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首页 期刊杂志

危机语境下趣缘社群话语空间重构与维系研究*——以鹿晗粉丝群为例

时间:2024-09-03

■ 李 彪 吴 倩

一、研究缘起

在网络舆论场中,粉丝群体的言论与行动甚至可以吸引、裹挟大量粉丝社群之外的社会个体的注意力,最终形成社会热点事件。2017年10月8日12时鹿晗在微博上公布恋情,迅速成为当日微博头条,截至24时该条微博的转发量达122万、评论数达288万。研究鹿晗粉丝社群内部在偶像危机语境下的社会互动及自我调整、重构过程具有重要标本价值。

二、文献综述及研究问题

关于空间问题,有很多学者提出了重要理论,最有代表性的是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和福柯的空间规训思想,这是两种最基本的空间分析范式。其中列斐伏尔认为空间生产包含三个维度:物质空间、精神空间和社会空间,维度越来越多,其中社会空间的再生产包括了对前两者的解构、融合和重塑。①本文以列斐伏尔多维空间理论来分析危机语境下趣缘社群话语空间的生产、演进与再造过程。

社群主要基于以下五种关系产生,即血缘、地缘、学缘、业缘和趣缘,其中前四者主要是建立在熟人网络之上的,只有趣缘是基于兴趣产生的虚拟社会关系,因此,研究趣缘社群具有重要的价值,该话题很早就引起了研究者的关注。如蔡骐认为趣缘群体是兼具传统社群凝聚力和现代社群自由度的共同体,群体内的传播扁平化与层阶化并存等。②

也有学者对偶像危机情境下粉丝社群的传播与内外沟通策略进行研究。布朗(Brown)等人对体育粉丝在偶像危机情境下的对外沟通策略展开研究,归纳出迎合型、提醒型、攻击他者型和转移注意力型四种危机沟通策略。③

综上,目前国内针对网络粉丝社群的研究主要停留在描述社群现状、特征和组织规范的层面,缺乏对社群内部成员之间互动关系的深入探讨,对危机时期的网络粉丝社群的研究也较少。同时,对网络粉丝社群的研究以质化研究、案例分析为主,而直接利用粉丝言语数据进行量化研究的情况较少。本文以鹿晗粉丝社群为研究对象,针对鹿晗公开恋情后粉丝社群内部话语空间的变化与维系等展开研究。重点探讨的问题如下:

Q1:偶像危机事件节点前后粉丝社群内空间结构的变化。

Q2:偶像危机下粉丝社群内的危机沟通机制及其关系特征。

Q3:偶像危机下粉丝社群内的多维话语空间是如何建构和维系的。

Q4:偶像危机下粉丝社群中意见领袖的角色与功能有哪些。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方法

本文使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Social Network Analysis)作为主要研究方法。④基于粉丝社群沟通的文本记录,进而还原和构建粉丝社群的空间关系结构,并使用词频分析与社会语义网相结合的方法辅以分析粉丝社群话语空间的表达文本,以揭示社群进行危机沟通并达到自我平衡的过程。

(二)样本选取

粉丝忠诚度和活跃度是衡量粉丝社群质量的重要指标,因此本文选择“厦门甜美系鹿饭”QQ群作为研究样本。该QQ群建立于2016年3月9日《奔跑吧兄弟》制作方公布厦门录制计划之时,社群成员为计划加入对鹿晗现场应援的粉丝,这些粉丝对鹿晗的支持可落实到具体行动且关注时间在1年以上,因而有较高的忠诚度。此外,QQ群要求粉丝对年龄和具体职业进行标注,这本身具有社会资本的价值又有助于后续对粉丝社会身份的分析。截至2017年10月8日,该粉丝群有粉丝258名,日均粉丝在线数保持在150名以上,具有较高的粉丝活跃度。此外,之所以选择QQ群,主要是QQ群的聊天记录方便导出,并且QQ群的趣缘属性要比微信群的熟人网络属性强很多。

(三)抽样时段

2017年10月8日12时,鹿晗正式公开恋情,引发舆论关注,包括“鹿晗掉粉”“鹿晗偶像失格”“脱饭粉丝爆料”在内的衍生话题持续在社交媒体发酵,在此危机时刻,作为本文研究样本的鹿晗粉丝QQ群通过持续话语沟通以稳定重建粉丝社群。因此,本文选择的时段为2017年10月2日0时至2017年10月8日12时分和2017年10月8日12时至2017年10月14日24时两个时段,前后总计14天。之所以选择两个时段,主要是根据偶像危机发生的时间节点作为比较时段。第一个时段总计获得8767字聊天记录,第二个时段获得25340字聊天记录。本文使用Gephi0.9.2作为社会网络分析软件,基于获得的聊天记录采用边列表形式进行编码,以起点(Source,信息流出点)、终点(Target,信息流入点)、权重(Weight,对话数)形成列表(见表1)。

表1 “厦门甜美系鹿饭”QQ群边列表(片段)

四、研究结果

(一)偶像危机语境下粉丝社群的空间结构

2017年10月8日12时至2017年10月14日24时粉丝群参与话题讨论的成员有131人,去除只转载消息没有真正参与话题互动的粉丝,总计83人。所有节点的标签统一为“昵称首字拼音-年龄-职业”,其中,粉丝年龄为2016年3月9日群组建立时的年龄。

1.空间生产:从空间话语的生产到空间自身的生产

为了让社会网络分析可视化更加简洁美观,本文选择发言在3次以上的节点来展示,使用Gephi 0.9.2得出一个包含31个有效节点、202条有向边的社群网络关系图,其中,“QIAO-19-学生”与“SHU-16-学生”是整个网络中最为活跃的节点,且人际互动最多,承担着整个网络的话语生产。

网络效率是话语空间内网络信息的传递效率,由网络密度、网络可达性两个指标来衡量。网络密度反映的是空间关系分布与完备图(Complete Graph)⑤的差距,与完备图越接近、节点之间的连线越多则密度越大,韦尔曼(Wellman)对网络密度的研究指出,大部分情况下人们参与社群网络联系较为稀疏,47.1%的社群网络密度在0到0.25之间(密度范围是0到1),亲属这种熟人社群的密度也就0.364。⑥本文中粉丝群网络密度为0.22,远高于一般水平,说明社群中粉丝联系较为紧密,网络信息流动频度较高,存在结构性的传播路径和固定传播模式,且社群内具有高度凝聚性,这也使得该社群在危机状态下很难被破坏,正如“犹太人的高度凝聚性大概就是基督宗教难以打入犹太人中间的原因之一”⑦。同时,凝聚性是一种情感的体现,此社群已经从最早的信息分享阶段到情感、意义生产的阶段,粉丝个体对社群产生了归属认同和价值共鸣,按照亨利·列斐伏尔“空间生产”的视角,精神空间已然出现。

网络可达性衡量的是网络的连通性(connectivity),可通过平均路径、直径指标进行测量;两节点间的路径(length)反映的是两节点至少需要通过多少条连线建立联系,若两节点能直接建立联系则路径长度为1,若两节点无法建立联系则路径长度为无穷大;社会网络的平均路径则反映平均而言网络中节点需要通过多少条连线与其他节点建立联系,直径则为社会网络中距离最远的两个节点间的路径长度。本文选取的社群平均路径为1.97,直径为5,即任意两个粉丝平均只需要1个中间人即可建立双向联系,最多只需要通过4个中间人即可进行信息传递。因此,此粉丝社群网络的连通性较好,能够实现较为充分的信息流通。

可以看出,粉丝社群在偶像危机情境下不仅没有出现“脱群”“掉粉”等现象,甚至呈现出更高的凝聚性和连通性。这一方面说明粉丝社群是一个相对成熟的社会关系空间,已经不再是简单分享信息的话语空间。同时,如果社群的归属是因为鹿晗的粉丝而产生,但鹿晗宣布恋情并没有改变这种归属,则是,因为一方面社群已经脱离了列斐伏尔的精神空间的内涵,跃迁为一种社会空间,是对话语空间与精神空间的融合和重塑;另一方面由于社群内部关系的高度凝聚性,社群即使在偶像危机情境下依然具有高度的弹性和韧性,具有了空间的自主性和独立性。

2.空间规训:从话语空间到规则空间

社会网络中行动者的权力越大,则与其他行动者的联系越紧密,其他行动者对他的依赖性越大⑧,衡量指标是中心性和结构洞。网络中心性又可细分为点度中心性、中介中心性、接近中心性三个分指标,中介中心性、接近中心性分析要求社会网络为强连通图⑨,由于本文分析的是粉丝社群,属于弱连通图,因而只进行点度中心性分析。点度中心性反映的是节点对其他节点直接施加影响的能力,整体网络的点度中心性则反映节点之间点度中心性的差异程度,差异程度越大则网络的权力结构越明显。通过计算,“厦门甜美鹿饭”社群入度中心性为0.362(范围0到1),出度中心性为0.5,出入度中心性均较大,因而存在较明显的权力结构(见图1)。图1中节点的颜色越深、球形越大则节点度中心性越大,出入度中心性最大的点均为“QIAO-19-学生”,其入度中心性为0.57,出度中心性为0.70,与63.5%的社群成员建立直接联系,具有较强影响力。

图1 “厦门甜美系鹿饭”社群连通图

点度中心性主要衡量节点及邻居节点的联系,没有将节点所处的整个网络的拓扑结构计入,无法全面解释网络节点的权力,因此伯特(Burt)提出了结构洞(Structural Holes)理论对其衡量,指出处于结构洞的节点具有更大权力⑩。结构洞理论认为节点权力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处于社会网络中心,这部分能力基于点度中心性可以得到测量;二是在各分社区(community)中起“桥接”作用,这也是点度中心性所忽视的。本文对粉丝社群进行结构洞分析,得到表2 数据,社会网络的冗余度越小、限制程度越小、有效规模越大、网络效率越高、等级度越低则社会网络存在结构洞的可能性越大。由表2 数据可知,该社群的平均冗余程度为0.08,平均限制度为0.02,平均等级度为0.29,均处于较低水平;网络效率为0.76,有效规模为5.96,处于较高水平,因而“厦门甜美鹿饭”社群网络存在结构洞的可能性较大,有较明显的权力结构和权力关系。

对社群网络节点的进一步结构洞数据分析可得表3。有效规模最大的节点为“QIAO-19-学生”,其有效规模15.38,网络效率0.73,属较高水平;限制度0.28,网络层级0.31,属中等水平。因而“QIAO-19-学生”为整个社群的结构洞,有较高的权力,其权力主要体现在信息的影响力和有效覆盖规模上。

从社群内部讨论的7天变化来看,该粉丝群内部已经形成的固定权力结构使得社群能够保持一致性,一致性是社群重要的团结催化剂。

表3 “厦门甜美系鹿饭”社群网络节点结构洞分析结果(有效规模前5)

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粉丝社群已经由话语空间生长出规则空间,空间内存在固定的权力关系。“话语即权力”,在福柯看来,空间是权力争夺的场所,也是权力实施的媒介,空间生产实际上体现为对空间的规训实践,而这一过程往往是通过话语的空间化途径实现的。话语通过对空间的规训来传递特定的压制关系,进而维系着因外部因素变动而引发的空间变动,实现平衡-不平衡-再平衡的过程。

3.空间的异质性与并置性

对社群进行模块分割可得三个子群:社群权力最大的“QIAO-19-学生”所隶属社区模块也最大,说明该子群的成员为社群中权力较高者;权力第二层级中心点的“SHU-16-学生”所隶属子群属于中间水平;而第三层级社群则以“YI-21-学生”和“YUAN-19-学生”为主,其余为小型群体。可见,趣缘社群不仅拥有明显的权力中心,且形成了较明显的权力层级,权力结构较为明显。这种层层展开的环状格局导致了不同子空间在同一个话语空间内并置和对比,使得空间存在异质性和并置性。这是以往的粉丝社群研究很少涉及的现象。

4.偶像危机下粉丝社群综合特征

一是网络效率高,粉丝沟通紧密。在偶像危机爆发时,粉丝社群能迅速集结,针对偶像危机展开充分讨论,这种讨论基于粉丝主观兴趣所建立,因而粉丝相互间的互动较为充分、频繁,能够在短时间内形成大规模交流,形成了一种有物理属性界限的话语空间。但随着空间内互动的加强,加上话题的特殊性,话语空间逐步成为情感支持的场所,上升为情感空间。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此网络存在明显的权力结构,但由于是弱连通网络,权力中心节点对社群的讨论主要体现在信息的有效覆盖率和有效反馈上,对网络信息传输的垄断作用并不明显,即在没有现有中心节点的情况下,社群具有迅速恢复网络结构和有效沟通的可能,有较强的生命力。

二是粉丝社群存在明显的权力结构。该社群具有明显的单中心模式权力结构。单中心模式权力结构有助于成员围绕单一话题进行讨论,其目的不在于争论对错而是形成共识。该社群作为粉丝社群,其目的是较为明确且统一的,即维护鹿晗的偶像形象并为鹿晗提供支持。在鹿晗发生危机事件时,粉丝群的所有信息讨论也是以维护偶像在粉丝群中的稳定地位为目的,因而能够在短时间内迅速形成明显的权力结构,展开充分讨论。在这种权力结构下,情感空间变得有规训、有话语霸权,慢慢成为一种规则空间,进而异化为社会规范。

三是象征资本与文化资本成为决定粉丝社群权力地位的主要因素。对粉丝社群的节点分析可知,粉丝在实际生活中的年龄和职业对粉丝在社群中的权力地位不存在显著影响,已工作的且年龄较大的几位粉丝均未占据社群权力结构的中心位置,同时,粉丝群的群主“LU-19-学生”同样未占据权力中心,说明这种权力主要是由粉丝对偶像危机事件的投入程度决定的,社会资本、经济资本的影响较小。布尔迪厄(Bourdieu)认为象征资本反映了行动者被场域内行动者认可的程度,文化资本则反映为行动者受教育的程度。本文认为在粉丝场域中,文化资本主要体现在粉丝对偶像相关信息的获取能力和了解程度上,象征资本则与粉丝群体内的自有判断标准相关。在群内,“粉龄”(即成为鹿晗粉丝的时间长度)成为粉丝重要的象征资本,处于权力中心节点的“QIAO-19-学生”和“SHU-16-学生”虽然在年龄与职业上均不占优势,但粉龄却在五年以上,即在鹿晗成名初期便成为粉丝,因而其发言可以受到更多成员的关注和反馈。

(二)偶像危机前后社会关系网的比较

为了更好地说明偶像危机发生前后粉丝群关系网的属性差异与变化,本文将偶像危机前后两个时段的粉丝互动建构的社会网络进行比较,选取网络核心的几个属性数据进行比较,相关结果如表4所示。

表4 偶像危机前后粉丝社群社会网络基本属性综合比较表

从表4中可以看出,差别比较明显的属性是节点数、连接数、密度、互惠性、传递性、聚类系数、连通性和网络层级。危机前的平时状态沟通相对比较少,由于偶像危机的出现,社群内部的确出现了应激反应,参与讨论与互动的人群一下子增多起来,节点、密度、平均度等均与连接数的增多有密切关系,此处不作赘述。

互惠性是衡量社群内部行动者之间信息交换互惠程度的指标,危机发生前由于是以弱连通为主,信息的中心度不高,因此互惠性较高;偶像危机发生后,意见领袖的作用剧增,造成整个网的权力结构凸显,中心集中度增强,传递性也有所增强,说明偶像危机发生后意见领袖的信息传递和覆盖能力在增强,但互惠性有所下降。这与之前的研究结论有所差异。

聚类系数是衡量社群内同类子群多寡的指标,一般来说聚类系数越高说明社群的子群数量越少,节点可以很清晰地被划分到不同子群中。可以看出,偶像危机后社群的聚类系数有所增加,说明危机发生前社群中存在的分散子群得到进一步统合,形成规模更大、划分更为清晰的子群。这与网络层次的数值变化是一致的,网络层级值越大,越存在层级,马太效应越明显。危机发生前,信息权力在网络中分布相对均匀;危机发生后,信息权力在网络中呈现出进一步极化的现象,权力结构更为集中。

另外,危机发生前后社群的强弱成分也不尽相同,强成分更强调情感、归属等社会特征;而弱成分更强调信息的分享、快捷。从表4中可以看出,弱成分在危机发生后有所下降,而强成分有所上升,社群中抱团取暖、寻求慰藉的属性在增强,已经具备了熟人网络的属性,危机使得以往单维度的话语空间生长为多维度、多诉求的复杂空间。

(三)偶像危机下粉丝社群的话语构建与社群维系

为研究鹿晗恋情公布后粉丝社群话语空间建构的过程,本文通过ROST CM6软件对聊天记录文本进行词频分析,并在此基础上用Wordart词云软件绘制了相应的聊天词频图(见图2)。“粉丝”是提及频率最高的词语,说明社群主要针对粉丝与偶像的关系展开了系列探讨,“无奈”“沧桑”是较常出现的情绪词汇,说明粉丝社群在鹿晗恋情爆发的一周内的总体情绪是较为消极的,但主要是一种较为克制的消极态度,并未衍生出强烈的抵触、反对情绪。基于文本分析,可以将鹿晗粉丝社群在经历危机事件后的结构恢复过程分为三个阶段。

图2 “厦门甜美系鹿饭”社群文本分析

一是注意力转移阶段。在鹿晗恋情公布的最初一段时间内鹿晗粉丝并未针对鹿晗恋爱本身展开过多的探讨,讨论的内容大多是粉丝该如何分散对恋情的关注,注意力转移策略为该阶段最常用的危机沟通策略。粉丝对鹿晗恋情的态度大多为“不支持不祝福不打扰”(CHEN-18-学生),并建议社群内的粉丝“给自己找点事做吧”(CHEN-20-学生)。该阶段中参与讨论的成员主要是在网络结构中占据核心权力地位的成员,如“QIAO-19-学生”“YI-19-学生”等,提及的注意力转移方法包括专注学业、参加社团活动、玩手机游戏等,成员间的“粉丝”身份被刻意弱化、社会主身份——“学生”身份被凸显,通过刻意避谈偶像与粉丝关系、回归线下真实生活的方式维系社群的基本稳定。

二是粉丝社群重建阶段。2017年10月10日凌晨,随着鹿晗最大的粉丝团体“朝鹿”的解散,粉丝社群以对“朝鹿”脱饭行为切入点对此次危机事件展开讨论。在本阶段,粉丝社群将鹿晗、鹿晗粉丝及非粉丝群体做了群体分割,针对鹿晗公开恋情行为、鹿晗与鹿晗粉丝(简称“鹿饭”)关系、“鹿饭”与其他非粉丝群体之间的关系展开讨论。对于鹿晗公开恋情的行为,社群主要采用迎合策略承认鹿晗公开行为的不妥当;为迎合大多数“鹿饭”对鹿晗公开恋情行为的不适情绪,更多的“鹿饭”开始加入到聊天,粉丝的消极情绪得到宣泄,继而逐步趋向稳定。值得注意的是,一旦出现对鹿晗较为偏激的言论评价,核心成员便会对其进行反驳,以矫正话题导向,如通过“不公开到时候指不定粉丝要说鹿哥不守信”(QIAO-19-学生)等言论指出鹿晗公开恋情的合理性。正如埃里克·霍弗(Eric Hoffer)指出的“一个彻底团结的群体因为具有高度的模仿性,其弹性和适应能力也十分强大,它要采取革新措施或改变方向都轻而易举”。这一阶段主要是通过自我安慰和设身处地为偶像着想来维系社群。

三是粉丝社群巩固阶段。从2017年10月11日起,成员逐渐降低对鹿晗恋情的讨论,社群日常对鹿晗的支持活动逐渐开始恢复。鹿饭社群主要日常工作包括保持鹿晗流量数据、抵制黑粉等,通过“数据粉不能输”(WEI-26-工作)等话语将话题拉回对鹿晗的日常支持工作中,通过“反正就是还没结婚呢,大家先不要伤心了,搞数据先”(CHEN-25-工作)等言论鼓舞团体士气,逐渐巩固和恢复粉丝社群的日常活动。在这一阶段,危机经过前两个阶段已经被最大限度地消解,粉丝社群迅速回归日常。

综合以上三个阶段可以看出,社群网络的核心成员一直持续、积极地加入话题讨论,并通过第一时间回应和发言奠定话题主基调,成功维持社群稳定,使得危机冲击下的社群重建和巩固得以顺利展开,并且,粉丝社群并没有因为偶像危机而解散或者发生结构改变。由于粉丝群是基于偶像而展开的,偶像是其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偶像危机具有较强的反作用,进一步凝聚了粉丝社群,强化了社群认同,社群的心理代偿机制由原来的喜爱鹿晗转为支持偶像的失衡—再平衡的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说,粉丝社群已经具备了社会认知的属性。

五、结论与讨论

后真相时代粉丝社群具有更重要的样本研究价值,因为后真相时代的情感和立场远胜于事实真相本体,“由谁说”远比“说什么”更具有权威性,而当作为粉丝群赖以存在的偶像出现危机时,粉丝社群的话语空间也发生了急剧变化。综合前文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一是液态空间与自组织

流动性是鲍曼提出的一个核心概念和研究主题,本文主要通过借助其液态空间概念的分析理念,来分析社群面对偶像危机时的应激反应机制,这是一种流动的、可自我调解的话语空间,具有一定的弹性和韧性。偶像信仰的崩塌并没有彻底瓦解空间,反而促使新的空间生长与出现。这种平衡机制已然具备了自组织的属性,一个空间或系统的自组织属性愈强,其保持和产生新功能的能力也就愈强。自组织内存在协同机制,即一个由许多子系统构成的系统。如果子系统之间能够互相配合产生协同作用和合作效应,系统便处于自组织状态。这也可以解释粉丝群面对危机时所呈现出的再平衡机制。

二是粉丝社群在偶像危机的冲击之下进行着多维空间的生产与互动

按列斐伏尔的三维空间论,粉丝社群虽是有边界的物理空间,但由于粉丝的抱团与情感沟通,时刻进行着意义的生产,具备了精神空间的维度。物理空间与精神空间的融合与共塑,生长出全新的社会空间,存在着权力与话语的压制关系。从历时性上看,空间也发生着进化,从话语空间到情感空间再到规则空间,这些都是空间在试图维系均衡时的表征变化。

三是意见领袖危机沟通与社群维系

危机状态下粉丝社群会形成集中度较高的“星系”式传播结构。粉丝社群中存在引力较强的“恒星”成员,即意见领袖的角色。这一角色能够组织社群中的谈话,规定着社群讨论的整体方向——在传播结构比较重要的话题节点上,“恒星”“行星”成员所持的意见均为坚持“继续粉”,有持异见的“卫星”成员由于得不到回应或被大量成员反驳而逐渐销声匿迹。意见领袖在社群维系上具有重要的作用,他们借助灵活的修辞策略和既有的权力结构,最终使得粉丝社群“一致对外”的意见上升成为优势意见。因此,不同于已有文献认为社交媒体下个体决策行为比意见领袖的影响力更重要,“一致对外”的意见成为主导意见的过程说明,在危机处理过程中,粉丝社群内部意见领袖的影响力明显且集中。另外,意见领袖的权威建构主要是通过意义建构的参与度来实现的,社群作为一个动态场域,在遭遇危机、发生变动、趋于平衡的过程中,意见领袖的控制力主要通过积极回复他人言论来获得提升。这其实也暗示了在互联网环境中建构自己话语资本的一种途径——积极的互动和回应。这也涉及到话语意义的建构过程,因为传播的真正内涵就是意义的碰撞、交流和建构的过程,在传播的意义构建之中,体现出人们对社会关系的确认,所以传播结构自然会涉及到社会意义的生产。

注释:

① 黎明:《“互联网+”时代实体书店的多维空间生产》,《现代出版》,2017年第5期。

② 蔡骐:《网络虚拟社区中的趣缘文化传播》,《新闻与传播研究》,2014年第9期。

③ Brown N.A.& Billings A.C.SportsFansasCrisisCommunicatorsonSocialMediaWebsites,Public Relations Review,vol.39,no.1,2013,pp.74-81.

④ 李彪:《网络事件传播空间结构及其特征研究——以近年来40个网络热点事件为例》,《新闻与传播研究》,2011年第3期。

⑤ 若社会网络中的任意两个节点均存在直接的双向联系,则该有向图被称为“完备图”,完备图反映的是网络成员之间联系的紧密程度。

⑥⑧⑩ 刘军:《社会网络分析导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11页。

⑨ 苏晓萍、宋玉蓉:《利用邻域“结构洞”寻找社会网络中最具影响力节点》,《物理学报》,2015年第2期。

⑩ Burt,R,S.,Structural Holes(2009).TheSocialStructureofCompetition.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pp.53-58.

免责声明

我们致力于保护作者版权,注重分享,被刊用文章因无法核实真实出处,未能及时与作者取得联系,或有版权异议的,请联系管理员,我们会立即处理! 部分文章是来自各大过期杂志,内容仅供学习参考,不准确地方联系删除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