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第三个历史决议看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思维

牛牧晨

(北京大学 哲学系,北京 100091)

历史思维是贯通把握历史、思考现实问题的根本方法和总体视野。党的十八大以来,***非常重视历史思维的运用,并就此发表了系列重要论述。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是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体现出中国共产党人深邃的历史思维,是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历史思维的创新发展。

从历史本体论角度看,《决议》运用历史思维深刻认识了中国近代以来历史的主流本质,从总体性视角总结了百年来党带领人民不懈奋斗的伟大社会实践,体现了唯物史观在历史本体层面的实践性和统一性;从历史认识论角度看,《决议》运用历史思维深刻凝练了百年来党所坚持的以人民为历史主体的人民史观,科学划分了党的百年奋斗历程的历史阶段,明确了中国共产党所处的历史方位,增强了历史自信,体现了唯物史观在历史认识层面的科学性和真理性;从史学方法论角度看,《决议》运用历史思维深刻阐发了新时代共产党必须坚持和发扬的十个方面,有助于加强以党史为重点的“四史”学习教育,反对历史虚无主义,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振奋精神、增强斗志,体现了唯物史观在方法应用层面的开放性和时代性。

一、牢牢把握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历史思维的本体论规定

(一)在社会实践中把握历史的真实性

任何哲学只有以历史性思维才能把握时代精神的精华,洞察社会历史的本质与发展趋势。历史本体的真实性及其来源是历史本体论领域的重要问题,关乎人类对自身生存状态的体认与行动。不同于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观念论的思辨立场,马克思从现实的具体的社会实践活动出发,在“抽象的人”的观念背后发现了从事物质生产活动的“现实的人”,从而发现了人类历史的真正诞生之地,在远离现实的思辨抽象性之外找到了通向真实历史的钥匙。

从观念的抽象性出发并不能发现历史本体的真实性,只有从社会实践的现实性维度出发,才能揭示出历史的实践性与真实性。从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来看,历史不是思想家头脑中的玄思,而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是人类在物质生产等社会实践过程中现实生成的历史。正如马克思所言:“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阐述现实的生产过程,把同这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1]因此,只有从现实的社会实践活动出发,才能揭示出唯物史观与唯心史观的本质区别:“它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各种观念形态。”[1]

《决议》继承和发扬了唯物史观对于人类社会历史的实践性与真实性的洞见,结合党的百年奋斗历程,将百年党史的历史经验植根于党领导人民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伟大实践,从中国人民的百年历史实践出发,深刻体认了党史的历史真实性。无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领导人民反对“三座大山”、实现民族独立,还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领导人民实现社会变革、巩固制度基础,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始终在党领导的伟大社会实践中筚路蓝缕,继承前人的经验,不断开创属于自己的新的历史。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从当时的社会现实出发,作出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从而带领人民实现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党在继承前人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带领全国人民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开创新的伟大实践,中华民族也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决议》以深邃的历史思维牢牢把握住了历史的实践性本质,以大历史观的视野阐释了百年来党的奋斗历程与历史经验,并将百年党史的历史客观性与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的历史实践紧密联系、有机统一,体现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运用唯物史观分析历史、把握历史的思维方式。***指出:“历史就是历史,事实就是事实,任何人都不可能改变历史和事实。”[2]历史的实践性本质要求我们从社会实践出发,全面把握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实践的连续性与统一性,在历史阐释中注重凸显实践维度的社会历史性,这样才能真正做到重视历史、了解历史与借鉴历史。

(二)在劳动创造中洞察历史的生成性

马克思、恩格斯曾说:“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1]人类历史区别于自然史的主要标志便是目的性的创造活动,正如马克思对维科的肯定:“如维科所说的那样,人类史同自然史的区别在于,人类史是我们自己创造的,而自然史不是我们创造的。”[3]通过现实的感性活动,人类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自己创造着自身的历史,在改变环境的同时也改变着人自身,使得人类历史得以不断生成和发展。劳动创造作为人们在社会历史中的主要活动,彰显着人类历史的主体性与生成性特征。

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现实的人通过自身有意识的实践活动,不断改变着自身的生存条件和存在方式,主动创造着适合自身需要的客观环境。通过对人类这一本源性的实践活动的深刻洞察,马克思看到:“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而且这样的历史活动是一切历史活动的一种基本条件。”[4]正如马克思所言,人类历史的物质基础来源于人类的物质生产活动,人们的生产方式决定了其生活面貌和思考方式。因此,纵观人类历史,便能看到一部劳动生产发展史,“全部所谓世界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的诞生,是自然界对人说来的生成”[5]。

《决议》深刻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在劳动发展史中找到理解全部社会史的钥匙”的思想,运用历史思维对过去历史进行本体论层面的反思,将中国人民百年来自强不息的劳动创造作为历史基础贯穿于各个时期的历史叙述中。无论是我们党领导人民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发展生产、建立革命根据地,还是通过土地改革、三大改造等举措改造所有制、变革生产关系,推进社会主义建设,或是改革开放以来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充分调动各种生产要素协同发展,抑或是新时代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历史性解决了贫困问题,都充分说明劳动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根本力量,是全部历史活动的基础。我们党的百年历史,是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在辛勤劳动中创造出来的历史。

《决议》运用历史思维牢牢把握住了作为全部历史基础的劳动,从本体论层面彰显了劳动作为人类的本质活动的重要地位与历史意义。一百年来,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通过自身生生不息的劳动创造,实现了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奔向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实现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指出,“劳动创造了中华民族,造就了中华民族的辉煌历史”,“正是因为劳动创造,我们拥有了历史的辉煌;也正是因为劳动创造,我们拥有了今天的成就”。《决议》继承和发扬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劳动创造人类历史的根本观点,深刻地反映了唯物史观以劳动实践为本原的历史本质观。

(三)在总体视角中理解历史的统一性

历史本身并非碎片化、间断性的分散部分,而是具有连续性的统一体。坚持历史思维需要我们超越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在总体性视域中把握好历史的连续性与统一性。马克思曾说:“历史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依次更替。每一代人都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1]同样,兰克也强调历史研究的总体性,他认为历史就像生命一样,“在每一种生命中,都有某种整体存在”[6]。他和马克思都深刻地看到了“当代”实际上是在人类历史连续的形成过程中产生的,因而与过去之间存在着内在的联系与统一。

承认历史本身是一个连续性的有机整体,意味着我们要在深入历史的基础上把握各部分历史的相互联系,并从当下的视角出发去重新叙述与书写历史。当克罗齐认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时,正是在提醒历史学家:从死气沉沉的编年史中解放出来,历史学的意义在于把握过去与当下之间的相互关系。柯林伍德认为,历史学家研究的应当是“活的过去”,即在某种意义下仍然活在现在之中的过去。把握过去与当下的联系意味着要在两者之间开展无止境的对话,从而在当下视角中重新发现崭新的过去,“历史是历史学家跟他的事实之间相互作用的连续不断的过程,是现在跟过去之间的永无止境的问答交谈”[6]。

《决议》继承了唯物史观关于历史统一性的基本观点,辩证地看待和处理历史的特殊性与普遍性关系,在总体性的视域中把握各个历史阶段的特殊性,在尊重历史特殊性的基础上统筹把握历史整体。从《决议》的叙述视角来看,其着眼于中国共产党自建党以来的一百年奋斗历程,秉持纵深广阔的大历史观,从历史长河中探求历史规律,总结历史经验。从《决议》的叙述结构来看,在聚焦总结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对不同历史阶段党所面临的主要任务、取得的主要成就作了系统性梳理与总结,同时对重要历史事件与人物的评价注重与党中央已有结论相衔接,由此建立了不同历史阶段之间的连续性和统一性。从《决议》的历史结论来看,系统总结了党的百年奋斗的历史意义与历史经验,在此基础上聚焦于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两个百年的历史之间建立了有机统一,实现了对于历史的贯通把握。

《决议》运用历史思维坚持和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在正确党史观的指导下对百年党史进行科学的历史分期,在大历史观的视域中准确把握历史发展的主题主线和主流本质,实现了历史本体与历史认识的有机统一。***指出:“历史是过去的现实,现实是未来的历史。”历史思维要求我们将过去的历史遗产转化为当下与未来前进的动力,将不同历史阶段放置于百年党史中去把握,将百年党史放置于整个世界历史中去把握,在认识与行动的连续性中继承过去、立足现在、筹划未来。

二、不断深化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历史思维的认识论理解

(一)明确历史方位,贯通把握历史

历史的总体性与阶段性是一对处于辩证关系中的范畴,两者相互依存,密不可分。对于历史的洞察不仅要以真实的历史本体为依据,在历史的生成中把握其统一性,更要从认识论视角科学进行历史分期,明确当下所处的历史方位,以实现对于历史的贯通把握。

从历史哲学视角看,历史分期是对历史进行总体认识的前提条件,能够帮助历史学家深入一段历史内部的结构机理,帮助历史学家认识历史变化的阶段性与连续性,从而归纳出历史的发展规律与趋势。不同的历史分期视角意味着不同的价值立场与标准,如同历史学家洞察历史所依赖的分析棱镜,视角的不同意味着同一段历史可以产生出不同意义的集合,显现历史的不同样貌。从历史学家视角看,历史分期并非历史学家主观任意的眼光所能决定,而是要通过对历史内部的实质性内容的发现与分析,从特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关系出发,同时隐藏着深刻的权力关系。在这一过程中,历史学家可以运用特定的叙事视角、手法与结构,以特定的历史叙事情节和概念对“真实历史”进行塑形,从而实现历史叙事与历史时间的融合[7],如保罗·利科就将分期看作历史学家运用概念对历史进行编排的手段[8]。

《决议》不仅在大历史观的视域中科学地进行历史分期,揭示了不同历史阶段的质的差别,而且从我国自身国情出发,明确了当前所处的历史方位,是重要的历史指南。《决议》以党在不同历史时期所面临的主要任务为标准,科学划分了四个历史阶段,突出了不同阶段党所处的历史形势以及取得的成就经验,为全党科学认识党的百年历史奠定了基础。对于百年党史的阶段性特征的认识,可以从不同视角出发,对其进行更为立体化的把握。例如,我们可以从“革命、建设、改革”的视角进行历史学的理解,也可以从“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视角进行民族复兴式的理解,还可以从“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式的理解。[9]

正如恩格斯曾指出:“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10]《决议》继承了唯物史观“从后思索法”的历史思维方式,站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历史方位,对以往历史阶段进行概述,突出新时代这个重点。只有立足于“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才能从第二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出发,对第一个一百年进行科学定位与历史分期,并指明新时代的前进方向和奋斗目标。历史思维要求我们着眼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正确把握新发展阶段的历史方位,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

(二)坚定“四个自信”,掌握历史主动

从哲学视角来看,自信本质上是认识主体对自身状态的肯定和确信,体现了主体对自我的反身性认识与评价。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认识活动,反身性认识意味着认识主体与认识客体的同一性,主体的认识对象本身就是自身对象化活动的产物,主体在认识自身对象化活动基础上进行自我评价,从而确证自身的本质。从唯物史观的视角看,自信是一种立足于长期社会实践的历史性活动,同时具有时间维度与空间维度两个方面,主体在与自身的历时性比较以及与同类主体的共时性比较中获得自信。

自信的主体既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集体,相比于个人,国家与民族层面的自信具有更为广泛而深刻的历史内涵,也具有不同的维度和意义。通常来讲,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科技等领域的成就均可以使其获得自信,然而国家在不同领域中取得的自信却不能简单归属于这些领域,而是具有更深层次的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根源。纵观世界历史,号称“日不落帝国”的英国在崛起过程中凭借自身经济与军事实力先后打败了西班牙、荷兰和法国,依靠海外贸易与殖民地建立起庞大的世界市场,然而英国人最骄傲的并非其表面的经济与军事力量,而是以君主立宪制为代表的议会制民主制和以莎士比亚为代表的英语文学成就。同样,美国在二战后的迅速崛起也不只是依靠其先进的军事装备和金融体系,而是根源于其“美国梦”的价值观共识、三权分立的联邦制以及以好莱坞和迪士尼为代表的文化工业体系。由此可见,国家自信的根基在于对自身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层面的自信。

《决议》运用深邃的历史思维,通过总结我们党百年奋斗的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进一步彰显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道路自信来源于我们党对历史发展方向的深远把握,对我国国情的深刻认知。事实证明,党的百年奋斗始终从我国国情出发,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坚持中国道路”成为党百年奋斗的十大历史经验之一。理论自信来源于我们党在百年奋斗中的历史实践,来源于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创新。从毛泽东思想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再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始终用新的理论总结和指导新的实践。“坚持理论创新”成为党百年奋斗的十大历史经验之一。制度自信来源于历史经验中对制度优势的深刻体认,来源于对重大现实问题的科学应对。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着眼于新时代、新任务、新要求,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最基本、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11]对文化自信的认识和把握离不开历史思维的贯彻与运用,毛泽东曾说:“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隔断历史。”[12]我们要深入认识历史中国与当代中国的承继关系,统筹把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和革命文化的关系。***在论述中国共产党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时,也是运用历史思维,把问题放到5000年的文明史中、500年的社会主义历史中、70多年的新中国历史中、40多年的改革开放发展史中来观察。坚定文化自信事关国运兴衰、文化安全和民族精神的独立性,文化自信要求我们具有对自身历史文化价值的高度自觉与自信。

***指出:“学史增信,就是要增强信仰、信念、信心,这是我们战胜一切强敌、克服一切困难、夺取一切胜利的强大精神力量。”[13]《决议》使得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更加坚定对“四个自信”的信仰、信念与信心,增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的说服力和吸引力,始终掌握历史主动,这既是提高历史思维的必然要求,也是应用历史思维的必然结果。

(三)坚守人民立场,把握历史规律

历史观是人们对历史的总的看法和根本观点,构成了历史学家看待历史、分析历史的原点,因而是历史研究中的根本问题。可以说,有什么样的历史观就有什么样的历史叙事,历史观的多元性决定了历史叙事的多样性。从广义上看,从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问题出发,历史观可分为唯心史观与唯物史观两大类,前者相信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精神的能动性体现了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力量与趋势;后者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物质生产对社会历史发展具有支配性作用。

历史观的不同决定了历史叙事中存在不同的历史主体,表现出不同的历史规律。作为唯心史观的代表,英雄史观相信英雄在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处于主导地位,发挥主要作用,如英国历史学家卡莱尔认为:“世界历史不过是伟人们的传记。”[14]因而英雄人物的性格气质、心理活动和行为方式便构成了世界历史发展的规律。而唯物史观则认为人民群众作为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实际创造者,是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主体力量,相信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推动历史的演变。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相信随着人类历史的不断演进,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列宁称人民为“自觉的历史活动家”[15],坚信广大群众的历史主体性;毛泽东看到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巨大力量,“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16]。

《决议》贯彻了唯物史观的人民立场,充分相信和论证了人民为历史主体、人民是推动历史前进的根本动力的历史观,把握了百年来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规律。《决议》通过回顾党的百年奋斗历程,鲜明地指出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始终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初心使命,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和特权阶层,而是选择了一条以人民为主体的革命、建设与发展道路。中国共产党人在每个历史阶段都始终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不仅改变了中国人民过去历史上的悲惨状况,而且深刻革新了中国人民的精神面貌,更确立了以人民为历史主体的人民史观。

《决议》运用深厚的历史思维洞察和把握到了人民推动社会历史前进发展的历史规律,将人民的历史活动当作人民史观最为深厚的历史背景,依托这一背景建立起以人民为历史主体的总体叙事。***强调:“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17]从我们党百年历史经验来看,党始终坚持人民立场,依靠人民、造福人民,将群众路线作为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人民至上,依靠人民民主,掌握了破解历史周期率的密钥。以历史思维坚守人民立场,应当看到中华民族的文明史、中国人民的斗争史、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史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发展史,无一不是人民书写的历史。

三、持续拓展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历史思维的方法论应用

(一)以党史为重点,推进“四史”学习教育

史学方法论作为历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其核心就是在历史研究者的价值关联与客观的历史事实之间建立特定联系,因而直接反映了历史研究者的历史观。在历史研究中,不同的历史观会产生不同的历史思维,而不同的思维方式会产生不同的史学方法论。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中,毛泽东把运用历史观点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称之为“全面的历史的方法”[18],历史研究者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反对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运用辩证思维方式全面、系统、深入地把握历史。

历史学的世界是外在世界和内在世界的统一体,历史研究不仅需要外部世界的大量实证材料,更需要研究者选取合适的视角和方法进行研究,后者往往更为重要。正如恩格斯指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19]唯物史观并非提供一种先验的社会变化理论,而是提供一种历史解释方法,它能辨别复杂局面中的各种基本因素。[20]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与清醒剂,学习历史是提升历史思维的前提。对于唯物史观方法论的掌握不能停留于形式主义的教条,而应当在中国历史的学习过程中加深认识和理解。

《决议》运用唯物史观的方法论,将新中国史的历史叙事有机融入党的百年历史叙事,在党的百年奋斗史的视域中统筹把握改革开放史的成就与经验,同时站在五百年社会主义发展史的高度评价党的百年奋斗成就与历史经验,实现了对“四史”的总体理解与贯通把握。毛泽东曾说:“中国的历史学,若不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去研究,势将徒费精力,不能有良好结果。”[21]《决议》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原理和方法运用于中国历史的研究中,认识和解释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的成就和经验,将得到的历史结论指导未来实践并加以检验,呈现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党史观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的有机统一。

《决议》提醒我们,当前我们学习历史,尤其要加强以党史为重点的“四史”学习教育。***曾说:“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对我们共产党人来说,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22]在明确“四史”发展脉络的基础上,我们需要将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作为正确党史观的逻辑起点,高度重视党的历史经验的总结,在实践中不断深化和发展对社会主义的认识。

(二)以唯物史观为基点,反对历史虚无主义

在历史研究中,历史虚无主义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重大问题。历史虚无主义最初源于哲学领域的虚无主义,最早可追溯至柏拉图主义的二元论,即相信现实感性世界本质上是虚假的,抽象的理念世界才是真实的。虚无主义的哲学本体论即唯心主义,唯心主义相信世界的思维性高于其物质性,并将后者斥之为虚假的非本质存在。哲学领域的虚无主义扩展至历史学领域,便演变为历史虚无主义,即否认历史的客观本质,认为历史不过是思想和精神的产物,历史学也变为了史学家主观思维的杰作。因此,历史虚无主义往往呈现出主观主义、相对主义、解构主义的典型特征,带有极强的形而上学、实用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色彩。

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观点看,20世纪以来历史虚无主义在西方社会的产生和发展,离不开发达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的历史状况以及由此造成的普遍性的社会精神危机。两次世界大战、周期性的经济危机、碎片化的劳动与生活方式等一系列历史事件使得西方社会不断分裂,人们丧失了文化共识与历史认同,历史学已不能再作为凝聚西方社会普罗大众的价值工具,也不能再帮助人们进行任何形式的自我与历史定位。[6]源自西方的历史虚无主义本质上反映了西方人对自身文明前途的不安和焦虑,其非历史性源自西方文明对自身历史的怀疑与否定,西方文明最终通过历史虚无主义否定了自我。不仅如此,以美欧为代表的西方国家还试图以历史虚无主义对苏联进行和平演变,通过苏共全面否定原有的苏联与苏共历史,否定列宁和斯大林的历史功绩,最终使得苏联解体,世界社会主义事业遭遇严重挫折。[23]

从唯物史观的视角看,当历史虚无主义从西方传入中国便演变为一种政治思潮,其实质是站在唯心史观的立场对中国历史进行怀疑和虚构,通过人为主观的历史结论来否定和篡改历史真相,进而达到否定中国文化、文明和历史的目的。历史虚无主义的方法论往往是实用主义的策略,即根据其政治需要采取孤立、静止、片面的研究方法,希望重新评价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和社会主义发展史,企图模糊中国历史尤其是近现代史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其根本目的在于否定中国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性与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龚自珍说:“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我们必须站在唯物史观的立场,认清其本来面目并进行坚决批判。

因此,我们必须以唯物史观为基点,深入学习领会《决议》关于党史的重要论述,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科学运用历史思维与历史虚无主义进行持续斗争。当前,我国面临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所处的国际环境日益复杂,国际舞台上的意识形态斗争日益激烈,更需要防范国内外各种敌对势力进行的历史虚无主义宣传,在大历史观的指导下把握历史发展的客观性、连续性和整体性。通过《决议》在整体上学习理解党的百年历史,牢牢把握党百年奋斗历程的主流、主线与主题,运用唯物史观的方法论,旗帜鲜明地反对任何歪曲和丑化党的历史的错误倾向。

(三)以新时代为起点,开展新的伟大斗争

从史学方法论来看,历史不只是对过往事件的记录与评论,也不只是对历史事件因果关系与历史规律的研究与争论,作为一门学科,历史始终发挥着必不可少的指导与教化功用。历史是过去在现在的投影,也是当下能够借鉴过去经验的工具,人们希望从中学到的并非对过往历史的简单重复,而是要在前人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开创新的未来。因此,历史不仅是人们认识世界的显微镜,更是指引人们前进的风向标。

从唯物史观的视角看,个人与历史的关系是复杂而微妙的,我们不仅是历史的剧中人,更是历史的剧作者。马克思深刻地指出:“只要你们把人们当成他们本身历史的剧中的人物和剧作者,你们就是迂回曲折地回到真正的出发点,因为你们抛弃了最初作为出发点的永恒的真理。”[4]因此,历史的实践论命题要求我们把握历史主体的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相互关系,不仅要以唯物史观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认识时代历史的发展状况,洞察人类历史发展规律和趋势,更要充分发挥唯物史观的能动性与创造性,积极投身于当下和未来历史的实践过程中,积极顺应和引领历史前进的方向。

《决议》运用深邃的历史思维,不仅总结了党的百年奋斗成就与历史经验,更突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个重点,体现了对党的百年奋斗历程的新认识,彰显了对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坚定信心。***曾说:“我们要用历史映照现实、远观未来。”[24]《决议》不仅深刻揭示了“过去我们为什么能够成功”,而且讲清楚了“未来我们怎样才能继续成功”,体现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党史观的现实追问逻辑。站在新时代,我们有了更为坚强的领导核心、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能够在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面前,以前所未有的精神面貌,开创前所未有的历史伟业。

《决议》指出,敢于斗争是我们党百年奋斗的历史经验之一。尽管新时代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但前进路上依然面临各种复杂形势与风险挑战,需要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敢于承认矛盾,勇于进行斗争。首先,需要增强使命意识,坚定必胜信念,在对中国近代史和中共党史的重温中保持战略勇气与战略定力[25],积极发扬共产党人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优良传统,在不懈的斗争中把党和国家的事业推向前进[26]。其次,需要增强斗争意识,坚持历史思维,善于把握社会矛盾运动的内在规律和趋势,用动态历史发展的思维眼光把握历史规律中的普遍性与必然性,牢牢掌握历史主动权。最后,需要增强危机意识,提高斗争本领,共产党人应当胸怀天下,以世界历史眼光观照现实,把握未来,在历史规律发展大势中阐明世界变局的实质,不断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为解决现代文明难题、探索和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