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区时期中共在才溪的意识形态建构及其当代启示

郭蔚霞

（中共上杭县委党校 科研室， 福建 上杭 364200）

中共十九大报告强调，“要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意识形态建设是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 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革命胜利的宝贵经验。 中国共产党从建党之日起便从未放松对意识形态领导权的争夺， 为了建立起自己的“话语”体系，在苏区时期更是把革命动员作为夺取意识形态领导权的有效路径。

才溪是闽西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 山区封闭的地理环境和落后的经济文化水平使得民众的思想安土守旧， 那么当年的中国共产党是如何让这些文化水平低、 保守观念根深蒂固的民众理解并接受自己的主张， 投身到革命之中并将落后的农村建设成为先进的革命根据地的？ 其间的原因纵然纷繁复杂， 但共产党通过强大的政治动员和文化感召所起到的作用却是不言自明的。有鉴于此，本文试图通过对才溪苏区的革命动员工作进行研究、分析，旨在探索其在中国共产党建构意识形态权力话语中的过程和作用。

一、才溪苏区意识形态的建构

安东尼奥·葛兰西（以下简称葛兰西）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之一。 他认为，“有机知识分子”、理论“常识化”和“市民社会”是无产阶级构建并夺取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基本要素。 纵观才溪苏区革命动员的过程也不难发现，中共正是以“有机知识分子”为主体、理论“常识化”为手段、“市民社会”为舞台，将自身的理念植入到革命动员的内容中去完成意识形态建构的。

（一）“有机知识分子”构筑革命话语体系

在葛兰西的理论中，“有机知识分子” 在建构并夺取意识形态领导权的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他们要为所服务的社会集团创立思想和理论， 进行意识形态上的合法性论证， 使该集团的存在和发展获得根据。

1927 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革命的重心由城市转向农村， 确立了建立苏维埃政权的革命道路。 革命策略的调整要求必须建构起新的革命话语以获得民众的支持和认同， 而首先要回答的就是“什么是革命” 的问题。 1930 年6 月毛泽东来到才溪。当时的才溪苏区组织机构已经健全，革命形势已然发展到新阶段。革命的口号天天喊，革命的标语随处可见，然而“革命”到底是什么，“革命根据地”又是什么？对于才溪民众而言脑子里还是一片空白。才溪人民世世代代都不会忘记毛泽东来到才溪第三天在调查会上的一席话， 毛泽东说∶“党领导穷人扎根闹革命的地方，工农大众支持红军打仗的后方基地，就叫‘革命根据地'。党要在农村建立许多根据地，这些根据地连接起来，不就是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了吗？像我和红军来到这里，你们敲锣打鼓欢迎我们，还送大米、猪肉、青菜慰劳我们，我们可以住下来，可以开会，可以工作，就是因为才溪是我们的根据地嘛”[1]。 毛泽东用生动活泼的语言来说明什么是“革命道路”和“革命根据地”的论述， 让革命从遥不可及的神台融入到了民众的生活之中。

阶级斗争是开展土地革命的主要手段， 中共意识形态的建构离不开对“阶级”的阐述。早在1925 年毛泽东就在《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中对中国社会存在的阶级和阶层进行了诠释与分析， 明确了敌我友这一革命的首要问题， 由此制订了正确的阶级斗争策略。 然而“阶级”对于才溪民众而言却是极为陌生的， 中国共产党充分明白这一点并巧妙地对革命话语进行转换。 1928 年春，李天富、罗化成在群众大会上说∶“我们广大工农群众不分男女老幼、姓氏性别，一定要团结起来，组织起来。要用自己的拳头打碎地主恶霸的脑袋……我们共产党人要领导全国人民改变天下，改造世界。 地主豪绅，封建势力统治了国家几千年，现在我们劳动人民该起来管天下的大事了”。这里不但成功地避开了对“阶级”一词的使用，而且将阶级的概念替换成了民众容易理解的语言来动员他们开展阶级斗争。是时，“贫富”也常被共产党用以表达“阶级”，正如才溪山歌中唱的∶“民国苦到今，十恶土豪绅，加捐又加税，穷人心不明”[2]。显然，在革命根据地创建初期，中国共产党用自己所构建的话语让民众明白了阶级划分的标准，理清了革命对象。

（二）理论“常识化”渗透群众日常生活

葛兰西指出， 有机知识分子的职能不仅在于提出一种体系化的思想和理论， 同时还要用这种意识形态教育、指导其他阶级或阶层，使其大众化为非知识阶层的“常识”，进而成为人民的思想与信仰形式[3]。也就是说，意识形态之所以具有让民众自觉“同意”的力量，就在于它将其内容“常识”化并与民众的日常实践融为一体。

为了让自身的意识形态走进群众， 中国共产党进行了一系列的探索。 1929 年6 月发布的《中共中央宣传工作决议案》专门提出∶“一切宣传工作，仍应尽可能的群众化，与群众日常生活联系起来”。 具体表现在针对一般群众的宣传工作，“党报需注意用图画及照片介绍国际与国内政治及工农斗争情形……篇幅不宜过长，内容不宜太繁复，最要能做到工农群众都能了解， 能普遍散发到成千成万的工农群众中去”。 这种“常识化”的宣传还被广泛运用到了标语、传单、新剧等各个领域。 为了使文化生活丰富多彩，才溪苏区成立了新剧团， 每逢圩天新剧团便在圩市上演出。 演出的戏、材料都是自己编写，把发生在群众生活中的典型事件与苏维埃政府发出的新号召相结合，“比如扩大红军、选举运动、春耕运动等，他们即速下去收集材料，编成故事，写成剧本，然后排练、演出”[4]。 这样的戏贴近现实，效果非常好。

解决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也是才溪苏维埃政府推动理论“常识化”的一项重要内容。 如果说随处可见的标语口号只是让民众从字面上了解了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宗旨和任务，那么苏维埃政权则在实践中将其渗透到了民众的生产生活里。比如，战事的频繁使才溪出现劳动力不足、耕牛农具缺乏的困难。针对这个问题，毛泽东给予高度关注，他指出“我们必须用力领导农民求得解决”[5]。在此情况下，以劳动互助社和耕牛合作社为基本形式的农业互助合作运动在才溪苏区蓬勃地开展起来， 有组织地调剂了劳动力和耕牛，民众的经济生活得到大大改善。 再如，才溪乡的雇农王绳器的房子被火烧了， 才溪乡苏主席王金行了解到这个情况后， 立即发动乡里群众献工献料，仅两天时间就帮他盖起了一座新房。王绳器非常感动， 在后来的扩红中把自己唯一的儿子送去当了红军。 这些至今流传在闽西土地上的苏区干部好作风的故事再次向我们证明， 革命道德实践对民心的导向胜过一切的宣传。 主动为群众生产生活服务，其最显著的效果是，苏维埃成了群众生活组织者，群众渐渐感觉到自己的生活已经离不开苏维埃了。

（三）“市民社会”成为思想文化传播主战场

葛兰西把国家分为政治社会和市民社会两个领域。政治社会是国家机关和政府活动领域；市民社会则是日常生活和意识形态领域，包括政党、工会、学校、教会等组织和新闻媒介、学术团体等机构。 他认为， 文化—意识形态的宣传教育是一种比政治强制更有效的统治， 现代国家应该充当市民社会的组织者、指导者和教育者。

在传统的农村，宗祠、庙宇、学堂、会社、圩市等都是民众的活动空间， 构成了传统农村的“市民社会”。 为了保证革命的开展，中国共产党对才溪乡村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造。一方面，通过经常性地开展破除封建迷信、反对祠堂庙宇的宣传解释工作，使社会风俗得到明显改变，女性缠足、婚姻买卖、祈拜神佛等封建习俗被取消；另一方面，建构起新的价值观念和社会关系。 在经济上，为解决劳动力问题，中共领导建立了农业互助合作社；为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建立起生产合作社；为防止“剪刀差”问题，建立起消费合作社等各类合作社商业组织。在文化方面，开办了劳动学校、夜校、识字班、平民小学、读报团等各类文化机构。 此外，还有农民协会、工会、少先队、儿童团、革命互济会等群团组织。这些新兴的社团替代了传统社会的关系空间，构建起新的“市民社会”。旧的“市民社会”被取代，新的“市民社会”迅速成为中国共产党传播思想文化的主战场，一场以“说服教育”为主要方式的思想文化运动在才溪苏区轰轰烈烈地展开。

首先，普及学校教育，发展才溪文化事业。 苏区的文化教育是为战争服务的。 1932 年9 月通过的《才溪区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的决议案》中作出了关于“加紧文化教育”的具体规定。 才溪区乡苏维埃政府要求“各乡文化委员会要经常召集会议，讨论文化进行工作……特别注意宣传青年妇女入校读书，本期最低限度大乡要介绍二人、 小乡一人以上到高级校读书”；“高、初级学校教员伙食费要比工作人员增加，以提高文化教育”[1]。 列宁小学的教材“除使用上级苏维埃教育部门下发的部分教材外， 区政府还要发动教员编写结合当时政治形势和符合儿童特点的教材”[3]。在这一文件的指导下，才溪人民掀起了识字学文化的高潮。 到1933 年11 月，上、下才溪日校已发展到9 所，夜校发展到12 所，识字班发展到50个，参加学文化的达到1 000 多人，成为全苏区文化教育的模范。

其次，扩大社会教育，推动苏区生活运动化。 才溪苏区的社会教育通常以党群组织为载体， 广泛而深入开展。有区苏维埃妇女联合会开展的“妇女解放运动”“扩红运动”，俱乐部组织的“识字扫盲运动”，互助合作社举办的“春耕夏耕运动”等。 林茂曾经这样回忆∶“乡里成立了赤卫军、少先队、儿童团和贫农团，25~45 岁参加赤卫军，16~24 岁参加少先队，10~15 岁参加儿童团，46 岁以上的老人参加贫农团。 当时的才溪乡，除了地主老财和反动分子以外，真是人不分男女老幼， 个个都在革命组织之中……我们都过着军事化生活，组织纪律性很强，每个星期点一次名，一个月会一次操，每逢‘五一'‘七一'还要进行军事比赛。至于听政治报告、革命歌谣比赛和讲革命形势的机会就更多了。 那时大造革命舆论工作做得非常好”[1]。以群团为载体的各类主题运动此起彼伏，源源不断地向民众输送着革命的口号和思想， 使民众重新建立起对新型群团组织的集体认同感和价值归属感。

经此，才溪农村呈现出新的景象，才溪民众在中国共产党潜移默化的灌输中也对革命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他们不再局限于物质上的满足，也转向关注政治地位和理想生活， 并以他们所建立起的革命信仰去尽忠国事。

二、才溪苏区时期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当代启示

意识形态工作是革命时期唤起工农百万的重要武器， 也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重大命题。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回顾才溪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的建构过程与经验， 对新形势下意识形态建设仍然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坚持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

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是党的建设的核心内容，事关党的执政地位的巩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成败。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同国民党进行意识形态领导权的争夺， 并取得了显著成效。 其在根据地创立发展过程中所显现出的强大动员能力和控制艺术， 不仅在闽西革命史上留下了重重的一笔， 还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党的意识形态建设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新形势下，国际上各种思潮交流交融交锋频繁， 国内社会思想文化多元多样多变趋势明显， 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变得更加尖锐复杂。***在2018 年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指出∶“坚持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要加强党对宣传思想工作的全面领导，旗帜鲜明坚持党管宣传、党管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是一个政党表达纲领、凝聚共识、组织动员、影响社会的重要工具。只有牢牢把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提高自身在国际中的话语权，向世界传播“中国声音”，传递“中国方案”，让世界真正了解中国才能反击西方对中国进行意识形态渗透与和平演变的政治意图， 才能抵制当前社会上存在的各种错误思潮， 更好地巩固和发展主流意识形态， 确保党和国家事业始终沿着正确方向胜利前进。

（二）重视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凝聚力和引领力是一种意识形态是否为民众所普遍认同的重要体现。才溪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正是通过开展最迫切的经济斗争并配合以思想政治上的动员赢得了广大民众的支持。 尤其是主力红军长征以后，当中国共产党的政权暂时隐退，才溪人民依然克服了难以想象的困难， 坚持着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最终创造了“二十年红旗不倒”的奇迹。这就足以说明中共所构建的意识形态得到了广大民众发自内心的认同，否则是绝不可能做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让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更加深入人心、 赢得群众是全党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 事实上， 当前中国意识形态安全面临诸多威胁和挑战的重要原因就在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和引领力不够。 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一是要坚持不懈抓好理论武装，切实用党的理论创新成果指导意识形态工作。 注重发挥知识分子和理论工作者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研究和创新作用，为他们施展才华创造条件、提供平台。二是要普及和传导党的最新理论成果，用科学理论引领实践发展。 理论的创立与创新并不意味着意识形态建设的完成，还要将其大众化普及化，用这种意识形态教育、指导民众，进而成为人民的思想与信仰形式。 要积极探索符合大众需求的意识形态传播方式和宣传手段，让党的理论创新有实感、有温度、接地气。三是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人民性是中国共产党的阶级本性， 人民是意识形态建设的价值主体和实践主体。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过程中，要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 把服务群众与教育群众结合起来，既解决实际问题又解决思想问题，使全体人民在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上紧紧团结在一起，凝聚成众志成城的磅礴力量。

（三）科学理性地对待意识形态斗争

一种模式被确立并为实践所论证之后， 我们总希望它能够始终行之有效，以达到一劳永逸的效果。然而，文化的变革与传播并非一日之功，不同的发展阶段会呈现出不同的问题。 在革命根据地创立与发展的各个阶段， 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建构时面临困境与挑战，或来自国民党的冲击，或源于动员艺术的局限，或受困于革命的复杂艰巨性。 为此，中国共产党进行了不懈的努力，既有如暴风骤雨式的呐喊，又给予和风细雨般的浸润，不断在实践中积累经验、纠正偏差。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意识形态建设的内容也相应发生变化。特别是当前受全球化浪潮冲击、 社会转型等因素的影响， 意识形态领域斗争不断出现新情况新矛盾新问题，这些都要求着我们要敢于正视自身的短板弱项，克服畏难情绪，积极应对挑战。各级领导干部要自觉担负起政治责任，提高意识形态工作能力。既要防止把一般性的意识形态斗争夸大为对抗， 又要防止对意识形态斗争漠然置之的现象发生， 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科学理性地对待意识形态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