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史》诸王表、传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高 磊

(淮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旅游学院，安徽 淮北 235000)

《明史》纂修是清初学术史、政治史上的重要事件，历时较长。其间人事关系复杂，记载阙误等问题难免随之产生。这就促使了历代学者不断对其展开反思。

当官修《明史》成书后，清儒开始对其进行研究和评论，肯定其长处，惟碍于“钦定”之名，多未敢直指殿本《明史》的不足，只限于对王鸿绪《明史稿》予以指摘。民国时期，以议修清史为契机，相关学者逐步展开了关于《明史》的系统研究，主要涉及《明史》纂修过程、《明史》纂修所存留的稿本、王鸿绪是否“攘窃”万斯同等论题。1949年以后，台湾地区承续前述论题的研究；大陆地区的《明史》研究工作先经历了近30年的相对沉寂，而后逐渐得到恢复和发展，对前述论题展开了进一步的讨论，同时，日渐注意个案研究与史学思想层面的讨论[1]。

宗藩是明代重要群体，其产生的问题是明廷要政之一。清修《明史》自不容回避这一话题，要考订明代宗藩之世系和事迹，统筹诸王表、传的编排问题。对此，历代学者或有专论，或在综论《明史》时有所涉及。

一、《明史·诸王世表》的纠谬补阙

《明史·诸王世表》在体例上本之《史记》《汉书》《新唐书》《宋史》诸书的诸王表或宗室表，折衷其短长，以郡王为下限，依次表列明代各支藩王的世系。

就笔者目力所及而言，关涉《明史·诸王世表》的专门研究多是考订之作。近人李晋华依据史语所所藏明崇祯十一年(1638)德王府奏进的《玉牒》底本，纠正《诸王世表》关于德王府一支世系的错误记载，重编德王府世系表，又参据史语所所藏崇祯时兵部档案，纠正王鸿绪《明史稿》、殿本《明史》纪、表所记崇祯十二年“德王由枢见执”一事的错误[2]。是为考订《诸王世表》的较早之作。嗣后，不少学者对其内容续有考订，其中最系统的当数黄云眉《明史考证》[3]、黄彰健《〈明史〉纂误》[4]及其续篇[5]，既对《诸王世表》订误补阙，又分别作了不同的工作，黄云眉援据明人文集，对《明史·诸王列传》所未详载的宗室人物，附著其事迹于表中相关条目之下；黄彰健就表中个别讹误之处的史源问题作了初步推论。此外，相关的订误之作主要集中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与近十年，如王宏凯[6]、梁曼容[7]、李鹏飞[8]对《诸王世表》的专门考订，黄明兰[9]、霍质彬[10]、刘克惠、任昉[11]、李森[12]依据出土墓志对《诸王世表》的纠谬，王兴亚[13]、孙凯[14]对某支藩王个案的考订，以及范沛淮[15]、苏晋予[16]的零星订误。其中，王宏凯、范沛淮、李鹏飞对表中个别讹误之处的史源作了初步考察；梁曼容基于点校本《诸王世表》的致误情况，指出不能过度倚赖《明实录》和王鸿绪《明史稿》来校改。

至若《明史·诸王世表》的体例、纂修情况等问题，自清中期至本世纪初叶，除曹铁曾简单评价其史料价值[17]63以外，学者多未作专门的论述和梳理，仅在综论《明史》诸表时略有涉及。清潘永季评价《明史》诸表，称之为“汉唐之亚”[18]211。近人陈守实[19]、黄云眉[20]论述《明史》诸表的流变情况，认为《明史》旧稿内13篇史表俱出于万斯同，经王鸿绪删改后，多有变动，惟《诸王世表》仍其旧。陈氏更进一步推论当王鸿绪删改以后，史表原文或幸存于万斯同《历代史表》一书中，至雍正间为《明史》馆重新采入，得还其旧。稍后，李晋华的《<明史>诸本卷数比较表》反映出《明史》诸表流变情况不尽如陈、黄二人所论，如《诸王世表》的卷数即存在变动情况[21]107。惟嗣后部分学者仍持与陈、黄二人论述相近的看法，如朱杰勤[22]、王宏凯[23]、许大龄[24]、朱端强[25]。孙卫国指出，《明史》诸表在体例上参考了王世贞《弇山堂别集》[26]。方祖猷考辨陈守实的观点，先缕析康熙间《明史》纂修相关记载，推论《明史》旧稿内诸表不出于万斯同；继考殿本《诸王世表》关涉南明诸王的书法，以其与万斯同修史主张不侔，认为殿本的诸表部分亦非由万斯同《补历代史表》割裂而来，唯“不排除张廷玉利用斯同《明史表》而在书法上予以篡改的可能性”[27]。屈宁认为，相较于《宋史》《元史》，《明史》对史表部分的恢复设置使其实现了体例层面的赅备，反映了清初历史编纂学对史表作用的重视[28]。迟至近10年来，《诸王世表》相关问题始间得到专门论述。段润秀考察纂修官万言所撰拟的《诸王世表叙》，认为万言关于明代分封制度、宗禄制度诸问题的见解颇为深刻，并取王稿、殿本的《诸王世表序》以相对勘，指出万言此序经几次小幅度的修改，为殿本所采用[29]201-203。徐茂彧更由此推论《诸王世表》经由万言撰拟、多人修改而定稿[30]。

二、《明史·诸王列传》的内容考订与体例

《明史》置《诸王列传》于《后妃列传》与元末群雄诸传中间，以分支为序，逐次叙述藩王与列朝未继位的太子，包括甲申以降先后立于南方的南明诸王。唯明太祖长子懿文太子、明世宗生父兴献王二人被冠以所追尊的帝号兴宗、睿宗，于《诸王列传》前别为一传。此外，《明史》还选择事业突出的下层宗室人物，将其附著于《诸王列传》各支之下。

相较于《明史·诸王世表》《明史·诸王列传》的研究情况有相似者，有不同者。

其相似者，《明史·诸王列传》内容记载之阙误亦累经学人之考订。黄云眉《明史考证》[31]与黄彰健《<明史>纂误续》[5]、《<明史考证攟逸>纠谬》[32]，都对《诸王列传》传文及乾隆年间的考证文字作了比较系统的订误，分析了传文对实录的袭用情况。黄云眉在考证的同时，还就传文所载明代宗藩制度和事件附著前人议论与自己见解，注明某事详见某书某处，为明代宗藩及相关问题的研究提供了启发，指示了门径。此外，相关的订误之作主要集中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与近5年，如黄明兰[9]、霍质彬[10]、刘克惠、刘毅[33]依据出土墓志对《诸王列传》的订误，候君明依据《国朝献征录》对《诸王列传》的纠谬[34]，王兴亚[13]、王世华[35]对某支藩王个案的考订，以及范沛潍的零星订误[36]。考证之余，范沛潍就传文内个别讹误之处作了初步的史源考察；刘毅分析了《诸王列传》的阙误特点，指出由于史料的不足征，《诸王列传》对各支末代藩王的记载多存在脱漏和错误的情况。

其不同者，《诸王列传》之体例问题自《明史》成书以后递为学人所讨论。清潘永季指出《明史》将藩王等宗室人物统叙于《后妃列传》之后，而不是将其分置于列朝诸臣传记之前[18]212。近人李晋华通过表列官修《明史》先后诸本的卷第异同，反映出《诸王列传》卷数在纂修中的变动情况，为相关问题的考察提供了参考[21]107-108。惟这种综论《诸王列传》体例特点的讨论并不多，更多的论说主要集中于其中某个具体问题，尤其关注两位追尊之帝和南明诸王的措置问题。关于前者，潘永季[18]212、赵翼[37]认为，《明史·兴宗传》《睿宗传》同《元史·睿宗拖雷传》、《裕宗真金传》等一样，是妥当的。潘永季同时指出《兴宗传》与同书《宰辅年表》之间存在史事分配失当的问题。李晋华认为《明史》对懿文太子、兴献王的立传安排本于汤斌的相关议论[21]15，郑天挺认为，《明史》的这一措置出于对朱彝尊、汤斌议论的折衷[38]。相较之下，李论欠允，郑论相对符合《明史》成书后的形态，惟《明史》纂修过程中朱、汤二人议论被采纳情况是否如其所论，俟考。段润秀讨论《明史》纂修期间前、后两位纂修官汤斌、汪由敦的修史主张，指出二人均主张仿《汉书·定陶共王传》例，将懿文太子、兴献王列于《诸王列传》内和不冠以帝号，同时，还考察了殿本对这一问题的实际措置，以之为允，且认为汤斌的建议得到了部分采用[29]81,246。

至若南明诸王的措置问题，潘永季[18]212、昭梿[39]比较了见于王稿、殿本不同卷第的南明诸王传记，分别从体例与内容详略的角度对王稿《三王列传》予以了肯定。朱希祖比勘了王鸿绪先后两次进呈本与殿本，指出康熙五十三年(1714)王鸿绪进呈本《明史列传稿》未立《三王列传》，亦未将南明诸王分系于各支始封藩王之后。推论康熙五十三年本的《诸王列传》或出于万斯同原稿，意在将南明诸王附入本纪或另成一史，而雍正元年(1723)王鸿绪进呈本、殿本对南明诸王的立传安排则出于谄媚清廷的意图[40]。黄云眉则将南明诸王未能附于本纪的缘由归结于清圣祖对史馆的隐寓钳制[20]。许大龄就雍正间南明诸王由专传被降格为附传的原因，作了类似推论[24]。曹铁认为，殿本将南明诸王分附各支始封藩王之后的做法是其缺陷之一[17]。与朱、黄、许将《明史》关涉南明诸王的书法笼统地归因于史臣谄媚、清廷忌讳不同，乔治忠[41]207-208、姜胜利[42]指出，乾隆中期以前清廷对明亡时间、南明政权性质的界定，是南明诸王仅得俦于列传和被冠以“伪”字的原因所在。乔治忠还考察了四库本《明史》的《诸王列传》，指出书中并未认真贯彻乾隆中期以后清高宗对南明政权性质的新界定，仅将福王政权去除“伪”称，对唐王、桂王政权则一仍旧贯[41]217。至于其中缘由，何冠彪、朱端强、方祖猷作了不同的推论，何冠彪认为，乾隆后期清高宗重新界定南明政权性质的用意并非出于对南明合法地位的真心承认，而仅在于用“以退为进”的手法来确定清初的正统地位[43]；朱端强认为乾隆后期改纂、考证《明史》的工作只是表面文章[44]；方祖猷认为，当《明史》改纂和考证的过程中清高宗的相关认识有所变化[27]。吴航缕析了《明史》纂修期间关于南明诸王书写体例的讨论和实际措置的前后变化，指出其中出现了纂修实践偏离馆臣讨论的情况，由议附南明诸王于《庄烈帝本纪》，到统叙南明福、唐、桂王于《诸王列传》之后，再到将其分附各支始封藩王之末。认为这种做法“体现出清朝官方弱化南明历史的政治企图与学术倾向”，并从专制皇权的角度探讨了其中缘由[45]。此前，何冠彪[43]、张丽珠[46]认为，这一变化的转折点或同康熙间《南山集》案相关。

此外，不少学者对《诸王列传》中其他篇第、章节也予以了一定的讨论。如建文帝诸子传记的去取问题，朱希祖通过对王鸿绪先后两次进呈本的对勘，考察了王鸿绪删削建文帝诸子传记的情况[40]。黄爱平取国图所藏敬慎堂钞本《明史列传稿》，同王鸿绪两次进呈本进行比勘，细化了关于王鸿绪删削建文帝诸子传记情况的认识[47]。

又如《朱睦·传》出入于《诸王列传》与《儒林列传》之间的问题，黄彰健由《古今图书集成》检得《明外史》旧本，比勘313卷本《明史纪传》、416卷本《明史》与该本的《朱睦·传》，认为《朱睦·传》原先被列入《诸王列传》中，后经两次改削，被移置《儒林列传》中[48]。段润秀将纂修官汪琬所撰拟的《拟明史列传》同殿本进行比勘，指出被汪琬列于《儒林列传》内的《朱睦·传》未获殿本采用[29]120。

又如官修《明史》先后诸本在序、赞中对明代藩王群体、分封制度的不同评价，乔治忠、杨艳秋考察了殿本、四库本《诸王列传》的论赞，指出乾隆后期的列传考证工作基于清世宗、高宗的相关见解，一改殿本在分封制问题上的模棱两可态度，对其予以了彻底否定[49]。然这几方面成果不免仅限于《明史》纂修某一环节。

三、总结与展望

综上所述，自清中期以降，前辈学人针对《明史》诸王表、传，已撰著了不少札记、论著，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如探讨《明史》诸王表、传的体例问题及其流变，考订其中的阙误。这些既有研究成果，为后人利用《明史》一书去研究明代宗藩史实，提供了参考。然而，除《诸王世表》之小序与《诸王列传》部分篇第外，以往研究对《明史》纂修期间诸王表、传体例和内容的前后变动情况，未进行较全面、较系统的梳理。

基于此，笔者拟就《明史》诸王表、传问题作如下的研究设计和展望：一是通过对勘官修《明史》先后诸本的诸王表、传，系统梳理其内容和体例在纂修中的流变情况，进而考察其史源；二是将《明史》诸王表、传的文本考察，同《明史》纂修期间清廷官方史学政策、史馆内外的修史议论相结合，深入认识修史前后诸王表、传体例与内容的因革增损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