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通道”传播:动因、规则、话语——基于鲁曼社会系统理论的分析

■ 郝建国

“部长通道”“党代表通道”“委员通道”“代表通道”,近十年以来,在全国“两会”、全国党代会先后出现的“通道”传播活动日益受到国内外媒体广泛关注。作为一种极具特色的信息传播形态,“通道”传播活动从自发自为到制度化,既体现了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也体现了中国特色民主政治发展的内在规则,而对于受众而言,它还建构形成了鲜活生动的媒介话语,日益产生了越来越广泛的影响。当前,站在新时代的历史节点,如果仅仅从信息或形态的角度去观察分析这个现象,可能很难说清楚它的来龙去脉和基本机理。因此,本文尝试借鉴德国社会学家鲁曼的社会系统理论,从宏观视角探讨“通道”传播活动出现的动因、规则及其话语特征,以发掘它对于我国社会政治发展的重要意义。

一、“通道”传播产生的基本动因

“通道”传播活动是一种“沟通”活动,它构成一个社会系统。当读者或观众通过阅读或观看获得“通道”新闻信息时,他们就进入了这个系统当中。那么,“通道”传播活动是如何产生的呢？在鲁曼看来,根本原因是技术。他说,“当代社会的沟通的特殊性,正是来自技术本身。沟通和技术之间的紧密联系,在当代社会中已经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至于可以说,当代一切沟通都是由当代技术所决定的,没有当代技术,就没有当代社会的沟通”①。鲁曼并没有将更多的笔墨放在技术和沟通及其系统之间的关系上,但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视角,不仅发现技术是“通道”传播活动出现的一个重要原因,还包括市场和政治的推动。

(一)技术促动

20世纪中期以来,众多学者尝试论证技术和社会发展之间的重要性甚至是必然的关联。比如,伊尼斯将媒介和人类文明的发展联系起来。而有更大影响的加拿大学者麦克卢汉认为“媒介即讯息”,即“任何媒介对个人和社会的任何影响,都是由于新的尺度产生的”②。鉴于互联网或移动互联网这些新媒体技术当前正在有力的证明这些论断,本文认为2007年以来出现的“通道”传播活动根本上就是由技术引发。新媒体技术即时性、互动性、大存储量所延展出的结果,是媒体对更生动、鲜活、直接信息的需求。在“通道”对部委领导的“围追堵截”,及直播状态下代表、委员、部委领导形象和话语的生活化、通俗化,都大幅度的突破了受众对会议新闻无聊乏味的刻板印象,赢得了更多的关注。正如周勇教授所说,“在当前视觉化、社交化的新媒体环境下,个体、个性与感性成为传播致效的重要因素,‘党代表通道’的设立很好的呼应了这些特点”③。所以,更多“通道”采访活动的设置,其实也就是在回应这种源于技术的媒体需求。

(二)市场竞争

技术和市场是关联度极大的两个社会存在或社会现象。技术会降低企业生产成本、提高生产率、提升规模效益和利润。但同时会加剧市场竞争,形成垄断。自然,也会刺激企业继续加大技术研发投入,追求更强的竞争力。改革开放以来,作为“事业单位,企业化运作”的我国传统媒体在被推入市场以后就是这样生存发展的。而在新世纪以来,基于互联网而兴起的新媒体进入市场,则刺激了更大范围的竞争。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和全国“两会”是每年我国最重大的政治活动,涉及重大的政治决策或人事安排,新闻价值大而时间、资源有限,因此在市场化条件下,媒体竞争非常激烈。近十年以来,申请采访“两会”的国内外记者均超过3000人,和人大代表人数相当。而在党的十八大,记者人数为2700人,代表人数为2300多人。党的十九大记者人数为3068人,代表人数为2280人。由此,作为会前、会后部委领导、代表的必经之地,特殊“通道”必然受到媒体关注,并成为信息资源争夺的重要“战场”。

(三)党和政府引导

鉴于20世纪以来媒介技术和媒体市场发展的突飞猛进及其对政治的深刻影响,西方学者率先将技术、媒介和信息纳入他们的研究视野。在他们看来,“政治发展是指:社会结构为了逐步吸收所积累的和大量涌现的现代技术而重建自身时,对新的并且更复杂的政治和政府体制的进行设计和创建”④。而“国家不仅仅是服务和价值的分配者,它还是一套聚集和管理并以公共政策来表达公众意愿的政治信息机器”⑤。西方的理论和实践在世纪末的中国得到印证和发展。一直以来本身就高度重视媒体宣传功能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在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始终坚持开放态度,将媒体作为政府信息公开和获取民情的渠道。所以,全国党代会和“两会”新闻管理部门对媒体在“通道”的新闻采访活动始终没有进行严格限制,而是积极引导使其有序化、规范化,并成为官方新闻发布渠道的有益补充。2014年全国人大内务司朱恒顺,2017年中宣部新闻局副局长张强,分别作为“通道”主持人开始组织媒体采访活动,代替媒体的自发组织,保证了“通道”政治传播这种形式向制度化的方向发展。

技术、市场、党和政府是鲁曼系统理论中媒体系统、经济系统和政治系统的组成要素和重要特征。以技术为促发点,它们彼此关联互动共同推动了“通道”传播活动的产生。

二、“通道”传播的运行规则

多系统互动产生的“通道”传播活动该如何运行,该遵循哪个系统的规则,还是有自己的运行方式。探讨这个问题将有助于解答“通道”传播活动为什么会走向制度化,为什么目前好像政治“色彩”更浓厚了。

(一)“规则”的“简单化”原理

在鲁曼的社会系统论中,“规则”源于系统应对复杂环境的“简单化”需求。具体来讲它包含这样几个意思：第一,现代社会是复杂的,“而且是一种高度组织化的复杂性”⑥；第二,复杂化是由系统分化引起的；第三,这种分化同时也是一种功能性分化,起到应对复杂环境的“简单化”作用,而“简单化”的过程是通过功能性系统之间,或系统与环境之间的互动完成的。比如,从社会演化发展的总体历史来看,政治组织和媒体组织的出现,使得人们的公共生活和环境认知变得简单和有序。同时,它们互为环境因素,任何一方的复杂化演变,都会使得另一方分化出特定功能组织加以应对。所以,“简单化”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规则”形成的另一种表述。

据此,我们发现,正是媒体持续大规模报道两会,引发了全国“党代会”“两会”信息环境的复杂化,导致了“大会”这种政治系统在其内部分化出了“通道”这种补充性的新闻发布渠道以应对这种局面。而随着“大会”分化出更多的“通道”传播活动,媒体也正式的将这种活动列为自己的专门报道对象,也就是媒体自身分化出了一种新的报道形态以化解“大会”日益复杂的信息传播局面。这两种“分化”本身代表了一种规则的存在。同时,需要明确的是,这两种“分化”是在不同系统结构中的分化,这使得“分化”规则既带有普遍性特征,也带有自身的系统性特征。也就是,“通道”传播活动的运行既遵循了一种社会普遍规则,也遵循了两个不同的特殊社会规则,即政治规则与媒体规则。

(二)政治规则与媒体规则

对于“通道”传播活动的运行规则,从受众角度看,往往会忽视媒体的存在,认为政治内容就是规则本身。而从一些学者来看,有人认为政治规则会以“权力”改变媒体规则,媒体也可依仗其影响力改变政治规则。这些认识或说法都模糊了媒体和政治两个功能性组织系统的界限,是鲁曼系统理论所不能认同的。因为在他看来,系统的三个特征决定了规则不可能出现同一性。第一,系统生存依靠开放,但运行是封闭的；第二,运行上的封闭,体现在自我生产、自我指涉和异己指涉,也就是只有符合自身规则的内容或信息才能进入系统被处理,其他的都要被排除掉；第三,系统内部的沟通有自己的“媒介”。政治系统的媒介是“权力”,媒体系统的媒介是“讯息”。

那么,“通道”传播所反映的政治规则是什么呢？最明显的,莫过于以“权力”为媒介进行的系统运作。2016年2月19日,***总书记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要求“领导干部要增强同媒体打交道的能力,善于运用媒体宣讲政策主张、了解社情民意、发现矛盾问题、引导社会情绪、动员人民群众、推动实际工作”⑦。2016年、2017年,李克强总理多次直接要求部委领导要在“部长通道”主动和媒体沟通,“现代政府必须要及时回应公众关切,保持与社会各方密切沟通。”⑧“你们可不能记者一发问你就拱拱手一走了之,要把嘴巴张开,直截了当地回答问题”。⑨这都说明,是以“权力”为媒介的系统内沟通促成了代表、委员、部委领导走上“通道”。正如十九大新闻中心副主任张强所说,“党中央高瞻远瞩、因时而进,顶层设计为宣传创新提供指引,锚定方向,是‘党代表通道’圆满成功的政治前提”。所以,从政治的视角看“通道”传播活动,它是一种政治决策和反馈机制,带有强制性。

在现代社会,人们依赖于媒体所建构的信息环境去采取行动。而媒体的生存与发展依赖于信息本身。在鲁曼的理论中,媒体系统的媒介或规则被称为“讯息”,而“非讯息”将排除在系统之外。那么,“讯息”应符合什么条件呢？鲁曼认为,其首要的特征是“新”。然后是冲突、数量、个人化、意见等等。从媒体对“通道”代表、委员及部委领导的采访报道来看,基本符合这些标准。比如,“通道”媒体通过各种方式激烈竞争反映了对“新”闻的争夺。“部长通道”“党代表通道”“代表通道”“委员通道”这些名称就代表了对个体角色的关注。“部长通道”新闻以“问题”为导向,反映了媒体对“冲突性”“娱乐性”“趣味性”新闻的偏好等等。比如,在2015年“两会”,一则“统计局长吐槽走部长通道没人理:经济话题关注度下降”的媒体报道就反映了这个特点。同样,2017年十九大“党代表”通道上,卢丽安广受媒体关注,也是因为她的身份“问题”是媒体迫切需要了解的。2018年“两会”上,除了国家领导人选举,马化腾、董明珠、雷军等人成为热点新闻也来自于媒体对“讯息”特点的判断。总的来说,媒体规则是以市场导向的希望引起最大多数人关注的信息选择机制。

(三)规则与演化路径

经过十余年的发展演化,“通道”传播活动逐渐体现出这样一些特征,第一,形态多元化,有“部长通道”“党代表通道”“代表通道”“委员通道”四种形态；第二,程序规范化,时间、地点固定,除“部长通道”外,均有预报,有现场引导和主持人,问答有序；第三,内容故事化,无论是部委领导还是委员、代表,都善于将党和国家的政策融入故事化的叙述当中；第四,传播立体化,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继续深度融合参与两会报道,特别是基于移动互联网的客户端直播、H5、短视频等报道形式使“通道”新闻直观立体,丰富生动。

从“通道”传播外在形态的变化可以看出政治规则与媒体规则在其中发挥的作用及其外在表现。首先,由媒体发起的“通道”传播活动在早期体现出更多的媒体规则,注重新闻性但较为无序；其次,政治规则在随后发挥作用,一方面保证“通道”秩序,另一方面发展出众多的“通道”形态；最后,政治规则使“通道”活动制度化,内容兼顾政策宣讲与新闻传播特征。

要判断“通道”传播活动将来的演化路径,首先一定要清楚的是,在社会动力机制不变的情况下,政治规则和媒体规则一定会共同存在并发挥作用。因为媒体和政治组织是功能性社会组织,在现代社会,功能改变或消失一定会导致社会失序或系统性衰败、倒退。而在共存的前提下,政治规则和媒体规则会有互动、博弈和关系调整。所以,从“规则”的这些社会性特征来看,“通道”传播活动目前偏向政策宣讲的传播形态只是一种过渡形态,前面提到的“故事化叙述”和“立体化传播”都是媒体规则在发挥作用的体现。将来“通道”传播会更倾向于媒体规则,更符合受众需求,以至和政治规则形成某种平衡。然后再进入下一个互动周期。

三、“通道”传播的话语及其建构

以上对“通道”传播活动动力机制与运行规则的讨论,自然延伸到另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即话语。在理论上,话语反映规则,规则“规定”话语,那么在实践中,话语又是如何被建构,并发挥作用的呢？

(一)话语中的意识形态

“通道”传播活动中的话语是根据已经确立的意识形态进行选择传播的。这种意识形态在党的新闻舆论理论中早有明确阐述,在十八大以后***总书记在相关会议中也着重强调过。具体来说,它包含这样几个内容:

1.马克思主义。在一般理解上,意识形态指在特定行为中发挥作用的观点的总称。而在马克思、恩格斯从唯物史观论证的结果看,意识形态根源于社会的经济生活,它不过是对社会的经济生活的一种颠倒的反映。在此基础之上,他们从阶级的立场出发认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隶属于这个阶级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不过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因而,这就是那些使某一个阶级成为统治阶级的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因而这也就是这个阶级的统治的思想”。马克思主义既指明了意识形态的根本属性,也成为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精神内核。

2.党性原则。政党是现代国家组织与运行的基本要素,而基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社会主义国家始终坚持共产党是唯一的执政党。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中,党性原则日益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并成为无产阶级新闻事业的根本原则。在我国,它被中国共产党人,特别是各个时期党的领导人发展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事业党性原则理论。在2016年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总书记对党性原则进行了系统总结。包括以下几个内容:1.坚持党对新闻舆论工作的领导；2.党和政府主办的媒体是党和政府的宣传阵地；3.党的新闻舆论媒体的所有工作,都要体现党的意志、反映党的主张,维护党中央权威、维护党的团结,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4.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把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变成人民群众的自觉行动,及时把人民群众创造的经验和面临的实际情况反映出来,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

“在根本上说,意识形态有两条底线是不能逾越的,这就是马克思主义语境中的社会主义道路与共产党领导,它们构成意识形态的核心符号,前者指涉国家走向问题,后者指涉国家性质问题。”党性原则在这里体现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实践指向。

3.中国特色民主。民主,即人民统治。它是现代社会追求的理想信念,也是国家进行制度安排的价值遵循。因此,民主本身早已成为人类社会共有的一种意识形态。不过,基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论断和我国基于自身实际的民主实践,区别于西方的,中国特色民主意识形态正在形成。在西方看来,竞争性选举是民主最重要的标志和特征。但经过包括中国在内的后发国家的痛苦“试错”,认定“即便承认自由的、竞争性的选举是民主的重要标识,也不能将选举与民主直接等同看待,选举不是民主的实质,更不是民主的全部”。***总书记在2014年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65周年大会上指出,“人民只有投票的权利而没有广泛参与的权利,人民只有在投票时被唤醒、投票后就进入休眠期,这样的民主是形式主义的”。当前,人民通过选举、投票行使权利和人民内部各方面在重大决策之前进行充分协商,尽可能就共同性问题取得一致意见,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的两种重要形式。多年以来,经过中国政治与社会的互动,特别是媒体通过“两会”这种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制度架构和运行机制进行的广泛宣传报道,中国特色民主的意识形态属性及其功能日益明显。

马克思主义、党性原则、中国特色民主是贯穿在“通道”媒介话语中的意识形态。它外显于民主,内涵于马克思主义,并通过党性原则予以实现。

(三)话语的媒介建构

经过意识形态的选择与规定,“通道”传播活动中的话语是通过以下三种方式建构完成的。

1.媒体选择。“通道”传播活动中,由于时间等因素限制,只有个别媒体有提问的机会。所以,现场主持人对媒体的选择就成了话语建构的第一步。以党的十九大“党代表通道”为例,据现场主持人张强介绍,三场“通道”采访活动共吸引了19个国家220多家媒体,650多名记者。经过笔者对新华网文字实录资料的统计,其中仅有31家获得了49次提问机会,其中中央及部委所属媒体14家,提问32次,港澳台及地方媒体14家,提问14次,境外媒体3家,提问3次。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新华社、光明日报、中国日报、经济日报三场均有提问。如果按媒体属性划分,“党媒”有22家,占提问媒体总数的70%以上,占提问总量的80%以上。“党媒”占主导地位,发挥主流作用是党性原则的体现,可以保证意识形态在媒体中的贯彻执行,且显现于话语当中。

2.记者和代表的话语建构。“每一个词语表达都是言语传播链条中的一个环节”。在话语理论中,被建构的话语可以从文本中的词汇选择看出来,称作“互文性”。

同样以党的十九大“党代表通道”中的记者和代表话语为例:

人民日报记者:请问黄一兵代表,最近,很多人讲“八项规定改变中国”,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八项规定给党风政风社风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变化？今后从严治党会有哪些新走向？

黄一兵:……我想昨天大家都收听收看了***总书记所作的报告。这个报告对新的历史条件下全面从严治党作了全新的规划和部署,我觉得要了解新形势下我们党全面从严治党的新走向,最好的指南就是十九大报告,要了解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全面从严治党新的状况,最好的就是看十九大的贯彻落实。

从这些话语文本至少可以看到两种“互文性”话语词汇,比如“十八大”“十九大”“新形势”这样的时间性话语词汇,“***”“从严治党”“八项规定”这样的主题性话语词汇。通过记者与代表间的沟通,这些词汇实现了一种延续性和建构性,其中的意识形态显而易见。

3.其他话语的融合汇流。“媒介政治话语作为一种话语秩序是由政治系统的话语秩序中各自成分混合而成的——生活世界、社会政治运动、各个领域的学者和科学家等等,与新闻话语的混合。”受众通过电视或文字直播看到了“通道”传播的鲜活内容,但对于它的意义和影响需要借助于其他话语的解读。所以,法国学者德里达就提醒到,观察媒介话语,还要注意其与学院话语和政治话语的汇流。

比如,我们在大众媒体和学术性刊物中就看到了一些共同的解读性词汇。2017年10月18日,《人民网评:“党代表通道”打通了什么？》一文中对“党代表通道”开启的意义评价为“开放透明”“自信”。同日,新华网《“党代表通道”首次亮相党代会 展现开放自信中国》,不仅主题中有“开放自信”,其中还引述了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王义桅的评述。他同样谈到了“开放”“自信”。通过学术刊物《现代传播》,笔者也关注到,在2017年11月13日中宣部和中国传媒大学联合主办的“党代表通道”研讨会上,中宣部官员、媒体代表、学者代表的发言中提到频次最高的词汇也是“开放”“自信”。

这说明,在现代的媒介环境下,多元话语相互影响,相互掺杂,建构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通道”话语体系。这个体系的中心是意识形态的政治话语,向外延伸到学者的学术话语和代表、委员、部委领导和记者的媒介话语等等。

四、结语

本文从鲁曼社会系统理论的“沟通”视角切入,结合社会学领域的相关研究,认为“通道”传播活动的出现符合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是技术、市场和政治的推动促使其产生,是政治规则与媒体规则共同作用简单化、规范化它的运行方式,是基于意识形态的话语建构形成了它的多元话语体系,并最终确立了一种社会秩序。

本文最终的落脚点在“通道”传播活动的话语,因为话语是沟通媒介,是受众最直接感知的符号,“通道”传播的效果如何取决于传播主体运用符号的能力。正如鲁曼所说,“在社会系统中的不同行动者之间的沟通,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行动者使用媒介符号运载意义的能力,同时也取决于行动者根据历史经验理解意义的能力,也就是取决于行动者判断各种可能性的能力”。这种能力被鲁曼称为沟通的“反思性”特点。从当前“通道”传播的话语建构及其效果来看,***总书记提出的“讲好中国故事”的传播策略正在发挥作用,普通基层代表委员通过媒体讲述自己的故事使受众更易于了解党和国家的政策。同时,媒体视听语言符号的体系化建构也大大提升了传播的效果。可以预见,随着“通道”传播模式制度化水平的提高和代表委员媒介素养的提升,更多的非“党”媒体会加入到“通道”传播的队伍当中,因为它们会更好的降低系统运行环境的复杂性,推动系统的良性发展。正如上文所说,它会更好的体现中国政治的开放、自信和民主,体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政治制度的活力。

注释:

② [加]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周宪、许钧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33页。

③ 周勇:《十九大“党代表通道”:政治传播的语态创新》,《现代传播》,2018年第1期。

④ [美]兰登·温纳:《自主性技术——作为政治思想主题的时空技术》,杨海燕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40页。

⑤ [美]布鲁斯·宾伯:《信息与美国民主——技术在政治权力演化中的作用》,刘钢等译,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8页。

⑦ 《***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强调:坚持正确方向创新方法手段 提高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人民网,http://cpc.people.com.cn/n1/2016/0220/c64094-28136289.html，2016年2月20日。

⑧ 《李克强:今年“部长通道”一定要比去年搞得更好》，人民网,http://news.ifeng.com/a/20170122/50614871_0.shtml，2017年1月22日。

⑨ 《李克强提部长通道:部长们不能拱拱手一走了之》，中国网,http://www.china.com.cn/lianghui/news/2016-03/16/content_38039444.html.2016年3月16日。

⑩ 张强:《十九大“党代表通道”主要做法和经验》,《现代传播》,2018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