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兴技术伦理问题与国际安全:影响及应对

宋 勉

(中共中央党校 国家行政学院 研究生院,北京 100091)

一、引言

随着科学技术研发与创新的进行,新兴技术(Emerging Technology)在释放生产力,推动经济社会与人全面发展的同时,也衍生出了复杂多样的问题。正如前沿生物技术给人类生命安全造成的隐患,人工智能技术的赋能效果拉大各国差距等所展现的问题,新兴技术可能对个人、国家乃至国际社会的安全与稳定产生不利影响。技术伦理主要指关于人和技术关系的道德规范与价值体系,其作用在于指导相关主体开展技术研发、创新与应用等行为。技术伦理的含义和作用说明其对新兴技术行为意义重大,也表明其同因不当技术行为而产生的国际安全问题联系紧密。在此背景下,亟待对新兴技术伦理与国际安全这一主题进行深入研究,因为这有助于完善我们对于新兴技术影响国际安全的原因、关键及方式的认识和理解,并推动对相关应对措施的探索。

近几年来,新兴技术与国际安全这一议题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关注,相关研究涉及了多个科技领域。如在人工智能领域,高奇琦、Matthew Crosston和Nathan Leys等人对人工智能和无人机与自主武器等人工智能技术的军事化应用问题进行了分析[1-3];在生物技术领域,王小理、彭耀进、薛杨和俞晗之等人对合成生物等前沿生物技术及其变革对国家和人类安全的威胁进行了探讨[4-6]。这些研究都围绕新兴技术对国际安全的影响进行了深刻分析,有助于增进学界对于问题的认识,并推动相关对策的探索。不过在已有研究中,新兴技术伦理及相关问题的作用可能还未得到充分的关注。事实上,关于技术伦理的研究也有助于丰富对新兴技术和国际安全的分析。如雷瑞鹏和邱仁宗在研究新兴技术中的伦理和监管问题时不是参照科技领域,而是结合评价原则将新兴技术的伦理问题分为为人类造福、伦理先行、公平可及、歧视四类[7];而卡尔斯滕·韦伯和克劳斯·维格林等人则从伦理的角度探讨了现代信息技术所造成的侵犯隐私、信息保护与网络战等具体问题[8]。这些研究成果或可以使对新兴技术和国际安全的研究更加系统、全面。因此,本文将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技术伦理因素围绕新兴技术对国际安全的影响进行分析,尝试进一步完善我们对于影响机制的认识,并对应对措施进行探索。

二、新兴技术的含义、特点及其伦理问题

技术是在生产实践中产生的一种能力,是利用并改造自然物以达到使用目的的一种手段和方法,是关于这种能力、手段和方法的知识体系,既可以是由人制造的产品,也可以是有规则的方法。[9]作为技术中的一个部分,新兴技术除了包含有技术本身的性质之外,也具有自身的特点。首先,新兴技术必须具有创新性。不论是新产生的技术还是旧技术的新发展,只有进行了创新的技术才可能被称为新兴技术。其次,新兴技术具有较强的风险和不确定性。虽然风险和不确定性是许多技术都具有的性质,但是新兴技术由于产生时间较短且尚未得到充分认识,在风险和不确定性方面会强于已经被广泛应用的常规技术。最后,新兴技术具有较强的影响力,且这种影响力既可能是正面的,也可能是负面的。只有能产生足够影响的技术才能被称为“兴”,但由于具有创新性和不确定性,新兴技术不仅可能产生巨大的积极作用,也可能造成严重的危害。

新兴技术可能带来复杂多样的伦理问题。伦理主要指人与人或其他事物的关系及处理这些关系的规则,因此,技术伦理的定义可被理解为关于人和技术关系的道德规范与价值体系。[10]从狭义的角度看,技术伦理指学术和研究伦理,即将科研人员作为主要分析对象,分析其在科学研究与技术探索中存在的学术不端与科研诚信等道德问题。而从广义的角度看,技术伦理则不仅指研究伦理,更包含了对技术与人类关系的反思,即关注同技术相关的研发、应用、创新、传播等行为对人类社会的影响。[11]本文将主要采用广义定义,即关注因新兴技术行为与各类伦理规范或原则的摩擦和冲突而产生的伦理问题与国际安全的关系。具体而言,新兴技术可产生威胁人类福祉、伦理规范脱节及不利于公正三个技术伦理问题,而对这三个问题的分析可以增进我们对于新兴技术对国际安全产生影响的基础和关键以及影响的重要方式的理解。

三、新兴技术对国际安全构成影响的基础

威胁人类福祉的问题是新兴技术能够影响国际安全的基础。技术研发、应用和创新的根本目的应是增进人类的福祉,但是新兴技术由于具有不确定性及较大的影响力,因此不当的研发和应用同样有可能对人类的福祉造成威胁。威胁人类福祉的问题从根本上说明新兴技术存在影响国际安全的可能,因为人类福祉应包含个人的安全与人类整体的存续和发展,而这两方面内容同样也是国际安全中的重要内容。

第一,新兴技术可对个人安全造成威胁。个人安全是国际安全和人类福祉的基础,应包含人生理层面的安全与心理层面的安全,这意味着个人安全的实现不仅要求人的生命和健康得到保护,同样要求其尊严、自主性和相关权利得到尊重。新兴技术对个人安全的威胁主要是由新兴技术研发和应用中所产生的风险及不可避免的伤害所造成的。虽然故意的伤害在新兴技术的研发和应用中并不常见,但是风险和不可避免的伤害仍会对人的人身安全和自主性造成侵害。以纳米技术为例,由于物质在纳米尺度上会表现出完全不同的性质,因此人类便可以利用这些特殊效应对物质进行研究和操纵,从而改良材料和传统技术,这使得纳米技术可以在材料、生物医药等领域产生重要作用。[12]但是纳米的特殊效应同样可以对人的安全构成威胁。首先,由于纳米粒子极其微小,当其与生物组织接触时将会穿入生物体并进入生物的细胞、组织和器官中,且难以被清除。这种外部物质在生物体内的长期、大量存在便会引发包括炎症、肿瘤等不良反应。[13]其次,材料在缩至纳米尺寸时性质可能会发生变化,意味着即便是原本无毒的材料在缩小至纳米尺寸时可能也会产生毒性,然而当前学界却没有准确的方法对材料缩小后性质的变化进行推断。[14]最后,一些难以被发现却能捕捉、传输信息的纳米器件也可能侵犯个人的隐私,并将信息传递到设备或相关网络的研发和控制者手中。[15]上述这些问题说明即便不是故意的伤害,以纳米技术为代表的新兴技术在研发和应用中所产生风险和不可避免的伤害仍会对个人在生理及心理层面的安全造成危害。

第二,新兴技术也会对国家乃至人类整体的安全造成威胁。技术领域有名为“科林格里奇困境”(Collingridge’s Dilemma)的现象,即某一项技术的影响难以在技术形成发展的早期被充分预料,而当其负面影响最终被发现时,该技术可能已成为整个经济和社会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16]新兴技术的特点使其更容易形成“科林格里奇困境”,在新兴技术产生之初对其评估、理解的不全面使得带有隐患的技术融入了国家和人类社会的多个领域,而这种隐患一旦开始产生问题便会对国家和全球安全产生严重影响,相关的应对也会变得困难且代价高昂。以现代信息技术为例,当前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前沿信息技术的发展在给人类的生活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埋下了安全隐患。由于众多的领域、部门需要依靠现代信息技术传递信息、实现互联互通,如果相关技术所存在的潜在问题和漏洞未能被及时发现并得到有效处理,那么由信息技术所传递的信息以及同其相连的领域、设施的安全都会受到威胁。早在2007年,爱沙尼亚便曾遭遇了大规模的网络袭击,包括政府、银行及媒体的网络都受到了严重损害。[17]从2010年开始,伊朗纳坦兹(Natanz)核设施也多次因疑似遭遇网络袭击而发生技术故障并数次停机。[18]这些恶性事件都说明现代信息技术在造福人类的同时也可能给国家政府的正常运作、金融业的稳定、关键基础设施的安全和人们的正常生产、生活造成严重影响。而由于现代信息技术正在全球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应用,技术中的安全隐患可能产生范围更广、程度更深的影响,从而带来更严重的威胁。因此,如果应用和管理不当,新兴技术也会违背其为人类造福的初衷,对国家乃至全人类的安全产生负面影响。

四、新兴技术对国际安全构成负面影响的关键

伦理规范脱节是新兴技术对国际安全产生负面影响的关键。伦理规范是管控技术行为、保障安全的重要手段。但由于新兴技术具有创新性的特点且发展较快,伦理规范难以有效发挥对新兴技术研发和应用的管控作用,从而造成伦理规范脱节问题。

伦理规范脱节问题的产生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部分新兴技术研发与应用的速度远超相关伦理规范制定和实施的速度,使得新兴技术的发展完全不受伦理规范的影响。虽然由于创新性的特点,技术伦理规范的制定和实施落后于技术发展无可厚非,但是部分研发机构和国家为了减少技术研发和应用的阻力也会采取“技术先行”(Proactionary Approach)的做法,这种行为也是造成规范滞后的重要原因。[19]第二,部分新兴技术虽然有与之配套的伦理规范,但是这些规范却因缺乏针对性而无法进行有效管控。一方面,当前部分新兴技术的相关伦理规范是在既有规则的基础上制定而成,并不适应新技术的特点;另一方面,伦理清洗(Ethics Washing)等行为的存在使得伦理规则形同虚设,变成了使技术行为正当化的工具。[20]

技术行为与伦理规范的脱节是新兴技术对国际安全产生影响的关键。由于缺乏规范的指引和管控,研究机构、国家等主体的技术行为便更容易对国际安全造成威胁。

第一,基于规范的伦理管控是提升新兴技术安全性、防止技术产生安全问题的关键因素,因此管控的缺失便会增大新兴技术的安全风险,甚至造成全球性的安全问题。以合成生物技术为例,该技术通过改造或制造生物体,可以在医学、能源等领域发挥重要作用,但是通过合成生物技术改变的微生物或是病毒由于其非自然的特性同样可能对全球环境和人类健康构成严重威胁。当前,合成生物领域的许多研究和应用由于缺乏专门的规范对其进行有效管控而对国际安全产生了两方面威胁。其一,缺乏管控的科研工作和技术滥用增加了合成生物技术产生全球性危害的风险。进入21世纪后,陆续有科研团队报告他们应用合成生物技术成功制造出了脊髓灰质炎病毒和H5 N1变异病毒等各种生物体,甚至还合成出了致病性更强的病毒和细菌,这些生物体一旦泄露并流入自然界将对生态环境和人类安全构成严重威胁。[21]其二,对研发行为与相关设备销售管理的缺失也使合成生物技术有可能被不法分子和恐怖主义势力所利用。合成生物体较高的隐蔽性和危害性使其可以成为不法分子的有效工具。而当前基因序列拼接和合成设备较低的购置门槛和关于研发行为监管措施的缺失使得小规模团队就可以开展合成生物实验,这便为不法分子提供了更多获取合成生物制品的渠道,从而增加了各国遭受袭击的风险。

第二,由于国际社会在同新兴技术相关的伦理规范方面缺乏共识与标准,国家关于新兴技术伦理相关规则的态度和政策便有可能对自身及全球的安全造成影响。一方面,刻板地遵照部分科技团体或是其他国家的伦理规则可能会对本国的技术活动产生不良影响,危害相关领域的安全;另一方面,不顾规则不仅会催生不当的技术行为并影响国家的声誉,同时也可能引发其他行为体进一步的反制或效仿。以同军事相关的新兴技术为例,如果一国遵守一些抽象的、脱离现实的伦理规则,那么其军事发展和国防建设必然会受到制约。[22]但是,如果国家在进行军事技术研发和应用中完全不顾及伦理原则,他国和其自身的安全以及国际社会的稳定同样也会受到负面影响。如无人机属于军事领域的新兴技术,但由于军用无人机杀戮人类的行为存在法律和伦理问题,因此国际社会已经有相关技术伦理规范和建议反对各国运用无人机执行此类任务。[23]然而,作为在军事行动中广泛应用无人机的国家,美国在运用无人机执行反恐行动时经常会对平民的自由、尊严等基本权利乃至生命安全构成威胁。如在2004年到2013年10月间,美国运用无人机在巴基斯坦开展的反恐行动不仅直接造成了大量平民死亡,也让巴基斯坦山区的民众生活在恐惧之中。[24]美国在运用无人机技术时不顾及伦理规范的行为给无辜民众带来了生理和心理层面的严重威胁,其也让美国受到了多个国家及包括联合国在内的国际组织的批评,国家形象受到了损害。同时,美国的这种研发和应用可能也会对其他国家形成刺激,引发全球无人机的军备竞赛,最终或对包括美国国家安全在内的全球安全构成威胁。

五、新兴技术影响国际安全的重要方式

新兴技术伦理问题可能同国际形势相结合并进一步激化原有的国际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威胁国际安全的便不再是单纯的技术风险,而是因新兴技术伦理问题与现存国际安全问题融合而形成的更为复杂的问题。

新兴技术不利于公正的问题便是一个可能激化现存国际安全问题的典型例子。技术伦理领域的不利于公正问题主要指同技术相关的成本和收益未能得到公正的分配。同已经被广泛应用的传统技术相比,新兴技术更容易产生不利于公正的问题,这一方面是因为新兴技术的“新”及其巨大价值为对其垄断提供了条件和动力,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新兴技术较强的影响力使其可以对社会的公正产生更大的影响。由于公正同样是国际社会中的重要议题,国际冲突与合作都涉及同公正相关的问题,且新兴技术由于其巨大的赋能效果而同国家间的竞争与合作产生了紧密的联系。因此,由新兴技术所产生的不公正问题便可能激化现存国际问题,通过影响国家间关系与国际社会稳定,对国际安全产生两方面负面影响。

第一,新兴技术不利于公正的问题会加剧国际关系中原本已经存在的不公正问题,部分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采取的新技术垄断及伦理倾销等不公正行为不仅危害了发展中国家的安全,同时也不利于国家间关系的发展。一方面,部分发达国家通过技术垄断和壁垒等手段对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及经贸安全构成了威胁。发达国家不仅可以依靠其在市场、技术和规则制定等方面的优势,阻碍发展中国家获取新兴技术和向全球价值链高端的攀升,同时还可以运用技术壁垒,使发展中国家的相关产业丧失竞争优势。[25]另一方面,部分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开展的伦理倾销(Et hics Du mping)会对发展中国家的公民和政治安全构成威胁。伦理倾销指一国研究者在另一国开展不符合研究者所在国伦理准则研究的行为,由于发展中国家在伦理规则的制定和执行方面同发达国家相比还不完善,因此这些国家便更有可能成为伦理倾销行为的对象,其国民将可能在相关实验中承担较大的安全风险。[26]以上两类行为表明,发达国家围绕新兴技术开展的不当限制和研发行为可能对发展中国家的多个领域的安全形成威胁。而由于这些行为不仅严重危害了发展中国家的主权和国家利益,也违背了公正这一国际关系中的基本准则,相关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间的关系也会因此而受到严重影响。

第二,新兴技术所产生的不公正问题也会影响国际权力格局,从而加剧动荡,威胁地区及全球安全。21世纪初,随着美国油气勘探开发技术的发展,美国页岩气的产量大幅增长,并于2009年超越俄罗斯成为世界第一大天然气生产国。[27]新油气勘探和开发技术的发展以及页岩气的开采有利于美国的能源安全,因此美国对相关技术的研发和探索无可非议,但是由于美国企业对页岩气开采核心技术的垄断,其他一些拥有丰富页岩气蕴藏量的国家都难以提高产量。[28-29]因此,美国对页岩气开采技术的垄断不仅改善了自身的能源安全状况,同时也提升了能源出口能力,而这都进一步增强了其在国际能源市场上的定价和主导能力以及在能源相关国际问题中的影响力,并将对国际能源格局和权力格局产生影响。[30]如有学者认为,美国页岩气出口的增多会影响伊朗、委内瑞拉等国的石油权利,并减少全球对包括俄罗斯在内的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天然气依赖。[31]其结果正如近期美国对“北溪-2”项目的施压所展现的,页岩气出口进一步增强了美国介入他国关系,特别是能源合作的能力,而这种改变不仅可能对俄罗斯、伊朗等能源出口大国的权利与国家安全造成不利影响,也可能影响地区稳定,对区域及全球安全构成威胁。

六、新兴技术伦理问题与国际合作治理

面对新兴技术伦理问题带来的挑战,国际合作治理或将是一种必要且有效的应对方式。国际社会可以在遵守重要治理原则的基础上,通过国际合作治理缓解科技伦理问题给国际安全带来的负面影响。

(一)新兴技术伦理问题的特点

新兴技术伦理问题主要具有两个特点,即严重性和广泛性。

第一,新兴技术伦理问题具有严重性,因为其可以从多方面威胁国际安全,难以被提前识别和有效应对。首先,新兴技术伦理问题可以加剧技术风险从而直接威胁个人和国家的安全,也可以同现有的国际问题相结合,影响国家间的关系并激化竞争和矛盾。这说明新兴技术伦理问题可以从多个方面对全球安全造成复杂的影响。其次,许多新兴技术伦理问题在技术生命周期的早期并不会被发现,这一方面是由于客观上,部分技术的威胁风险在其诞生之初的确难以被发现或预知;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新兴技术所具有的巨大价值和赋能效果可能会使相关研发和政策制定主体采取“技术先行”的做法并忽视其负面影响。最后,新兴技术伦理问题产生的复杂影响意味着对相关问题的处理也会较为困难,而技术本身较快的发展速度又会造成相关问题和情况的不断变化,从而进一步增大应对难度。

第二,新兴技术伦理问题具有广泛性,表现为问题涉及的领域广、利益攸关方多且周期较长。首先,新兴技术伦理问题可能涉及多个领域。“科林格里奇困境”的存在意味着当新兴技术伦理问题被发现时,该技术或许已经被应用到了国家经济、政治、社会的多个领域之中,问题的影响同样也已经涉及了这些领域。其次,新兴技术伦理问题可能波及全球多个国家及非国家行为体。这一方面是因为技术自身可以在全球范围内传播,一项技术产生的伦理问题会影响所有应用该技术的国家,同时也会在全球范围内引发伦理反思和讨论;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新兴技术伦理问题会同现有国际形势和问题相融合,相关的国际合作和竞争会扩大问题的影响。最后,新兴技术伦理问题影响持续的时间周期可能较长。技术伦理问题对安全的影响有时会持续几代人,而针对问题的应对措施往往也需要较长时间才能产生明显效果。

(二)国际合作治理的必要性与优势

根据新兴技术伦理问题的特点,国际社会应通过合作治理的方式对问题加以应对,因为这一方式必要且具有优势。

首先,国际合作治理对于应对新兴技术伦理问题而言十分必要。新兴技术伦理问题的严重性和广泛性特点使得任何一方都不能置身事外,但单个机构、国家或国际组织又可能因为各自的局限性而缺乏足够的力量进行有效的应对。更重要的是,问题涉及的各国的技术发展水平可能各不相同,其国内相关的法规和习惯也会有所不同,仅由一方应对技术伦理问题便有可能因忽视多样性而对他国的权益构成侵害,造成国家间进一步的摩擦甚至冲突。因此,新兴技术伦理问题需要通过多主体以合作治理的方式共同应对。

其次,通过国际合作治理应对新兴技术伦理问题具有多个优势,使得应对更加有效。第一,国际合作有助于减轻各国法规、政策的差异对问题应对的不利影响。法规及政策等的差异容易使各国在应对问题时产生矛盾和争执,而这不仅会对部分国家的权益构成侵害,同时也不利于技术伦理问题的解决。对此,国际合作可以为各国搭建进行沟通的平台,使各国能够了解彼此的政策,在行动前相互协调,从而减少因彼此政策不同而产生的摩擦和损耗,保护各国权益。[32]第二,国际合作有助于对各方的资源进行统筹,更好地凝聚力量。新兴技术伦理问题影响的国家较多,对问题的应对需要由多国和国际组织协力进行。同时,由于技术问题和应对措施的专业性,处理新兴技术伦理问题同样需要科研机构、科技企业等非国家行为体的参与。因此,开展包含多方的国际合作,将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纳入合作中便能使各方发挥各自优势,共同应对问题。第三,国际合作有助于缓解不公正的问题,使对新兴技术伦理问题的应对真正有利于人类的共同福祉。由于各国的技术发展水平不同,其面对的伦理问题会有所不同,且同一技术伦理问题及其应对方式对于不同国家的影响也会有所差异。这便意味着对问题的应对也有可能会给部分国家造成危害,加剧不公正的问题。因此,各国需要开展国际合作,在综合考虑问题对各国影响的情况下,尊重多样性,采取各方都能接受的应对方式,并持续对问题进行评估,这样才能使得对问题的应对不再造成不公正,真正有利于人类的共同福祉。

(三)开展国际合作治理的重要原则

虽然国际合作治理在应对新兴技术伦理问题的过程中必要且具有优势,但参与合作的主体同样需要遵守一些重要原则才能实现真正有效的治理。

第一,人类福祉原则。威胁人类福祉问题的存在是新兴技术对国际安全造成威胁的基础,因此人类福祉原则需要被作为国际合作治理的最优先原则。这意味着一方面国际合作治理需要确保新兴技术的研发、应用等行为始终同维护和增进人类福祉保持一致;另一方面治理在开展的过程中也要保证不能对人类的福祉产生负面影响。人类福祉涉及了多个层面的因素,既包含了健康等物质层面的内容,也包含了尊严等心理层面的因素;既关注于当下的安全,也关注未来的发展;既重视人类个体,也重视人类整体。[33]因此,要在治理中实现人类福祉原则,参与治理的主体不仅需要促进实现新兴技术行为的收益最大化和风险最小化,同时也要统筹好包括物质与心理、安全与发展、个体与整体、当前和未来在内的多对关系。[34]人类福祉原则应被作为国际合作治理的基础性指导,并被融入应对新兴技术伦理问题的各个环节之中。

第二,规范原则。新兴技术的研发和应用于伦理规范的脱节是技术伦理问题得以出现并对国际安全产生影响的关键,所以拥有一套能被各个参与治理的主体接受的技术伦理规范十分重要。伦理规范既包括关于新兴技术整体中的科研和应用的宏观要求,也包括针对单独技术领域的具体行为准则。因此,国际合作治理需要对现存的诸多技术规范和准则进行梳理,并在此基础之上制定一套相对全面且能被广泛接受的规范体系。同时,针对当前技术发展较快的特点,技术伦理规范也需要持续更新以不过度滞后于技术的发展。虽然要形成能被广泛认可的新兴技术伦理规范体系较为困难,也可能会耗费较长时间,但随着各国政府、科学界和社会公众对相关问题重视程度的提升,新兴技术的国际合作治理也可以像过去的核安全治理一样,形成一些虽不具有较强的法律约束力,却能通过大国和社会舆论压力让各国广泛遵守的规范。[35]

第三,公正原则。新兴技术不利于公正的问题与当前国际形势和问题的结合对国际安全构成了复杂的负面影响,因此国际合作治理也需要关注公正原则,不让任何人掉队。公正原则中包含了多方面内容,在应对新兴技术伦理问题时遵守公正原则需要关注如下几个重点方面。首先,技术的成本和收益需要得到公正的分配。新兴技术巨大的影响力和赋能效果使得不公正的成果分配会在国内和国际层面造成严重的技术鸿沟,而要消除这些鸿沟,技术研发过程中的成本分担、相关的专利制度以及成果共享等问题需要在治理中得到妥善处理。[36]其次,治理过程中需要实现不同群体和国家的公正参与。科学界、企业和来自不同阶层的社会公众受到新兴技术的影响不同,对治理的观点也有所区别。同时在国际层面,当前针对新兴技术进行的伦理治理和规则制定基本都由发达国家主导,发展中国家在其中难以发出声音。因此,让不同群体和国家公正地参与到治理之中不仅是尊重其权利的体现,同时也有助于让治理更加全面、有效。最后,代际公正需要得到重视。部分新兴技术对安全的负面影响会持续较长时间,因此除了关注当前的问题,新兴技术对下一代人的影响同样需要得到关注。为了实现上述几个方面的公正,参与国际合作治理的主体需要广泛开展协商,协调彼此观点。同时,治理也要注重实现新兴技术发展的可持续性,弥合不同地区的技术差异,以确保技术公正这一要求能够在全球范围和不同时期都得到满足。

第四,多主体参与原则。国际合作治理需要让多种主体参与其中,以便增强治理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在治理过程中,科研机构和政府的参与自然必不可少,但仍有其他许多主体应被纳入治理过程中。例如在当前新兴技术的发展中,许多科技企业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企业作为重要的技术转化平台,其技术研发方向多为应用方面,所以可能比大学及一些从事基础研发的科研机构更了解新兴技术在实际应用中会对发展和安全产生哪些问题。[37]因此将企业、媒体、社会组织等更多主体纳入治理过程,为一般民众参与治理提供更多渠道,将有利于提升治理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七、结语

由于具有创新性、不确定性及影响力较强的特点,新兴技术会产生威胁人类福祉、伦理规范脱节及不利于公正三个技术伦理问题,而对这三个问题的分析有助于增进我们对于新兴技术影响的国际安全的基础、关键以及重要方式的理解。具体而言,威胁人类福祉的问题从根本上说明新兴技术可以威胁国际安全,伦理规范脱节的问题指出了新兴技术对国际安全产生负面影响的关键,而不利于公正的问题则体现了新兴技术伦理问题通过激化现存国际问题对国际安全产生深刻、复杂影响的方式。新兴技术伦理问题的严重性、广泛性特点要求我们重视该问题并寻找应对方法,但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仅初步对通过国际合作应对新兴技术伦理问题的必要性、优势和重要的治理原则进行了简要分析,后续研究可以对国际合作治理的具体方式、步骤等问题进行更为细致、系统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