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党的新闻话语构建及其当代启示

张正光 汪金玉

(安徽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2)

新闻话语作为思想理论传播的载体和媒介,放在政治语境中,具有特殊含义。一个政党要宣传其指导思想、政治主张、价值理想等,达到宣传、组织民众的作用,就必须创造符合其自身需要的新闻话语。政党创造新闻话语力量的强弱及其影响民众效果的大小,将直接影响甚至决定政党的形象、政党的凝聚力、政党目标的实现,这一点已经被近代以来政党政治的历史证明。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为了打破反对派话语封锁、展现自身形象、组织发动民众、实现革命目的,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对新闻话语进行了大胆创新,构建了以报刊、通讯社、广播、出版为一体的新闻话语网络,形成了创造性话语、阐释性话语、结合式话语、比较式话语和通俗性话语等独具特色的新闻话语体系。延安时期的新闻话语具有鲜明的政治革命性、阶级性、人民性和通俗性特点。延安时期新闻话语的有效构建形成“万众瞩目清凉山”的新闻舆论效应,使党的声音传遍全中国。当前,深入研究延安时期党的新闻话语及其构建对于创设我国新时代新闻话语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与现实价值。

一、延安时期党的新闻话语构建的历史机遇

全面抗战爆发后,随着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开展和党中央进驻延安,中国共产党赢得了一段相对稳定安全的发展时期。这一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紧紧抓住难得的历史契机,加强了对外宣传工作,构建了独具特色的新闻话语体系,打破了国民党政府的新闻舆论封锁,为用党的理论武装民众,推动革命运动发挥了重要历史作用。

第一,全面抗战和国共合作带来的稳定环境为延安新闻话语构建提供了基本条件。随着全面抗战的爆发,抗日救亡成为中国各阶级各阶层的首要任务。中国共产党第一时间发表《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率先举起抗日大旗,号召全民族团结起来共同抗日,得到了所有爱国者的响应。国民党政府也迫于战争和舆论的压力谋求与中国共产党的合作,并被迫承认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陕甘宁边区政府。此后,虽然国民党政府不断制造两党之间的摩擦,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抗日根据地,特别是陕甘宁边区获得了相对安全稳定的发展环境。正是在这种环境中,成立了党的新闻宣传机构并得以完善,新闻人才得以集聚,符合抗战需要的新闻话语得以构建。

第二,人才的集聚为延安新闻话语的构建提供了强大资源。延安时期,为了寻求抗日救国道路,大量知识分子奔赴延安,汇聚在党中央周围,为党组建与完善宣传机构、构建新闻话语提供了人才支撑。全面抗战爆发后,延安在短时间内荟萃了包括艾思奇、陈伯达、范文澜、何干之、周扬、丁玲、杨松、陆定一、周文在内的一大批极具话语创新能力的理论工作者,使延安快速成为新闻传播人才的新高地。他们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领导下积极推动马克思主义话语通俗化、大众化的同时,也促进了符合抗战需要的新闻话语的构建。

第三,党中央的高度重视是推动延安新闻话语构建的根本保障。党中央落脚延安后,毛泽东非常重视宣传工作和新闻话语的创造,并把它看成是“组织一切工作的一个武器”[1]。这个时期,在党中央的高度重视和推动下,延安新闻宣传工作方面创造了多个第一,形成了立体式的新闻宣传网络。如创建了第一座广播电台——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创办了大众读物社(1942年后改为“边区群众报社”)和第一份完全面向群众的报纸——《边区群众报》,建立了新华通讯社以及刊物、图书、小报、墙报等多种群众喜闻乐见的宣传手段,为构建全方位、立体式的新闻话语格局奠定了坚实基础。与此同时,党中央热烈欢迎埃德加·斯诺、史沫特莱以及中外记者西北考察团、美军观察组等外国记者、观察者访问延安,通过他们的镜头、笔墨向外传播中国共产党的抗战事迹和延安生活。事实证明,外国记者的新闻报道、观察日记等对打破国民党反动派的新闻封锁,宣传和塑造党的抗战形象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第四,宣传、发动群众,让群众懂是延安新闻话语构建的直接动力。新闻话语必须被群众接受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只有“看上去明明朗朗,看完了爽爽快快”的话语才能够被群众真正接受和领悟。针对民主革命时期群众知识水平普遍很低的情况,党中央要求必须用群众“念着顺口,听着顺耳”的话语。早在1928年,毛泽东就在湘赣边界县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案中提出了“共产党是左手拿传单右手拿枪弹才可以打倒敌人”[2]的著名论断。他用形象的话语“拿传单”“拿枪弹”表述宣传工作和武装斗争,使群众一看就懂、一听就明。延安时期,毛泽东不仅强调要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强化党的理论学习,而且特别强调新闻话语必须“反映群众的生活和实际,用群众的语言写群众的心声”[1],办报纸要“多载些生动的文字,切忌死板、老套,令人看不懂,没味道,不起劲”[3]。《边区群众报》之所以成功,群众喜欢看,根本就在于“它不但容易读容易懂,并且说出了边区群众要说的话,讲出了边区群众要知道的事情”。

第五,同国民党的话语权争夺是延安新闻话语构建的重要外在因素。延安时期虽然实现了国共两党的合作抗日,但是彼此之间的话语权争夺依然十分激烈。主要表现在:一是国共两党之间话语封锁与反封锁的争夺。为了掩盖中国共产党抗战真相和抹黑中国共产党,国民党政府对共产党采取了严苛的新闻封锁政策,如制定反动新闻审查制度,阻止新闻记者等相关人员到延安及其他根据地采访;禁止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设置新闻机构、办报,发行报刊等。二是中国共产党破除国民党话语污蔑的斗争。延安时期,国民党大肆诬蔑中国共产党的抗战政策、路线和方针。比如:妄说“游击战术”是“游而不击”,实为保存实力;借共产国际解散而污称中国共产党破坏团结,叫嚣要“取消边区割据”;蓄意制造“皖南事变”,却诬蔑新四军是“叛军”等。三是围绕要不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而展开的话语权争夺。叶青等国民党反动文人大肆污蔑和否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及其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等。针对上述话语权的争夺,中国共产党本着“有理、有利、有力”的原则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成功打破了国民党的话语封锁,赢得了话语主导权,扩大了影响,赢得了民心,并最终赢得了革命的胜利。

二、延安时期党的新闻话语构建的主要成效

毛泽东曾把作为新闻舆论阵地的报刊比作“拿笔的文化部队”,称《解放日报》和《新华日报》“抵得上一个方面军”,这说明延安时期新闻话语建设的卓绝历史作用。英国记者斯坦因也在《红色中国的挑战》一书中指出:“延安有一套特殊的政治话语。”事实上,人们正是透过“三三制”“大生产运动”“新民主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群众路线”“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等话语媒介,深刻感受到“马克思主义穿起了中国的粗布短袄”的无限魅力。延安时期,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党的新闻话语构建经历了一个由弱到强、由零散到系统的过程,取得了显著成绩,成功构建了立体化的新闻话语网络,创造了多样化的新闻话语形式,构筑了强大的新闻话语阵地。

首先,成功构建了报刊、通讯社、广播、出版等为一体的新闻话语网络,构筑了富有特色的强大新闻话语阵地。新闻话语的构建必须要有载体,而最有效的就是报刊、广播、书籍等。延安时期,为了加快党的新闻话语构建和强化舆论宣传,党中央从多个方面部署,结合实际,大胆创新,形成了集报刊、广播、书籍于一体的立体化的新闻话语传播网络。其一是创办报刊,特别是群众性报刊。为此,毛泽东提出了“全党办报”“群众办报”的思想。延安创办了《新中华报》(1941年5月后与《今日新闻》合并为《解放日报》)《边区群众报》《中国文化》《文艺战线》等数十种报刊。其二是创办延安新华广播电台。为打破国民党对根据地的新闻封锁,让全国人民听到党的声音,毛泽东在党中央落脚延安之初就提出要创办无线电广播电台。1940年12月30日,党创办的第一个广播电台——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在延安正式播音,呼号为“XNCR”,意为“新中国广播”(New Chinese Radio)。延安新华广播电台主要播报党中央的重要文件,《解放》周刊和《解放日报》的重要社论,国际国内的时事新闻,革命故事和抗日歌曲等。其三是建立新华通讯社。1937年1月,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原红色中华通讯社改名为“新华通讯社”,主要编发党中央的文件、《解放》周刊和《新中华报》的评论以及各根据地的情况与信息交流。此外,新华通讯社还承担着抄收、翻译国外电讯的任务,编印《每日电讯》(1938年底改为《今日新闻》)供中央领导及各机关参阅。其四是发展出版发行业。党中央刚到延安时,延安并没有出版社,这严重制约了广大党员干部对马克思主义著作的阅读。为了解决这个问题,1938年,党中央决定设立马列学院编译部,开始大规模、有系统地编译马克思主义著作,并由专门设立的出版机构——解放社——出版,同时要求“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区党委、省委,应用各种方法建立自己的印刷所(区党委与省委力求设立铅字机)以出版地方报纸,翻印中央党报及书籍小册子”。延安时期,像《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绝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著作和毛泽东等党的领导人的著作都是由解放出版社出版的。

报刊社、通讯社、广播电台、出版社的设立,不仅担负起了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的使命,更为延安时期党的新闻话语构建与传播提供了立体化的承载平台,为党的新闻话语走近寻常百姓,武装、发动百姓发挥了重要历史作用。

其次,形成了结合创造式话语、阐释式话语、比较式话语和通俗性话语等新闻话语形式。延安时期,党非常重视话语构建及其在新闻传播中的运用。毛泽东号召开展学习竞赛,把所学的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少唱“空洞抽象的调头”,多创造“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体现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新闻话语形式。延安时期,毛泽东除了撰写大量著作外,还为党中央起草了大量的电文、通知、指示等。毛泽东文风朴实,话语通俗易懂,深得广大党员干部、知识分子和普通百姓的喜爱,其文是创造中国式新闻话语的典范。在毛泽东的号召和影响下,全党上下,特别是新闻工作者奋力推进新闻话语的变革与创新,创造出了许多符合全面抗战需要、反映党的政策方针、宣传鼓动性极强的新闻话语形式。其一是创造式新闻话语。在革命为主题的时代,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的革命话语无疑是新闻话语最鲜亮的底色,但是,这一产生于欧洲的革命话语要想在中国获取生命力,必须依据中国国情进行创造性转化。如“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新民主主义革命”等就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结合生成的新型话语。 “半……半……” “新……”的表达不仅明确地揭示了中国社会和革命的性质,而且生动形象。其二是阐释式新闻话语。新闻话语的生命力在于其大众化,但是党的理论政策往往是高度概括、抽象的,要使“高度概括抽象”的理论政策真正被文化水平普遍不高的群众掌握必须把它们转化为老百姓的话语。延安时期,党尤其注重这方面的工作,在话语表达形式上进行了大胆创新,利用话剧、戏剧、木刻、墙报等载体,如《兄妹开荒》《白毛女》等剧目宣传党的“大生产运动”和进行阶级动员。其三是比较式新闻话语。延安时期,国共两党话语争夺异常激烈。谁在舆论话语上占据主导权和主动权,谁就可能抢占先机。蒋介石纠集一帮反动文人炮制了《中国之命运》一书,妄称“没有国民党,就没有中国”。毛泽东组织艾思奇、范文澜等对之进行了严厉批驳,并针锋相对地提出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口号。国共两党关于中国的口号虽只有一个“新”字之差,但立意高下立判。其四是通俗性新闻话语。毛泽东要求全党在做舆论宣传时,要“学会不用书本上的公式而用为群众事业而奋斗的战士们的语言来和群众讲话”[4]。延安时期,推动并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用老百姓的话语讲新闻不仅成为全党共识,而且有着丰富的实践创造。如把本该严肃的政府构成简单地概括为“三三制”;把为打破国民党封锁而开展的生产自救运动称作“大生产运动”;把党在抗战时期土地政策浓缩为“减租减息”四个字;把不重调查研究而崇尚虚谈的人称作“走马观花”“钦差大臣”等。这些话语讲出来后不需要再作解释,群众一听就懂,并且马上都知道该怎么做。延安时期新闻话语的构建实现了宣传民众、组织民众、解放民众的目的,推动了党领导的各项事业的健康发展。

最后,创设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新闻话语体系,为构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奠定了基础。延安时期,构建什么样的新闻话语、怎样构建符合形势需要的新闻话语,是党亟须回答的新的时代课题。遵义会议后,党内逐渐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领导集体,他们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号召全党在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上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载体——新闻话语,也必然要适应形势发展需要,构建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话语体系,实现马克思主义新闻话语中国化。党中央一边创设延安的新闻机构,一边就新闻的话语主体、话语阵地、话语形式、话语表达、话语宣传等进行大胆创新,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话语体系,构建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新闻观。

延安时期,党的新闻话语体系具有显著的时代特点。一是时代性。延安时期的新闻话语贴近抗战需要,贴近群众思想,创造出群众能够听得懂并可以激发群众抗战热情的话语。二是革命性。延安时期的新闻话语立场鲜明,在同国民党等反动势力进行话语争夺中敢于亮剑,捍卫抗战利益和党的全面抗战路线。三是针对性。延安时期的新闻话语形成了针对革命群众、国民党反动势力以及国际传播等不同对象的不同话语表达策略。四是通俗性。延安时期的革命话语通俗易懂,平实晓畅,用群众的话语说群众的事、说抗战的事、说党的政策和关于国家民族未来的事。这些显著特点表明延安时期党已经聚集了一大批理想信念坚定、理论功底扎实、政治经验丰富、传播技能熟练和创新精神突出的新闻工作人才。

三、延安时期党的新闻话语构建的当代启示

延安时期,面对异常复杂的新闻舆论环境,党坚持从服务抗战、服务大局出发,大力加强新闻话语建设,并最终赢得了与以国民党为代表的各种反动新闻话语斗争的胜利,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提供了强大的舆论支撑。延安时期党的新闻话语构建的经验与智慧对新时代新闻话语构建、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具有重要的启示。

首先,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党对新闻宣传工作的全面领导,推动新闻话语的“两个结合”。党管意识形态和直接引领新闻话语构建是延安时期党的新闻话语构建的根本保障。面对国民党的舆论封锁、西方殖民文化的影响和其他各种反共势力的舆论鼓噪,毛泽东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提出必须高度重视新闻舆论工作,发挥好文化部队在对敌斗争中的作用。党中央先后发布一系列文件、指示等,要求各级党组织设立宣传部门,延揽和培养新闻人才,充实宣传队伍,打造新的符合抗战需要的新闻话语体系。由此,党中央专门成立毛泽东担任书记的宣传委员会,统一管理、指导宣传教育工作;先后发布了《为改造党报的通知》《关于报纸通讯社工作的指示》等文件,要求全党办报、办好党报,把《新中华报》《共产党人》《新华日报》《边区群众报》等办成宣传党的政策和新闻话语创新的主要阵地;毛泽东、张闻天等中央领导同志团结、指导党的理论工作者进行话语创新,实现了马克思主义话语同中国革命实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创造了许多富有生命力的话语,不仅有力地驳斥了国民党和其他反动派的反共舆论宣传,而且讲好了党的抗战故事,发挥了阐释党的正确主张、发动和激励群众的作用。

新时代,汲取延安时期党的新闻话语构建经验,就是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党对新闻宣传工作的领导,敢于发扬斗争精神,抢夺新闻话语主导权。当前,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西方反华势力西化、分化、丑化、妖魔化中国的图谋并未停歇,意识形态渗透、话语操弄始终是他们的惯用伎俩。特别是新冠疫情暴发以来,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一味甩锅,在全球范围内大搞疫情舆论战,妄图把疫情政治化,把新冠疫情的“黑锅”扣到中国的头上。随着国内改革开放持续增速、经济社会发展持续稳定向好以及新媒体的强势加持,为马克思主义话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掌控新闻话语主导权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支撑和机遇,但是由于社会阶层、利益等分化带来的负面话语,特别是西方敌对势力的渗透以及一些别有用心者的鼓噪,也使党的新闻话语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挑战。面对这种复杂局面,只有坚持党对新闻宣传工作的全面领导,强化新闻话语阵地意识、话语创新意识,充分发挥党的理论工作者,特别是新闻舆论工作者的话语创新能力,不断推动新闻话语同新时代实际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才能创造出符合新时代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新闻话语,并牢牢占领新闻舆论阵地,不断提高党的新闻舆论影响力和公信力。

其次,必须紧扣时代主题及主要矛盾的转化,不断创设新闻话语并赋予其新的生命力。***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把中国共产党百年来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的主题概括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延安时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首先要解决的是“站起来”的问题。面对西方列强的恶意环伺,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国民党政府的溃烂,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毅然决然地扛起“挽狂澜于既倒、拯人民于水火”的历史大任。为了完成这一历史任务,党把工作中心转到抗日救亡、民主建国上来。为此,表现在新闻话语上,就是宣传党的抗战建国主张。延安时期,党根据革命主题由国内革命战争为主到对外抗战为主的转变以及主要矛盾由国内阶级矛盾向中日民族矛盾的转化,不仅及时调整了对内对外政策,以实际行动站到了抗战救亡的最前线,成为中华民族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中流砥柱,而且创造了许多动员、组织抗战的,老百姓喜闻乐见的话语形式。中国共产党的抗战实践和抗战话语共同构成了那个时代的最强音和抗战建国的最强话语。很多知识分子和其他有识之士为了不做亡国奴而选择奔赴延安抗战,其中非常重要的一条就是延安的抗战声音是“最真诚的,最高亢的,最打动人心的”[5]。

新时代,在面临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国内主要矛盾转化的情况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是要解决“强起来”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除了必须立足新发展阶段,秉持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在坚持改革开放基本国策、以经济建设和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的基础上,努力推进高质量发展外,还必须敢于“面对社会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日趋活跃、主流和非主流同时并存、社会思潮纷纭激荡的新形势”[6],对内打造凝心聚力促发展的话语体系,对外营造有利于中国发展的舆论环境,讲活、讲好、讲实中国的发展故事。为此,必须强化新闻话语体系建设,提升新闻话语学术原创能力。事实上,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已经从战略层面创设出了诸如“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梦”“一带一路”等新型话语形式,为新闻话语的创新树立了典范。知识文化界,特别是新闻界要紧紧抓住话语构建“说什么”和“怎么说”的基本要件,弘扬延安时期党的新闻话语传统,守牢党的新闻话语阵地,增强新闻话语创新能力,提防党的新闻话语被虚化、弱化,甚至是“失语”“失踪”“失声”现象,根据新时代主题与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状况,讲好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故事,讲活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伟大奋斗事迹,讲出中国人民追求美好生活心声,彰显中国话语的发展意义和世界意义。

再次,必须用群众的话语说话,把话说到群众的心坎上。延安时期,针对党内宣传的“党八股”现象,毛泽东指出,共产党员搞宣传必须看对象,如果不看对象,那“就等于下决心不要人看,不要人听”,“我们是革命党,是为群众办事的,如果也不学群众的语言,那就办不好”,因此“非下苦功不行”,首先就是“要向人民群众学习语言”。[4]毛泽东就是运用群众话语说话的模范。比如他结合《封神演义》中的故事把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比作党克敌制胜的“三大法宝”;把党内宣传上的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称作“党八股”,说对之要“将一军”,使它们成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把宣传语言干瘪的现象称作“死板板的几条筋”和“瘪三”;把新闻宣传要看对象形容为“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和“看菜吃饭,量体裁衣”等。在毛泽东和党中央的倡导下,艾思奇、范文澜、何干之、邓拓等党的理论工作者和新闻工作者不仅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话语和新闻话语的大众化创新,而且大胆创新了包括戏剧、话剧、诗歌、墙报、木刻等在内的新闻话语表达方式。这些话语及其表达式深受群众喜爱,充分发挥了新闻话语的宣传、组织作用。

新时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伟大目标必须有党的坚强领导、科学的理论指引和14亿中国人的勠力同心,必须“把党的正确主张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但是,理论转化为群众自觉行动的前提是理论必须掌握群众,即为群众所理解、认同、信仰并形成行动自觉。党的十八大以来,***总书记始终强调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问题。他指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大批能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讲好的人才,讲人民群众听得懂、听得进的话语,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7]为此,必须采用群众化的新闻话语方式,同时拓展新闻话语渠道,针对不同的话语接受对象,立足群众的诉求,以群众普遍接受的方式普及科学理论、宣传党的主张,“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让群众对党的最新理论创新成果、路线方针政策愿意听、听得懂,把群众紧密团结在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并调动群众的积极性,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奉献磅礴伟力。

最后,必须面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树立中国形象。话语的对外传播能力是衡量一个政党软实力、话语权的重要尺度。延安时期,党通过办刊办报、接受外国记者采访和利用国外新闻媒体等措施,主动加强了对外宣传工作,有效突破了国民党的新闻封锁,为破除污蔑和谣言、讲好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故事、塑造党的正面形象、赢得民心和国际支持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一时期,党提出要把“加紧国外宣传”作为一项紧急任务,不仅要求“走出去”,成立国际宣传组和国际宣传委员会等宣传机构,把《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外译出版,在境外创办《先锋周报》(1934年改为《先锋报》)、《救国时报》等报刊外,而且实行“请进来”政策,主动创造对外传播新平台。党中央通过各种渠道邀请埃德加·斯诺、史沫特莱、斯特朗、范长江等媒体工作者到延安访问,毛泽东、朱德等党和军队领导人主动积极地同他们交往,接受他们的采访,宣传党的政策主张。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后改为《西行漫记》)成为第一部向全世界真实报道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壮举、中国革命根据地真相,揭示中国革命前途和民族命运的伟大著作,并在世界范围内引发了巨大影响。毛泽东与史沫特莱的谈话经《新中华报》发表后,他又把谈话稿寄给埃德加·斯诺和范长江,请他们在国内外“宣播”。毛泽东在同斯特朗谈话时提出“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后,一时传遍国内外,深入人心。《每日先驱报》《星期六逸报》《圣路易斯邮报》《人民世界》等十几家域外媒体成为人们认识延安、认识中国共产党、认识中国的重要窗口。

新时代,面对“西强我弱”和异常复杂的国际舆论环境,***总书记强调,要精心做好对外宣传工作,创新对外宣传方式,“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8]。这为打破西方新闻话语宰制、创设国际舆论场中的中国表达、引导新时代党的新闻话语世界传播,以及国际社会更加客观公正地认识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指明了方向。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新闻话语的顶层设计,持续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工作,除继续沿袭过去行之有效的外宣方式外,积极构建“走出去”和“请进来”相结合的新闻话语传播架构,运用新媒体新技术,创新对外宣传格局,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通过外译出版***总书记系列著作,派出专家组到境外宣讲党的十八大、十九大等历次重大会议精神,召开中国共产党与国外政党高层对话会,提出“中国梦”“欧洲梦”“世界梦”等“梦”系列话语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中非命运共同体”“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等“共同体”系列话语,旗帜鲜明地提出“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党,也是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党……中国共产党所做的一切,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人类谋和平与发展”[9],将中国共产党的立场、情怀、声音同国际社会发展的普遍需求、共同关注的议题相结合,有针对性地推动“议题共振”与“议题同构”,进而实现“认同聚合”和“话语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