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语偏向与“文化间性”:民族宗教报道的问题与路径*——基于人民网与新华网的抽样文本分析

时间：2024-09-03

■ 白贵甄巍然

(作者白贵系河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甄巍然系河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2012级博士研究生)

话语是指某种特定的现实生活中的语言活动，它既是一种表述方式，也是一种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话语在传播通道中流动。”①传播话语分析指针对媒体信息传播活动，围绕传播内容、传播方式与传播效果等一系列问题进行的研究。

一、研究背景、框架与方法

1.研究背景

由于网络空间的舆情引导日益成为传媒业界和学术研究界关注的焦点，党报系统作为主流媒体也纷纷构建自身的网络话语影响力。自2000年以来，政府先后确定新华网、人民网、中国网、国家在线、中国日报网站、央视国际网络、中青在线和中国经济网为中央重点新闻网站，并确定了24家地方重点新闻网站。目前我国网络媒体已发展为完整的“三个梯次”主流媒体格局:以新华网、人民网、央视国际等为代表的中央重点新闻网站;以千龙网、东方网、南方网为代表的地方重点新闻网站;以及省级中心城市的地方新闻网站。“重点新闻网站是网络‘主流媒体’已经是无可争辩的事实。”②

长期以来，在我国传统主流媒体上呈现的少数民族与宗教大多被看作为主流文化的“他者”形象，具有异文化的身份特征。从多元文化主义思想出发，在当前跨文化传播语境中不仅需要将族裔差异合法化，而且还需要推进民族文化、宗教文化的多样化。这是我们促进民族团结、维护国家统一与文化安全的需要，更是我们建设和谐社会、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的保障。因此，涉及民族的、宗教的事件及其作为多元文化的存在理应得到媒体更广泛的重视和报道，这也是推进我国媒体实施跨文化传播能力和素养的重要实践。

2.研究对象与框架预设

为了解和分析我国网络主流媒体在民族宗教报道方面的现状与问题，笔者选定作为中央级重点新闻网站的人民网与新华网近五年 (2009－2013年)所发布的民族、宗教新闻作为研究对象，在抽样统计、文本分析的基础上试图发现民族文化传播中所存在的问题。

研究话语的符号学家索绪尔聚焦于一个句子如何以复杂的方式被建构，以及句子的形式如何影响其意义，使符号中的能指与所指之间实现意指化的过程。罗兰·巴特将索氏的“意指化”界定为“意指化的第一个序列”—— “明示意”③，即符号的明显的常识性意义。同时，他提出意指化的第二序列中运作的三种方式—— “隐含意” “迷思” (myth)和“象征”，用以阐释意义是文本与其使用者之间相互协商和相互作用的过程。

本研究主要借用巴特话语意指化的两个序列中所涉及“明示意”“隐含意”“迷思”之内涵，依托文本进行话语实践的分析，旨在探究网络主流媒体民族、宗教报道中新闻话语呈现的特征。加之采用抽样统计本身即已抛却了研究对象与参照对象在范畴上量之比较，因此，笔者所预设的框架是紧紧围绕文本话语展开的:第一，从话语承载的内容属性来分析话语明示意，即我国网络主流媒体的民族、宗教报道大致可以分为哪几类?各类报道的比重如何?以此总结话语意指的偏重，并透视这种偏重本身意味着什么;第二，从抽样文本形式的话语表述中分析其能指，即通过文本中新闻话语的叙事方式来进行分类，不同类别的叙事体现了叙事主体的话语意指，从中透视主流媒体在民族、宗教报道中的报道立场与目的;第三，从抽样文本内容的具体话语表述中判断是否存在一定意味的“迷思”?这种“迷思”的背后又潜藏着什么样的话语意指?

通过以上三个层面的统计与分析构建本文的研究框架，以此来解构主流媒体在民族、宗教传播中的话语呈现，并以期从跨文化传播的视角探索新的民族宗教传播路径。

3.研究方法与具体实施过程

具体的抽样方式为:以百度搜索的人民网和新华网2009－2013年的新闻标题作为样本抽取的总体，按照年合成月的抽样方法，将一年的新闻总量通过在日期上的随机抽取而合成为一个月 (固定为30天)，五年共能够获得150天的样本数。然后再通过网络搜索确定这些日期内的相关新闻样本量。在网络搜索中，凡包含“某某族”(如傣族、苗族等)、“少数民族”等字样或是内容涉及少数民族的文章均纳入统计范围内。最后统计，人民网获得有效样本数为60篇，新华网为183篇。

按照同样的方法对两大网站所发布的宗教新闻也进行了抽样，凡包含“某某教” (如伊斯兰教、佛教)、“宗教”等字样的都纳入到统计范围，抽取了同样的150天新闻文本，获得有效样本数:人民网40篇，新华网94篇。

二、以跨文化为视角的文本分析:媒体话语的三种偏向

如若忽略政治层面的舆论引导功能，单从文化的层面来解读报道主体与报道对象的关系，那么，媒体的少数民族和宗教团体报道的实质是对文化“他者”呈现的过程。当然，媒体舆论引导和社会教化的作用无法忽略，因此，这种文化“他者”的呈现必然是在政治与文化的共同主导下进行的报道选择。通过对抽样文本的分析，我们试图管窥一个清晰的“他者”镜像，再去反思这种文化镜像是否偏离了文化本身?

1.话语秩序的“主导”化:民族宗教传播中的“单面性”呈现

依“拟态环境”理论所述，人们感知周围的世界大多是媒体所呈现的“拟态世界”，是经由媒体的主观选择和联想构建的独特意义空间。当代文化研究之父霍尔提出:联想意义与能指建构新的关系首先受到“主导文化秩序”④的限制，因为任何一种文化、社会都有着不同程度的封闭，其文化、社会和政治领域的秩序要“强行”推行到所有处在其中的每个人身上。“强行”的过程正是体现了话语 (特别是面向社会大众的话语)受制于某些主导性力量的结果，这个过程大多是隐性的、暗喻的。本文试图通过从新闻议题的选择上来分析少数民族报道与宗教报道是否存在一定的选题偏重，再通过对偏重的选题内容来判断网络主流媒体在呈现文化“他者”过程中是否存在一定的主导力量。

本文对人民网及新华网的民族报道样本进行了分类数据统计，大致分为三大类:政经类 (涉及政治事件、政治人物、政治会议与涉及少数民族地区或少数民族群体经济发展的报道)、文体类 (涉及少数民族文化活动、体育比赛、节日等的报道)、教育社会类(涉及少数民族地区或群体教育状况与少数民族的社会活动、社会影响的报道)如表1所示:

表1 主流网络媒体少数民族传播议题选择(单位:篇)

从表1中不难看出，两网的少数民族新闻在议题选择上体现出一定的偏向，两网的政经类新闻比例较大，分别占所有少数民族新闻的51.5%和49%，文体类新闻也有不小的比例。可以看出:一方面，政治经济类新闻属于主导类型，是民族传播话语选择的首要因素，这一因素在少数民族的媒体呈现中起着显著影响;另一方面，主流网络媒体也在一定程度上对少数民族的文化、社会、体育和教育等进行了报道，体现了在展示少数民族文化中话语选择有了多元的意味，但单从选题上看是否就体现出文化的多元传播?只有对非政治经济类报道进行文本的内容分析尚能作出判断，该问题在后面详细涉及。

对于笔者所抽样的宗教报道，在议题选择上也进行了一定类别的划分:政治类 (包括会议、政治学习、领导出席的活动等)、文化类 (介绍宗教历史、文化传统)、社会类 (宗教的社会活动及社会影响)、教育类 (宗教与教育相关的)，如表2所示:

相较于少数民族新闻，宗教新闻无论是从总量上，还是从各类型所占比例上，均出现明显的不均衡。通过分类可以明显地看到，主流媒体宗教报道更多地集中于政治类，议题选择上明显偏重政治类议题，分别是66%和53%。而在政治类报道中又以宗教组织参与、举办各种会议为主，文化和其他类型的比例相对很低。这表明:我国网络主流媒体是以政治因素为主导进行宗教话语选择的，而且大多数报道具有浓烈的政治色彩。同时，宗教话语选择中文化要素的影响较弱，更缺少一种文化差异性的体现。

表2 主流网络媒体宗教传播议题选择(单位:篇)

政治因素的主导作用在民族宗教类新闻中表现得非常突出，而“主导”，意味着“被挑选出来的解读”，即在这些解读内镌刻着制度、政治、意识形态的秩序，并使解读自身制度化。⑤显然，主流意识形态下的政治主导性建构了民族宗教传播话语秩序，民族报道体现为经济发展为先、文化教育其次。在经济和文化报道中，少数民族多被呈现为“被扶持”“被特殊照顾”“罕见稀有”等单面、粗浅的民族形象。而在宗教传播中政治主导性体现地尤为明显，这凸显了宗教的文化形态被其政治属性所遮蔽，其文化内质的传播自然受到控制。

2.话语主体的替代化:民族宗教传播中的隐匿式“亮相”

著名人文学者钱理群教授将话语方式分为三种:宣讲式 (或布道式)、对话式和独白式。⑥这种分类虽然更侧重于个体的话语选择，但既然话语方式是体现话语主体和话语内容的关系，那么也适用于传媒话语。传媒话语方式的实质就是对事件话语进行解读和诠释，其解读和诠释的方式即为传媒话语方式。它主要体现了一定的传媒立场和视角:是高高在上、一元同化的权威立场?还是同情弱者、允许差异的大众立场?是多元呈现的视角还是一元彰显的视角?

为了考察我国主流网络媒体对民族报道选择了怎样的话语方式，这种话语方式又有何利弊，本文对抽样的文本进行了话语方式分析，即从宣讲式、表态式、对话式三种角度进行分类统计。参见表3:

表3 主流网络媒体民族新闻的话语方式(单位:篇)

由表3可以看出，在话语方式上，以宣讲式和表态式话语方式为主，这种方式本身所体现的是媒体话语的官方化和立场的权威化。表态式的话语文本大多集中于一些少数民族地区的暴乱事件 (如2009年7·5事件)或全国性重要赛事 (如与奥运会有关的报道)。不管是自上而下的“领导视察”类动态报道，还是自下而上的民族区域基层的“表态”之声，都呈现一种政治性的、 “亮相式”的官民互动。但是，值得深思的是:一方面，宣讲式和表态式的话语方式其实暴露的是话语权的不平等，少数民族的话语权被替代了，在这两类报道中真正来自民众的声音被淹没，漂浮着的是“缺席的”民众;另一方面，与之对应的体现多元文化平等发展的对话式话语方式所占比例甚微，也充分表现了主流媒体在民族文化传播的立场和视角存在偏狭。

媒体新闻报道在叙述形式上主要涉及三种叙述策略:事实叙述、偏好叙述、认同叙述。事实叙述主要指强调一个事实，不管它是现在、过去或未来的事实。偏好叙述是以一种建议、祈使或命令的形式来报道。认同叙述则是以宗教信仰者身份的表明作为诉求。⑦两网宗教报道的叙述策略参见表4:

表4 主流网络媒体宗教报道的叙述方式(单位:篇)

从表4不难看出，网络主流媒体在叙述方式上明显呈现为中立的事实叙述，无论是事实叙述还是偏好叙述，报道主体都是站在文化他者的角度来呈现宗教文化，而缺少具有宗教身份主体的解读视角，这无疑是一种话语替代式报道。

3.话语能指的模糊化:民族形象传播中话语构成的不均衡

语言学上有“能指”和“所指”一对概念，按照语言学家们的划分，人们试图通过语言文字表达出来的称为“所指”，而实际表达出来的称为“能指”，二者的结合共同构成了一种语义。能指是我们通过自己的感官所把握的符号的物质形式，所指是符号使用者对符号所涉及对象所形成的心理概念。在民族宗教问题的新闻报道中，“能指”是民族、宗教事件或民族宗教文化活动，而“所指”即为报道者从民族宗教事务报道中试图呈现出来的概念及意义，包括文化差异性、各民族团结、民主自由等等。

依据一些学者关于官方媒体对少数民族形象构建的研究，长期以来，民族形象或者被定格为“贫困”“文盲”“迷信”等⑧，以此来体现汉族文化的优越;或者通过用“较弱”的性别——女性形象替代少数民族形象⑨，这类新闻报道无疑将少数民族形象以局部代替整体、以个体代替群体，将文化传统各具特色的少数民族形象具象化、类型化。国内学者也对该问题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研究，诸如单晓红提出主流媒体呈现出来的云南少数民族形象，大多是“能歌善舞”“天天过节”“落后的”“没有文化的、愚昧的、贫穷的”⑩。张媛基于对1979－2010年间《人民日报》民族报道的统计分析，提出该报“在少数民族报道态度上基本做到了中立客观” “以正面报道为主”，并总结了该报所主要呈现出的12种少数民族形象，按所占比例排名前四种分别是开放发展的形象、多彩的民族文化形象、受人捐助的形象与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的形象。⑪

对民族宗教报道进行话语分析可以帮助我们捕捉媒体在这类报道中所呈现出来的报道倾向，笔者将两网民族报道 (注:由于笔者抽样获得的宗教报道与民族形象构建相关性不高，因此没有将其作为分析对象。)在抽样文本中筛选出来关于“经济、文化、体育、社会、教育”五类的报道 (人民网52篇，新华网156篇)，通过统计新闻标题并参照新闻报道内容，发现这五类报道中在以下几个方面呈现出明显的不均衡性，见表5所示:

从表5不难看出，抽样的民族报道在话语构成上体现为明显的不均衡性，即正面报道多，负面报道少;群体描述多，个体呈现少;经验成就总结多，社会冲突呈现少;节日庆典纪念多，日常生活问题少。总体呈现出来的状况是媒体在民族报道中舆论引导多而媒体监督少。“能指”模糊而“所指”清晰，也就是报道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为了反映什么而报道，这种报道模式恰恰体现出一种狭隘的宣传性思维，是一种借助于新闻事件，表面上报道事件实则传播观点的宣传型模式，是以说教劝服为目的而非以文化呈现为主旨的。

表5 主流网络媒体民族报道中的话语构成(单位:篇)

当然，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我们需要考虑到国家统一、社会稳定和各民族的和谐共荣，从政治稳定和文化安全的角度来解释的话，就不难理解官方媒体所担负的宣传民族政策、正确引导民族地区舆论的重要职能。但反向思考，是否也正因为在舆论引导职能下形成的极端重视态度，所以导致了民族报道行为易陷于某种政治宣传的认识误区——少数民族与宗教领域被冠以政治意识形态的“雷区”——由此而使报道脱离民族文化生活本身而作为某种政治意义存在。从文化传播的角度来衡量，这种模式并不适合当前多元文化传播的需求。

三、反思:基于“文化间性”的民族宗教跨文化传播路径

文化间性 (interculturality)是从“主体间性”引伸过来的一个词，指的是“一种文化与他者际遇时交互作用、交互影响、交互错借的内在联系，它以承认差异、尊重他者为前提条件，以文化对话为根本，以沟通为旨归。”⑫文化间性不同于多元文化、文化杂合、文化融合等概念，而更强调差异与互动。从民族宗教的跨文化传播角度来看，文化间性体现的是一种民族相对主义，持有这种观点的人“不会用自身文化的价值观和标准来评判他人的文化，或是在与自己文化的比较上来评定其它文化，而是建立在自己的经历和同其它文化的互动之上。”⑬因此，在民族宗教报道的问题上主流媒体需要基于文化间性的立场进行文化层面的报道，以民族相对主义来代替我族中心主义。具体路径表现为:

1.实施文化分层传播，加大非政治文化层面的呈现力度

从文化构成的角度来看，宗教与民族具有“源”与“流”的关系，宗教中蕴含着能够从根本上制约和影响民族文化的思想意识要素，而这些意识要素又往往是民族个性的构成部分。因此，媒体从业人员要重构民族与宗教的关系认知，不能一味地从政治文化角度来解读和传播民族宗教文化，更不能将宗教冷漠搁置或“谈教色变”。在文化传播的实施层面，我们可以将文化分为多个层面，诸如包括政治文化层面、经济消费层面、日常交际层面、技艺风俗层面等等，主流媒体应当抛弃传播偏见，消除政治主导对文化多元呈现的支配作用，在不违背民族宗教政策的前提下，积极扩大民族宗教报道的张力和自由度，多在非政治文化的多元层面上进行立体、全面地报道，在文化语境而非政治语境中推动文化间的交流与发展。

2.转变新闻话语方式，重点呈现民族、宗教文化的自在状态

“话语有助于建构社会身份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同时话语类型往往把特殊事件变成日常事务，并使之自然化。”⑭新闻话语是构建社会认知的重要因子，宏观社会结构通过传播媒介等形塑社会认知，这种社会认知又影响到人们的社会构想、社会交往和实践，进而影响社会结构的形成与转变。这样社会认知就成为宏观结构与微观个体和群体行为的一个中介。⑮媒体从业人员要转变话语生产方式，根本的是要形成文化自在性的认知。无论是汉文化还是少数民族、宗教文化都具有自在发展的特性，因此，要以平等、包容、积极发展的心态，以对话代替宣讲，以呈现民族、宗教文化自在状态的方式构建民族、宗教文化全面而整体的社会认知。

3.搭建文化对接平台，开拓被报道主体的话语空间

“在现代世界每个人，就像他或她拥有一个性别一样，都能够、应该，并且将会拥有一个民族成员的身份。”⑯民族个体或信教民众的身份认同与其国家身份认同互为补充，任何单纯强调一方的观点都会割裂二者的统一性。最直接的方式就是搭建民族、宗教文化传播的多元平台，给更多具有少数民族身份的主体以话语表达的空间。“一些少数民族记者在报道民族典型时会比汉族记者更多地反映报道对象的民族特征，有时会更愿意多报道少数民族对汉族的帮助和贡献。”⑰因此，主流媒体在人才培养方面，要从跨文化传播的角度，积极吸纳并培养不同文化身份的传播主体，为其传播自身文化提供话语平台。诸如积极培养和放手重用少数民族新闻记者，开辟多样化的报道空间以加强文化呈现力度，这不失为保护并传承少数民族文化、促进文化多样化的有效传播途径。

注释:

① 李岩:《意识形态下的大众传播话语秩序——主导性话语与职业性话语共存现象分析》，《新闻与传播评论》，2004年10月，第19页。

② http://news.163.com/41108/6/14MA4QN30001124T.html

③ ［美］约翰·费斯克:《传播研究导论:过程与符号》，许静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8月第1版，第72－73页。

④⑤ ［英］斯图亚特·霍尔著:《编码，解码》，王广州译，载于罗钢等主编:《文化研究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45－358页。

⑥ http://data.book.hexun.com/chapter－1855－8－14.shtml.

⑦ 张媛:《模糊的“他者”:非民族地区的少数民族媒介形象再现——基于〈北京日报〉少数民族报道的分析(1979－2010)》，《浙江传媒学院学报》，2013年第1期。

⑧ Blum，S.D.(2001:85).Portraits of“primitives”:ordering human kinds in the Chinese nation.Lanham: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Inc.

⑨ Gladney，D.C.(1994).Representing nationality in China:refiguring majority/minority identities.Journal of Asian Studies，53(1)，35.

⑩ 单晓红:《新闻传播中的云南少数民族形象》，《大理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

⑪ 张媛:《官方媒体中的少数民族形象建构——基于〈人民日报〉少数民族报道的分析(1979－2010)》，《国际新闻界》，2013年8月。

⑫ 蔡熙:《关于文化间性的理论思考》，《大连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