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驻外记者的现状、问题与培养研究*

■ 刘 昶 孟 伟

当今世界,伴随经济全球化和传播全球化的进程,国际关系日益复杂,作为各国话语博弈的重要平台和载体的传媒,已然成为国家形象建构的主力。而一直以来作为国际时事观测者和传播者的媒体驻外记者,亦已或多或少地超越新闻报道的主题,而变身为各国外交以及包括国际冲突在内的全球重大事件的见证者、参与者甚或干预者,亦即世界舆论场的至为关键的行动者,“外交媒介化”“媒体外交”及“和平新闻学”等理念与实践日益增多,便是这种趋势的最佳例证。

近年来,中国在受到国际社会越来越多瞩目的同时,也不断拓宽自己的世界视野。中国驻外记者也与时俱进,一方面,不断提升应对瞬息万变的国际形势的能力,将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的顶层要求化作自己职业身份认同的深刻内涵,争取并逐步主导国际话语权,成为中国主流媒体全球发展的努力方向。在此语境中,了解、分析中国驻外记者群体的分布与特点、职业自律与规约及其培养体系,无疑有益于更好地建构媒体融合时代的中国国际传播话语体系,有助于改进中国国家传播战略,驻外记者人才当是媒体在竞争中制胜的关键因素,而相关的系统性研究尚属罕见,也亟待补阙拾遗。

本文展开的研究基于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课题《中国广播电视新闻人才发展战略研究》的子课题——“当代中国驻外记者现状与人才培养”之框架,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力求全面考察在全球传媒生态深刻变迁的当下,肩负重任的中国驻外记者的职业现状,以期为我国国际新闻人才队伍制度性建设和主流媒体驻外机构的发展和完善提供学理依据,同时也为我国高校创新国际新闻传播课程、更好地契合国家的国际传播战略的现实需要做出积极的贡献。

一、传播全球化语境中的中国驻外记者群体

当代中国驻外记者群体的形成可以上溯至1948年,是年,新华社在布拉格建立了第一个国外分社,开启了中国驻外记者的制度建设。①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增派驻外记者的思路不断明晰。1953年,新华社编委会扩大会议提出“内外并重”的方针,要求在做好国内新闻工作的同时,加强国际报道和增加驻国外记者。1955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指示,新华社要尽快向世界各国派出自己的记者,“把地球管起来,让全世界都能听到我们的声音”(这一要求至今仍是新华社发展的方向和不变的愿景)。次年(1956年)新华社提出了加速建设世界性通讯社的设想,并在国外建立了一批分社,为中国新闻事业国际化发展篇章谱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这一年7月,时任中国总理兼外长的周恩来批准了外交部和新华社共同发出的关于我国驻外使馆同新华社国外分社、记者关系的规定。有了国家政策的大力支持媒体的积极努力。截止1965年底,中国海外分社已经达到51个,并在67个国家派有常驻记者或报道员,驻外新闻人人数达225人。”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驻外记者的人数更是逐渐增加,驻外机构的布局亦不断完善。除了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中国新闻社和《中国日报》等主流对外传播媒体之外,一些涉侨大省和传媒大省如今也采取不同的方式往海外派遣记者。如今,驻外记者已成为中国新闻从业者群体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各大主流媒体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对比当今时代的国际传播业态,虽然世界风云变幻日益多端,但是近年来西方主流媒体驻外记者数量却不断递减,从国际角度上看,近年来西方新闻机构的驻外记者呈现不断递减的一种趋势。例如,美国报业的驻外记者总数(不包括华尔街时报,因其拥有欧、亚分部),从2002年的188名减少到2006年的141名③,减幅达25%。美国驻外记者减少的这一情况不仅发生在报业,电视行业更为明显。尽管80%的美国人靠电视获得国际新闻,但是目前美国的三大电视网——美国广播公司(ABC)、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和全国广播公司(NBC)驻外记者站的平均数仅为6个④,相比20世纪80年代,美国三大电视巨头在国外设置的记者站为15个左右。类似的情况在欧洲国家和北美其他一些国家的主流媒体亦然,也在压缩驻外记者人数。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西方媒体对国际新闻的兴趣减弱,而是另有原因：其一是基于减低运营成本的考量(一般而言,美国一家报媒维持一常驻外国首都的记者站的经费每年大约是25万美元,而在安全形势恶劣的地区,例如巴格达,相应费用或超过100万美元),欧美媒体一改传统的记者海外常驻形式,纷纷采取权宜之计：或几家媒体联合雇佣驻外记者,或在遇到重大事件及突发事件时“空降”特派记者,或在当地聘用记者；其二是可以借力网络数字技术,通过采编技能和叙事方式的跨界融合,来完成国际新闻报道；其三是对通讯社各类稿件的日益倚重。所有这些原因不仅可以节省媒体的人力资源,而且还可以适应新兴媒体时代国际新闻消费的种种新变化。

事实上,信息与传播技术的发展不仅重构了新闻生产的过程,而且也影响了国际舆论的格局,而媒体驻外记者的报道仍是国内新闻消费者获知海外重大事件的可靠来源。在审视了驻外记者如何认知事件的本质、如何书写关于事件的叙事、尤其是国际重大事件如何在媒体生态中被定义、被建构、被扩散之后,就不会轻易而简单地得出驻外记者的重要性已经降低的看法。

因此,全球国际新闻报道格局的变化,并没有影响积极争取国际话语权的中国主流媒体的发展思路及其提升国际传播能力的努力。因应国家发展战略,一些规模不算很大亦无力承担高昂的驻外记者站点的中国地方媒体,也开始拓展国际新闻的报道的范围,或派出驻外记者,或在海外聘请特约记者,例如地方性报纸《钱江晚报》2011年对利比亚武装冲突的报道,在编发新华社新闻稿之外,还通过社交媒体辗转联系采访坚守在利比亚的浙商,为自己的读者提供了不少独家报道。

对于中国新闻传播高等教育而言,真正值得研究和思考的是驻外新闻人才的培养如何能够更好地回应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战略需要。为此,准确地认识我国驻外记者、驻外媒体机构的地理分布、记者人数的科学配比及其后勤保障的组织架构,进而厘清驻外记者获取一手新闻的能力以及融媒体采编技能等,是至为重要的前提。针对中国驻外记者的研究,本课题组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1],面向目前在岗的中国驻外记者。样本基本覆盖了绝大部分负责对外传播的国家级主流媒体以及个别的省级媒体,其中,新华社、中央电视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等我国主流媒体受访人数最多(三家总和超过80%)(见图1)。

图1 有效问卷中各媒体受访人数分布

本次调查选取的样本,男女比例基本持平⑤(如图2所示,以期保证调查的严谨性与科学性。

图2 有效问卷中各媒体驻外记者性别分布

参与本次问卷调查的目标对象,工作经历分配较为平均,其中,五年以上工作经历及一至两年工作经历的驻外记者人数最多,两者之和过半数。在深访中,我们也了解到我国驻外记者的整体规模没有缩减,呈现平稳的发展状态,并呈现一种持续性的正向分布。

二、中国驻外记者职业特色

(一)媒体融合与职业压力分布

课题组问卷调查统计显示,在媒体融合的大背景下,我国驻外记者在新闻报道实践中承受了来自不同方面的工作压力(图3)：图3呈现了不同因素对驻外记者工作形成的职业压力及其程度,在满分为5分的量表中,得分最高的是新兴媒体技术进步,可以看出,适应新兴媒体技术和应用成为目前驻外记者工作压力程度高的最主要因素。

(5=压力非常大 4=压力较大 3=压力一般 2=压力比较小 1=没有压力)

新兴媒体带来的压力,既有更新报道理念、报道的操作手法,以及对于实效性的需求,也包括自媒体发展对于国际报道中新闻线索的争夺。例如借助社交媒体构建的人际关系网,记者可联络到一些国际新闻事件中的非常规采访对象。

(二)媒体融合背景下的中国驻外报道的新闻价值标准

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指导下,我国驻外记者普遍具有较强的责任感。本课题组的问卷调查显示,驻外记者在国际新闻报道工作中,对新闻价值要素的判断、以及对新闻价值重要性的排序,都有十分清晰的认知(图4)

(5=非常重要 4=重要 3=一般重要 2=不太重要 1=不重要)

图4中,受访的驻外记者对国际新闻报道“真实性”“时效性”和“导向性”的评分平均值介于4—5分之间,即将此三项基本的新闻价值视作“非常重要” 和“重要”；只有对“欧美新闻报道趋势”和“猎奇性”的评分在2—3分之间,即认为该两项新闻价值介于“一般重要”和“不太重要”之间。

我国驻外记者在社会实践中,基于遵循新闻传播规律的理念,日益重视传播效果,因此,回应“国内受众需求”,满足新闻消费者的期待,在驻外记者对新闻价值的判断中占有与“真实性”“时效性”和“导向性”近似的重要地位。

三、影响中国驻外记者工作的要素

(一)与驻在国的双边关系

驻外记者最主要的报道内容大都集中在驻在国的时事,因此,中国与记者驻在国的双边关系每每成为报道时自然而然的考量,尤其是在许多政治欠稳定,社会较为动荡的国家,驻外记者首要面临的问题即为如何权衡中国与驻在国的政治关系。

而在报道主题的选择上,如何做到具体真实与总体真实的统一,如何通过客观报道,让国内受众了解国外真实情况,均需驻外记者具备优异的政治素养与判断能力。与西方主流媒体在国际报道中与本国政府的外交立场高度一致的做法相似,中国驻外记者的报道亦体现了国家外交政策的原则立场和主张,双边关系对驻外记者工作的影响不言而喻。

(二)发稿系统中把关人的影响

进入全球传播新时代,“审校”不再是媒体编辑部最主要的职能,“把关”职能日益上升到更为重要的层次。课题组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驻外记者与国内编辑的协调配合格外重要,直接关乎记者新闻生产的意愿、过程和结果。与驻外记者的深度访谈表明,我国主流媒体的编辑部门为驻外记者从事新闻报道标定导向,驻外记者通过媒体编辑部对发回稿件的把关,理解媒体的编辑方针和报道重点。从理论上而言,编辑除了应具备国际新闻报道的实践经验之外,较高的思想品德修养、开阔的知识视野、较强的综合分析能力等都属于不可或缺的职业素养⑥,因为,发稿系统中编辑的把关作用发挥得当与否直接影响驻外记者的工作质量,例如,基于报道的时效性,媒体编辑部在处理驻外记者发回的稿件时,都会充分考虑国际时差问题。以新华社为例,在驻外记者的外文稿方面,新华社在全球多地设立了具有稿件签发权的总分社,保证稿件第一时间的编辑及签发；对于紧急稿件,还会采用特殊标注,保证第一时间在稿件库中显示；对于驻外记者的中文稿件除了发回国内总社编辑外,在几个较大的站点也安排了具有签发权力的资深记者编辑,保证稿件的时效性。这些因素对于驻外记者的发稿都具有正向的影响。

然而,目前我国许多媒体的编辑部常常有相当的独立性,由编辑部直接招聘的年轻从业人员在知识面、思辨性以及新闻报道经验等方面往往有不少欠缺,对于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的认识也未及驻外记者深刻,在实际工作中,很难调度、指导驻外记者的工作,反倒成为影响发稿系统把关的不利因素。

(三)绩效管理中发稿量的压力

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媒体对驻外记者的派遣也成为扩大自身发展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

课题组对驻外记者工作的评价考核标准进行调查后发现：媒体对驻外记者的考核普遍侧重其发稿数量,相关项平均得分为4.46,成为驻外记者绩效考核“非常重要”和“比较重要”的指标。

(5=非常重要 4=比较重要 3=一般 2=不大重要 1=很少考虑)

驻外记者的发稿量固然是保证正常工作秩序的先决条件,但一味追求报道数量,在某种程度上或许会影响报道质量。曾有记者撰文分析中国驻外记者在国际报道中原创率不高的主要原因：第一,人力资源不足；第二,事务性工作较多,有时为满足国内发稿量要求,不得不依赖西方媒体；编译外电,毕竟比深入采访要省时省力得多⑦；第三,主观上的懈怠。

目前国内各大媒体驻外记者的发稿标准(如图6所示),摄影记者的月发稿量则主要分布在两个区间,分别是“11到20张”和“31张及以上”占比均为33.3%；而非摄影记者的月发稿量主要基本上都在10篇以上,其中月发稿量为“21到30篇/条”的最多,占总数的30.1%(这意味着平均每天需发稿1到2篇)。

近年来,我国各家媒体派驻记者的国家逐渐增多,记者站的落地更为细化。例如。新华社至今已在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总分社、分社、支社、记者站,并在一些国家和地区聘用了一定数量的外籍报道员。⑧各家媒体在派遣驻外记者时,除去新闻性较强的国家和地区,许多地域面积虽小但国家地位或潜在的新闻性较高的国家,也成为考虑的对象。由于我国记者在社会出身、教育背景、文化修养等方面比较相似/相近,因此,在报道选题方面具有一定的共性,加之能结合国情、回应社会期待的内容也并不一直都十分丰富,处于发稿量优先的绩效考核压力下,驻外记者的选题较容易偏向热点或停留在社会现象的表面,因此,有可能出现报道内容趋向同质化的现象。

(四)驻外记者年龄与驻外时长之影响

我国电视媒体驻外记者的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在于,多从年轻人中选拔人才,因此,电视媒体驻外记者整体年龄结构偏低,相对于国际一流媒体,我国电视媒体通常缺乏派驻有国际经验的资深记者的理念或鼓励机制。调查表明,认为驻外记者的最佳年龄应在30至34岁之间的看法占比最高(达43.60%)：

图7 驻外记者年龄分布

驻外记者在被派遣到驻地后,面对的是与国内不同的社会环境(有些记者甚或还被赋予开设记者站的任务),因而,驻外记者“广交朋友” —— 广泛建立人脉关系成为获取新闻线索、争取独家新闻的重要途径之一。但就目前实际情况来看,由于各方因素,我国驻外记者的奉派时长偏短,一般尚不足以于驻在国建立充分而牢靠的消息来源网络,经常出现刚刚了熟悉驻在国,就已到派遣期限的情况。

相较于中国媒体选派驻外记者的年轻化趋势,美国驻外记者的平均年龄43岁,其中男性平均年龄是44岁,女性平均年龄是38岁,其中,报纸和通讯社驻外记者的平均年龄是41岁,电视驻外记者的平均年龄是48岁。电视驻外记者平均驻外12年,报纸驻外记者的驻外时间平均8年,通讯社平均9年。⑨国际一流媒体选派驻外记者的经验值得重视。

图8 各大媒体记者驻外时长分布

(五)驻外记者的环境因素

课题组在对驻外记者工作的职业满意度进行调查后,得出图9的结果：

总体上,我国驻外记者对自己工作的满意度偏中上,但对职业的安全性、升职空间、报酬收入、福利以及工作时长等满意度的看法则普遍不高。

在访谈中,课题组还获知驻外记者在自身健康的方面担忧,故包括驻外期间医疗保险在内的社会保障还应在制度上不断完善。

(5=非常满意 4=比较满意 3=一般 2=比较不满意 1=非常不满意)

(六)驻外记者的社会生活适应度

外派记者对海外社会生活的适应程度越高,新闻报道工作将越顺利。这方面首当其冲的便是语言问题,消除了语言障碍,应对政治、文化等方面的观念冲突或更加自如。

其次,适应驻在国社会生活的困难还在于如何面对可能遭遇的当地生活条件之困苦；再者,成了家的驻外记者每每还需要适应家属没有隨任、孤身在外的思念之苦。

这些看似生活上的“小事”,处理不当的话,也会影响驻外记者的工作效率。

四、当今驻外记者的规约与道德自律

为国内受众报道世界、向世界呈现中国,是我国驻外记者的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因此,驻外记者的专业素养和职业伦理道德格外重要。

(一)驻外记者规约

记者群体的社会实践活动作为民众知情权的一种保障,其职业操守和行为底线更多的是来自于新闻行业的伦理和道德约束,而行业性组织则是记者他律和自律的主要监督者。2009年11月9日,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第七届理事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修订的《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是我国所有记者需要普遍遵守的道德准则,属于宪章性质的行业公约,虽然不具备法律效力,但对记者群体的职业行为具有一定的约束力。

相对而言,对于新闻机构的管理却有着法理依据,《报刊记者站管理办法》(由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于2009年10月1日颁布施行,共计六章四十二条)严格而详尽地规范了我国媒体驻外机构的性质、设立、人员安排及监督管理等,旨在更为有效地保护驻外记者权利,保证新闻生产的质量,更好地发挥驻外记者站的作用。该份行政文件是我国记者站建设的基本依据,也是为数不多的、在法律层面规范记者社会实践活动的强制性文件。

随着信息与传播技术的飞速发展,全球传播生态发生了深刻变革,互联网技术的应用为国内外的信息交流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和诸多的可能性。根据本课题组问卷的调查,我国驻外记者明显感受到新兴媒体的技术挑战,在回答“与20年前驻外记者工作相比,下列驻外新闻工作者的自身因素是否发生了变化”这一问题时,“对多媒体技能的掌握”这一选项得分为4.71(最高为5分的量表),这就表示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兴技术已经深刻地影响并改变了驻外记者的工作方式。在全新的技术语境中,驻外记者的职业活动的相应规范亦将与时俱进。

网络和数字技术提供的便利大大减少了时间和空间上对于消息传递的限制,由“更便利国内外消息传递”和“更便利驻在国新闻线索的寻找”(图10)两项获得的高分可以看出,国际信息交流的技术阻碍明显减小,与二十年前相比,驻外记者新闻报道的工作条件大为改善。当然,技术革新也给记者职业带来更大的挑战,媒体之间在新闻时效性和主导国际舆论等方面的竞争变得更加严酷,驻外记者感同身受,对问卷“国际新闻报道话语权争夺更加激烈”“媒体间时效性竞争加大”两项答案的分值高达4.22即为例证(图10)。

(5=影响巨大 4=影响很大 3=有影响 2=影响很少 1=没有影响)

(5=提高很多 4=有些提高 3=没有变化 2=有些下降 1=下降很多)

保证驻外记者新闻报道质量的因素来自职业群体的不同层面,与以往相比,驻外记者的群体素质变化最大的是对媒体融合技术的适应(图11：“对多媒体技能的掌握”成为首选答案,分值高达4.71),而驻外记者的工龄、教育背景、海外经历等也都成为重要的个人影响因子,直接关乎其新闻报道实践,个人的可信度也是不容忽视的因素。

对于一名优秀的记者,必然具备多种精湛的专业技能,在中国驻外记者眼中,胜任海外报道工作最需要的专业素养体现在“突发事件应对和报道能力”“沟通与社交能力”“全球意识与国际视野”“深度报道和批判性思维”等四个方面(图12)。相对于新闻伦理道德规范,外语水平、知识面、媒体融合技能等新闻业务能力对完成高质量的新闻内容生产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驻外记者的职业价值认知

记者行业自诞生起,相关的职业认知即在不断的完善过程中,并逐渐形成一定的共识,尤其是在记者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方面,虽然由于各国的历史、文化、社会等语境的不同,会有差异,但记者群体基本的职业行为准则都大同小异。在记者行业内部,驻外记者的职业认知也建立在行业普遍共识的基础上,只是因为工作环境的特殊性而对某些价值判断更为强调而已。

(5=非常需要 4=很需要 3=需要 2=不太需要 1=不需要)

1.真实性至高无上

真实是新闻的生命。我国驻外记者将“真实性”列为新闻价值判定的首要条件,在5分量表中,获得的分值接近满分,达4.99,这不仅是相关问题得分最高的回答,也是整个问卷调查中的最高得分项,充分表明了我国驻外记者的职业认知。尽管国际新闻报道充满了意识形态色彩,但记者依然认定自身的社会实践属性在于新闻内容生产,而高度认同真实性之于新闻的重要程度。

2.政治正确

毋庸讳言,国际新闻报道的背后是国际话语权表征的国家利益之争。驻外记者在认真履行自己社会责任,将真实的世界呈现给国内的受众的同时,也时刻不忘政治正确的理念,在舆论导向上同政府的外交战略保持一致,切实做到“国际交往中维护祖国尊严和国家利益”。课题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驻外记者,对所从事的国际新闻报道的“导向性”的认同程度较高(图13)。

(5=非常重要 4=重要 3=一般重要 2=不太重要 1=不重要)

在专业实践中,我国驻外记者对于新闻处理的不同方式认知方面,“主动淡化不利于本国或其政策的新闻”成为相关问题得分最高的选项(图14),生动地表明了记者群体对政治正确的认同度,以及将之作为正当性最高的行为的自觉意识。

3.坚守职业底线

如同社会其他行业,记者在日常的社会实践中也会遭遇各种各样的非正向挑战或物质诱惑,尤其是职业道德滑坡的当今时代,记者的职业伦理不断遭遇新的、不同形式的触碰,值得肯定的是,驻外记者群体对此的认识较为清晰,如果说,“直接采用采访对象提供的通稿”“遮蔽消息来源”“为供职的媒体联系广告或赞助”等选项还多少有些机构性原因,故都略高于均值的话(图14),其余各项关乎个人意愿的选项都在均值以下,尤其是对“接受采访对象的礼酬”的低度认可,都充分说明我国驻外群体成功地经受了职业伦理道德方面的挑战。

(5=总是正当 4=有些场合正当 3=不能决定 2=很多场合都不正当 1=任何情况都不正当)

五、传播全球化语境中驻外记者应具备的能力

西方发达国家凭借战后以来对国际政治规则的制定以及技术和财力优势,几乎垄断了全球的国际话语权,国际舆论的导向基本为西方国家的媒体所掌控。想要改变这一现状,我国驻外记者义不容辞,同时,对自身应具备的能力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一)知己知彼

打破西方对国际话语权的努力,首先应该比对发达国家的媒体在新闻报道方面的差异性。课题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图15),我国与外国媒体在国际新闻报道上的差距主要在于报道的机制体制上,以及对“新闻线索的追踪和深度报道能力”,而在国际新闻报道的时效性、平衡性和客观性等方面,我国驻外记者与外媒的差异并不算很大。图15 所列因素无疑关乎媒体自身的发展战略。

在与国外媒体进行比较的同时,我国驻外记者对自身应该具备的职业能力也有十分明确的了解。参与问卷调查的驻外记者普遍认为,应对和报道突发事件的能力,当是我国驻外记者最重要的职业素养(图16)。此外,融媒技术的发展,一方面,便利了驻外记者在国外寻找新闻线索和新闻源,简化了国内外的信息传递和业务协作,另一方面,也对驻外记者集纳更多元的新闻素材和更全面的报道角度提出了新的要求,诚如汉密尔顿的见解⑩,技术节约了传播的时间,新闻处理的速度更快,报道内容的深度亦再度受到重视。但与此同时,对海量信息的筛选和辨别的难度亦随之加大,新闻生产需要更加谨慎,因为技术可能在未来对国际新闻的可信度构成威胁。

(5=差距极大 4=差距大 3=差距一般 2=差距极小 1=无差距)

(二)语言能力

不言而喻,语言表达和驾驭是记者的基本功,对于驻外记者来说,语言能力还包括外语。因此,长期以来,外语水平一直是培养和选拔驻外记者的关键因素之一。参与课题组问卷调查的驻外记者中,外语专业毕业的占比45%,高于具有新闻传播学教育背景的记者比例(32%)；接近四分之三的驻外记者(74%)认为驻外必须很好地掌握当地语言(图16)。

(5=非常需要 4=很需要 3=需要 2=不太需要 1=不需要)

国外新闻传播学界亦有学者持相同的观点,例如巴西学者阿格内兹和莫拉针对驻外记者的各项职业素养和技能进行调查统计后发现,91%的驻外记者认为能够使用多门外语非常重要,因为在这些记者看来,熟悉驻在国语言能为调查研究、沟通采访提供极大的便利,也有利于深入了解驻在国的文化,适应当地生活。

图17 驻外记者对外语能力的认知

然而,传媒学界和业界还存在一种与此相悖的见解,即英语并非全球真正通用的语言,至少在欧洲大陆和拉丁美洲不是通用语言。更有美国学者认为,英语的全球通用性主要体现在国际航空的空中管理和世界各地的国际性抗议活动。尽管记者如同外交官,掌握外语有助于本职工作,但是对于驻外记者来说,比外语能力更为重要的素养是“对世界的好奇和关注”——这是美国所有媒体的共识。《华盛顿邮报》在招聘驻外记者时,曾将“有数年优秀的深度报道经验且成绩突出,写作风格清晰生动,能很好地把握新闻事件”作为首要条件。

中国中央电视台一位长期从事国际传播实务和理论研究的有识之士也认为,相比一位语言能力出色,但采访和制作水平低下的驻外记者来说,一位业务能力过硬的驻外记者更能制作出有影响力的新闻。在驻外记者的培养和选拔上,应改进以往过分强调语言背景,弱化新闻传播素质的思路。

事实上,国际新闻报道实践的经验也证明,驻外记者不具备高水平外语能力的弱项,完全可以借助当地雇员的协助来弥补。

六、中国驻外记者的培养机制及思考

迄今为止,除了高等院校学历教育之外,驻外记者的专业能力主要依赖于实际工作中的经验积累,或通过向前辈或同行学习的途径。参与问卷调查的我国驻外记者认为,媒体机构的培训并尚不能给驻外记者带来足够的专业知识,对于“新闻派出机构岗前培训”“新闻派出机构组织进修”以及“职业机构培训”等选项,都没有得到较高的认可度(图18)。

(5=绝大部分 4=大部分 3=一般 2=小部分 1=没有)

通常,国内主流媒体在派出驻外记者之前组织短期的培训和考核,已成标配。但事实上,这种形式的培训及其内容更多的是对驻外公务人员政治纪律的强调,以及对驻外基本事务的讲解,针对国际新闻报道实际工作的业务指导尚未跟进。相比之外,国际一流媒体则十分重视对驻外记者职业技能的培训。国外的研究发现,职业培训不仅有利于年轻的驻外记者日后的晋升和个人发展,而且对资深记者来说,职业培训也有利于在文化素养上的深入拓展。91%的记者认为媒体组织应当提供职业培训机会,研究分析和语言语法等方面的能力培训,对报道尤为关键。

目前我国驻外记者群体中,个人学科背景仍相对单一,超过半数的高等教育背景为语言学专业,具有新闻传播学专业教育背景的记者只占三分之一弱(32%),直接与国际政治、国际关系有关的教育背景的记者仅有3%。换言之,我国绝大多数的驻外记者并未接受过系统的国际知识学术训练。(图19)

本课题组的研究还表明,具有实际驻外经历的记者已经充分认识到自身的不足,普遍认为现今我国对驻外记者的培养,除“外语”与“新闻学”之外,应更多地融合不同的学科背景,例如“驻在国的文化历史研究”“国际关系与政治”“文学写作”“传播学”“舆论学”“国际经济与贸易”“逻辑学”“民族学”等这些在以往驻外记者培养中每每重视不足但又十分需要的知识(图20)

图19 我国驻外记者教育背景

(5=非常重要 4=较为重要 3=一般 2=作用较小 1=不重要)

基于国际新闻报道实践的综合性和复杂性,驻外记者人才的科学培养显得格外重要。目前,我国国际传播人才培养模式大致有以下几种类型：

(一)外语特色型国际新闻传播人才培养

传统上,我国驻外记者的选拔与外交人员十分相似,高等教育背景相对单一,主要来自具有外语教育背景的人才。开设国际新闻传播课程的高校寥若晨星,相关专业设置殊为鲜见。驻外记者的新闻业务能力大都是在媒体实践中以“师傅传授徒弟”的方式逐步培养起来的,除此之外,多半也只能依赖于个人的努力意愿,媒体普遍缺乏系统而严格的驻外记者新闻业务培训。

自1982年起,中国一些高校开始建设国际新闻专业五年制本科教育和国际新闻双学士学位教育,北京广播学院(今中国传媒大学)、厦门大学、复旦大学、上海外国语学院以及当时由新华社主办的中国新闻学院,纷纷开设了国际新闻的相关专业。但之后的几年里,国际新闻教育教学的规模却因资金、师资的不足而大幅度减小。

这类外语特色型国际新闻传播人才培养多以高校外语学院和专门的外国语学院为代表。一般说来,外语类院校开设国际新闻专业多安排在外语专业名下,普遍较为重视外语教学。学生进校之后,首先要完成两年类似本科外语专业的基础学习,之后才开始接触各类新闻理论和实践学习。基于语言类学校的优势,这种教学模式下的学生外语水平较高,是目前国内各大对外媒体和驻外记者的生力军。以上海外国语大学为例,在近年中东局势动荡的背景下,上外利用自身阿拉伯语专业的自身优势和特色,担当了中东国际传播的智库与人才培养基地的角色,并为新华社等主流媒体输送了大量阿拉伯语人才。

(二)新闻、外语并重型国际新闻传播人才培养

这类人才培养的典型代表或是中国传媒大学。这一培养模式的特点在于学生入学后,在学习新闻传播专业课程的同时,还要强化外语学习,与外语听说读写译能力有关的课程比重较大。专业教学中也特别注重国际新闻业务课程(包括外语采写编评等课程的学习)。在师资方面,这种类型的人才培养既对专业教师的外语水平及其媒体从业经历均十分看重,也常常聘请外籍教师和专业人士授课,并将暑期课程对接国际一流媒体和一流新闻院校。此外,还定期邀请来自国内外媒体一线的资深从业者举办讲座,分享新闻实践经验。此种模式培养的学生在就业市场上的竞争优势明显。

(三)新闻特色型国际新闻传播人才培养

相对而言,此类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更加注重新闻学而非外语课程的教学,希望通过高校的外语公共课和个人的努力来提升学生的外语水平,而将大量的课时安排在新闻传播专业和人文社会科学课程上,旨在培养文字功底扎实、新闻报道能力相对较强、人文科学素养较高的国际新闻传播人才。通常综合性大学具有这方面的便利和优势,例如厦门大学、四川大学等。

从整体上来看,目前国内高校具有较高学历、能够用外语教授新闻学相关课程、同时还兼具国际新闻传播工作经验的师资十分稀缺,虽然或可借力外籍教师,但他们对中国国情的了解深度未必能完全符合我国国际新闻人才的培养要求。因此,我国国际新闻传播人才培养的当务之急在于师资建设。

(四)个案分析：“国新班”

国内高校对于国际新闻报道人才的培养,除了上述三类主要模式之外,在硕士研究生层面也进行了创新探索,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2009年,清华大学、中国传媒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5所高校在中宣部、教育部的统一部署下进行教学试点,在硕士研究生层面,创设国际新闻传播试试研究生班(简称“国新班”),并逐步探索形成“国情教育+融合新闻业务+外语+媒体实习”四大模块的人才培养模式,旨在为我国培养更多优秀的复合型国际传播后备人才,相关人才教育模式启动新一轮尝试。

在“国新班”的培养计划中,新闻传播实践与理论并重的理念得到了体现：学子们在学习国际新闻传播理论的同时,还有机会接受系统的国情教育,外语学习也在课程体系中占有相当比例,除了拥有在国内主流媒体实习的优势资源、“优秀国际新闻传播硕士赴海外实习”项目等,同学中的佼佼者还有机会被选拔前往我国媒体驻海外分支机构学习与实践,三校“国新班”的跨媒体实验平台建设亦卓有成效,学生们在理解新闻传播规律、强化新闻敏感、提高报道能力、提升综合分析素养等驻外记者必需的专业水准方面收获良多。进入媒体工作的毕业生广受业界认可与好评。

然而,课题组的研究也发现,国内高校和主流媒体在国际新闻传播人才培养方面还存在一些有待改进之处,例如,在宏观上对国际局势和全球发展的审视与判断尚欠火候；又如,对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的新闻报道技能的运用还不能自如；再如,教学体系普遍缺乏针对性较强的课程。在国际舆论格局“西强我弱”的当下,培养一批新闻传播业务能力高强、善于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的专业人才,成为我国新闻传播学界和业界刻不容缓的当务之急。

(课题组各位成员对本文亦有贡献)

注释：

① 事实上,早在一年前(即1947年),新华社已在伦敦聘用了两名外籍人士作为撰稿人,来提供国际新闻。

② 李越： 《新华社国际新闻报道的历史发展简况》,《国际新闻采写经验荟萃》,新华出版社1991年版,第78-79页。

③ Fred Hiatt：《消失的驻外记者》(The Vanishing Foreign correspondent),《华盛顿邮报》,2007年1月29日,第8版。

④ Pamela Constable：《驻外记者的灭亡(Demise of the Foreign Correspondent)》,《华盛顿邮报》,2007年2月18日。

⑤ 据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中国记协)正式发布的《中国新闻事业发展报告(2016年)》,中国记者群体男女性别比例分别占52.45% 和47.55%,相比之下,中国驻外记者群体呈现了女性略多于男性的现实,这或许与中国高校新闻传播学专业女生比例明显高于男生以及女性记者受教育程度普遍高于男性记者等因素有关(参见丁迈、缑赫合著:《全国广播电视新闻从业者调查报告》,中国发展出版社2016年版)。

⑥ 陶明霞：《新闻编辑的创新意识和编辑能力研究》,《新闻传播》,2015年第14期。

⑦ 陈枫：《把中国的声音传向世界——论驻外记者如何争取国际话语权》,《科教文汇(下旬刊)》,2009年第6期。

⑧ 新华社驻外分社介绍,参加：http://www.amb-chine.fr/chn/zgyw/t151011.htm。

⑨ Stephan Hess,InternationalNewsandForeignCorrespondents,BrookingInstitutionPress,Washington,1996.

⑩ Hamilton J.M.,Jenner E.RedefiningForeignCorrespondence.Journalism,2004(5-3):301-3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