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辩证法的变革——基于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两次评价

李婷婷

（杭州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杭州 311121）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中，马克思第一次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展开了系统性的批判。过去的研究通常把重点放在马克思对费尔巴哈和黑格尔辩证法评价中，但仅停留于此还不足以呈现马克思辩证法的变革，有必要厘清从《手稿》到《资本论》，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理解前后发生的变化。

一、批判与褒奖：对黑格尔辩证法的双重解读

在《手稿》里，马克思解读黑格尔辩证法之前，先评价了费尔巴哈对黑格尔辩证法批判。“费尔巴哈是唯一对黑格尔辩证法采取严肃的、批判的态度的人……他真正克服了旧哲学”[1]。马克思认为，其他青年黑格尔派成员对黑格尔的批判都没有脱离黑格尔的观点，在其批判的外观之下实为非批判的态度。只有费尔巴哈的批判是革命性的。由此可见，此时的马克思在总体上是赞同费尔巴哈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改造的。

但随后，马克思又指出了费尔巴哈的局限性在于：把否定之否定“仅仅看做哲学同自身的矛盾，看做在否定神学（超验性等等）之后又肯定神学的哲学，即同自身相对立而肯定神学的哲学”[1]。马克思认为费尔巴哈在批判黑格尔唯心论的同时把辩证法的否定性原则也一并抛弃了，他仅仅看到黑格尔哲学的神秘性，并认为黑格尔哲学是同其神学的相互否定。所谓否定之否定只不过是自我意识的圆圈式运动。费尔巴哈把多数精力用于寻找感性的、经验的主体，因此，他只看到黑格尔辩证法的唯心主义外观，而忽略了其包含的否定性原则。在马克思看来，这一原则正是黑格尔辩证法的主要成果，是正确表达人类历史客观规律必不可少的方面。

马克思从两个方面揭示黑格尔思辨哲学的双重错误：其一，黑格尔的哲学体系以逻辑学为起点，以绝对知识为终点。这种辩证法是头足倒置的，只能用逻辑去把握现实事物，把现实的东西看成是抽象的和被扬弃的，而把抽象的思维发展看成是现实的。因此，历史成了思维运动的产物，现实的历史反而作为异化的环节被扬弃了，最终都回归于抽象的绝对知识。总而言之，黑格尔“只是为这种历史的运动找到抽象的、逻辑的、思辨的表达”[1]。其二，黑格尔将人纳入抽象精神的运动中。在黑格尔的体系中，人是精神的外化物，“是精神的环节即思想本质”[1]，精神是人的真正的本质。

尽管如此，马克思既要否定黑格尔哲学的抽象性，也要肯定其批判性。黑格尔辩证法所包含着的否定性原则被马克思誉为一种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体现[1]。在这一点上，马克思超越了费尔巴哈而看到了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包含着否定的理解。“黑格尔把人的自我产生看作一个过程，把对象化看作失去对象，看作外化和这种外化的扬弃”[1]。黑格尔把人理解为劳动的结果，人的本质是通过劳动而生成的。尽管，黑格尔所谓的劳动只是一种“抽象的精神的劳动”，但他将劳动作为确证人的本质性活动，这一点是非常深刻的。马克思同样认为，人的本质的完成是有意识地自我对象化和自我扬弃的过程，这是辩证法的具体的形态，同时也是劳动辩证法。人通过劳动对象化自己的本质力量，人与自然界都在劳动中生产自己的本质，形成了自然史和人类史，也只有通过这种感性活动，历史才成为现实的历史。马克思对否定性原则的运用还体现在共产主义理论中。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不是预言，而是生成的，是私有财产的运动结果。追寻着辩证法，马克思找到了私有财产的积极意义，为共产主义赋予了现实的根基。

二、无意的矮化：人本主义的批判逻辑

在《手稿》里，马克思大体上是站在费尔巴哈的立场上去批判黑格尔辩证法的。由于马克思尚未转向系统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因此，他还无法对黑格尔辩证法作出更深刻的解读，却对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批判大加赞赏。

前文已经指出，费尔巴哈批判了黑格尔的绝对观念的思辨性，并主张以经验的方式来考察“人”，以唯物主义颠倒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恢复了唯物主义的权威。费尔巴哈认为应当直接从肯定的、现实的东西出发，才能最终复归于现实。马克思同样认为，自我意识的抽象性决定了其外化物也是抽象的。只有现实的个体才能成为主体，并通过自我外化的实践活动将自身对象化，从而创造出现实的对象和世界。在这点上，马克思显然要肯定费尔巴哈的实体的人的生活，而否定黑格尔的那种离开现实的人的被颠倒了的抽象历史活动[2]。由此，马克思在费尔巴哈的基础上，将抽象的自我意识替换为具体的人，脱去了辩证法的神秘外衣。

费尔巴哈证明了纯思辨的哲学思想不过是宗教的另一种存在方式，同样也是人的异化。马克思也把黑格尔哲学称为“虚假的实证主义”，因为“在扬弃例如宗教之后，在承认宗教是自我外化的产物之后，他仍然在作为宗教的宗教中找到自身的确证”[1]，换言之，黑格尔的绝对精神是一个“精制的上帝”，是撇开基督教之后在哲学上找到的另一种无所不能的化身。

在人的自然属性之外，费尔巴哈还看到了人的社会属性。但费尔巴哈的“人”是缺乏现实根基的，因此，这个“社会”还仅仅是个体自然形成的集合，带有强烈的直观性，他没有看到实践的在社会形成中的重要角色，因而，费尔巴哈的批判逻辑是人本主义的。但马克思却把这一点作为费尔巴哈的功绩。由此来看，此阶段的马克思还没有意识到“类”的抽象性，因为此阶段的马克思只是力求唯物主义地确证对象的客观性，尚未深入考察人与对象是通过何种要素联系在一起的。可见，当黑格尔把感性确定性的肯定指认为虚假现象时，马克思更加认可“从人的颠倒的虚假本质（上帝）回到人的真实本质(类关系)”的费尔巴哈的批判逻辑[2]。而从感性现实和物质实体出发，是无法透视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关系呈现出的“颠倒”的物化本质。

马克思虽然肯定黑格尔辩证法的否定性原则，但认为黑格尔没有看到劳动的消极面。马克思在《手稿》中意在指出黑格尔同时肯定了劳动的对象化与异化，但马克思在理论上仅通过异化的逻辑来串联现实和未来，预设共产主义和人的全面解放。因此，这种逻辑依然残留着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色彩，在现实性上是有所欠缺的。事实上，在资本主义社会，商品交换导致的人与人关系表现为物和物的关系。这种经济现实本身就是颠倒地呈现出来的，无法以感性的方式去把握。而黑格尔的颠倒的绝对抽象正好是对应于市民社会的颠倒的现实抽象的，并且这种颠倒是伴随着对象化而发生的，生产力的进步必然导致异化，即对象化与异化是同时发生的[2]。在这一点上，黑格尔的辩证法是非常深刻的，这也成为后期马克思的“两个绝不会”思想的雏形。

从上述几方面来看，在《手稿》时期，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从属于人本主义的逻辑，进而表明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理解还停留在浅层。

三、重构：辩证法是对资本主义现实的准确表达

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一书的导言中，马克思谈到黑格尔“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时指出，“黑格尔陷入幻觉，把实在理解为自我综合、自我深化和自我运动的思维的结果”[3]。马克思认为，黑格尔混淆了思维过程和具体的产生过程。《莱茵报》时期，青年马克思就已明白，唯心主义并不能触动现实，却以为自己克服了对象。既然哲学是对生活的反思，那么，哲学必然不能离开现实，否则就失去了其现实价值。因此，作为最初的前提而出现的不能是抽象的逻辑学，辩证法的载体也不能是绝对精神。抽象的辩证法只有成为现实的辩证法，才是有意义的。因此，马克思提出，要从具体的东西入手。而现实社会是从“抽象到现实”的平台。“因此，就是在理论方法上，主体，即社会，也必须始终作为前提浮现在表象面前”[3]。马克思认为，有必要对现实社会这个前提进行批判。

1858年，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书信中提到，“很愿意用两三个印张把黑格尔所发现的、但同时又加以神秘化的方法中所存在的合理的东西阐述一番，使一般人都能够理解”[4]。马克思所说的“合理的东西”就是辩证法，它是资本运动在理论上的演绎。但马克思并非生搬硬套地用辩证法来规定资本的运动，而是通过对资本运动规律的研究透视了辩证法的真正内涵。

马克思认为资本运动在以下三个方面与黑格尔辩证法有异曲同工之处。

其一，资本是主体。正如在黑格尔哲学中绝对精神占有主体地位，能够外化出现实世界一样，资本成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主体。在资本逻辑中，人依附于资本而成为其增殖的手段。而工人的劳动既表现为资本的财产，同时又受资本这个主体的支配。资本在自我增殖的过程中变换着各种形式，但永不消失，成为一种“普照的光”和“特殊的以太”，深刻影响着现代生活布局。

其二，资本运动也有着实体性和主体性。在《精神现象学》中，黑格尔说：“一切的关键在于，不仅把真相理解和表述为一个实体，而且同样也理解和表述为一个主体”[5]。马克思也认为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是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的统一[3]。一方面，劳动创造了物质财富，是资本的肉体形式，即实体的一面。另一方面，伴随劳动过程，价值发生了增殖，这种能动过程即主体的一面。资本的运动过程是资本的社会形式（即主体）不断吸纳并统摄物质内容（即实体）的过程，此即资本的“实体即主体”特征[6]。

其三，资本的否定性推动着自身加速运动。在黑格尔那里，实体通过自我否定而不断地向前发展，以此来表明自己同时也是主体。通过这样的运动，最终达到实存与本质的统一。与此相似，资本的运转也需要不断地自我否定。否则它将因为无法增殖而走向死亡。在这个过程中，资本突破了时间障碍形成了信用资本；突破了空间障碍，形成了空间资本。在马克思看来，资本的上述特性与辩证法的一般运动形式有很大的相似性。由此，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有了更具体而深刻的理论透视。

辩证法是透过现象看本质的思维。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剖析发现，工人靠劳动获得报酬的行为看似平等，但其背后却隐含着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以及劳动力的商品化。同样，商品交换这种有着平等的外观的活动却体现出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的不平等。资本的运行也是如此，在资本的肉体背后也隐含着资本的逐利性，必然导致社会分化。这种现象与本质的分离正是辩证法施展的平台。在《手稿》里，马克思曾批判国民经济学家的实体性思维，把应该加以批判的对象当成了不证自明的前提，因而无法透视其背后的本质。而黑格尔的辩证法“关注人们的具体的社会生活过程……是从现实生活中生发出来的，是立足于现实的……有生命力的实践批判，而不是空洞的理论批判”[7]，其深刻之处正在于，通过这种抽象的思维运动，却能够拨开现象界的层层迷雾，达到对历史的客观性的认识。

按照上述理解，资本似乎是绝对精神现实的翻版。但这种理解很容易将人们带入误区，即将资本的消极作用作为一个必然性结果而束手无策。事实上，资本逻辑与黑格尔辩证法仅仅具有结构相似性，马克思在揭露两者相似性的同时，也阐释了两者的差异，张梧将其归纳为三点：第一，黑格尔的“外化”是从特殊到一般再到个别的辩证形式的发展过程。而马克思的“物化”是一种颠倒与假象。货币原本是商品交换的产物，然而却颠倒地成为商品交换的前提。第二，在黑格尔的辩证法中，绝对精神的整个运动都遵循着一定的必然性。相对于偶然性来说，必然性有着逻辑的优先性。而马克思则相反，非常重视偶然性的作用。马克思曾说过，在商品转变为货币的形态中存在着一个“惊险的跳跃”，即强调偶然性对必然性的制约和影响。第三，在黑格尔那里，矛盾推动了绝对精神的自我运动，在运动的过程中，矛盾不断地被扬弃，最终在绝对精神的自我实现中实现理性与现实和解。马克思则认为，由于剥削剩余价值是资本运动的基础，因此，这一过程始终包含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它只会变换形式或转嫁到其他领域，但并不会消失[6]。

总而言之，黑格尔的辩证法在马克思的思想发展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对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影响是不可否认的。从《手稿》到《资本论》，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态度发生了转变，这是一个批判伴随着建构的过程，其批判过程就是马克思本身思想发展的缩影。直到《资本论》，马克思才意识到黑格尔辩证法是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一种无意识的表达。马克思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抛弃了黑格尔辩证法的抽象性而吸纳了其否定性的合理因素，彻底实现了对黑格尔辩证法的颠倒，确立了“合理形态”的辩证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