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报道能否改变科学进程——对科学媒体化的反思

■ 贾鹤鹏 王大鹏 闫隽

媒体报道能否改变科学进程
——对科学媒体化的反思

■ 贾鹤鹏 王大鹏 闫隽

科学媒体化是近年来在科学传播领域广受关注的议题。本文梳理了媒体与科学关系的发展，阐述了科学媒体化提出的过程，并分析了科学媒体化的表现形式、科学媒体化对科学研究的影响以及它对科学传播的挑战，同时对科学媒体化进行了反思，提出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在开展科学传播的过程中应该利用科学媒体化现象促进科学传播的发展。

科学媒体化；科学传播；限时禁发；科学社会学

引 言

近年来，随着科学传播的发展，各国媒体对科学的报道不断增多。①科学家和科技政策制定者也越来越重视媒体报道。但与此同时，科学传播和科技研究的学者们也在担忧新闻报道对科学进程本身产生不当的影响和干涉。借用社会学已有的概念，他们把媒体与科学联系日益紧密的纽带以及科研的媒体导向称之为科学的媒体化（medialization），这一概念强调科学这一长期以来被认为独立于社会的知识领域，日益服从媒体喜好②；媒体追求轰动效果、与生活的相关性、戏剧化和争议的标准正在影响科学本身。③

科学媒体化的概念一经提出，迅速成为了科学传播领域研究科学与媒体关系的最热点议题。下面，本文拟通过对科学与媒体关系的发展、科学媒体化的表现和影响、以及这一现象对中国科学传播可能产生的影响进行分析和讨论。

一、科学与媒体关系的发展

尽管当今西方科学界普遍与媒体保持了良好关系，但这种“蜜月”关系并非与生俱来。美国科学史上就出现过科学家因为直接接受媒体采访而受到所在学会指责的案例。④实际上，这样的案例所体现的并非是科学家傲慢，而是科学共同体正在不断走向自治，不断发展出独立于社会的内部评判标准。

然而，20世纪80年代以来，面临不断升温的科学争议和公众对科学信任度的下降，科学界和政府决策者开始重视科学传播。以1985年英国皇家学会出版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公众理解科学》⑤报告以及同年英国科学促进会成立公众理解科学委员会为标志，科学传播开始成为西方科学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科研院所、科技期刊以及科学家团队都成为了科学传播工作的组成环节。

传统的科学传播工作在很大程度上仍然遵循着科学规范，并按照媒体需求对这些规范进行调整。例如，在信息发布的源头，主流科学界基本上遵循着“no paper，no news”（不发表论文，则不对新成果进行报道）的原则，也就是说，值得引起公众关注的科学信息，如果不首先在主流科学期刊上以论文的形式发表，是不会供媒体报道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科学论文在主流期刊上的发表往往要经过同行评议。论文的发表往往代表着其研究内容被同行所认可。在论文发表后，许多西方国家制定了多种机制鼓励科学家将成果与公众交流或者向媒体发布。例如，美国国家科学基金（NSF）就规定在某些领域，1%—5%的科研项目经费需要用于包括媒体报道在内的科学传播活动。

但媒体要求发稿时效性该怎么办？西方科学界与科学传播界在多年磨合后，建立了限时禁发制度（Embargo）来解决媒体对稿件时效性的要求与报道科学内容需要耗费更长时间之间的矛盾。限时禁发制度指的是科学界会事先发布重要研究成果给注册记者以供学习和请同行评议，但媒体不能在论文发表前报道该成果。⑥

随着媒体科学报道的增加，很多科学家抱怨媒体曲解科学或制造轰动效应。但实际上，多年的研究表明，科学新闻报道总体上处于被科学界控制的一种有利于科学的体制安排中。⑦

科学家也从科学报道中收益良多。例如，著名的《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发表的一项以该刊1978—1979年的论文为数据进行的研究发现，如果该刊的某篇论文被《纽约时报》报道，一年内它被引用的次数将增加72%。⑧

被引用量只是一个方面。很多科学家的研究被广泛报道后，也更加容易得到决策者的重视，更容易获得资助。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世界各大主要学术期刊都把向媒体推广自己的重要论文当成了工作重点之一。近年来，我国科学期刊也逐步开展这方面工作。

二、科学媒体化的表现

科学家、科技期刊及科研机构从媒体报道中收益良多，这才导致他们热衷于追逐热点领域以便获得媒体关注，进而才有了科学传播学者对科学媒体化的担忧。德国学者魏加特（Peter Weingart）指出，媒体化在有些领域，如政治领域，早已成为了现实，可以说现在没有哪位政治家能忽视媒体的存在。但科学，按照科学社会学家默顿（Robert Merton）的定义，具有普世、自我纠正的学术共同体（communism）、无私性和有组织批评四大基本特点，这些特点本该决定科学知识独立于社会其他系统存在，并以最严谨的方式追求真理。但科学媒体化却有可能使科学的这种超脱不复存在，并可能导致评判某一科学内容是非对错、重要性与否的标准由媒体喜好来决定。⑨

科学传播学者发现，以人类基因组工程这样的热点研究领域为例，大部分接受访谈的科学家都表示，他们具有媒体联系人并且非常在意媒体如何报道他们的研究。⑩而且，人类基因组工程的项目进展、活动安排和公共活动，无一不考虑到媒体的需求，媒体在这些科学事务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也有学者利用社会学的剧场理论——人类的传播行为主要是为了在人前表演和观看别人表演—来解释人类基因组工程中科学的媒体化，即项目的安排完全以通过媒体在观众面前“表演”为原则，包括决定哪些值得演，哪些只能是后台的工作不能向媒体开放。

在气候变化这一当今最为热点的科学领域，科学媒体化也很明显。一项对1000多名研究气候变化及相关领域的德国科学家所做的研究显示，67%的受调查科学家有职业的媒体联系人，82%的科学家表明媒体兴趣在他们作出科研决策时发挥了重要作用。（11）而另一项针对德国生命科学家的访谈研究则表明，生命科学领域的科学家非常在乎自己的工作是否能得到媒体关注，他们认为以媒体报道为表现的公众关注对其研究获得支持具有重要作用。（12）

三、科学媒体化的影响

学者对科学媒体化最大的担忧，在于随着科学工作者的媒体导向日增，他们是否会在判定科学工作的价值甚至是非问题时，受到媒体标准的影响，如时效性、轰动性、与民众生活的相关性等，而不是基于科学共同体自身的逻辑，如科学价值、同行认可等。

然而深入的访谈研究表明，情况似乎并不严重。在热点领域，如干细胞、流行病学、基因组和气候变化的议题上，科学家们的确很在乎媒体报道。但如果让他们在（小）同行评价和媒体报道之间进行选择，绝大多数科学家会认为同行认可更加重要，如果在两者矛盾时宁愿选择同行认可。不仅如此，科学家们会不断重新界定媒体与科学的边界，当媒体报道在特定科学问题上对科学标准构成了影响，他们会梳理问题，让其他没有受到影响的问题重新置于科学话语中。（13）科学家对待公众知名度的态度也经常模棱两可，经常采取一事一议的态度，在通过媒体报道收获知名度、带来好处的同时，总体上继续保持科学共同体内部的行事逻辑。（14）

一组研究者将科学媒体化的表现形式界定为媒体报道频繁而随着事件剧烈波动、媒体报道多样化（而非科学重要性一个维度）及媒体报道富有争议性这三个方面，在确定了这些标准后，他们对德国媒体的科学报道进行了测度，发现在干细胞领域可以清楚地发现科学媒体化的上述三大表现，在人类基因组项目中只能看到部分表象，而在中微子研究领域，则完全观测不到任何与科学媒体化的上述标准有关的现象。（15）这说明，科学媒体化是有条件的，在各个学科并不相同。

那么，科学媒体化是否也可能带来一些批判性学者们所期盼的对科学的更多反思呢？经验研究没有支持这个预期。科学媒体化确实导致对科学内容的报道大幅度增加，但科学记者们主要是渲染所报道科学的重大意义而不是对其进行质询。（16）他们往往利用科学家作为主要信源为科学立场进行辩护，而科学家也乐于配合。这种情况让观察者反思：记者渲染科学并非新鲜事，而（科学）媒体化的新颖之处在于，记者这么做得到了科学家的支持与合作。

迄今为止，学者们对科学媒体化的经验研究似乎是令人失望的，这些研究既无法证明科学媒体化对科学造成了认识论层面的改变，也没有表明在科学事务层面科学界的媒体导向颠覆了科学共同体的权威。既然如此，科学媒体化作为一种现象和趋势，是否有进行专门研究的必要呢？对于开始强调科学传播的中国，探讨科学媒体化的启示在哪里呢？

四、反思科学媒体化

尽管经验研究不能揭示科学媒体化非黑即白的效果，但对这种现象与趋势进行探讨仍然十分有必要，其核心要义在于，科学与媒体之间这种更加紧密的互动关系，究竟是否会在认识论层面上改变科学共同体的基本行为逻辑，还是不但不会达到那种程度，反而有助于科学传播的开展呢？而另一个需要探讨的重要议题是，在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科学界并不具有体制化的科学传播能力与惯例，我们究竟该如何认识和利用科学媒体化呢？

我们认为，科学媒体化虽然代表了科学与媒体空前的互动，但很明显，从认识论角度，这种互动不会改变科学共同体的基本行为逻辑和求真标准，因为媒体尽管会渲染或夸大特定科学的意义，但这种判断往往是建立在科学家结论的基础上，媒体自身是不会就科学意义进行断言的。而我们已经看到，尽管科学家们会越来越认为媒体重要，但他们最看重的仍然是同行认可。虽然决策者会受到媒体意见的影响，但科学共同体运作的原则仍然是同行评议，受到媒体报道影响后的科学进程可能程序有变、优先序不同，但在判断一个课题的资助与结题时，同行评议仍然是最重要的、无可替代的标准。

经验研究已经揭示，不同学科的媒体化情况完全不同。（17）对此的理解也不应该仅限于“科学媒体化还没有那么严重”这种自慰心理，而应该看到，决定媒体化程度不同的是媒体对该学科的关注度，而决定媒体关注度的又是该学科与公众的相关性。与公众生活紧密相关的学科，尤其是医学与健康领域，其学科发展的正当性本来就依赖于其对改变公众生活的承诺和对承诺的兑现，而这些领域更高程度的媒体化，恰恰代表了公众对这些承诺的关心。这并不意味着科学媒体化对科学知识造成了威胁。

这一点实际上也关系到发展中国家科学传播的研究与实践。如果说，在西方后工业社会，质疑科学已经成为社会的主流思潮之一的话，在像中国这样的高速进步的发展中国家，我们则既需要反思类似科学媒体化的现象是否造成了科学界不当的行为，也要探讨与西方社会不同的权力结构是否会让科学媒体化的表现有所不同。而在传统上政治话语（其表现为科学进展被体现为政治成就）远远压过科学共同体的自治性话语的中国，科学媒体化是会加重还是减轻这种权力对科学的优势地位？在进行这类批判性思维的同时，我们也要在技术层面上思考如何使用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推动科学媒体化，因为中国以及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科研机构还远远没有将媒体沟通机制化、常规化。研究科学媒体化的实务并进行理论反思，才能让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学者作为后来者既能利用科学媒体化带来的科学传播上的优势，又能尽量避免其负面作用。

注释：

① Baur M.Public Attention to Science 1820－2010－A‘Longue Durée’Picture.S.Rödder et al.（eds.），The Sciences’Media Connection-Public Communication and its Repercussions，Sociology of the Sciences Yearbook 28，Dordrecht：Springer，2012：pp.35－57.

② Rödder S.Science and the Mass Media－‘Medialization’as a New Perspective on an Intricate Relationship.Sociology Compass，2011，5（9）：pp.834－845.

③ Martina Franzen，Peter Weingart，Simone Rödder.Exploring the Impact of Science Communication on Scientific Knowledge Production：An Introduction.S.Rödder et al.（eds.），The Sciences’Media Connection-Public Communication and its Repercussions，Sociology of the Sciences Yearbook 28，Dordrecht：Springer，2012：pp.3－14.

④ Sharon Dunwoody.Science Journalism.Massimiano Bucchi，Brian Trench（eds）.Handbook of Public Communica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First Edition，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8：pp.15－26.

⑤ Royal Society.The 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London：Royal Society，1985；《公众理解科学（中译本）》，唐英英译，刘华杰校，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⑥ 贾鹤鹏、赵彦：《沟通科技期刊与大众传媒：意义、方法与挑战》，《中国科技期刊研究》，2008年第4期。

⑦ Lewenstein，B V.Science and the Media.Sheila Jasanoff，Gerald E.Markle，James G.Petersen＆Trevor Pinch（Eds.），Handbook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Thousand Oaks，Calif.：Sage，1995：pp.343－360.

⑧ Phillips D P，Kanter E J，Bednarczyk B et al.Importance of the lay press in the transmission of medical knowledge to the scientific community.The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1991，325（16）：pp.1180－1183.

⑨ Weingart P.Science and the media.Research Policy，1998，27（8）：pp.869－879.

⑩ Rödder S.Reassessing the concept of a medialization of science：a story from the“book of life”.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2009，18（4）：pp.452－463.

（11） Ivanova A，Schäfer M S，Schlichting I，Schmidt A.Is There a Medialization of Climate Science？Results From a Survey of German Climate Scientists.Science Communication，2013，35（5）：pp.626－653.

（12） Felt U，Fochler M.Re-ordering Epistemic Living Spaces：On the Tacit Governance Effects of the Public Communication of Science.S.Rödder et al.（eds.），The Sciences’Media Connection-Public Communication and its Repercussions，Sociology of the Sciences Yearbook 28，Dordrecht：Springer，2012：pp.133－154.

（13） Jung A.Medialization and Credibility：Paradoxical Effector（Re）-Stabilization of Boundaries？Epidemiology and Stem Cell Research in the Press.S.Rödder et al.（eds.），The Sciences’Media Connection-Public Communication and its Repercussions，Sociology of the Sciences Yearbook 28，Dordrecht：Springer，2012：pp.107－130.

（14） Rödder S.The Ambivalence of VisibleScientists.S.Rödder et al.（eds.），The Sciences’Media Connection-Public Communication and its Repercussions，Sociology of the Sciences Yearbook 28，Dordrecht：Springer，2012：pp.155－178.

（15） Rödder S，Schäfer M.Repercussion and resistance：An empirical study on the interrelation between science and mass media.Communications，

2010，35（3），pp.249－267.

（16） Elliott R.The Medialization of Regenerative Medicine：Frames and Metaphors in UK News Stories.S.Rödder et al.（eds.），The Sciences’Media Connection-Public Communication and its Repercussions，Sociology of the Sciences Yearbook 28，Dordrecht：Springer，2012：pp.87－106.

（17） 贾鹤鹏、刘振华：《科研宣传与大众传媒的脱节——对中国科研机构传播体制的定量和定性分析》，《科普研究》，2009年第4期。

（作者单位：贾鹤鹏：美国康乃尔大学传播学系；王大鹏：中国科普研究所媒体科技传播研究室；闫隽：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

【责任编辑：张国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