付、共享单车、网购是一些外国朋友想带回家的中国特产,但你可能不知道这些便捷生活的背后是靠卫星导航系统、移动通讯系统、大数据运用系统等综合科技实力来支撑的。比如,你可能知道这5年中国有了一系列科技突破,但你可能不知道实现这些突破的主力是平均30多岁的年轻人。”②

向受众传播他们“知道”(已知)的内容,可以唤起他们的熟悉感和体认感；传播“不知道”(未知而又欲知、应知)的内容,则利于激起他们的好奇心和探究欲。在“知道”的层面,所报道的成就足够辉煌,温故而知新,将能赢得受众；而展示公众尚“不知道”(属未知领域)的辉煌成就及其幕后内容,则无疑蕴含着引人入胜和非同寻常之处。由此,受众“知道”的与“不知道”的内容,共同构成了传播的引力和魅力。这其实就是作品传播力的真髓之所在。相反,如果所呈现的公众“知道”的成就难言辉煌,又缺乏受众“不知道”然而一经披露就会深深吸引受众并使其津津乐道的内容,那么传播力就会大受影响。

(二)让故事既成为政治传播的内容又成为其载体

纪录片《辉煌中国》担负着“文以载道”的使命,政治色彩甚浓，这是不争的事实。要制作得受众愿意收看且乐意接受,实属不易。例如,表现5年间中国每年“减贫”1391万人这一成就,虽然这样的成就令世界惊叹,但进行一般性处理并不能使受众产生兴趣并被进一步吸引。这不利于实现“政治与传播‘同一’”,而会使政治与传播成为“两张皮”。在第三集《协调发展》中,创制者引入了故事性元素,述说四川大凉山悬崖村脱贫的令人刻骨铭心、历久难忘的事件(其内容是从通过众筹而得的诸多素材中挑选出来的)。大凉山悬崖村位于海拔1600米的悬崖顶上,与世几近隔绝。以前村民上山下山,须靠17段用藤条和木棍编织的藤梯。为了脱贫,村民用36000米钢管盘山修建了一条钢梯。该村村民脱贫的故事让人叹为观止。修建钢梯异常艰辛的故事,不仅震撼了观众,也让创作团队的心灵受到了一次洗礼。这些感人至深的故事,既是政治传播的载体,同时也是政治传播内容本身。

村民(特别是孩童)攀爬令人揪心的藤梯,使人感到惊心动魄；建在绝壁上的钢梯,其修建的艰难程度可想而知。面对这样的人物、事件、情境,创制者心灵没法不被撼动,没法不受洗礼。而这正好是使观众受震撼、被感染的先决条件。《辉煌中国》具备了这样的条件。但在以往的成就报道和展示中,则很少发掘和利用这类感人肺腑的故事性元素,也较少采用讲感人至深的故事的方式,更是鲜见创作者先被感动到不能自已的情景。两相对比,差距立现。

二、传播心理的视角：实现对传者心理与受者心理的并重关注

传播心理学应该同时关注两种群体心理：传播者群体的心理和受众群体的心理。与受众的什么样的心理契合进行传播能取得最佳传播效果,这属于受众心理研究的范畴；传播时应具备什么样的心理状态,这属于传播者心理研究的范畴。对于后者,以往还较少进行过深入系统的研究。而《辉煌中国》的创制者们,在上述两个方面都能给人以很大启发。

(一)接受者视角：对作为“他者”的受众的心理进行探索

“‘他者’(The Other)是相对于‘自我’而形成的概念,指自我以外的一切人与事物。凡是外在于自我的存在,不管它以什么形式出现,可看见还是不可看见,可感知还是不可感知,都可以被称为他者。”③在纪录片创制者和受众这一组关系中,创制者为“自我”,而受众则是“他者”。“自我”对“他者”进行传播,必须寻求并实现与后者的心灵契合。那么,《辉煌中国》的创制者们为实现心理契合,对作为“他者”的受众的心理进行了哪些探索呢？

1. 通过调动情愫以实现受传双方的情感交融

受众心灵世界中总是存在着一些美好的情愫,例如爱祖国、爱家乡、爱亲人的情愫。如何把其爱国情愫充分调动起来,对于纪录片而言并不是很容易做到的；而其中展示成就的纪录片在这方面就更是不易。原因在于这类纪录片有着浓厚的宣传色彩,往往不被受众看好。受众与成就报道之间通常存在着隔膜。官员津津乐道、受众表现冷淡,官方和官员兴奋、受众并不兴奋和动情,这样的情况并不鲜见。但是这种尴尬局面在纪录片《辉煌中国》这里似乎并不存在。

受众的爱国情愫有种种表现：为自己祖国取得的成就而欣喜、自豪,将自己的命运与祖国的命运紧紧相连,由衷祝愿祖国明天会更好,不许祖国受到玷污和屈辱,等等。

在公众中,爱国情愫普遍存在,但通常并不随时外露、溢于言表。不过,平时不显露的爱国情愫,在一定条件下会强烈地表现出来。这里的“一定条件”就包括了受新闻报道、影视作品触发等。而在受众那里得不到认同的新闻报道、影视作品不在此列。《辉煌中国》的成功之处在于：它通过在世界上堪称领先的成就和与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成就,激发受众的欣喜感和自豪感,以此充分唤起并成功调动了公众的爱国情愫。《辉煌中国》得到公众的普遍赞誉,当然不排除有从众心理在其中起作用；但不得不承认,这是广大公众爱国情愫的集中体现,因而十分可贵。

2. 通过谐振实现受众与创制人的心理共鸣

此处所说的共鸣,是受众在收看《辉煌中国》之后形成的与创制者的心理共鸣,是经由呈现于受众面前的片中人和事引起的心灵谐振实现的。片中的人和事及其内含的动情的元素,是传情的中介物。

《辉煌中国》致力于达到与公众心理共鸣的境地。传播者与受众之间最佳的心理状态是心灵相通、心理契合,进而产生谐振、共鸣。其间涉及话题、题材和素材等一系列问题。笔者看到,《辉煌中国》成功地设置了一个个对于受众来说能产生共鸣感的话题,在议题和议程设置的环节就充分注意到了共鸣的基础。所选定的题材,是亿万公众热切关注的,具备引起万众共鸣的资质。所用素材,生动、感人,能扣动人们心弦,具备引起共鸣的基因。每一集的话题都是经过这样的选择而确定的话题,然后择定恰当的题材,通过优质的素材加以展现,因而每每能得到受众认同和引起强烈反响。借助新媒体和网络平台,自然会收到受众在接受传播后的大量正向反馈信息。受众们的情绪高昂,从而形成了良好的传播效应。

但是,《辉煌中国》毕竟属于报道成就的政论纪录片作品,它与文学作品引起人们心理谐振的情况是存在差异的。文学作品可以遵循艺术逻辑去进行虚构、创造,只要符合艺术真实性即可。在《诗学》第九章中,亚里士多德说：诗人的职责不在于描述已经发生的事,而在于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即按照可然律或必然律可能发生的事。而成就报道型的纪录片则只能报道已经发生的事实(对此进行据实和如实的呈现)。纪录型报道和文学作品对真实性的认定是殊异的。纪录型报道要求的是本真意义上的真实性。在这一前提下传播者追寻与受众的心理谐振和共鸣,难度更大。

3.通过心理感染使成就展示获传播效果倍增效应

心理感染是传播心理学乃至整个心理学中的重要研究内容。英文感染(contagion)一词来源于拉丁语“contagio”,意思是“来自接触”,情绪感染来源于心理学,主要是因为情绪感染涉及个体、情绪以及情绪传播的心理过程。④心理感染实际上是通过人们之间的情绪感应和情绪传染实现的。

此处涉及的是收看过《辉煌中国》的受众,欣喜地将自己的观后感传播给其他受众,向他人进行推荐,以自己的欣赏之情去影响别人从而形成感染效应。《辉煌中国》播出后,视频网站的热评、弹幕,门户网站新闻区域下的评论区,微信公众号和订阅号,手机App等等,对于该纪录片的热议持续不断。网友“菲戈”看过第一集之后表示：“非常好看,精彩！讲述了这五年来的一系列超级工程,动人心魄。可以说片子很好,推荐。”⑤而片子制作的精良效果,让网友“Levy”忍不住留言称：“看得我每一帧画面都想截图！”⑥这些评论,或自发、或自觉,都是对一部作品所具价值的来自公众的认定。因为是受众的现身说法,故而显得率真、可信,极易使自己亲近的人、和自己在同一圈层(如微信群)中的人受到感染,又通过他们感染与之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更多的人。由此,传播效果倍增效应得以凸显。

(二)创制者视角：一种“矛盾性”的“困难的选择”心态

传播心理学应当同时关注受传双方的心理；然而在理论研究和实际操作中,对受众心理的关注甚于对传播者心理的关注。这可能是存在的一大偏颇。《辉煌中国》的创制者们谈到过选择素材的快感和忍痛割爱的无奈这样一种颇具矛盾性的心态。这应该是值得我们好好揣摩的传播者的心理内涵。

据统计,《辉煌中国》全片集中展示了中国这5年取得的250个成就点,近200组成就数据和65个典型成就故事,令人目不暇接。8个摄制组历时3个月,走遍了全国31个省区市,拍摄了近3200个小时的高清纪实素材、300多个小时的航拍素材(笔者注：拍摄的素材合计3500小时),采访了108位人物,外加2个多月通宵达旦的后期制作,得以将总长约300分钟的纪录片呈现在观众面前。⑦

210000分钟的拍摄素材中,与受众见面的内容只占素材时长的1/700。纪录片内容的取舍余地极大。数据所指代的事实,带来两个直接性的结果：一是创制者们可以在极为丰富的素材中从容选择,在好中选优,在优中选更优,而不是选材捉襟见肘(但在纪录片摄制乃至新闻报道采写中,这种情况相当普遍)；二是必须忍痛割爱,舍却许多以辛勤付出换来的相当不错的素材,进行艰难的选择。总导演潘敏说：“一集只能保留8个故事,其中1个故事可能拍了3个细节,那我就只能保留最精彩的一个细节或者两个细节。对我们来说,选择也是很困难的。”⑧“选择也是很困难的”,这是传播者的一种值得称道的心态。

纪录片创制者们,在作品的生产过程中不妨扪心自问：自己遇到过因素材极为丰富带来的“困难的选择”吗？为数不少的报道者、创制者,并未占有极为丰富的素材,很少有“困难的选择”这样的心理状态。进而言之,该纪录片的创制者们处于两种不同然而又紧密关联的情景中。在前一种情景中,有着广阔的选择余地,好素材众多,因备料充足而深感快慰；而在后一种情景中,受纪录片时长所限,不忍心割爱然而又必须割爱,由此常感无可奈何。笔者认为，传播者在上述两种情景中的心理状态,既快慰又无奈,既矛盾又统一,这恰恰是传播者的一种最佳的心理状态。而在背后支撑这种心理及心理状态的,是责任感、事业心,是敬业精神和对受众的敬畏心态。

三、电视叙事的视角：以叙事主体、叙事逻辑、叙事架构、叙事美感为维度的考察

有学者认为：“通常,叙事作品被研究者划分为三个彼此因依的层面,即文本、故事、叙事话语。”⑨这一见解当然是不无道理的。纪录片叙事固然本质上也属于叙事,但它是严格受制于客观事实并恪守真实性的叙事,以此而有别于文学叙事。

(一)叙事主体：体现创制者部分叙事权力的“让渡”

在叙事学中,叙事者无疑占据着重要地位,一般可将它理解为特定作品叙事任务的主要承担者。“从信息传达的角度说,叙述者是叙述信息的源头,叙述接收者面对的故事必须来自这个源头；从叙述文本形成的角度说,任何叙述都是选择材料并加以特殊安排才得以形成,叙述者有权力决定叙述文本讲什么、如何讲。”就“决定叙述文本讲什么,如何讲”而言,叙述者是拥有权力的,甚至可以说,叙事本身就是一种权力(是一种对文本内容的直接支配权和对受众接受内容的间接支配权)。“叙述者正是叙述主体的最主要组成部分。叙述文本必有叙述者：不论是以人物的方式在文本中现身,还是从文本中推导出的一个人格,亦或是作为一个框架存在。故事在被叙述之前只是一堆碎片,叙述者是故事的组织者和控制者。叙述者的叙述行为像一个泥塑师傅,把一堆烂泥捏合成有时间与意义向度的事件。我们所见到的叙述文本全部是叙述者的话语呈现,没有其他人说话的余地,即使是人物的直接引语,也是叙述者引用、作者记录下来的。”这是文学叙事中的通常情况。

在纪录片叙事中,叙事者即创制者。作为表现对象的“人物的直接引语”,也是“叙述者引用、作者记录下来的”,就此而论,与文学叙事无甚本质差异。也就是说,除创制者以外的人物是采访对象,他们通常不是叙事者。纪录片的创制者在表现对象时,在电视节目中让他们“出镜”,面对话筒进行零星的叙述；但他们即使临时担负起了叙事的任务,也并不就是叙事者。而在《辉煌中国》中,情况与此有别：了解故事的普通人,往往被赋予了叙事者的重任。创制者将叙事的部分权力交给了解故事的普通人,从而实现了一定程度的“让渡”。

《辉煌中国》讲述的中国故事,不是那种远离人民群众的故事,而是人民群众自己的故事,而重要讲述者中不乏了解故事的普通人。由他们讲述自己目睹或亲历的中国故事,讲述国家级工程及其背后的精彩故事,讲述老姆登村走向小康这样的感人故事,讲述凉山彝族悬崖村在峭壁上修路致富的动人故事。特别是在涉及悬崖村的故事时,自由摄影师赵明担当起叙事者的重任。他先后13次到过悬崖村,是悬崖村历史变迁的见证人。他以其所说的话语和所摄的画面“声画合一”地发挥了重要的叙事作用。在第三集《协调发展》中,他以“画外音”“同期声”“现场声”的方式和“解说”相穿插,在相当程度上成了叙事者。这个故事以赵明眼中的悬崖村的发展变迁为主线,让众多不同身份的亲历者,接力将悬崖村不断发展的故事讲述得声情并茂、有声有色。这是不同信源按照叙事顺序、反映同一事件发展过程中所体现的传播力，类似的情况还有一些。让了解情况的百姓在一部分情境中担当叙事者,有利于作品体现事实/事件原汁原味的形态,避免由记者转述所产生的“隔”的感觉,并彰显“草根”所独具的亲和力。

(二)叙事逻辑：讲究分总布局、因果联系、先后次序

在叙事性作品中,叙事逻辑是客观存在的。叙事逻辑应该包括如下内容：分总(局部与全局)布局、因果(原因与结果)联系、先后(先叙与后叙)次序等。

先说分总(局部与全局)布局。《辉煌中国》每一集表现了一个分主题,分之可以各自成篇；六集合起来,表现了一个总主题,即5年中在***总书记治国理政的新思想、新思路指引下中国取得的辉煌成就,并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有机整体。而每一个素材又与每一集的分主题密切关联,做到了紧扣主题和表达主题。没有出现局部游离于全局的情况。

再说因果(原因与结果)联系。《辉煌中国》(分为六集：《圆梦工程》《创新活力》《协调发展》《绿色家园》《共享小康》《开放中国》)每一集所叙述的内容,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之间存在着因果联系。这是一种因果联系。各集之间也存在着因果联系。比如说,《创新活力》所涉及的内容,作为因往往能结出《圆梦工程》《共享小康》之果。这是另一种因果联系。港珠澳大桥的建设,是人类跨海筑桥史上的奇迹,也是孙中山先生百年前的《建国方略》中梦想的延续,体现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发展轨迹。从这个角度延展开来的故事,落脚于完成民族的百年梦想,这样才能进一步唤起人民群众的使命感和自豪感,并体会到内含的历史纵深感。在这里,孙中山先生百年前的《建国方略》被作为远因追溯,从而增强了历史的厚重感。这一方面的叙事逻辑,确保了辉煌成就能得到合理解释,避免了浅尝辄止和穿凿附会。

最后说先后(先叙与后叙)次序。六集的排序体现了一种序。虽说并不绝对,但目前这样的次序相对是最好的,此谓最优之序。在每一集中,先说什么和后说什么,也有一个讲序和体现最优之序的问题。对叙述次序的讲究,使信息密集、素材丰富的作品显得有条不紊、开合自如和联系紧密,确保了与受众接受心理中认同的叙述次序的暗合。

(三)叙事架构：精心确立坐标轴与注重构建叙述框架

实行准确定位,对纪录片的拍摄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辉煌中国》在拍摄前就向全国征集素材,确立全民关注、关心的话题,在定位上找到了横轴。在拍摄过程中,拍摄团队坚持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主线,紧密结合习总书记系列讲话精神,浓缩十八大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变迁,在定位上找到了原点,进而又确立了纵轴。将完整的坐标体系作为自己的拍摄结构框架,以点带面,从而收获了较多赞誉。

细加分析,笔者能感知《辉煌中国》对框架的讲究。如果把现实的案例故事定作数字1,把中国的大政方针和中国方案定作2,把***总书记系列讲话内容定作3,把旁白定作4,那么《辉煌中国》是将每一个中国故事导入这个成熟的系统之中：以4为导论,以2、3为内容框架,1以拼图的形式丰富还原2、3,中间穿插4做出的解读,将故事丰富的内涵清晰立体地展现出来。“老姆登村迎客学发展”这个故事就是以4的开放中国为导言,以1的故事为开端,中间穿插4,以2作为升华,进入宏观层面。系统的架构搭建也许并不完整,但却能真实地反映现实生活。在此案例中,村民九者东对米兰达的话语,乌克兰执政党领导人哈维尔·米兰达在老姆登村调研的感受,埃塞俄比亚驻华大使塞尤姆·梅斯芬对中国所说的全球化的解读等,各种信源不仅清楚讲述了脱贫致富的中国方案叫作“整乡推进”,同时也把中国致力于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贫困地区和国家提供中国方案的信息通俗易懂、准确无误地表达了出来。

(四)叙事美感：既传播政治理念也注意给受众带来美感

纪录片《辉煌中国》并不是文学艺术作品,不以塑造艺术形象和提供审美享受为旨归；但在确保真实性和传播政治理念的前提下又并不排斥美,相反会巧用美的元素来助推有效传播。

它给受众带来的美感来自于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将祖国山河的壮美、秀美景象交替呈现在荧屏上,充分呈现叙事对象之美,给人以审美享受。其二,在叙事节奏上做到有张有弛、疾徐有度,体现出艺术美感。其三,配以大音希声的背景音乐,与动态的画面融成一体,收到了让人感到心旷神怡的效果。其四,讲究色彩的运用。在这方面,制作团队是下了一番功夫的：港珠澳大桥的碧海蓝天,陕西黄土高原的青黄相间,青绿的白洋淀,翠绿的大草原等,这些都是纪录片所展示的自然风光。在自然风光之外,无人工厂五颜六色的智能快递机器人,流水线上正在安装的亟待出厂的环保出租车,现代工业的结晶在这些五彩斑斓的色彩面前显得赏心悦目。《辉煌中国》不单纯满足于真实的记录,其传播方式充分体现了“吸睛效应”。在内容充实的基础上力求画面精致,这才可能让受众如沐春风。

四、 结语：得失之间

纪录片《辉煌中国》同一般纪录片甚至一般新闻报道相比有着自己的优长：创制者具有良好的、正确的传播者心理,这是其成功的起点；不仅使用了全新的航拍技术,还精益求精地对细节、景致进行有效取舍,体现对祖国的认同感、自信心和自豪感；以独到的叙事,在不失严谨性和逻辑性的情况下,注重对故事的叙述和对人物的叙述的结合,就中国故事娓娓道来,这是其一大特点；在素材收集时,进行“内容众筹”,创制者搭建创作平台,面向全国征集五年来百姓眼中的感人故事、成就故事和百姓身边的巨大变化；在展现成就时,对叙事方式颇为讲究。

这提示我们：在新媒体时代,能够产生强烈传播效果的传媒产品并不一定都是娱乐和娱乐化的产物。政治题材的纪录片也是可以广受受众关注的。这也是让更多人了解、认知今夕何夕的有效传播手段。今日之中国不再是只能对历史故事津津乐道之中国,当今的中国故事应该不逊于往昔任何一个时期的中国故事。面对人民生活日新月异的变化,我们有能力讲好中国故事,《辉煌中国》只是我们新时代讲好中国故事的一个序章。

《辉煌中国》取得了良好的传播效果,但并不意味着已经无懈可击。笔者认为,该系列纪录片存在两个不足之处：其一,为进行内容众筹而发布“征集令”,此说不妥。征集内容以“令”的面目出现,容易受到诟病。“令”是政府行政公文中一种带有强制性的文种(属于下行文),强令执行的色彩甚浓。这可以理解为创制者是在进行全民动员时使用了调侃语言和手法,即使如此,也是不合适的(在公众面前没有摆正自己的位置)。好在公众对此没有太过计较。“征集令”,此例似不值得效仿。

其二,在呈现成就时,对与成就背后或与成就同时存在的隐患、隐忧涉及甚少,对未来有待排解的难题涉及甚少。是否可以在主要讲“我的国”“厉害”的方面的同时,也讲讲“我的国”也还有不厉害或不够厉害的方面？是否可以提及某些必须引起高度重视的社会问题(如存在比较严重的贫富差距等)？这样是不是更能体现辩证法思想，更能站得住脚？引导受众理性地、全面地认识“我的国”,对于国家以后更好地发展有利无弊。

注释：

① 荆学民、段锐：《政治传播的基本形态和运行模式》,《现代传播》,2016年第11期。

②⑤⑥⑦⑧ 李贞：《网友点赞“辉煌中国”五年成就》,《人民日报·海外版》，2017年9月22日，第12版。

③ 张剑：《西方文论关键词“他者”》,《外国文学》，2011年第1期。

④ 张奇勇、卢家楣：《情绪感染的概念和发生机制》,《心理科学进展》，2013年第9期。

⑨ 苏若容：《带你了解叙事学之叙事学六大基本问题的发展与应用》,https://www.jianshu.com/p/dc7719639d50。

⑩ 赵毅衡：《叙述者的广义形态：框架-人格二象》,《文艺研究》，2012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