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系统阐释与全球传播——基于《费尔巴哈论》

陈玉斌

(南开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天津 300350)

《费尔巴哈论》作为恩格斯晚年系统性总结和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40多年发展史的经典文本,它以“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重新理解为起点”[1],将唯物论、辩证法与历史观内在地统一起来,真正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革命性变革。恩格斯指出,《费尔巴哈论》“对历史唯物主义作了就我所知是目前最为详尽的阐述”[2];列宁也指出,《费尔巴哈论》“最明确最详尽地阐述了他们的观点”[3]。《费尔巴哈论》作为系统总结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性变革的典范文本,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它的出版、翻译和传播在全球范围内广泛宣传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指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费尔巴哈论》阐释了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性变革的意义

19世纪后期,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引起了资产阶级的恐慌,致使各种敌对势力、错误思潮千方百计地曲解、攻击和诋毁马克思主义。与此同时,施达克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中错误定义了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直接理论来源的费尔巴哈哲学的性质,这为如何正确理解和评价马克思主义哲学带来了困惑和挑战。为了抵制各种错误思潮的攻击,澄清施达克的错误观点,恩格斯被迫放下《资本论》续卷的整理出版工作,决定在《费尔巴哈论》中系统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划清其同一切旧哲学的界限。

(一)敌对思潮对马克思主义的攻击和施达克对费尔巴哈哲学的误读

为了遏制马克思主义在工人阶级中的传播,“德国的拉萨尔派、英国的海德门派、法国的可能派(布鲁斯派)”[4]等各种资产阶级敌对势力,千方百计地歪曲马克思主义哲学同德国古典哲学的关系,并把他们凭空捏造的“机会主义理论和策略原则”当作“正统马克思主义”来混淆工人阶级的视听。[5]拉萨尔派着重发展了黑格尔的伦理和国家学说,他们把废除“铁的工资规律”[6]作为工人阶级的奋斗目标,把国家当作“工人阶级摆脱困境的唯一道路”[7],这无疑是一种充满主观唯心主义色彩的“反动幻想”,因为它与马克思主义工资理论和国家学说直接对立。海德门派却以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身份自居,由于他们不理解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从而抹杀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根本区别,并以“英国人不会接受‘大陆鼓动家’的颠覆性学说”[8]为由坚决反对英国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企图把工人运动引向改良主义道路。可能派则直接将自己伪装成共产主义者,并借用极端主义、集体主义的形式试图超越其他社会主义流派;但是,他们一旦获得支持便会全盘抛弃集体主义,这无疑是彻彻底底的机会主义者行径。[9]这些形形色色的敌对思潮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和攻击,其实质就是全力破坏工人阶级革命运动,从而达到维护资产阶级反动统治的目的。因此,匡正和捍卫马克思主义哲学就尤为必要和重要。

施达克是一位狂热的唯心主义者,他撰写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是为新康德主义对费尔巴哈唯物主义批判所作的辩护。施达克认为,使费尔巴哈免受新康德主义抨击的最好方式就在于消除批判者的批判目标,即用唯心主义代之以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这其实是他对费尔巴哈哲学的错误理解。基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费尔巴哈哲学的关系考量,恩格斯指出,施达克对费尔巴哈哲学的错误理解和定位极有可能导致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误读。为了避免误读现象发生,恩格斯决定在《费尔巴哈论》中纠正施达克对费尔巴哈哲学的错误理解。然而,恩格斯对施达克错误观点的纠正只是他批判框架中的一个逻辑中介,更深层次的目的在于批判新康德主义,特别是批判以朗格为代表的生理学学派强调的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在朗格看来,人们之所以会成为自私自利的原子式个体,根本原因就在于“唯物主义把虚假的现象性的现实性当作真正的现实性”[9]。因此,他断定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具有逐利性本质和对现实性误读的缺陷,而这种缺陷就需要人们用自己创造的价值世界进行补充。如果一味地褒扬伦理价值而贬斥唯物主义,就会陷入不可知论的境地,这也从根本上否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二个层面,即否定思维能够正确认识存在。由此可见,新康德主义完全否认和抛弃了康德哲学中的唯物主义因素,他们企图用伦理社会主义取代马克思主义的行径,实际上是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背离和偏废。对于这种“在科学上开倒车”的行为,恩格斯并没有任其肆意发展,而是积极澄清其中的错误观点,阐明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性变革的意义,从而掷地有声地回应了新康德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污蔑。

(二)恩格斯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性变革的意义

在《费尔巴哈论》中,恩格斯详细剖析了黑格尔哲学体系的矛盾和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缺陷,阐明了它们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中的作用和贡献。恩格斯认为,黑格尔哲学的革命意义在于它彻底否定了人的思维和行动的一切结果所具有的决定性。比如,“凡是现实的都是合乎理性的,凡是合乎理性的都是现实的”[10]这一命题,从表面上看是肯定现存事物的合理性和现实性,从而为反动势力作辩护。但是,这一命题背后还有更深层意义:绝不是一切现存的东西都是现实的、合乎理性的,只有推动时代发展和决定社会变革的事物才具有必然性和现实性。当然,现存的事物也会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变革失去其本真性、必然性,变成一种与时代脱节的不合理的东西并被一种富有生命力和活力的现实事物所代替。因此,这个命题就相应地转变成了另外一个命题,即“凡是现存的,都一定要灭亡”[10]。由此可见,人类社会并不存在最终的绝对真理和绝对的人类状态。但是,黑格尔并没有按照自己的方法得出革命性的结论,而是矛盾性地给人的思维和人类社会画上了一个终点,这个终点就是绝对真理。这样一来,黑格尔哲学“革命的方面就被过分茂密的保守的方面所窒息”[10]。总之,黑格尔哲学中革命的辩证法和保守的唯心主义之间的矛盾,“决定了其自身解体和被新哲学代替的必然性”[11]。

随着社会矛盾和宗教斗争的尖锐化,大批青年黑格尔分子开始抛弃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特别是费尔巴哈哲学的产生,使唯物主义回到了哲学舞台的中央,结束了唯心主义在德国的长期统治。但是,费尔巴哈没有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黑格尔哲学,而是全盘抛弃了它。恩格斯对此深刻指出:“只有辩证法能够帮助自然科学战胜理论困难的时候,人们却把辩证法和黑格尔派一起抛进大海,因而又无可奈何地陷入旧的形而上学。”[12]仅仅用简单的方式来宣布黑格尔哲学的错误并不能从根本上克服其中的缺陷,只有从本原上“扬弃”它,“批判地消灭它的形式,但是要救出通过这个形式获得的新内容”[13],才是对待黑格尔哲学应当遵循的科学态度和普遍原则。不可否认,费尔巴哈在揭露黑格尔哲学唯心主义实质的基础上,所提出的“物质决定意识”这一纯粹的唯物主义的观点,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哲学观产生了重要影响。但是,费尔巴哈哲学依然用纯粹机械的原因解释一切现象,用形而上学的思维看待事物的运动和发展,用心理学和生理学奠定自身理论的基础,因而它又是机械的、形而上学的和唯心史观的。在扬弃黑格尔哲学矛盾和费尔巴哈哲学缺陷的基础上,马克思和恩格斯实现了自然观和历史观上的唯物主义,创立了不同于以往任何旧哲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开辟了哲学发展史上的一条崭新道路,最终实现了在哲学史上的革命性变革。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实现革命性变革的根源在于其科学性

“科学越是毫无顾忌和大公无私,他就越符合工人的利益和愿望。”[10]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这样一种科学,它“在劳动发展史中找到了理解全部社会史的锁钥”[10],它一开始就是面向工人阶级和劳苦大众的,它是不同于以往任何旧哲学的新派别、新体系。在《费尔巴哈论》中,恩格斯将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进一步体系化,创造性地提炼了哲学的基本问题,揭露和批判了费尔巴哈的唯心史观,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立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获得了工人阶级的普遍认可。

(一)《费尔巴哈论》创造性地提炼了哲学的基本问题

在《费尔巴哈论》第二章伊始,恩格斯就创造性地提出了哲学的基本问题,即“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10]。这一创造性论断不是恩格斯的凭空想象,而是在系统总结远古时期肉体与灵魂和外部世界的关系问题、中世纪唯名论和唯实论的论争以及近代的思维与存在、精神与自然界的关系问题基础上得出的科学结论。但是,哲学基本问题的提出并非恩格斯的首创,黑格尔和海涅也曾提出过“近代哲学的基本问题”的观点,只不过他们没有进行系统性论述,恩格斯则站在唯物主义立场创造性地阐述了哲学基本问题及其两个方面基本内容。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一个方面,即思维和存在、精神和物质何者为第一性的问题,是任何哲学家都必须回答的首要问题,对它的回答决定了不同哲学的性质,也决定了哲学家们的立场、路线和方向。施达克正是没有正确理解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内涵,才决定了他把追求理想、崇尚美德等行为当作唯心主义,把贪吃、肉欲、敛财等行为视为唯物主义,这就是他把费尔巴哈当作唯心主义者的根源。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二个方面,即思维能否正确认识存在的问题,这是划分可知论和不可知论的准则,这为恩格斯批驳新康德主义和新黑格尔主义提供了重要理论武器。然而,哲学发展的真正动力在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找到了唯物论和辩证法相结合的基础——‘实践’”[14]。以科学的实践观为基础,恩格斯明确指出,对不可知论“最令人信服的驳斥是实践,即实验和工业”[10],推动哲学不断前进的“主要是自然科学和工业的强大而日益迅猛的进步”[10],即人类的实践。由此可见,恩格斯不仅阐释了哲学基本问题的逻辑理路和现实意义,还赋予其本体论、认识论、实践论、价值论等丰富内涵。[11]他对哲学基本问题的科学表述具有划时代意义,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哲学基本问题都是我们研究问题、开展实践的出发点,将为我们的现实工作提供方法论指导。

(二)《费尔巴哈论》揭示和批判了费尔巴哈的唯心史观

费尔巴哈的唯心史观集中体现在他的宗教哲学和伦理学研究领域。其一,费尔巴哈的宗教哲学是唯心史观的,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费尔巴哈把宗教说成是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他在这一问题上犯了头足倒置的错误,不是宗教的变迁决定社会形态的演进,而是以生产方式为基础的社会的发展决定着宗教的变迁,把宗教说成是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显然是违背历史演进规律的。因此,他把人类的发展史看成是宗教发展史,否认社会生产力是社会发展最终决定力量的观点显然是唯心史观。另一方面,费尔巴哈误读了宗教的本质,混淆了宗教和人的情感,从而把宗教理解为人类社会的永恒现象。由于费尔巴哈不理解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关系只是现实的社会关系、政治关系、经济关系的反映,所以他过分强调宗教对维系人与人之间情感的作用。他认为,人们的情感关系只有依附于宗教,即以宗教为联络媒介才能获得完整的意义,这不仅歪曲了人们的情感关系与宗教关系的本来面貌和真实意义,还抹杀了宗教的阶级内容和经济根源,因而是典型的历史唯心主义观点。[15]其二,费尔巴哈的伦理学是典型的唯心史观。与黑格尔的伦理学相比,费尔巴哈的伦理学是极度肤浅、贫困和空泛的:“在形式上是现实的,内容上却是抽象的,他虽然把人作为出发点,但是这个人始终是抽象的人”[11]。比如,费尔巴哈由于不了解道德的历史性、具体性、阶级性,他把“对已以合理的自我节制,对人以爱(又是爱)”[10]作为伦理学的基本准则,在阶级对立的社会中鼓吹超阶级的人类之爱,并企图把这一准则应用于“一切时代、一切民族、一切情况”[10],这是一种“完全适合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10]的道德观。正因为如此,费尔巴哈的伦理学在任何时空都是不适用的,在现实世界面前更突显了其软弱性。费尔巴哈之所以在历史观上陷入了唯心主义,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不是从现实的人而是从抽象的人出发来研究历史,因而他不能从自己极端憎恶的抽象王国中找到通向活生生的现实世界的道路。在深刻揭示和批判费尔巴哈唯心史观的基础上,马克思和恩格斯立足物质生产和社会实践,把人作为“在历史中行动的人”[10]去考察,实现了从“抽象的人”到“感性的人”再到“现实的人”的彻底转变。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费尔巴哈的批判和超越是从《神圣家族》开始的,“现实的人”的发现使马克思真正找到了从抽象王国通向现实世界的正确道路,从而创立了“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10],历史唯物主义由此诞生和发展。

(三)《费尔巴哈论》科学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诞生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在扬弃黑格尔哲学和费尔巴哈哲学的基础上,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了以实践为立足点的新的哲学世界观,这在人类哲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当时“唯一的真正结出果实的派别”[10]。一方面,它把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改造成了最锐利的思想武器,即唯物辩证法;另一方面,它又把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发展成了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相统一的唯物主义,即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此外,《费尔巴哈论》还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自然科学基础,并指出任何哲学思想都与一定历史时代的生产力水平以及由它决定的自然科学水平相适应。进入19世纪,随着自然科学向整理材料阶段迈进,它逐渐成为关于事物衍生、发展、联系过程的科学,特别是细胞的发现、能量的转化、进化论的提出为唯物辩证法的产生提供了重要借鉴。这样,自然哲学的使命就终结了,代之而起的则是科学的、辩证的唯物主义自然观:“世界不是既成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其中各个似乎稳定的事物同它们在我们头脑中的思想映象即概念一样都处在生成和灭亡的不断变化中”[10]。在此基础上,《费尔巴哈论》比较系统地阐述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主要包括“历史进程是受内在的一般规律支配”[10]的原理、阶级斗争是“现代历史的动力”[10]的原理、生产方式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的原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等。唯物史观的创立“结束了历史领域内的哲学”[10],此后,无论在哪个领域都不再是从头脑中想象出联系,而是从事实中建立联系。在结语中,恩格斯旗帜鲜明地提出“德国的工人运动是德国古典哲学的继承者”[10]的重要论断,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同工人阶级革命运动的内在统一,即工人阶级为了实现自身解放需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指导,马克思主义哲学历史使命的实现需要依托工人阶级的革命斗争。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武装起来的德国工人阶级,在现实的革命运动中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使命的承担者、践行者和传播者,也成为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者和继承者。

三、《费尔巴哈论》的全球性译传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具有重要贡献

恩格斯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著作的翻译和传播。他认为,准确的翻译和广泛的传播是全世界工人阶级掌握马克思主义这一理论武器的有效途径,也是批驳形形色色的非马克思主义思潮的重要法宝。比如,恩格斯谋划出版《资本论》的法译本,目的就是希望“使法国人摆脱蒲鲁东用对小资产阶级的理想化把他们引入谬误的观点”[16]。《费尔巴哈论》出版后,被先后翻译成俄文、波兰文、葡萄牙文、法文、英文、中文、日文、保加利亚文等多种语言的译本,并在世界范围内广泛传播,这为工人阶级和马克思主义政党科学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做出了重要贡献。

(一)《费尔巴哈论》法文本、英文本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欧美国家传播创造条件

作为“每个觉悟工人必读的书籍”[3],《费尔巴哈论》最初是以德文形式发表在1886年《新时代》杂志的第4期和第5期。为了便于在工人阶级内部传播,“恩格斯又于1888年在斯图加特出版单行本,并且给这个单行本写了序言”[9]。《费尔巴哈论》单行本一经出版,就引起了法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革命家的高度关注。1894年,巴黎的《新纪元》杂志在第4期和第5期上刊发了拉法格翻译的《费尔巴哈论》法文本。恩格斯对《费尔巴哈论》法文本的翻译和刊发给予了全程关注和指导,他在写给左尔格的信中讲道:“劳拉·拉法格正在把我的《费尔巴哈论》译成法文,而且即将在巴黎出版”[17]。此外,恩格斯还把拉法格翻译《费尔巴哈论》一事告诉了考茨基,并对其评价道:“前一半我已看过。她的译文忠实而流畅”[17]。《费尔巴哈论》虽然是在英国伦敦写成的,但最早的英文译本在1917年才翻译出版,当时的“题目是‘费尔巴哈:社会主义哲学的根源’”[9]。直到1941年,一部由刘易斯翻译的完整版的英文本《费尔巴哈论》和评论性导言才得以出版。除了上述这两个版本外,还有1936年杜德编辑出版的收录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辩证唯物主义的其他材料的伦敦版和纽约版、1946年拉斯克编的莫斯科版和伦敦版、1950年的莫斯科版(此版包含了《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18],这些版本的《费尔巴哈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化的传播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费尔巴哈论》俄文本为俄国社会主义运动提供思想指南

《费尔巴哈论》俄文本的出版时间要早于法文本。1889年,由格·弗·李沃维奇翻译的第一部俄文本的《费尔巴哈论》在圣彼得堡的《北方通报》杂志第3期和第4期上刊发,当时的篇名为《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的危机》。1892年,俄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组织——劳动解放社,在内日瓦用本组织的刊物《劳动解放社》出版了格·瓦·普列汉诺夫翻译的《费尔巴哈论》俄文本。这个版本不仅包括正文,还附上了“普列汉诺夫为恩格斯《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俄译本第一版所写的注释和原校订本第一版的注释”[19],这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俄国的传播奠定了基础。为了更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劳动解放社还谋划出版了《现代社会主义丛书》[20],这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俄国社会主义革命运动。列宁对劳动解放社也给予了高度评价,这个组织“在理论上为社会民主主义奠定了基础”,“走了迎接工人运动的第一步”。[21]第一次俄国革命时期,孟什维克出版了一套《科学社会主义丛书》,普列汉诺夫再次翻译《费尔巴哈论》时就收录于其中。[22]苏维埃建立政权后,梁赞诺夫主持编写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版第一版第14卷)收录了《费尔巴哈论》,1933年出版的两卷本《马克思恩格斯文选》(第1卷)也收录了《费尔巴哈论》。1948年,苏联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校订和修改普列汉诺夫译本的基础上出版了《费尔巴哈论》和《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费尔巴哈论》在俄国的传播,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和俄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列宁对此总结道:“马克思恩格斯在哲学上自始至终都是有党性的,他们善于发现一切‘最新’流派对唯物主义的背弃,对唯心主义和信仰主义的纵容”[23],正是源于《费尔巴哈论》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俄国的传播和运用,十月革命的爆发才使社会主义在苏维埃由理想变为了现实。

(三)《费尔巴哈论》中文本为中国共产党人系统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提供文本支撑

《费尔巴哈论》中文版有多个译本,最早的中译本是林超真根据拉法格的法译本、俄译本和部分原文翻译过来的,为了更接近原书,书名被译为《费儿巴赫与德国古典哲学的末日》[24]。随后,上海南强书局于1929年出版了彭嘉生的译本,当时的书名为《费尔巴哈论》(当时为全称),这个译本是参照赫尔曼·董克尔的德文译本和英译本、日译本翻译出来的。[9]1930年,向省吾根据《马克思主义文库》第3卷德文本并参照日文本将《费尔巴哈论》翻译为《费尔巴哈与古典哲学的终末》,该译本还包含译本序言和赫尔曼·董克尔的编者序言。[25]此外,还有杨东莼和宁敦伍、青骊、刘易斯、柳若水、张仲实、曹真、周建人等人翻译的版本,其中张仲实翻译的版本在中国流传最广泛、影响最深远。1953年,中央编译局成立后,《马克思恩格斯文选》(1965年版第2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65年版第21卷)、《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版第3卷)、《马克思恩格斯文集》(2009年版第4卷)、《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012年版第4卷)等均收录了《费尔巴哈论》中文译本。除中文译本外,我国还出版了蒙古族学者达什多尔吉翻译的蒙古文译本,这是中国第一个《费尔巴哈论》的少数民族文字译本。此外,民族出版社于1974年10月到1980年4月先后出版了朝鲜文本、蒙古文本、维吾尔文本、哈萨克文本、藏文本等少数民族文字译本。这些《费尔巴哈论》中文译本和少数民族文字译本在中国的传播,对马克思主义者系统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提供了重要文本支撑,也为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提供了重要理论指引。此外,在艾思奇编写《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肖前编写《辩证唯物主义原理》《历史唯物主义原理》、袁贵仁编写《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马工程编写《马克思主义哲学》等哲学教科书过程中,《费尔巴哈论》“在很多重大哲学问题上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了规定,奠定了大众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印象”[26],为构建马克思主义哲学话语体系提供了重要理论资源。从一定意义上讲,《费尔巴哈论》在中国的翻译和传播,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化传播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化发展做出了“其功不下大禹治水”[27]的重要贡献。

(四)《费尔巴哈论》更多语言译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全球化传播具有重要贡献

除了流传较为广泛的《费尔巴哈论》法文本、英文本、俄文本、中文本,《费尔巴哈论》的其他语言译本也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全球化传播做出了不可或缺的贡献。1890年,题为《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的危机》的《费尔巴哈论》俄译本被翻译成波兰文出版。1892年,《费尔巴哈论》葡萄牙文译本出版。在距离欧洲比较遥远的日本,对《费尔巴哈论》的翻译和传播绝不逊于西欧许多国家。早在1927年,日文本的《费尔巴哈论》就已经问世,这不仅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日本的传播与发展,还间接地促进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引介、研究和传播。[28]作为体系化、系统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范本,《费尔巴哈论》在全球范围内的翻译和传播鼓舞了工人阶级的革命斗志,很快就被工人阶级奉为指导革命的“圣经”,正如《费尔巴哈论》1888年单行本序言所言:“马克思的世界观远在德国和欧洲境界以外,在世界的一切文明语言中都找到了拥护者。”[10]在恩格斯晚年,《费尔巴哈论》和马克思主义其他哲学著作译本的数量不断增长,这在恩格斯看来是“国际工人运动本身相应发展的一个象征”[29]。这些事实充分证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世界范围内被工人阶级普遍认可,而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化的经典文本《费尔巴哈论》的世界性广泛传播无疑是获得了巨大成功。

综上所述,《费尔巴哈论》是恩格斯晚年系统总结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性变革的典范文本,它之所以能在世界各国以各种语言被翻译和传播,根本原因在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真理性和科学性。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理性和科学性,毛泽东将其奉若颠扑不破的真理,李大钊用“科学的论式”[30]加以表述,李达将其视为“唯一的科学的世界观”[31],阿尔都塞也将其视为“与众不同的科学”[32]。时至今日,《费尔巴哈论》所阐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依然具有重要价值,它有助于提升马克思主义者的哲学素养,特别是能够增强对各种错误思潮的辨别能力。此外,《费尔巴哈论》运用的扬弃德国古典哲学的方法,也为我们以科学态度对待人类一切文明成果树立了光辉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