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动地方:试析《毛泽东同志给刘建勋、韦国清同志的信》的历史动因及效应

■ 朱至刚

《毛泽东同志给刘建勋、韦国清同志的信》作于1958年1月。在笔者有限的阅读范围内,此信最早公开发表在该年第13期《新闻业务》(7月出刊)卷首。此时所刊与收入《毛泽东文集》第七卷的版本完全一致,全文照录如下。①

刘建勋、韦国清二同志:

送上几份地方报纸,各有特点,是比较编得好的,较为引人看,内容也不错,供你们参考。省报问题是一个极重要问题，值得认真研究,同《广西日报》的编辑们一起,包括版面、新闻、社论、理论、文艺等项。钻进去,想了又想,分析又分析，同各省报纸比较又比较,几个月就可以找出一条道路来的。精心写作社论是一项极重要任务。你们自己,宣传部长、秘书长、报社总编辑,要共同研究。第一书记挂帅,动手修改一些最重要的社论是必要的。一张省报,对于全省工作,全体人民,有极大的组织、鼓舞、鼓励、批判、推动的作用,请你们想一想这个问题,以为如何？

毛泽东

一九五八年一月十二日 上午七时

六十年来,这封信的知名度和引用量极高。因为这是以党和国家领袖,为地方党委为何要,又当如何运用“地方报纸”绘出了清晰的图式。但毛泽东为何会在此时强调“省报”极其重要？再者,虽说他看来,《广西日报》还有待“找出一条道路”,但为何建议用作参照“比较又比较”的对象,主要是“各省报纸”,尤其是被“送上”的那几份,而非“中央大报”？这既是本文的中心问题,也是将探讨引入历史情境的线索。①

一、逐渐重要的“地方”:以建国前后中心工作转移为背景

自然,这封信首先针对的是当时的广西。广西原本就集边陲地带、少数民族聚地区、不发达地区于一身,此时又撤省建区、诸务繁难,确实需要重点指导。

但通读全文,不难发现省报对全省工作有极大作用的论断,既不限于广西,也不限于当下,而是被看作普遍性的长期路线。而且,从毛泽东对其余几份地方报纸的认可是基于“各有特点”,还可看出有待被找出的“道路”未必要与其他省份完全一致。这样的“各有特点”不仅要以遵循中央权威为前提,还要与本省的实际情况相符。就此而言,毛泽东对省报的看重,折射的是对各省特点的看重。

对“地方”的重视和权限下放,也正是毛泽东在此前后的战略思路。在1956年4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他就明确指出“当前要注意的是,应当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这对我们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比较有利。我们的国家这样大,人口这样多,情况这样复杂,有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②而在南宁会议上通过的《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也是由毛泽东亲自起草。这份文件开头就提到“县以上各级党委要抓社会主义建设工作。这里有十四项:1.工业,2.手工业,3.农业,4.农村副业,5.林业,6.渔业,7.畜牧业,8.交通运输业,9.商业,10.财政和金融,11.劳动、工资和人口,12.科学,13.文教,14.卫生”。③既然地方党委责任如此广泛,自然该被相应地足够赋权。还是在1958年,毛泽东又在成都会议上宣称,在“十大关系”中,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是五条主要关系之一,“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同时存在,能集的则集,能分的则分,这是去年三中全会后定下来的。”④由此可见,在此时的他看来,中央与地方在主从明确的前提下,权责划分亦有依据需要随即调整的空间。而且,这还不只是毛泽东的个人意见,而是得到了中共中央的集体认定。从1956年到1958年底,以中央名义下发的,扩大地方决策权限,或将机关、企事业单位下放给地方的文件,就至少有80件。⑤

为何毛泽东乃至中共中央,从五十年代中期开始对“地方”格外看重,更确切地说,是比此前更为看重？要把握其间的演化脉络,还是得回到历史情境中来看。在此前的建国初期,政权的架构方式以及社会的治理路径,在很大程度上依然延续着战争期间形成的基本框架。最典型的体现莫过于延续到1954年的大区制。从设立到被撤销,大区对各省的统辖,既名正言顺,更无所不包。在后世的追忆里,常将大区列为此时的最高级政区,但若循名责实,它们更近于中央的直接延伸而非纯粹的“地方”。首先,六个大区和直属中央的内蒙古自治区,都是以中央局和中央分局为领导中枢,它们是中央的派出机构而非地方党委。⑥其次,六大区原本就是以解放军五大主力集团的作战范围来划定边界。除华北、东北设立人民政府,其余四大区都是以军政委员会为常设的行政机构。其中有三个以现役将领为主席(中南区林彪、西北区彭德怀、西南区刘伯承)。⑦因此,它们亦具明显的战区色彩。众所周知,党对军队的领导,从来都是集权于中央。而在次一级的省,从建国到1952年底,共有87人次在51个省级党委担任第一负责人。他们的来源构成,可参见表1。综合而论,此时在全国的主导管理架构是中央派出机构领导下的党政军一体。

表1 1949-1952年省级党委第一负责人来源⑧

建国初期采用这样的管理方式,既由来有自,也是现实所需。从渊源来看,从1927年开始独立的武装斗争,应对战争始终是全党的工作重心。而且在1946年底解放军在北满立定脚跟前,各个根据地被彼此隔开,政权建设只能以中央派出机构统辖,以军事力量为依托展开。如在抗战期间,经过数年的相应调整,从1942年起,基本形成四个中央局(西北、南方、北方、华中)、五个分局(晋绥、晋察冀、山东、太行、冀鲁豫)的格局。⑨除南方局位于重庆外,其他八个中央局和分局都设在根据地。晋察冀、山东、太行、冀鲁豫四分局虽属北方局序列,但日常的党政工作更多是与中共中央直接联系。后来的六大区中央局大体上是这一格局的延续和扩展。就此而言,诸如《晋察冀日报》《新华日报华中版》《晋绥日报》《大众日报》等中央局和中央分局的机关报,也就并非“地方报纸”,而是“在地方”的中央报刊。 当然,与此同时,根据地的各区委(位阶类似于后来的省委)、地(特)委、县委还创办过诸多报刊。中共中央在1942年曾允许“大的地委和专区”,有必要时,可以出版通俗性的地方小报。毛泽东在1944年也讲过“关中、绥德两个地区的报纸似乎还不错,新闻编写得都很好,这些地方报纸之所以需要,就是因为仅有一个《解放日报》,一个《边区群众报》还不够,他们那里出一个报纸,反映情况可以更直接、更快些。我想这是好的。我们地委的同志,应该把报纸拿到手里,作为组织一切工作的一个武器,反映政治、军事、经济并且又指导政治、军事、经济的一个武器,组织和教育群众的一个武器”,并希望边区离延安较远的县可以尝试办报。但是,与陕甘宁边区和晋绥边区的相对安宁不同,其他根据地都处在作战一线,报刊的出版随时可能被战局打断。譬如常被提及的《晋察冀日报》“八匹骡子办报”,就是为适应游击环境的不得已之举。既然在这样的局面下,根据地维持中央局(分局)机关报都非易事,地方报纸大多只能旋办旋停,也就很难有充裕的时间去发挥持续而重要的作用。以冀中区为例,抗战期间至少出现过193种报刊,但除冀中军区的《前线报》,其他都没能连续出版三年以上。

自“济南战役”(1948年9月)始,军事胜利在全国范围呈席卷之势,到成都战役(1949年12月)结束,除西藏外,大陆所有省区均已解放。但从远东乃至世界的格局来看,大规模的战争仍有可能随时爆发,何况在占全国七成以上的国土面积与人口、八成以上大中城市的新解放区,既有的社会结构并未立即转变。在这种情况下,直接推广在根据地的成功办法,当然是最佳选择。此外,由于种种客观原因,不管此前是否有较大规模的地下党存在,新解放区的党委和党委机关报,几乎都是随军事胜利设立,又是由随军队而来的干部主持。如在1949年新建的25家省(直辖市)委机关报中,首任的51名社长和总编里,仅《西康日报》社长李亚群(由川东特委宣传部长转任)此前没有在根据地长期工作。

因为在全国,尤其是新解放区,党的组织和党报都沿用战时模式,地方之于中央、地方报纸之于中央报纸,也就更多的是贯彻的中介,暂时无暇顾及自主发挥。既然在战时体制下,地方报纸并无被区分乃至重点看待的必要,也就不难理解为何在新闻总署1950年4月发布的关于改进报纸工作的决定里,只有一处提到地方报纸:“地方的报纸应当力求适合本地人民群众的需要。除了最重要的国内外大事,一般电讯在省级或者省级以下地方报纸上可以采取摘要和加以通俗解释的方式”。这里的“电讯”,应是指由新华社发布的电讯。这份决定看似允许地方报纸能适当变通,但实际上给予的空间相当有限。首先,这样的权限仅被赋予“省级或者省级以下”,换句话说,大区党报仍必须将所有的电讯全文照登,不许有任何改动。其次,所谓“一般电讯”“可以采取摘要和加以通俗解释的方式”,也只是说可根据事件轻重,在转载方式上有所区别,但刊登与否却没有商量余地。

然而,战时体制毕竟是社会的变格而非常态。随着国内局势的迅速安定和国际局势的明显缓和,它在全国范围内也很快暂告段落。1954年召开的七届四中全会确认了前一年6月政治局会议通过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并认定从1953年起,全国已进入有计划的经济建设时期。与之相应,1953年12月,主持日常工作的中央军委副主席彭德怀在全军系统高级干部会议上表示,有步骤地建立一支强大的现代化的军队,是为了“保障祖国安全,保卫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顺利进行和保障亚洲和平”。紧接着,四个大区级的军政委员会均随大区本身被撤销。而在重新成为最高级政区的省、自治区、直辖市,除了边疆地区,党委第一书记也大多不再担任军队职务。譬如江渭清(江苏)、江华(浙江)、李井泉(四川)、陶铸(广东)、 刘建勋(广西)、杨尚奎(江西)、黄欧东(辽宁)、黄火青(天津),都曾任兵团级主官,但在1955年未授予军衔。

然而,此时的中国共产党虽说在政治和军事上早已成熟,但对怎样搞经济建设,如何才能做到既快速增长又保持综合平衡,即便最高层的领导集体也并无充分把握。加之创业伊始,以中央直接掌控的财力、人力,支撑国家重点工程已不轻松,怎可能对举国上下的纷繁百业都充足投入？ 如据陈云在1954年6月向中共中央做的关于“一五”计划的汇报,苏联帮助设计和建设141个项目(一五建设的重中之重),“在五年内投入生产的很少,只占工业总产值的百分之四到六。一百四十一项主要是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投入生产,有些要到第三个五年计划才能起作用。包括一百四十一项在内,全部新建工业厂矿,五年没能投入生产的,在整个生产总值中只占百分之二十五,约百分之七十五的产值要靠解放前的老工厂”。换言之,即便没有发生后来的大起大落,“一五”计划的工业建设在1960年代初以前都只是净投入单位。又据1955年全国人大通过的“一五”规划方案,在1953年至1957年间,将对经济和文化投入766.4亿元,国家财政拨款负担741.3亿。694个重点工业项目就要占到128亿元,占全部基本建设预算(248.5亿元)的51.5%。但在1955年,预算总收入只有280.4978亿元。因此,还在1954年1月,中央就坦诚表示“今天国家虽不能对地方国营工业投入较多的资金和技术力量,但中央希望各地能从各方面节约资金来发展地方国营工业”。在这种情况下,除开军国要务,也就只能向各省适当放权。而中国各省大多幅员、人力、物力资源都颇为可观,还兼具各种类型的产业,一定程度均可自成虽小却全的经济体系。到了此时,战争创伤已被基本治愈,财政收入也趋于稳定,党组织对空间和层次的覆盖也大体完成,各省级单位在参与国家计划的同时,亦有相当余力可以调度。以广东为例,1953—1957年全省财政收入共计49.54亿元,同期地方财政支出19.95亿元。即便扣去上缴中央财政的部分,也当有相当盈余。再如江苏,同期财政收入扣除支出,也有27.5亿元的节余。

综上所述,到了五十年代中期,在全国一盘棋的大格局下,调动乃至激活地方的积极性,既是工作重心转移的必然结果,更是当时推进建设之急需。当然,要胜任调动地方工作的抓手,需得地方报纸有相当规模。而到此时,至少在省的层级,条件也已孕育成熟。1955年,邮电部门计划每期代发报纸数已达1075.22万份,全年累计19亿份。又据新华社同仁的说法,在这年年初,几乎全国所有大型日报基本完成了自己的记者网,其中不少提出要成为本省市的“消息总汇”。 因此,新华社新闻稿(平均每天六万多字)大部分没有被报纸采用。这也是他们提出要自己办《消息报》的直接原因。

二、省报的道路探索:以《山西日报》为主要案例

众所周知,毛泽东在提炼思路前,往往会对典型案例做充分了解。从信件内容看来,至晚到1958年初,已有几份地方报纸不仅做到了“各有特色”,而且进入了他的视线,还得到了认可。虽说究竟是哪几份,目前还无从考实。但从此后《新闻业务》(后更名《新闻战线》)对各省来稿的刊登情况看,很可能其中就有《山西日报》。据一之、艾岗所撰《山西日报十年》(1959年7月刊发),该报从1950年春季开始,就“根据省委指示,确定以首要篇幅报道人民群众生活劳动的状况”,接下来在1951—1958年间,他们又积极推进“通俗化方案和报纸考察制度”“改进和加强经济宣传”“学习用无产阶级政治家的观点来办报”三项工作。较之做了什么,更值得注意的是这篇文章的解释框架,那就是从一开始,《山西日报》就在有意地从增强指导性和地方性着眼,探索如何才能“办一张既适合城市,又适合农村需要的,能反映本身特点,有别于中央大报的地方报纸”。

如果说此文发表在毛泽东致刘、韦的信公开发布后,还有可能是后见之明。相较之下,时任山西省委第一书记的陶鲁笳发表在《新闻业务》1958年第4期(2月出刊)上的《党委要把机关报紧紧地掌握在自己手中》,更能说明该省在办报道路上的先行先试。据他的描叙,为了“紧紧将机关报掌握在自己手中”,早就由省委秘书长兼任省报总编辑。这里所说的,应该就是史纪言,他从1949年10月就开始担任《山西日报》社长,1955年3月出任省委秘书长和省委办公厅主任后,继续担任任日报总编(社长职位裁撤)。从这些职位的份量来看,说是“兼任”却也没错。而据陶鲁笳的说法,这绝不是暂时过渡,而是省委对组织体制的更改,“由过去委托宣传部领导,事实上是宣传部的一个工作部门,改为党委的一个工作部门,直接由党委来领导”。这样做的理由,他也谈得很详尽,“报纸是党委用来指导和组织全面工作的武器,所以在党委成员分工领导报纸时,最好由担负和掌握全局工作职务的成员来领导。所以,我们决定由省委秘书长兼任山西日报总编辑(这也由于人事条件适合的缘故),由省委第一书记分工直接领导报纸”。须知组织架构的制定和改变,在党内从来是头等大事。由此可见,山西省委的确早就对《中共中央关于改进报纸工作的决议》(1954年7月17日政治局通过)中提到的“各级党委应重视领导报刊的出版和发行工作”,做了自主性的探索,并试图将之制度化。

为何山西省委能在中央给定的空间内有所创制？陶鲁笳将史纪言继续担任省报主编描叙为“人事条件适合”。这一判断,其实也可概括此时的山西省委和《山西日报》。山西原就是老根据地,在太原解放(1949年4月)后,全省就已转为后方基地。因此,它从战时体制转入建设模式,要早于全国。还在1949年8月成立山西省委时,该省绝大部分地区就已建立地委和县委,党员总数25.64万人,在全省人口中的比例(2.4%)仅次于河北(2.7%)。而且山西省委的前身—太行、太岳、晋中三区委,都是以知识分子干部为骨干建立的。1953年省委班子稳定后,所有的书记和副书记都具有大学文化程度,在当时的全国并不多见。因此,因此在建国初期,山西省委向来长于相对独立的思考和决策。陶鲁笳在投身革命前,就有在大学学习的经历,是当时少有的知识型省委第一书记。至于《山西日报》骨干班底，更是从原华北局《人民日报》抽调而来,忠诚和技术都无可置疑。在此时的山西,诸多条件的同时出现的确有些偶然。但为他们在遵从中央权威的前提下,也从本省角度来审视和运用党报创造了有利环境。

当然,道路探索是否正确,仍得中央判断。也是在1958年2月,刘少奇在巡视山西期间,莅临了《山西日报》社,更确切地说,是它的食堂。他对食堂能用山药蛋制出数十种美食赞赏有加,指示要努力让“山药蛋和粮食平起平坐”。虽说刘少奇的赞扬是针对食堂而非《山西日报》,更不是省委在党报道路上的创制。但是,《山西日报》社对此机会的把握与运用相当充分,在这年3月5日食堂经验被《人民日报》转载后,他们马上以记者、编辑亦是“精神食粮的厨师”为发力点,以“一个普通的山药蛋可以做出如此琳琅满目的主副食品,我们有那么多来稿来信,为什么不能把报纸编得更加生动活泼、丰富多彩”为框架,在报社内部发起“学食堂、赶食堂”的运动。紧接着,又在1958年3月通过《新闻业务》向全国的兄弟省报发起挑战。挑战书的内容也颇具意味,它在总纲中即提出要“学人民(指人民日报,下同)、赶人民,和兄弟省报比先进。”在第九条“比经历管理”中又有“科室股组学食堂(指本报食堂,这个食堂的食品做得好,又节约粮食)”虽说“人民”仍被放在最前面,但所谓“赶”,也就意味着自己和“兄弟省报”对它并不必然事事亦步亦趋。这份挑战书虽然没有直接提及“地方性”,但第三条“比国际国内时事报道”里却有“编辑方法要‘三化’,地方、通俗和系统”。明确将“地方”提为时事报道的重要原则。截至1958年4月,至少12家省级机关报表示应战,情况可见表2。

表2 12家省报的应战目标

从表2实可管窥当年各家省报,乃至各省省委如何定位自己在同列中的位置,在这12家省报中,仅有4家提到《人民日报》,而且都是“学”,没有提“赶”,对比之下,更能看出《山西日报》的与众不同。但它们又大多既明示将以其他省报为对手,又彰显将满足本省需要。然而,到此时为止,即便参加了南宁会议的高级干部有所耳闻,但毛泽东致刘、韦的函件毕竟尚未公布。就此而言,相对自主的道路探索,在省报层级已蔚然成风。反倒是各家省报以《人民日报》的子刊为平台相互激励,极有可能引起了他的关注。须知毛泽东对是否,又在何时公开发表个人署名的文稿,从来都极其矜慎,更将时机把握地炉火纯青。譬如《论十大关系》,从1956年发表讲话,到1965年12月正式印发,沉淀了将近十年。由这封信从撰写到发布不到半年,应可想见他对地方报纸的道路探索相当赞许。

三、地方报纸的道路创制高潮:毛泽东致刘建勋、韦国清信公布的直接效应

暂且不谈毛泽东在此前后的系列讲话,对以后中央与地方的权责划分产生了怎样的深远影响。回到1958年下半年的历史现场,既然领袖的信件已经公开,态度又是如此鲜明。该不该重视地方报纸,又是否要在中央大报之外,还以其他地方报纸作为参照,答案不言自明。信中的“几个月”,也不止是给广西的时限。仅从1958年7月到1959年6月,就至少有曾希圣(安徽,1958年7月)吴芝圃(河南,1959年1月)、王任重(湖北,1959年1月)陶鲁笳(山西,1959年4月)、周林(贵州,1959年6月)五位省委第一书记,或是专门撰文,或是在该省省报创建十周年的聚会上详细阐述自己对省报的期待,以及所作的工作。此外如张平化(湖北)、邵式平(江西)、杨蔚屏(河南)、张承先(河北)、李范武(黑龙江)等虽非一把手,却也是省委书记的高官对此的论述更所在多有。虽说这些讲话论述未尽相同。但就对地方报纸的重视而言,也许表态本身就比说了什么更加重要。纵览其间过程,省委对省报的特色道路探索,以及中央对省报的重视,虽说在视角上前者反观自照,后者高处俯察,具体方案也未尽相同,但在举国上下既斗志昂扬,却又并无充足经验的气氛下,两股思潮的汇流却又自然而然。

当省委对省报的道路探索,既当有权更需负责成为共识,自然会引申出以下问题。首先,既然在服从全局的前提下,省报可以与中央大报不尽相同,更往其下是否可以照样？其次,如果更基层的层级尚无报纸,是否亦可办报,而且可以办得和省报也不完全一样？实际上,既然“地方报纸”得到中央的充分重视,它们在层级上的延伸和赋权也就顺理成章。虽说早在1950年代初就普遍设立了专区,但直到1975年版《中国人民共和国宪法》颁布前,它们还不是正式政区,地委与行署的实权也远不及后来的地级市委和市政府。因此,当对地方报纸的重视,或者往更深层次看,是对它承载的地方工作的重视成为共识,甚至近似硬性政策后,也必然带来党报的政策调适和机构变化,最集中的体现莫过于县报的迅速繁盛。据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研究所调研,到1958年9月,全国已有1200个县办起了县报。再据湖北省委宣传部介绍,最晚到1960年6月,该省所有县份都已设立县报。又据河南鲁山报社的说法,到1958年8月,该报发行量已达到8000份左右,全县共设读报组2700个。虽说笔者尚未查询到此时鲁山的人口数量,但从2016年该县人口数(94.64万人)和1958—2016年间河南人口增长幅度(4840万,9532万),仍可大致推算出此时《鲁山报》在本县的分布密度在15份/千人上下,应该说相当不低。也是在同一年,湖南《湘乡报》宣称,仅在过去两年就培养了900名通讯员。

在此基础上,县报又该怎样办,才能在上级划定的范围内,体现出本县的特色,从而成为县委眼中合格的县报？如果以对被划定政策解释的能动程为标尺,湖南的《南县报》堪称典型个案。还在1957年,湖南省委就给本省县报订下“小报小办”的方针,考其原意,是因为“(县报)刊期长,篇幅小,条件有限,一定要“小办”到了南县所属的常德专区,也只是添加了“县报要集中突出地宣传农业生产大跃进,要体现地方特点”。省委和地委给予的空间中规中矩,但也正因为并非格外明确,才给南县县委和《南县报》留下了大有所为的可能。首先,“小报小办”在县委第一书记王耀那里,就被诠释为要“从内容到形式进行一系列的革新。”这个诠释看起来空泛,但只要开张、篇幅不大,任何举措都可以被纳入这一框架。此时南县县委干脆把县委办公室和县报编辑部实质上合并了起来。“办公室的各种会议,我们都邀请县报人员参加,使报社能了解全县中心工作的动态；办公室还经常给报社提供报道线索,他们派调查研究工作组下去时,还帮助组织稿件。报社有时则协助办公室起草一些文件和报告。”事实上的机构合并,直接导致了信息流通体系的大变:“我们认为通过报纸来指导工作,要比通过县委办公室发内部通报、指示之类的东西有效的多”“我们全县很少发内部指示、通报,凡是可以公开的问题都在报上谈。我们明确地反复地告诉乡党委负责干部,南县报是县委的嘴巴,南县报的评论是代表县党委发言的。”

既然连组织架构都可调适,对地委的指示,南县县委和县报也就抓住“体现地方特点”来自主发挥。据《南县报》主编熊耀才的解释,“南县位于洞庭湖滨,全县土地五分之二以上是湖泊”“因此,我们除了抓稻谷生产外,在渔业生产的宣传上也花了不少篇幅,连续报道鱼苗繁殖和养殖技术,竭力在版面上体现“鱼米之乡”的特点”。须知“以粮为纲”的口号虽说是要到这年6月才被正式提出,但此前无论中共中央文件,还是最高层领导的讲话都多次强调粮食生产在农业中的首要地位。当然,熊耀才也试图把话说得周全,“以农业生产为宣传中心,也并不排斥在一定时期,以其他某项中心工作为宣传中心。如今后各县都要大搞工业,有的县已经在搞工业。显然,县报必须拨出大量篇幅来报道工业,这是完全必要的。总之,县报的报道中心,要依县委的中心工作为转移,和县委的工作步骤完全一致。”更重要的是,这篇文章的题目是《彻底解决办县报的方针问题》。所谓“彻底”,也就是说在他们当时的期待中,这样的运作模式将被长期地固定下来。

但是,我们今天能看到关于《南县报》的材料之所以为数不少,首先是因为在此时它恰恰是被《新闻业务》介绍和推广的典型。纵观当年的《新闻业务》等杂志,对县报经验的刊载高潮,也正是在1958年和1959年的上半年。除《南县报》,如《霍山日报》(安徽)、《海伦报》(黑龙江)等县报,也都或多或少也在架构上有所创设,不止是加大对本地事件的报道。该刊在1958年第9期,以《“南县报”工作经验特辑”》为通栏标题,一次编发了4篇来自南县县委和县报的经验总结。配发的“编者按”如此阐述这样做的意义:“湖南省南县报在南县县委直接领导下,坚决贯彻了省委提出的“小报小办”的方针,面向农民、面向生产,集中地指导全县中心工作,报纸办得很出色,成为南县县委指导工作的有力工具。”对照之下,不难看出编辑部对“南县经验”的诠释,与前引王耀、熊耀才其实并不一致。而且相信以其成员的眼力,不至于看不到这一点。虽说“南县报”为什么会成为典型,具体过程还难以考实,但依据典型生产的惯例来看,很可能是出于上级部门的推荐。诚如前文所述,此时的各级党组织对经济建设本无十足把握,。在这种情况下,哪怕下级部门创制力度颇大,只要与划定的范围并不明显冲突,不妨暂且让它们尝试。沿着这一思路,也就不难理解为何县报的热潮来得快,去得也快,因为虽说付出了相当的代价,但在此后不久,党和国家对经济和社会建设路径就摸索出了更具可行性的路径。随着不确定的减轻乃至消除,无论是地方党委还是地方报纸,也就势必进入新一轮的,经常性制度框架。

四、结语

通过以上探讨,应可看到《毛泽东同志给刘建勋、韦国清同志的信》无论是做于1958年初,还是公开发表于该年7月,都既承载了顺时应势的历史思考,也凝聚着对此前局部探索的关注和包容,还引发了进一步的摸索和尝试。而其间的过程,更体现了在坚持中央权威的前提下,全党在不同层级和地域之间的密切互动。作为执政模式的构成方面,党报模式以及它所蕴含的赋权结构,在根本架构始终稳定的同时,又不乏相机调适的空间和途径。从这个意义上讲,此番探讨似可从具体而微的侧面,来管窥整个体制内在包孕的强劲生机。

注释:

① 《毛泽东同志给刘建勋、韦国清同志的信》,《新闻业务》,1958年第13期。该函编入《毛泽东文集》第七卷时,按所署日期编列。除记述性文章,此前的相关研究可分为两种类型。第一类如陈玉《办好地方报纸的光辉指针——学习毛泽东同志〈新闻工作文选〉的一点感想》(《新闻通讯》,1984年第3期),基本上以信件内容为论证地方报纸重要性的依据。第二类以徐华东《毛泽东新闻思想研究》(大海海事大学2017年度博士学位论文,未刊)为代表,侧重于将其作为毛泽东思想的构成部分,从细读(close reading)的路径,探讨其内在理路。本文则是将其作为观念史的重要个案,试图从历史情境剖析其结构性的成因和效应。

②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一九五六年一月—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1页。虽说这份文件直到1965年才在党内正式下发,但至少高级干部应该都在当时就有传达。

③④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一九五六年一月—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45、370-371页。

⑤ 见于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9年10月-1966年5月)》,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3-29册。其中比较重要的有:《中共中央转发劳动部党组关于解决城市失业问题的意见的报告》(第23册,第470页)、《中共中央关于厂矿企业下放分级管理问题给河北省委的批复》(第25册,第17页)、《中共中央关于将中央管理的一部分干部委托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代管的通知》(第25册,第95-96页)、《中共中央关于在河北、广东、北京、上海进行试点,研究进一步改进税收管理体制的意见》(第27册,第244页)、《中共中央关于适当扩大专署权限问题的意见》(第27册,第248-249页)、《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地方工业问题的意见》(第27册,第273-274页)、《中共中央关于在发展中央工业和发展地方工业同时并举的方针下有关协作和平衡的几项规定》(第27册,第283-286页)、《中共中央关于企业、事业单位和技术力量下放的规定》(第28册,第126-129页)、《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教育事业管理权力下放问题的规定》(第28册,第295-298页)等。

⑥ 在多卷本《中国共产党组织资料》中,都将中央局、中央分局列为中央的派出机构。

⑦ 中共中央曾在1949年11月6日,专电华东局:“关于暂不建立华东人民政府而建立华东军政委员会以为过渡时期的政权机关及该委员会名单问题,陈、刘返沪后谅已转达我们的意见。现请你们迅即加以考虑并将具体名单于本月十五日前电告,以便连同华中及西北两项名单由中央作最后审定提交中央政府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建立华东军政委员会及人员名单问题给华东局的电报》,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9年10月-1966年5月)》第1册,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71页)电文中的“陈、刘”,即陈毅和刘晓。此后华中和华南一起设立中南军政委员会。

⑧ 资料来自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五卷·过渡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1949.10-1966.5)》,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

⑨ 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三卷·抗日战争时期(1937.7-1945.8)》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86页。

⑩ 此后,西北局建制基本无变化；1943年,太行分局并入北方局。1945年,华中局和山东分局合并为华东局；北方局撤销,晋察冀和晋冀鲁豫升格为中央局。同年,派出彭真、陈云、林彪等人设立东北局,派出徐向前等人设立鄂豫皖中央局,旋即改称中原局。1946年,中原局撤出中原根据地,停止工作。同年,南方局迁往南京,改称南京局,内战爆发后返回延安,编制在实际上撤销。1947年,设立内蒙古工作委员会。1948年,以邓小平等晋冀鲁豫南下干部恢复设立中原局；晋察冀、晋冀鲁豫合并成立华北局。1949年,以林彪等南下干部成立中南局,以邓小平等人设立西南局。中原局工作实际上停止。同年,恢复设立山东分局,内蒙古工委改称内蒙古分局,设立新疆分局和华南分局。内蒙古分局直属中央,山东、新疆、华南分局在日常事务上受华东、西北、中南分局领导。根据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四卷·解放战争时期(1945.9-1949.9) 》《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五卷·过渡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1949.10-1966.5)》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