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域融合视角下《易经》之乾卦的英译文对比研究

姚 瑶 李 政

(合肥师范学院 外国语学院，安徽 合肥 230601)

《易经》是先人伟大的智慧结晶，伏羲作八卦，文王演周易，这本汇集推理运算、理性思维，且兼有人生哲理的文化遗产是中国道家和儒家文化的源头之作。书中包含许多中国文化元素，除了各种卦符、卦名、卦辞等，还有很多文化负载词，如何将这些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元素以及中国原始哲学思想通过译文，以准确传神的形式传递到世界，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国文化的精髓便成为许多汉学家以及国内学者的研究焦点。

早在17世纪P.Regis等传教士便将《易经》翻译成拉丁文，使其首次进入西方视野，而《易经》的英译版则于19世纪由Rev.T.Mclatchie首次翻译出版。不过，目前在西方世界最具影响力的英译版莫过于英国传教士理雅各(James Legge)的译本。理雅各在深入研究《易经》及相关易学著作后，参考P.Regis和T.Mclatchie的版本及若干其他译本后，于1882年出版了对后世影响深远的典范之作。而国内对《易经》的英译研究起点较晚，但发展较快，目前以汪榕培和罗志野为突出代表。本文从视域融合角度出发，选择理雅各、罗志野两位背景文化有差异的译者，以《易经》文本开篇之作——乾卦为例，探讨其与《易经》文本的视域融合，并产生新的视域融合。

一、视域融合与翻译

“视域融合”是阐释学代表人物伽达默尔的核心理念。“视域”是个体立足于某个点时可视的一切。伽达默尔将这个概念引入阐释学，认为人们在做出解释行为时，是带着“前见”与文本的“视域”进行碰撞，从而形成融合。“所谓前见，主要指代的是在理解事物之前，先行对事物进行的解释，是解释者在确立文本真正含义之前所作出的见解。”[1]而“视域融合”也不是一成不变的，相反，其是历史性和时代性的融合。任何视域都在发展变化，而历史文本视域需要被解释者扩展，赋予新的时代意义[2]。笔者认为，翻译就是一种跨语言的解释行为，译者作为解释者带着通过自身文化和经历等烙印所得到的“前见”，与文本的“视域”相接触，在把握文本意义的同时，不断进行新的“视域融合”，实现历史与时代、译者与文本的融合，同时通过译本，让读者与文本也实现新的“视域融合”。

二、视域融合视角下《易经》乾卦英译本问题

《易经》经文由六十四卦象构成，每一卦象都有卦名、卦辞、爻题和爻辞，虽以占卜言吉凶构其书之外形，但内容却涉及自然、人物、事件、行为、吉凶等多个方面。在中国文化中，“乾”代表“天”，神圣而令人敬畏，故乾卦是六十四卦中的首卦。《易经》反映了中国古代哲学思维方式，也体现了中国古典文化色彩。为了更好地阐释和对比译者与文本的视域融合，笔者将从形式与内容两方面，分别对文本和译本进行文化融合解析。

(一)乾卦的形式与内容

图1 乾卦中的易学词汇图解[3]

1.乾卦形式中的文化色彩

由图1可知，乾卦包含卦名、卦符和卦辞。卦符有两种基本元素：一长为“阳”(在爻题中以‘九’表示)，两短为“阴”(在爻题中以‘六’表示)，象征自然中的两极，生命孕育的开始，体现中国古代哲学简朴却博大的思想。乾卦的卦符为六长，表示六个“阳”，说明乾卦是至刚至阳的体现，因此，古代也将乾用于指代男性。而卦辞是对卦的具体解释，在乾卦中，“乾，元亨利贞”就是乾卦的卦辞。此外，乾卦还有爻题和爻辞，爻辞是对爻题的解释说明。而爻题中出现的初、二、三、四、五、上，叫做爻位，在卦符中自下而上分别对应相应的位置。所以，乾卦爻题中的“初九”对应于卦符中时，“初”表示其位于卦符中最后一行，“九”表示“阳爻”。乾卦及其后的坤卦与其他卦象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在于爻题中的“用”。“用”，假借为“通”，在乾卦中，所有六爻皆为阳爻，故而为通，因此，才有了“用九”。

乾卦内涵丰富，单从形式上即可窥见中国古代思想与文化的博大精深，因此，笔者认为在对乾卦的翻译中，在形式上也需要保留中国思想精髓与文化特色。

2.乾卦的内容及文化要素

要理解《易经》，重点要理解卦象的卦辞与爻辞。乾卦的卦辞提出了“元、亨、利、贞”四种德性。根据《子夏易传》的解释，“元、亨、利、贞”四种德性分别表示“始”“通”“利”“正”，而朱熹则将之理解为万物发展的四个阶段，“物生为元，长为亨，成而未全为利，成熟为贞”。不管哪种理解，乾卦都体现出对最初伟大而美好事物的敬畏，对其顺利、和谐、坚定发展的等待。而在爻辞的具体解释中，更能感受到这种思想的渗透。爻辞里的“龙”是文化负载词，在中国文化里龙既是令人敬畏的原始神物，又是人世间伟人的象征。“潜龙勿用”：龙潜水中，暗示要韬光养晦，此时不易有所作为；“见龙在田。利见大人”：龙现田间，易于见到大人。“大人”也是文化负载词，这里指代德才兼备的大人物。“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君子”也是文化负载词，这句爻辞说明君子需要时刻警惕，如此即使遇到险境可以化险为夷。“或跃在渊。无咎。”象征跃跃欲试，伺机而动的状态。“飞龙在天。利见大人”暗示机会终于到来，可以有一番作为。“亢龙有悔”说明物极必反的道理，告诫世人需要居安思危。至此可见，乾卦的前六个爻辞反映的正是一个从兴至衰的过程，既表现了按部就班发展的大趋势，同时也传递水满必溢的道理，而这些正是体现了卦辞中的意义。最后，“见群龙无首。吉”，更是劝诫世人，如若能做到超然物外，平等共处不强出头，自然就能吉祥顺利。

乾卦的语言简练，思想环环相扣，且文化负载词的含义丰富，这些思想内容无不体现古人的大智慧，在翻译过程中都需要细细品味、字字斟酌，力求把握精髓。

(二)理雅各与《易经》的视域融合

理雅各的《易经》译本因其时代性、严谨性和特色性而具有里程碑的意义。理雅各在早年通过研读《新约》，“掌握了评注解经的原则和批判性方法，这些方法日后对他解读中国典籍非常有帮助。”[4]后来，理雅各在认真研读众多中国古代典籍，充分了解中国文化后，以仅有的两版外文《易经》为参考，以自己的方式进行《易经》翻译。在译著中，理雅各特别使用“附注”和“括号补充(parentheses)”两种方式阐释其对原文的理解。这样的方法在表1乾卦中就有突出体现(附注部分在表1中省略)。

表1 理雅各《乾卦》翻译[5]97

理雅各对《易经》六十四个卦象在形式上基本采用相同的翻译方式，对原文本中的卦名、卦符、卦辞、爻题和爻辞都进行了翻译。但针对爻题的翻译，没有采用直译的方式，而以描述解释的特殊方式进行翻译。以乾卦为例，理雅各将爻题中的“九”(即表示“阳”)全部翻译为undivided，以此来表达阳爻在卦符中的一条直线形象，而所有的爻位(初、二、三、四、五、上)则依次被翻译为相应的序数词，同时其在附注里对“九”“六”“爻位”的基本概念作了解释，试图让西方读者能够理解这些中国元素。笔者认为，这种翻译方式虽然比较生动活泼，但不利于不了解易学奥妙的读者清晰地理解译文，尤其是思维方式与东方差异很大的西方读者，会觉得译文生涩难懂。此外，“用”这个乾卦和坤卦特有的用词，本身附有丰富的思想内涵，如果仅仅翻译成(The lines of this hexagram are all strong and undivided, as appears from) the use of the number line.虽然忠实于“用”的基本含义，但会丧失其中的思想内涵。

理雅各的乾卦译文在内容正确性上基本与原文一致，但“九二”和“九五”里出现的“利见大人”都被译为“It will be advantageous to meet with the great man.”的译法却需要进一步推敲。按照乾卦的卦辞之意，万事通畅也需有发展过程，九二中“利见大人”所处之时，尚为曙光初现，还不到完全崭露头角之际，而“九五”中“利见大人”，已是大人大展宏图之时，两者看似一样，其实内涵差异甚大，因而笔者认为，此处的翻译需要体现“初现”与“如日中天”的差别。

理雅各在翻译乾卦里“龙”“大人”“君子”三个文化负载词时均采用归化译法，分别被译为“dragon”“great man”“superior man”。“dragon” 在中西方文化中的内涵差异很大，而理雅各在翻译时虽然受“前见”影响，但也注意到两种文化内涵差异，所以，在附注里对龙的中国文化内涵，以及与“大人”“君子”之间的关系进行阐述：“‘The dragon’ is the symbol employed by the duke of Kâu to represent ‘the superior man’ and especially ‘the great man,’exhibiting the virtues or attributes characteristic of heaven.”[5]99虽然“大人”“君子”的词语内涵和文化色彩在翻译过程中有所遗失，但还是可以看到，理雅各在与原文本进行视域融合时，尽力保留源文化的特色。

(三)罗志野与《易经》的视域融合

罗志野是国内比较优秀的易经英译研究学者，曾于1995年出版《易经新译》，后经过适当修改于2017年出版《易经尚书英译》，本文便是选择这本书中乾卦的译文来探讨该译者与文本的视域融合。

表2 罗志野《乾卦》翻译[6]

首先从形式上来看，对《易经》六十四卦中的卦符与爻题这两个翻译难度较大的部分，罗志野采用与理雅各完全不同的方式来翻译，选择使用英文字母或数字来传递这些卦中蕴涵的古老意义。在其译作的前言部分，针对这些字母和数字的具体含义，罗志野作出了详细解释。罗志野将基本的八卦(乾、坤、震、巽、坎、离、艮、兑)用字母p、q或和数字1、2、3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达，六十四卦象因为是由这八卦两两相重而成，因而，可借助这些基本字母与数字组合进行表达；以表2乾卦为例，P代表乾，那么译文标题中出现的PP表示的就是卦符中的六条直线，即六个阳爻。而对于乾卦爻题中“初九”到“上九”的翻译，罗志野则以数字的方式进行诠释。如1091作为“初九”的对应翻译，除了包含原文本固有含义，实际上还补充了译者自身的理解。千位数“1”表示卦位，说明乾卦是六十四卦中第一卦，这是译者的增译。“9”代表“阳爻”，由于乾卦里的六爻皆为阳爻，因此该乾卦译文里的每一爻都有“9”。个位数“1”指代爻位，说明其位于六爻中最下方，其他爻位排法以此类推。不过，“用九”并未采用数字翻译，而是翻译为An integrated interpretation of Qian，译者从“用”字的总结功能出发，阐述了用九爻辞在整卦中的地位和作用。笔者认为，译者这种翻译方法的逻辑性很强，与《易经》理性思维的特点交相辉映，可比较清晰地展示出每一爻、每一卦的具体含义，利于读者理解，但细细品味后却感觉文字中潜藏的古代文化在这样的译法中有所缺失，读者很难从视觉上体验原汁原味的中国古代文化。

在文化负载词的翻译上，罗志野与理雅各有较大的差异。在“龙”“君子”的译法上，后者选择归化译法，而前者采用异化译法。在罗志野的译文中，分别译成“long”与“junzi”。由于“龙”的中西方文化色彩不同，在翻译时需要让读者了解两者之间的区别。所以，笔者认为，不论是异化还是归化译法，都需要对有文化涵义差异的词进行注解，解释其在源文化中的内涵。与“龙”不同，“君子”一词在西方找不到可以直接对应的词汇，其最初指代地位高的男性，后来深化为具备优秀道德品质的男性。理雅各将之翻译为“superior man”，表示在品质上、地位上更高的人，与“君子”的基本含义相吻合；但“君子”一词的内涵深度很广，只有言行举止，思想道德达到很高标准的人才能被称为君子，superior尚不足以涵盖“君子”一词的深度，而罗志野直接将其翻译为“junzi”并在前言中对词义进行详细说明，既让读者明白其字面意思，又能掌握其多重涵义。而在爻辞的翻译上，笔者认为罗志野对个别爻辞理解可能与原文有些出入，比如，“潜龙勿用”中出现“one who does not understand the long’s change or his own capacities”，让人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再如，“飞龙在天，利见大人”翻译成“The long that takes its wings appears in the sky, which will benefit him to meet the great man.”译文里“him”指代的是谁呢？是龙还是上文提到的人呢？笔者认为，龙是一种文化符号，是德才兼备的伟人的化身，真龙现身，就是伟人入世的象征。所以，这里的him无论是指龙还是人都是让人费解。最后，纵观罗志野的整篇乾卦译文，译者视域在与原文本视域的相互接触和融合过程中，对原文增添了许多个人的理解与感悟，使其译文产生很多新的意义，从而拉近了读者与译者的距离。

三、结论

《易经》是中国文化史上最古老、最重要的著作之一，书中包含大量蕴涵中国原始自然哲学思想的符号，体现了丰富的中国古代文化色彩，因而增加了译者对原文的理解和翻译难度。本文通过对比研究理雅各和罗志野的乾卦译文，探讨了两位译者如何结合“前见”与文本进行视域融合，并赋予原文本新的意义。相比较而言，理雅各的译文在内容上更忠实于原文，而罗志野的译文更多地加入了其主观理解。在文化负载词方面，罗志野的“异化”译法似乎更能保留词语的文化内涵。不过，在卦象形式的翻译上，两者都未能使读者在理解的基础上，把握原文本的文化特色。笔者认为，视域融合是历史与当代的融合，因此，在进行《易经》翻译时，也要结合当前的时代特点。在当代“文化输出”的思想下，《易经》中文化负载词和卦象形式都应该尽量保留中国古代文化的特色。笔者建议针对这两部分的翻译可以采用“拼音”+“注解”的方式，让西方读者既能理解，又能把握中华文化的精髓，从而真正实现文化走出去的理想，也实现读者与文本的新一轮视域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