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9-03
■ 盛 柏
最近20年来,得益于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数字媒体技术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超乎想象的广度渗透到传播领域,开启了轰轰烈烈的新媒体时代。较之于传统的报纸、广播和电视而言,这是一个全新的时代,是一个技术的时代。基于技术背景下的影像作品,其创作方式、接受方式和经营方式较以前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越来越多的表现内容和呈现形态被吸纳到视听影像的创作之中。从2D到3D、从现实到虚拟,依靠数字技术制造出其不意的影像画面已经是电影、电视、新媒体艺术吸引观众的必然手段和创作趋势。一时间,有了技术的保驾护航,新媒体时代的影像在追逐缤纷奇幻的道路上勇往直前、所向披靡,彻底颠覆了传统影像带给我们的固有印象和感受。
在技术大发展的背景下,影像作品的生产方式和表现形式都有了质的飞跃和突破。第一,从制作方面而言,影像创作呈现出高度的可控性和虚拟化。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实景拍摄的惯例受到了强大的挑战。无人机器人无所不能的多角度拍摄、动作模拟器的精准动作捕捉、视觉特效的震撼处理、高帧频画面的超清晰度还原、高动态范围所支持的更广色域、还有3D/4D技术等与影像的紧密结合,创造出我们从没见识过的画面奇观。数字虚拟技术使影像打破了惯有的物像世界向虚拟的世界过渡。从较早时候的2D电影《泰坦尼克号》,到3D电影《阿凡达》,再到通篇大量特技的《头号玩家》,数字技术所能再现的范围从一桌一椅一个房间,到一星一海一个宇宙;从一个镜头到一个场景再到一部电影,无论是在现实场景中复制我们熟悉的千军万马,还是在科幻的环境里创造我们未知的场景和生物;无论大到浩瀚无垠的宇宙宏观,还是小到我们肉眼无法辨识的微观世界,都可以用CG技术轻而易举地驾驭和实现。实拍已经不再是影像创作的根本手段,影像的创造方式和展示内容已经在技术发展的大背景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第二,新媒体时代的影像随着数字技术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而持续变化,创作方式和展现内容发生改变的同时,影像的银幕效果也飞速提升。更逼真的色彩呈现、更清晰的画面展示、更震撼的视听效果和更刺激的感官体验提高了影像本身的艺术品质,一度成为数字影像作品的新特征。《黑客帝国》《后天》《复仇者联盟》《星际穿越》等引来观众走进影院成为技术的拥趸。数字影像带来的震撼也让观众对影像本身的期待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甚至成为选择观影的重要参考条件。我们亲身经历过特技含量高的影片成为票房的新宠,使很多非特效电影在院线排片的时候避而远之。“无特技,不影院”成为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票房号召力的真实写照。感官至上、娱乐至上的消费观念在新媒体时代已经出现喧宾夺主的趋势。
第三,得益于技术的支持,新媒体时代的影像制作即时化特征明显,传播迅速又具有强烈的互动性。信息即时发布可以即时得到回馈,基于大数据信息搜集和信息共享下的观众喜好左右着电影、电视和网络视频的创作走向。创作者和制片方充分满足观众的收视期待,投其所好可以使影像作品的经济效益最大化,同时也满足了互动诉求。特别是在电视综艺、网络综艺领域,鲜明的互动趋势引领观众层层递进,不断追随。在观看节目的时候,观众既是参与者又是传播者,这样节目的收视效果被几何式放大。
在过去的20多年里,与先进的数字技术紧密结合的新媒体影像创作向我们展示了独特的美学特征和传播规律,这些是有目共睹的。但回溯来路,其发展过程中暴露出来的问题也越来越明显。第一,对技术的过度依赖,使作品的形式呈现与内容表达处于失衡的状态。新媒体时代的很多电影、电视的创作以追求感官刺激为特色,技术至上的原则满足了观众猎奇的心理,但在相当程度上忽视了作品本身的结构和内容,以及应该具有的人文内涵;第二,影像艺术的娱乐功能得到空前的强化,娱乐至上、互动为王的票房指引使得影像创作在题材上回避现实和敏感话题,在内容上缺乏对生活的高度洞察,最终导致作品的社会关怀缺失。观众只追求短暂的放松和愉悦,新媒体影像传播的高度自由化在一定程度上也带来了虚无主义和享乐主义等负面的影响。
鉴于此,在技术发展的大背景下,影像作品迫切地需要重新正视技术与艺术之间的关系,重视艺术作品应当承载的美学价值和社会作用,呼唤艺术家尊重现实、创作倡现实性强的作品。首先,技术与艺术都是创造与构成影像作品必不可少的条件和因素,二者缺一不可,谁也无法取代对方。当今时代的影像作品依靠先进的数字技术来实现,但并不意味着影像仅仅就是数字技术。如果过分强调技术在影像创造中所起到的作用,势必会导致影像作品只是流于外在的形式,只有夺人眼球的华丽外表,只是技术的机械堆砌,难以具有打动人心的力量。电影《狄仁杰之四大天王》的特效做到了极致,但仍然票房惨败;《阿修罗》投资7.5亿,上映前三天的票房却仅仅4600多万,最终导致被迫撤档。①没有过硬的剧本建构,没有坚实的艺术魅力,再华丽的技术也是回天无术。因此,要理清艺术与技术之间的统一关系是十分有必要的,唯技术论的创作理念在新媒体时代势必举步维艰,不能长久。
其次,新媒体时代,人们所面临的是一个信息量巨大、互动性发达、个性化普遍的传播媒介,它猝不及防地充斥、影响和改变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和情感世界,因此,影像作品在充分体现艺术魅力和技术技巧的同时,更应该具有对现实的关注、判断和思考,所以对影像作品“现实性”回归的渴望和呼唤就显得更加迫切。历数那些能在人们心中留下印记的作品,那些于细微处撼动过我们心灵的现实琐事占了绝大多数。现实生活是艺术创作的源泉,现实主义风格也应该成为新媒体时代创作的一个重要方向。这也是对我们自己的一种关照方式。
最后,纵观艺术发展史,无论是照相术的发明还是电影的诞生,影像最本质的属性都是对现实的记录。这是影像最重要的美学特征之一。目前由于技术的过度使用、虚拟现实的无孔不入,在客观上大大削弱了影像的核心价值和本体属性。这种创作倾向上的偏离引发了观众的冷淡和创作者的反思。因此,现实性的缺失现象是暂时的,对作品内容的青睐和对现实状态的捕捉会重新回到观众们的视野里。
影像作品所触及的领域很多,电影、电视等都是影像的重要载体。但从作品本身的艺术性而言,电影始终是影像风格体现得最为集中的艺术形式,并在最大程度上保留和记录了影像风格发展的方向。即使是在新媒体时代,也是如此。从某种程度上说,以电影为例,可以更为有的放矢地说明影像的风格更迭问题。当然,电影只是我们探讨本文话题的一个样态、来源和方式,不同的艺术形式可以从不同侧面印证本文所论。
而在本文所论主题下谈及电影,就无法回避法国电影。一方面,法国是电影的诞生地,是世界上电影历史最悠久的国家。在这100多年的岁月里,沉淀下来的不仅仅是电影技术的更迭和电影创作的经验,还有法国电影自我调整、内部矫正的探索之路。从先锋派运动的激进和华丽,到新浪潮运动的突破和变革,再到现实主义风格的回归,法国电影洗尽铅华,回归初衷,走出了一条独特的符合电影创作发展的道路。在欧洲和多个传统电影大国走向衰微的时代,法国电影却活力满满,如今仍傲然屹立于世界电影之林,它在创作方面所具有的代表性不言而喻。
另一方面,法国是唯一一个可以和好莱坞一较高下的国家。近年来,法国电影的发展呈现出一种本文所论主题下的典型性,在很大程度上说,它不受技术的控制,潜心于对现实生活题材的发掘,不忘电影最原始的美学特征,坚持艺术与技术恰如其分的比例,再现了法国电影的辉煌。它的成功,让我们看到了现实主义创作的巨大魅力和勃勃生机,是影像创作的典型范例。尤其是其最近20年以来的创作实践,更向世人证明了现实性之于影像创作的巨大意义。就在技术取胜、影像狂欢的当下,法国新电影的创作风格却秉持朴实无华的现实主义风格、淡化影像的瑰丽色彩而在世界影坛独树一帜。这种不温不火的成功,也让我们看到了“现实性”的回归之于影像作品创作在目前技术大发展背景下不离弃现实主义的必要性。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在绝大多时候,法国新电影的作品里没有了高速或低速拍摄,没有了特效的处理,少有闪回,没有分屏,少有不饱和的颜色或是曝光过度的画面,没有了叠印技术和其他的实验性的特殊摄影……相比较对画面的精雕细刻而言,导演们更倾向于站在现实这一边。这个现实有两种含义,一方面是创作手法的写实主义倾向,另一方面是题材选择的现实主义风格。是否通篇强调技术上的创新并不是导演们所在乎的事情,相反,对于故事主题和情节的精心策划而折射出的现实意义才是新时期电影人共同关注的焦点。事实证明,尽管导演们不依赖技术的花样和翻新,但仍然创造出了视觉上的巨大成功,这要归功于电影作品在主题上所反映出来的现实意义和深刻的精神内涵。
这种创作倾向恰好吻合了当今世界艺术的发展潮流。曾获得五次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的美国著名艺术理论家弗雷德里克·透纳(Frederick J.Turner),在讨论艺术的数千年发展后,尖锐地批评说:“我们仍需指出当代主流艺术的缺陷所在,我认为它们同时兼具‘盯着肚脐的’(navel-gazing)自恋情结和‘滑到哪算哪的’(wheel-spinning)随性情怀。”②他指出,目前有一批艺术家和作家正致力于通过复兴传统艺术的形式、体裁和宗旨,改革当代审美文化的现状并赋予它新的活力。这批艺术家来自许多不同的领域,包括音乐、绘画、雕塑、建筑、表演艺术等方面。弗雷德里克·透纳认为,传统工艺、技巧又重新成为艺术关注的重点。他强调指出,真正意义上的艺术必然要有实质内容,不论在认识上还是感情上都能给人以启迪。”在他看来,艺术的“内容”彰显的就是作品的意味、艺术家的理念、认知和梦想,它应该具有时代性,体现时代的美德和瑕疵,记录其发展的轨迹。他引用莎士比亚对艺术的宗旨论述:“摹写自然;彰显美德姣好的面容,但也不放过她任何瑕疵;真实地反映时代成长的痕迹和承受的压力。”③
法国最近20多年的新电影创作完全印证了弗雷德里克·透纳的观点。法国是先锋艺术盛行并占主宰地位的国家,但在电影界,现实主义题材影片却始终是法国绝对的主流,占据了90%以上的份额,并涵盖了所有的电影类型。为了在形象上更接近平民化的创作风格,导演们不惜让名不见经传的群众演员替换掉光鲜亮丽的明星,他们注重影片的精神实质和真实内涵远远超过了对票房和明星的期待与关注。当好莱坞启用大牌明星以制造广告效应的时候,法国导演却担心太多的星光会减弱或掩盖影片真正所要表达的内涵。导演们起用新人回避了大牌演员在观众心中的固定模式,也降低了影片的拍摄成本,使影片向着他们所要表达的精神性内涵靠近。电影所表现的生活,就是法国人自己真实的生活。写实风格是法国银幕亘古不变的创作主流。在新媒体时代,导演们的关注焦点仍然没有改变,他们不苛求视觉上的惊艳,却通过一部部作品,让我们看到了他们创作的现实意义和社会责任。
好莱坞电影一向宣扬个人英雄主义,每一部电影里都有一个英雄的成长史,大到超人、蜘蛛侠、终结者,小到阿甘和狮子王,电影里一再表现的是英雄拯救世界的壮举和最后一分钟营救的紧张。法国新电影却与此相反,在温和温婉的气氛中,在不温不火的节奏里,平民小人物才是大银幕的真正主角。对平民的关注是法国电影历来的传统,从人文层面上说,法国的自由、民主、平等精神在法国大革命时期就已经树立起来。在伏尔泰、卢梭等启蒙思想家所倡导的“人的本质是平等的”“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社会契约论等思想和一场自下而上的民主革命让“自由,平等,博爱”的法兰西精神和普世价值深入人心。1789年法国大革命不仅在政治体制上改变了法国,而且在文化观念上改变了法国。200多年来,《人权宣言》响彻于法国的每一寸土地,植根在每一个公民的心里。也正是从大革命开始,法国才形成了一套系统的文化政策,文化从那时起与民主如影随形,“民主文化”从口号变成了现实,民众有权利去享受真实可触的人权平等。而这种平等和个体间的相互尊重给法国电影烙上了深深的印记,平民成为电影银幕上亘古不变的绝对主角,平等精神是每一部电影不曾离开的核心观念;从技术层面上说,纪实是电影最原始的本质,早在电影诞生之初的单镜头时期,平民的形象就当仁不让地成为电影的主角。我们能看到的早期电影均以呈现平民的生活场景为己任。在20世纪50年代,法国电影理论家安德烈·巴赞提出的电影纪实理论在世界范围内引发了一场电影革命。导演们的创作重心在经历了美国好莱坞歌舞片的浮华和前苏联蒙太奇的过度花哨之后,重新回归到对普通人真实生活和情绪的关注上。所以在法国,对小人物的关注和关怀是导演们历来的创作原则。导演们用朴实无华的镜头,追踪生活在我们身边的小人物。无论是作者电影里的,还是喜剧电影中的,导演的平民情结从不曾改变。
在大多数的影片中,尽管小人物们的社会职业不同,性格脾气各异,家庭背景千差万别,但是他们身上平凡、平淡、平常的特质都成为打动我们的真实所在。这些平民以世俗的乃至单调的快乐为生,总能带给我们热爱生活的勇气和信心。在电影《我最糟糕的噩梦》(Mon pire cauchemar)里,导演塑造了一个再平凡不过的男主人公Patrick的形象。在他身上有着小人物的艰辛和拮据,也有着小人物的乐观和热情。因为这个人物的活灵活现,竟然把女主人公Agathe从让人仰视、带着光环的圣殿里拉下水,要知道他们原本是生活在完全不同世界里的两个人。但是导演通过细节的处理,让我们觉得Patrick既亲切又熟悉,就好像生活在我们身边的人。尽管他有那么多缺点,但仍然不失可爱之处。导演更不惜笔墨表现Agathe被Patrick同化的桥段,以此来强化小人物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毋庸置疑,他所代表的平民百姓才是我们社会的大多数。法国电影特别喜欢和擅长表现小人物的世界,无论面对怎样的对手,他们骨子里所散发出来的乐天精神和咄咄逼人的鲜活真实都让我们过目不忘。《吾儿唐吉》(Tanguy)的主人公依然是平民。虽然影片中的主角Tanguy有着博士在读的学历、不乏成为上层人物的教育背景和经济元素,但是导演依旧把他处理成普普通通平平凡凡的小人物。Tanguy,28岁,聪明绝顶,从小到大被家境富裕的父母周到照顾,一直和父母同住。但事实上,父母对Tanguy长大成人但仍留在家中这件事已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他们想尽办法令Tanguy离开家,但他一点也不习惯外面的生活,差点儿患上神经衰弱,于是决定诉诸法律。结果是Tanguy又重回家中。影片的情节并不复杂,但是对Tanguy的刻画与塑造却细腻又夸张。尽管他聪明绝顶,但也有楚楚可怜的时候,尽管他智商超群,但也无法独当一面。Tanguy和Patrick不同,他经济上游刃有余,但心理上却充满依赖。同样是籍籍无名的小人物,面临的却是不同的问题和境遇,导演在处理这类角色的时候也因人物而异,我们看不到雷同的细节,却感受到每个圆形人物的丰满和生动。人物身份有所改变,但是平凡依然。《两极天使》(La vie rêvée des anges)里Isa和Marie是来自社会的底层的两个女孩,她们对优越的生活怀有美好的憧憬。Marie悲观绝望,不堪贫困的生活勾搭上了富家公子,明知道会痛苦受伤却也不愿意放弃,最后走向自我毁灭;Isa乐观开朗,她虽然无法拯救Marie,却可以笑对人生、努力工作,甘于平庸。导演塑造了一个外放一个内敛两个性格不同的人物形象,她们的人生经历能够成为很多平凡人的缩影。为了更美好的生活,为了自己的理想,为了心中的爱情,有多少人同她们一样在奋斗。只是有的人达观向上,有的人忧郁自艾。影片有浓厚的纪实味道,导演用手提摄影机跟拍,摇晃的镜头所造成的不安定增强了影片的真实感,而对Marie自杀的真实再现透出冷眼旁观的效果,让所有有过类似挣扎和成长经历的人们在这淡淡的忧伤中产生共鸣。
法国新电影用敏锐、客观的视角细腻地塑造了法国普通人的生活现实和情感世界。带着悲天悯人的关照和轻松诙谐的调侃,把普通人在生活中面临的各种问题一一呈现。法国传统的写实主义手法和对平民生活的关照相得益彰,交映生辉,纵然新媒体时代技术发达,也难以替代法国新电影洗尽铅华的生活写照,这种“现实性”的坚守对影像艺术的发展具有普遍性启示意义。
感情话题从来就是电影里最经常讨论的主题,而法国新电影尤其以表现细腻的情感著称。在新媒体时代,导演们对于人物内心和情感的挖掘有增无减,不仅有两性情感生活的探讨,而且有同性之间欲言又止的暧昧。通过情感的表达,我们透过导演的主观视角了解了他人的客观世界。比如《地址变更》(Changement d'adresse),导演试图通过四个人物再现女追男、男追女,以及一见钟情和日久生情的恋爱常理,用爱情和地址一样总是变来变去,但最终总得有个归依来双关一个恒久不变的道理,唤起观众的思考和共鸣。我们可以在平行的时空里看到四个小人物的情感表达和相互交流,看到他们面对异性的选择和应对,同时也看到男主人公对自己的无能熟视无睹,甚至坦然接受。与其说导演表现的是David和跟他一样的人的纠结与无奈,不如说是通过四个人来展示现代人情感的缩影。这种白描般的真实,让人有一种非常强烈的认同感,因为现实中有太多这样的故事发生在我们身边,男主人公就是我们触手可及的“熟悉的陌生人”。
爱情和友情是法国新电影经常表现的话题,而对亲情的表现则相对较少。奥利维耶·阿萨耶斯(Olivier Assayas)受到侯孝贤的影响,时常在影片中透露出对家庭的关照。尤其是在《夏日时光》(L'Heure d'été)这部影片,所表现的正是家庭题材,奥利维耶·阿萨耶斯借作品显现出法国电影少有的东方韵味和大家情怀。这是奥利维耶·阿萨耶斯2008年的作品,导演以细腻的笔触描写了一个面临薪火相传和遗产继承问题的现代家庭,他们中的每个人在母亲去世之后所面临的选择与挣扎。故事在一个典型的法国家庭中发生,却又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展开,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家庭成员分散居住在世界各地,他们之间虽然相隔着遥远的距离,见面机会也很少,但仍然保持着深深的亲情。父母的老房子是大家相聚的场所,也是维系亲情的符号。可是母亲的去世,还是给了大家措手不及的难题,老屋是卖是留成为兄弟姐妹争论的焦点。之于大多数观众,可能都徘徊于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对家的眷恋有多浓?对过去的珍爱有多深?不是每一个人都能越过现实的羁绊而将情感置于首位的。导演通过这一家人对待母亲去世和遗留老屋的不同反应,把亲情的问题抛给观众,过往的传承和延续是我们这个社会不可回避的话题,社会的高速发展和变迁所带来的家庭变故让人无奈与无助。也许最后一个段落孙辈们在老屋开party算是对祖辈情感传承的一个交代吧,导演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结论,而是让观众自己去评判。影片用平实的画面轻轻叩响观众的心门,这虽然与新媒体时代的躁动和迷茫格格不入,却弥足珍贵。
再复杂的情感世界,也可以被真实地再现;再深埋的心底故事,也能够被娓娓道来。新媒体时代紧张的生活节奏和巨大的生存压力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与以往不同的社会面貌,“现代状态”随之产生与以往时代截然不同的情感需求和宣泄方式。虽然影像是个性化的创作,但创作者们却应该本着现实主义的精神,有能力把夹杂着社会关系、人际关系、文化关系的创作主题平实地再现。在不使用炫目的画面和虚拟的技术的情况下,我们也能通过影像里的情感管中窥豹地了解现实中的世界。
当全球的电影工业在新媒体时代都向技术致敬的时候,法国新电影的一个重要倾向却是对社会问题的关注显著加强。导演们不再单纯地把自己囿在一个形而上的哲学范畴和自怨自艾的个人世界,而是怀着悲天悯人的心情对当下的生存现状和周遭的社会现实发出深切的呼吁和呐喊。于是我们在他们的电影里看到了北非的移民问题、偷渡事件、欧盟一体化所带来的经济变化、就业率的低迷,等等。青年导演们通过电影折射出当今法国社会的矛盾,让电影成为现实的缩影。
因为历史和政治的原因,在法国生活的人中,有着大量的外来移民。当移民现象因为文化差异、就业问题、社会安全等方面屡屡涉险的时候,社会现象也升级为一个社会问题。大量的移民话题也造就了法国新电影的移民主题,《伏尔泰的错误》(La Faute à Voltaire)通过Jallel的遭遇折射出无业者的世界和一个虚伪横行的社会。每一个外来移民都非常脆弱,随时有可能被暴虐的主流社会击碎。伏尔泰所标榜的自由、平等、博爱在当今的法国也只是个“错误”罢了。相反,倒是身份卑微的普通人给了Jallel无私的帮助。他的快乐来自那个边缘人的群体,越是边缘,人们越是互相怜惜。在Jallel的奋斗与挣扎中,导演借助他的眼睛让我们看到了社会的冷漠和体制的残酷。对法国的移民问题质疑的不仅有像阿布戴·柯西胥这样的移民后裔导演,同时也有像菲利普·里奥雷(Philippe Lioret)这样土生土长的法国人。他在《欢迎》(Welcome,又译《非法入境》)里用Bilal的悲剧命运来讽刺法国的移民政策,并代表法国社会一部分知识分子表达出对现行非法移民政策的不满。Bilal是个从中东偷渡到法国加莱小镇的少年,他的心愿就是到英国和心爱的库尔德姑娘Mina团聚。他曾经尝试过各种方法偷渡,但都没能成功,到最后横渡海峡成为他唯一的希望。既然只能横渡,那就必须学会游泳,Bilal由此认识了游泳教练Simon。导演细腻地展现了Bilal和Simon的相处过程,借助Simon的视角展示出Bilal性格中可爱和真实的部分。这与Bilal最终失败的悲剧命运形成了极大的反差——那样一个鲜活、真实、执着又可爱的形象最后葬送在寒冬中的英吉利海峡,葬送在残酷的、比海水还要冰冷的移民制度里。
青少年的教育问题也被很多导演关注,《墙壁之间》(Entre les murs)讲述了在一所社区中学里教师和班级里的孩子们相处的故事。主角是一群初中生,因为他们的家庭背景不同(大部分来自社会底层家庭,或者是非洲移民,或者是阿拉伯移民,也有亚洲移民),孩子在家里受到的教育和影响不同,他们在学校里接人待物、言谈举止的方式也都各不相同。问题少年跟老师顶嘴争执、每天进出教师办公室。误解、沉默、挑衅及拒绝让他们仇视一切。导演以中立客观的视角,再现了青少年学校生活的状态和成长过程中的常见问题,并通过影片呼吁社会重视青少年的成长环境,不仅学校要提供良好的教育,而且家庭更应该成为孩子成长的强大后盾和爱的源泉。
法国社会的失业率近年来逐步攀升,工作的压力也成为导演们追逐的话题。《心力交瘁》(Sauf le respect que je vous dois)把焦点对准了劳资双方。这一对在日常生活中常见的矛盾主体在法国经济衰退的时代显得尤为敏感和悲观。男主角François是个白领,有家室,但是收入微薄。他努力地工作却仍旧逃脱不了老板Dominique专横的非人待遇。同事们都被迫离开了,愤怒之下他提出抗议,却被陷害。他唯一的希望就是等待女记者能来揭露真相。导演法比安娜·戈代用这部黑色电影探讨了社会和企业带给人的抑郁和压力,揭示了当今职场的艰辛和压迫,现实的驱动力和感染力昭然若揭。
新媒体时代的年轻导演以从未有过的热情、兴趣和责任来探讨社会的热点问题。电影无所不触及地白描了社会的矛盾和现实的境况,这是这个时代电影创作的潮流趋向和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这个时代的缩影和记录。作品中有知识分子期待参政议政的客观诉求,也有新导演们关注他人的创作理念。抛开“小我”的顾影自怜,融入“匹夫有责”的大时代。法国新电影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关注现实。导演们身处影像大爆炸的新媒体时代,却心无旁骛地做自己现实的主题和画面。在对平民小人物长期不变的执着关注下,透过对社会热点问题的积极回应,把都市人丰富的情感世界做了细致解读。较之新媒体时代目不暇接的缤纷影像和炫目科技而言,法国新电影的创作风格是与之格格不入的。但现实主义的电影主题、朴实无华的影像画面却吸引了观众长久的关注和赞许。最近20多年,法国新电影并没有追名逐利地跟随技术的爆炸式发展,相反,他们更冷静地看待电影的艺术性品质,更客观地处理作品的现实性内涵,并且取得了不可小觑的成功。
法国新电影以强现实、弱影像的创作原则,在新媒体时代成功逆袭,在技术发展的大背景下实现了影像的“现实性”回归。回溯近20年以来的作品,无论是艺术成就还是商业价值,都令世人难以望其项背。这种艺术实践的成功,为我们带来了宝贵的借鉴和启迪,更值得我们关注和思忖。影像的创作是应该基于现实的基础之上的,技术依托科学的飞速发展固然可以呈现光怪陆离的视觉效果,但是作为影像记录现实的本体属性不应该被替代和忽略,否则就会出现唯视觉效果论的肤浅作品。长此以往,观众的口味和兴趣会被损失殆尽,票房濒于恶性循环,这对于整个影像产品生产的大环境都是不利的。艺术与技术原本应该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这种关系中立公允,对于艺术创作实践,放之四海而皆准。在新媒体时代,科技的发展已经打破了影像创作本应遵守的原则,对技术的过度消费和依赖,削弱了创作者洞察显示的能力;很多创作者盲目制作,不再考虑影像的现实意义;新技术喧宾夺主,这不利于影像作品的内涵表达。因此,我们在进行影像创作的时候,要维护技术与艺术之间的平衡,呼唤影像的“现实性”重新体现在作品的形态中。
令人欣喜的是最近几年,国内的影像作品也开始转战现实性题材,无论是电视剧创作还是网络视频影像,热播的作品里不乏现实主义的力作,比如反映反腐题材的《人民的名义》、关注医患关系的《心术》、审视中年危机的《人到四十》、探讨养老问题的《老有所依》、展现家庭情感的《裸婚时代》等,还有网络热播剧《归去来》《老男孩》等。2017年甚至被称为“现实主义电视剧年”。这些作品,并没有着力追求技术的炫酷,却本着对生活现实的密切关注,展现出对时代冷眼旁观之后的思考。这些贴近百姓生活的话题和故事来自现实本身,是大家耳熟能详的生活背景,故事的真实感和现实性都有良好的群众基础,一经播出就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并获得了令人欣喜的收视率。这些现实主义作品的出现,客观上来自题材多样化的文艺创作现状,但与此同时,也是因为秉持现实主义的风格被观众主观上认同和追捧,并逐渐酝酿成一种“现实性”回归的创作趋势。当下新媒体时代的影像创作正面临一个十字路口,是仍然坚守技术至上继续激进前行,还是呼唤现实回归、贴近观众生活?我们比对艺术史上的先例,反思自己国家影像作品的创作现状,不妨遵循创作规律的指引——一方面尊重现实尊重对现实的表达,另一方面正确处理技术与艺术之间的辩证关系。新媒体时代我们的影像创作虽然没有如法国新电影一般忠现实于始终,但经历了技术大发展的洗礼之后,基于现实的创作越来越多,不同的影像作品在不同的传播媒介涌现,其创作主题和表现风格向现实无限接近,形成了一种风格的回归态势。
注释:
① 单仁平:《〈阿修罗〉撤档让中国电影业蒙羞》,《环球时报》,2018年7月19日,第15版。
②③ [美]弗雷德里克·透纳:《艺术往哪里去》,帅慧芳译,《艺术百家》,201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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