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美华人知识移民的文化心理变迁之路——跨文化心理学视域下的於梨华小说体系研究

宫 芳

内容提要 北美华文文学代表作家於梨华的创作生涯跨越半个世纪，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小说体系。在跨文化心理学的文化适应相关理论关照下，於梨华的小说体系呈现出明显的发展脉络：一条北美华人知识移民及其后代在生存状态与文化心理上的变迁之路，也是一条螺旋前进的文化适应之路。根据这一脉络的发展阶段，可将於梨华的小说体系划分为前后两个时期来研究，前期创作主要表现留学生和青年知识移民对西方文化由抗拒到接纳、对中华文化由乡愁到反思的文化心理；后期创作表现中老年知识移民及其后代逐步融入西方文化，并产生对中华文化的寻根意识，成为能够理性批判两种文化的较成熟的跨文化人。以连绵不断的文学创作，将知识移民及其后代在文化心理上的变迁过程持续而完整地展现出来，这是於梨华在海外华文文学史上独一无二的贡献。

於梨华的小说虽然题材形形色色，但作家的关注点始终集中于知识移民的生存体验，尤其是他们的婚姻和职场生活。“知识移民”这一概念是相对于社会底层移民而言的，他们大都有良好的教育背景，多以留学的方式进入他国，其中不少人经过努力达到中产阶级的经济水平。“知识是他们进入美国的动机，知识也是他们在美国的生存方式，是他们谋生美国并力图融入美国社会的生存手段；同时，知识还是他们反观母国文化，提出批判性反思的基础。”①作为知识移民的一分子，於梨华审视着身边的中国留学生和华人学者，也将自己的生活体验融入到创作之中。将她的小说连缀起来，可以看到一部北美华人知识移民及其后代在生存状态与文化心理上的变迁史。从文化心理学的角度来看，这是一条漫长曲折的文化适应之路。

纵观於梨华小说创作体系，可以清楚地看到知识移民跨文化适应的“压力—调整—成长”螺旋进程。在於梨华的小说中，这一螺旋式进程主要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留学生与青年知识移民阶段，第二阶段是中老年知识移民阶段。因此，我们可以将於梨华的小说体系划分为两个时期来研究，前期创作与后期创作。前期创作包括她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作品，主要表现留学生和青年知识移民的生活与回忆，代表作品有中篇小说集《也是秋天》、短篇小说集《雪地上的星星》、长篇小说《梦回青河》《变》《又见棕榈，又见棕榈》《考验》《傅家的儿女们》等；后期创作包括她20世纪80年代及以后的作品，主要表现中老年知识移民及其后代的生活，代表作品有短篇小说集《寻》《相见欢》《屏风后的女人》、长篇小说《一个天使的沉沦》《在离去与道别之间》《彼岸》等。

一、“留学生”的困境与乡愁

於梨华是一位“经验型”的作家，她的创作与自身经历难解难分，作品中的人物每每携着她自己和身边人的影子。从1953年初到美国，至1963年第一部小说《梦回青河》在台湾地区出版，她经历了背乡离井十年的迷惘岁月，自己形容是“从一个把梦顶在头上的大学生，到一个把梦捧在手中的留学生，到一个把梦踩在脚下的女人——家庭妇女”②。正是这十年郁结的心情转化为喷薄的创作激情，一发而不可收。1963年至1969年间，她陆续出版了4部长篇小说和4部中短篇小说集。其中1967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又见棕榈，又见棕榈》为她在海外华文文坛赢得较高声誉。小说中“没有根的一代”一说成为20世纪50至70年代知识移民的缩写。进入20世纪70年代，於梨华出版了《傅家的儿女》等3部长篇小说和《会场现行记》等2部短篇小说集，她笔下那些怀抱青春梦想的留学生在这时已成为青年学者，面临的是家庭和事业上的双重困扰。

1975的5月初至6月中旬，於梨华第一次访问中国大陆，“历经广州、北京、南京、上海、杭州，回到其故乡宁波，然后到桂林，再回到广州、香港”③。此后她又多次回中国大陆访问，笔锋也开始涉及祖国大陆的发展和百姓生活，写下了《新中国的女性》《三人行》等作品。中国今昔、中西社会的对比之下，於梨华对祖国充满赞誉与认同，也看到了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但短暂的印象尚不足以使她深刻理解和刻画中国的人与事。

在媒体前强调自己是中国人的於梨华，不仅思乡之情浓烈，更具有较强的文化反思意识。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梦回青河》就体现出这种反思精神。小说以作家的原乡记忆为基础，讲述了一个并不复杂的故事。宁波镇海老家的秀美风物令人难忘，但更难忘的是封建大家庭中的种种丑恶现象：溺爱亲子虐待继女的姨妈，留学回国却无所成就、好赌爱嫖的阿爸，对子女一味宽容却苛待下人的外婆，融纯真善良与自私狠毒于一体的少女定玉，还有腐朽家庭培养出的一批批寄生虫，中学里道貌岸然的男学监和荒淫无耻的女学生，活脱脱绘出一副副“丑陋的中国人”的面孔。

相比原乡记忆，於梨华更关注的是留学生来到异域之后的现实经历。美国文化人类学家奥伯格的文化休克理论认为，初入异文化的人存在着文化适应的四个阶段:蜜月期、危机期、恢复期和适应期。④於梨华笔下的留学生也陷入了这种文化适应的螺旋之中。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大陆尚未对外开放，留美的中国学生大多来自台湾或香港。台湾狭小的发展空间、崇洋的社会心理使得大多数台湾留学生选择毕业后留在美国。刚踏上美国这片土地，新鲜的风土人情、先进的物质文明令留学生们眼花缭乱，一切似乎都印证了他们来美前的种种幻想。

然而，度过蜜月期的留学生们，很快便迎来了文化适应的危机期，中西巨大的文化差异带来认同的困惑和灵魂的裂变，当时美国社会浓重的反华倾向和种族歧视更加剧了他们的生存困境。“和美国人在一起，你就感觉到你不是他们中的一个，他们起劲地谈政治、足球、拳击，你觉得那与你无关。他们谈他们的国家前途、学校前途，你觉得那是他们的事，而你完全是个陌生人。不管你个人的成就怎么样，不管你的英文讲得多流利，你还是外国人。”(《又见棕榈，又见棕榈》)这种落寞、凄凉的“圈外人”感觉是少数族裔难以融入居住国主流文化时的典型反应，在白先勇、吉铮、从甦等许多美华作家的留学生文学作品中都有体现。作为社会的“边缘人”，他们往往遭受事业、婚姻的双重挫折，感到压抑和迷茫。他乡难立足，想回去又怕损伤面子、辜负家人，无数留学生就这样成了无根的浮萍，飘零在海外。

处于心理抑郁期的移民往往对异文化产生抗拒心理，夸大异文化的缺点；同时在民族自尊心的驱使下，强调本民族文化的优秀之点，原本就多愁善感的知识分子更是会产生强烈的文化乡愁。在於梨华的小说里，遭受挫折的主人公常常将美国人的物质至上、个人主义、直率浅薄、人情淡漠、缺少深厚的历史传统等缺点通通放大，而对中国的一草一木都满怀思念之情。无论是美味的饮食、家人的关怀、邻里的温情、纯洁的初恋，还是秀美的山川、悠久的历史、东方情趣的人文艺术都令他们魂牵梦萦。《又见棕榈，又见棕榈》中天磊与佳利听中国唱片的情景就是典型的乡愁一幕。“那两句充满了相思、平顺又满是哀愁的‘万里长城万里长，长城外面是故乡’的词字一声声敲进他被忙碌的生活封锢起来的心，而又掏出了那些童年少年以及青年时代细碎的往事。他突然抑不住，而猛地低下了头，把脸放在手掌里。从指缝里又漏进来第二支歌《念故乡》，第三支《春夜洛城闻笛》，第四支古老遥远的《苏武牧羊》，这支歌使他尖锐地忆起他小时，他母亲在灯下一面缝衣服，一面哼‘苏武——牧羊北海边，雪地又冰天——’他坐在一边，一面听，一面做功课的情景。突然，手指挡不住，掌心盛不住的眼泪匆促地奔流下来”。虽然这个阶段的乡愁更多的是对原文化的情感认同，是一种理性成分较少的情绪宣泄，但这种情感却是人类最普遍真挚的情感之一，很能拨动读者的情感之弦，也是激发艺术家创作激情的深层动力。

想要从危机期走入恢复期并不容易，很多留学生试图从故国重游中汲取力量，於梨华早期的《又见棕榈，又见棕榈》《傅家的儿女们》等作品都描绘了主人公的返乡之旅。“过了走廊就是客厅，客厅里一套沙发，两只斗形藤椅，一张长圆短茶几，墙上一幅山水画，一付对联后面的廊上排了几张藤椅，后廊是一个小花园，铺着高丽草，种着菖蒲，一棵开着像丁香花似的树。”(《又见棕榈，又见棕榈》)这充满诗意的东方家园的确可以缓解他们精神上的焦虑，原乡文化起到了一定的疗伤作用。然而，移民回到本土时往往面临反向文化休克，会引起新一轮的精神痛苦和文化适应问题。故乡巨大的变化和自己被异域文化不同程度的同化都会令返乡之人难以适应。在於梨华的作品中，乡人好大喜功、心口不一、轻公重私、讲面子拉关系等文化心理，台湾地区社会崇洋媚外和封建守旧并行的风气，以及大陆现代化进程中种种不良现象都令主人公忧虑或反感，也激化了他们与家乡亲人间的矛盾，是去是留成为一个痛苦的抉择。

现实生活中，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的留学生大多选择留在异域，但是中西文化的思维方式、价值观、伦理、审美、习俗、语言等都存在巨大差异，加上难以消除的种族偏见，导致华人移民“融入的困难”，尤其是在婚恋和职场这两方面，这也是於梨华的两个主要创作题材。

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中国传统的思维习惯还有非常大的势力，这一传统也延续到了海外。跨文化的婚姻不仅难以被中国家庭接纳，在当时的美国也受主流文化的歧视，因此华人的择偶范围往往被限制在狭小的华人圈里，导致许多留学生难以找到合适的伴侣，在寂寞中虚度年华。小说《也是秋天》里陆正云与白人男孩迪克的结合，受到父母的百般阻挠，最终迪克被逼走，正云被逼疯。《雪地上的星星》中的罗梅卜抱着“要嫁戴了博士帽的中国人”的希望来到美国，转眼六年过去，韶华愁老，夫君难觅。《又见棕榈，又见棕榈》中的牟天磊虽然千辛万苦捧得了一顶博士帽，却找不到心仪的未婚女孩，只能将感情寄托于善解人意的有夫之妇身上。

婚姻难遂人意，青年知识移民的职场经历也很少一帆风顺。早在求学期间，语言的障碍、教育体制的差异、学业的繁重、经济的拮据、就业前景的黯淡就把留学生们压得喘不过气来，许多人无法坚持自己喜欢的学科，甚至被迫失学。当毕业走上职场之后，他们面临的是更大的挑战。“利己主义和功利主义原则的确定，商业社会经济活动中的利益冲突及商品价值的动态性，由于缺乏可以永久依赖的亲族组织或其他社会力量而产生的生存忧患……所有这些，都给西方人造成了一个激烈动荡的生存环境。”⑤而在讲究中庸之道的儒家文化社会中长大的中国青年，习惯了依亲傍友、随遇而安、谦让隐忍、一团和气，骤然被抛入这样陌生而残酷的环境中，除了文化上的不适应外，更面临着生存的危机。小说《考验》中的钟乐平夫妇就是典型的例子。名校工科博士毕业的钟乐平秉持着“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传统书生做派，不善社交，更缺乏政治手腕，尽管勤勤恳恳、业绩优秀，却一再被不同的学校解聘。最终他鼓足勇气，公开反抗白人系主任华诺的种族偏见和无端欺压，虽然保住了饭碗，却受到系里同事的孤立，只得另觅他途。他的妻子吴思羽则是众多女留学生的缩影。工作机会少、家务繁忙、儿女较多，使得无数华人女性大学毕业后成为家庭主妇，没有事业，也缺乏自主意识。虽身处女性主义高度发展的美国，头脑却受中国传统妇德思想的束缚，体现了华人女性自我认同和解放的艰难。

20世纪60年代后期，於梨华本人逐渐从家庭主妇的地位中解脱出来，坚持写作的同时在大学代课，1977年起担任学校的中文研究部主任。作家的心理变化也反映到其作品中，在於梨华1978年创作的《傅家的儿女》中，大姐如曼和二弟如俊虽然婚姻不如意，但都取得了硕士学位，拥有一份比较稳定的职业；大哥如杰和三弟如豪都已结婚生子，不愿再为遥遥无望的学位奋斗，转而计划从商；小妹如玉和小弟如华也不再像兄姐当年一样顺从父母陈旧的观念，而是勇敢地自主人生。这些经历了种种困难的海外学子，虽然还有很多不顺心，但都已经开始在异域扎下根来，给人以新鲜明朗的希望。

作为社会中的边缘族群，移民及其后代往往为自己的文化归属所困扰。“当一种族群文化意识到自己的存在，要发出自己的声音，张扬自己的个性时，就必须首先明确，自己的声音是一种什么样的声音，自己的个性是一种什么样的个性，这就导致对族群文化属性的追寻和建构。”⑥然而，对文化背景复杂的移民群体来说，定位和建构族群文化属性的努力，常常与支离破碎的现实发生冲突，导致归属感的缺失和文化适应的困难。於梨华对华人移民要求有所归属而终无所归属的困境有着深切的同情，在作品中予以充分的反映。可以说，於梨华留学生小说的中心主题，就是文化的归属和适应。东西方文化在她的前期作品里保持着二元对立的紧张关系，“融入的困难”成为最大的问题。

二、中老年知识移民的反思与寻根

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於梨华创作了《一个天使的沉沦》《彼岸》等3部长篇小说和《寻》《相见欢》《秋山又几重》等5部中短篇小说集，关注的焦点依然是美华知识移民的生活，但呈现出与前期不同的创作特点。作家亲身体验到中老年知识移民所面临的新问题，比如双重认同和落叶归根的问题，后代的成长和代际矛盾的问题，中华文化延续与全球化大潮的问题，这些都沿着时间的轨迹呈现在於梨华的笔下。她对中西文化的批判与认同也体现出年长者的理性与睿智，风格更加练达从容。回祖国经验的积累，使得於梨华后期的创作视野不停地在中国和美国之间游移。《寻》《相见欢》《屏风后的女人》等短篇小说集中，来自中国的华人知识分子在美国的经历和他们的亲人在故土的经历交织在一起，展现了不同地域的风土人情，也记录了不同时代的风云变幻。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陆的改革开放和世界的多元化、全球化趋势，大陆移民潮的到来和新移民文学的兴起，都对於梨华的创作产生较大影响。她的后期作品在表现文化冲突的同时也开始展示文化融合与共通的一面；在描写移民生活的内容中深化了对历史和人性的反思、对生命价值的追索。

於梨华的后期作品减少了前期作品浪漫感伤的情调，对中西文化都能做出较为客观的评价,对人性与社会的观察也更加深入。她笔下的中年知识移民也表现出这种心理特点。比如，短篇小说集《寻》的叙述人——开中国礼品店的老板娘江彩霞，便是这样一位中年女性。她用冷静而关切的目光打量着出现在她店里的形形色色的人物，尤其是华人。这里有保持着过时的海派风度的马二少和他那思想守旧、对儿子爱护过度的妻子爱默利；有一向艳俗实际、却禁不住对激情的渴望而与人私奔的医生妻子汪晶晶。作者以“旁观者清”的慧眼刻画出这些华人移民的内心矛盾和他们与周围环境的冲突，而不再沉浸于感同身受的情绪化表达。

这个阶段的於梨华对中华文化的反思也深入到了对国民劣根性的批判。古老的旧中国在她的笔下腐朽黑暗，千疮百孔，生活在其中的国民也令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尤其是那些被侮辱与被损害的旧女性。比如短篇小说《屏风后的女人》中的“我娘”，作为家族中地位低下的媳妇，她深受封建伦理束缚，在遭到流氓侵犯时既无力反抗、也不敢申诉，只能逆来顺受，最终被家人误解、无立锥之地。20世纪70年代中美关系解冻后，於梨华还三次回大陆探亲寻根，这些经历成为小说《三人行》《母女情》《寻找老伴》等作品的创作题材。於梨华热情洋溢地赞颂了祖国的新面貌，鼓励有识之士回国效力，同时也对国内浮躁狂热、急功近利的社会心态十分担忧，希望通过自己的作品予以劝诫。

知识移民在美国的现实生活在於梨华的笔下也进入了新的阶段，其婚姻家庭中浮现的最大危机便是代际矛盾。随着第一代移民进入中年，在美国出生的第二代华人也逐渐长大。孩子对移居国语言和文化的接纳速度通常远远超过父母，美国主流文化的影响也鼓励了青少年对自我独立的渴望，这对于重视权威和代际界限的华人家庭来说是很大的压力，导致亲子之间的冲突和疏离，尤其是在孩子的青春期。有研究发现，第一代华人移民的族群认同与个体自尊感呈正相关，但第二代中国移民(主要是青少年)就没有这种现象。第一代移民出生在中国的经历，使他“放大”了身份认同感与文化适应的关系。⑦第一代移民尽管已经有不同程度的本土化，但他们的中国认同往往是根深蒂固的；第二代华人则大多认为自己是美国人，中国认同较低，因此两代人之间常会发生冲突。华人家庭中的青少年不仅拥有美国同龄人的烦恼，还面临着两种文化之间的矛盾所带来的困扰。

於梨华探讨代际矛盾的作品，以20世纪90年代出版的长篇小说《一个天使的沉沦》为著。小说女主人公罗心玫出生于华人高级知识分子家庭，从小活泼可爱，拥有天使一般的笑容，却从6岁起就受到姑爹的性侵犯，愈演愈烈，却不能从观念传统的家庭和亲人处得到任何帮助，以致在21岁时愤然杀死姑爹，沦为阶下囚。罗心玫的遭遇既是人性恶的孽果，也是东西方文化的冲突与隔阂所造成的。西方个人主义社会倡导独立型家庭模式，这种模式倾向于培养子女的自主性和主动性，使他们在成年后能够依靠自己独立生活；而东方集体主义社会则多为依赖型家庭模式，倾向于对子女进行服从型导向的教育，代际之间存在很强的依赖性。⑧移民家庭如能吸收两种家庭模式的优点，将家庭的必要控制和子女的自主空间结合起来，便可形成跨文化心理学家心目中理想的现代家庭。然而不幸的是，罗心玫的家庭将这两种家庭模式的缺点结合在了一起。子女对父母比较依赖，缺乏自主性和独立能力，却得不到中国传统家庭中的亲密关爱；父母子女都以个人为中心，家族内部却维持着传统的长幼尊卑秩序，将未成年人的心理需求置于最底层，长辈的人格却不容置疑。这样畸形的家庭模式导致罗心玫在遭受侮辱时无人倾诉、无力反抗，在被父母断绝了经济来源时只能受制于曾经侵犯过她的姑爹，自暴自弃。同时，美国社会环境中的不良影响也在起作用，美国青少年的吸毒、酗酒、堕胎、性解放、暴力犯罪等问题都在她身上有所体现。在这部小说中，於梨华以冷静犀利的笔锋批判了东西方家庭模式和美国社会教育的缺陷，也揭示出了人性复杂与丑陋的一面。

婚姻家庭之外，於梨华的后期作品依然关注知识移民的职场生活。20世纪80年代以后，美国社会对东方移民的接受度不断提高，中国人在北美的生存环境大为改观，种族歧视的压力相对减小，华人知识移民在职场上面临的问题更多是自身的适应能力、文化心态、竞争策略等。这些问题在於梨华2002年完成的长篇小说《在离去与道别之间》中得到集中反映。小说中的女主人公——段次英和方如真是两种不同类型的华人知识分子，她们不自觉地将中国文化中的人际策略和处世方法应用到美国职场中，遭到现实的打击。段争强好胜、爱耍手段，方则淡泊名利、与世无争。段次英善于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关系”，利用单纯的方如真谋取东亚系主任职位、利用东方同事排挤西方竞争者、利用对她有好感的男人发展事业，甚至谄媚巴结白人上司。这些手段在初期似乎有效，但时间一长，她的精打细算和自私本性便被人识破，不得不黯然离开。而方如真碍于面子，出于华人之间的乡情，无私地帮助段次英，对她的跋扈一味隐忍，却差点被她排挤出学校，在同事的正义声援之下才保住了饭碗。显然，她也是一位失败者。由此看来，在西方文化的竞争环境中，不恰当地使用中国传统的生存策略可能会导致惨败。这是作者给予人们的警醒，也是对中国文化的反思。於梨华着力表现出的知识分子之间的这种勾心斗角，也并非仅仅局限于华人之间，而具有更普遍的人性意义。正如痖弦所说，“这部书的深层意涵，在于以人性的观点探讨知识与道德、学格与人格的关系，以及从心理学和社会学的角度去诠释士林百态，知识分子的伪善、矛盾及软弱。”⑨

於梨华晚年的作品体现出了一种丰满成熟的心理境界，风格沉静超脱，对东西方文化采取了双重认同的态度，能够较好地体认出不同文化和谐相通的一面。最能体现出於梨华晚年创作特点的是她2009年完成的长篇小说《彼岸》，这也是一部带有人生总结意味的著作。《彼岸》中，於梨华将笔触延伸到老年知识移民领域，描写了祖孙三代华人女性的人生。情节波澜不惊，笔调细致从容，宛如涓涓溪流，独有一种淡定安详之美。小说中的第一代移民何洛笛经历了西方社会常见的中年危机，离异再婚。再婚老伴去世后，虽然她也渴望像中国的老年人一样和子女生活在一起，但考虑到子女美国化的生活习惯，她主动要求搬入养老院并自己负担费用。她的女儿尚晴则经历了美国青少年常见的青春叛逆期，早婚早育，生活困顿，中年离婚后精神遭受很大打击。外孙女楚眉由祖母何洛笛抚育长大，是一个兼具中国女孩之温良恭顺和美国女孩之活泼开放的混血儿。小说的结尾，何洛笛检查出了胃癌，为了保持生活质量和老人的尊严，自主地选择了安乐死。大半生漂泊海外的游子，终于到达了人生的彼岸。

在这祖孙三代中，中年的尚晴是中西文化夹缝中生活失败的反面教材，而老年的何洛笛和青年的楚眉则突破了文化的障碍，活出了一份自在与精彩。经受了几十年西方文化洗礼的何洛笛，已经能够理性地接受和欣赏西方文化中的精华，而将中华文化精神内化为自身与众不同的品格与底蕴。她以宽容、超脱的心态渡过了婚姻、代沟、养老甚至死亡问题上的危机，重建了精神家园。而她的孙女楚眉并不为自己混血儿的身份所困扰，她的身上结合了东西方文化的优点，文化取向也多元而自由，俨然形成一种国际人的文化属性。然而，当从未到过中国的她遇见大陆来的男生冰雨时，顿时被深深吸引，感觉像是打开了一道通往另一个奇妙境界的大门，这体现出了华人后裔与中华文化之间剪不断的血脉联系。

在这部融入了於梨华几十年人生体验的小说中，祖孙三代之间洋溢着浓浓的亲情，既有中国式的依恋和互助，又有美国式的独立和自主。他们既尊重吸收美国文化，又保持着对中华文化的亲近感和归属感，这种双重认同的态度使得他们能够调和东西方文化矛盾冲突的一面，走向和谐融通的另一面。这是作者在饱经世事后所倡导的一种文化态度，也揭示出了全球化浪潮之下双重文化认同越来越广泛化的趋势。

三、结语：於梨华小说体系的独特贡献

於梨华是20世纪50至70年代旅美作家的代表，在海外华文文学史上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於梨华的创作生涯跨越半个世纪，延绵不断，其创作热情和精力在整个海外华文文学界都首屈一指，其作品在海内外享有较高声誉，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她的小说体系为海外华文文学史做出了独特贡献，具有审美、文化、社会等多重价值。

从1963年出版第一部长篇小说《梦回青河》起，到2009年出版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彼岸》，於梨华将知识移民及其后代在生存状态和文化心理上的变迁过程持续而完整地展现出来，这是她在海外华文文学史上独一无二的贡献。在跨文化心理学的视角下，於梨华小说体系的发展脉络得以更清晰地展现，也得到了更科学的阐释。

在这样独特的创作体系中，没有郁达夫、张资平小说中自虐自怜、精神变态的海外学子，也没有白先勇、丛甦等作家作品中的孤绝、颓废、荒诞气息，却充满了华人知识移民在无奈现实面前的生命力、人情味和执着精神。她作品中人物的发展轨迹是对外不断自我调试、逐步融入所在国主流社会，心灵深处却坚守着对中华文化的归属感和亲近感。这是一条华人知识移民在“本土化”之时“寻根”的坎坷心路，由几代华人接力完成，通往的将是异域人生的完满境界。於梨华对华人知识移民文化心理变迁的生动再现，不仅激起海外华人强烈的情感共鸣，也带给广大读者心灵的震撼和启迪。

①刘登翰：《双重经验的跨域书写——20世纪美华文学史论》，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10页。

②哈迎飞、吕若涵：《於梨华自传:人在旅途》，江苏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324页。

③朱双一：《“世界华文文学研究”学科创立前史——“保钓”后旅美华人的“新中国”认同热潮与文学交流》，《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17年第3期。

④Oberg K.CulturalShock:Adjustment to New Cultural Environments，PracticalAnthropology, 1960,7(3):177-182.

⑤徐行言：《中西文化比较》，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94页。

⑥[英]斯图尔特·霍尔：《文化身份与族裔散居》，罗钢、刘象愚：《文化研究读本》，中国社科出版社2000年版，第211—215页。

⑦刘伟等：《中国移民的文化适应研究综述》，《宁波大学学报》2014年第5期。

⑧[美]彼得·史密斯、[加]彭迈克等：《跨文化社会心理学》，严文华、权大勇等译，人民邮电出版社2009年版，第108—109页。

⑨痖弦：《於梨华小说中的校园经验——从留学生文学到北美版〈儒林外史〉》，参见於梨华《在离去与道别之间》，二十一世纪出版社2003年版，第8页。

⑩周颖菁：《近三十年中国大陆背景女作家的跨文化写作》，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6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