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秀全对儒家文化的反叛与继承

魏 青

（青岛科技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山东 青岛 266061）

近代中国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历史阶段，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不断交流、碰撞。自幼接受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的洪秀全，在面对西方文化时茫然、无所适从。 4 次科举失败，使他开始怨恨传统文化，同时无意中接触到的《劝世良言》又促使他开始信奉拜上帝教， 由此开始了对儒家文化从信奉到反叛再到利用、继承的道路。

一、洪秀全对儒家文化的反叛

洪秀全出生于耕读世家，7 岁起在村中书塾上学，熟读“四书五经”及其他一些古籍。 他自幼好学，十二三岁就能熟练背诵“四书五经”。 在“学而优则仕”的儒家文化影响下，洪秀全自然而然地踏上了科举之路。 洪秀全经历过4 次（1828 年、1836 年、1837年、1843 年）科举失败后，对儒家文化产生了怨恨。苦闷中的洪秀全无意中翻阅《劝世良言》，被书中宣传的基督教教义所感动，萌发了信奉上帝、追求人人平等的观念。 洪秀全发现书中关于上帝的描写与自己在1837 年病中做的“怪梦”如出一辙，认为自己受上帝之命下凡诛妖，一气抛开了孔孟之书，不再做一名儒生而改信了基督教教义。

洪秀全自信仰上帝之后，便开始反对孔子，批判儒家文化，他对儒家文化的反叛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打倒偶像，拆毁庙宇

1843 年到1844 年， 洪秀全在家乡广东花县采取了激烈的破坏行为，“将馆中所立孔子、文昌，家中所立灶君一概除去”[1]。在洪秀全看来，拜上帝教就要信奉上帝为唯一真神， 不允许孔子及其他的偶像存在。 在儒家文化盛行的封建社会， 众人顶礼膜拜孔子，除去孔子的牌位是大不敬的行为，意味着对圣人的侮辱和亵渎。但洪秀全全然不顾，还说动好友冯云山同毁孔子的牌位， 改奉基督教， 并向乡亲传播教义。洪秀全在金田起义尤其是定都天京之后，更是变本加厉，太平军所到之处“逢庙宇无不拆毁，见神像从不跪拜”[2]。 洪秀全甚至在《太平天日》中写道,“天父上主皇上帝因责孔丘曰∶尔因何这样教人糊涂了事，致凡人不识朕，尔声名反大过于朕乎？ ”[3]洪秀全在上帝面前将“万世师表”的孔子威严扫地，这些行为还只是洪秀全反儒的开端，后续行为更是登峰造极。

（二）批判儒学，焚烧儒家书籍

在洪秀全看来， 反对儒家文化不仅要去除孔子牌位，打倒民众对孔子的偶像崇拜，以信奉上帝为唯一真神， 还应毁坏儒家文化传播的主要载体——儒家书籍，这样才能更深入地取得反孔实效。 1851 年金田起义之后，洪秀全下令将“四书五经”定为邪书，并进行大规模的破坏，“搜得藏书论担挑， 行过厕溷随手抛，抛之不及以火烧，烧之不及以水浇”[2]。 1853年定都天京后， 太平天国又明文规定∶“凡一切孔孟诸子百家妖书邪说尽行废除，皆不准买卖藏读，否则问罪也。 ”[4]

洪秀全的一系列反孔行为自然引起了传统文人的极大不满，“毁亵斯文，上天干怒”，要受“雷亟”[5]。忧心忡忡的曾国藩也认为，“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6]。洪秀全对儒家文化的破坏活动表面上看是太平天国在思想文化领域改造社会， 但实际上是洪秀全想利用拜上帝教推翻清朝统治。

（三）改革科举制度，自行开科取士

洪秀全先后4 次参加科举求取功名， 但结果都失败了。洪秀全愤恨儒家文化和科举制度，以致许下了自己以后要开科取士的“宏愿”， 而这一愿望在1853年得到实现。

洪秀全首先改革科举考试的内容。 由于拜上帝教是他动员民众、发动起义的思想武器，因此太平天国教育内容的核心是宣扬拜上帝教。 洪秀全下诏宣布“四书五经”不再是考试的内容，考试根据太平天国出版的书籍和打倒清政府的需要来命题， 士农工商都可以参加考试。 考试时间为太平天国领袖的生日。尽管太平天国的科举改了考试内容，实际上还是八股文体，并且考题比较简单，“即使没读过《圣经》，也一样可以胡诌几句。只是，太平天国特别的反儒举措，加上对士人始终不加信任，即使考取高名，也得不到高官，所以，他们的科举始终吸引不了多少士人加入”[7]。

二、洪秀全对儒家文化的继承

“在这个孔教和佛教的古老根据地，突然涌现了传播《圣经》的太平基督教，引起了当时广大知识分子的‘反感'。 ”[8]传统文人纷纷走向太平天国的对立面，这使得太平天国内部人才匮乏。太平天国在政治稳定后， 迫切需要一个能用来处理事务进而维护统治的思想工具， 而拜上帝教在中国近代社会注定无能为力， 这导致洪秀全对儒家文化由反叛走向继承。

（一）使用删改后的儒家经典

随着太平天国统治的逐渐稳定，1854 年3 月，杨秀清借天父下凡的名义说∶“四书十三经， 其中阐发天情性理者甚多，宣明齐家治国孝亲忠君之道，亦复不少。 故尔东王奏旨，请留其余他书，几有合乎正道忠孝者留之，近乎绮靡怪诞者去之。”[9]洪秀全顺水推舟采纳了杨秀清的建议， 对儒家文化的态度趋于缓和。

考虑到当时的社会环境， 洪秀全决定对儒家经典进行删改，经过删除、改动的儒家经典允许诵读。1854 年洪秀全设立了“删书衙”，组织人员根据拜上帝教教义对经书进行修订，删除其中涉及祖先、鬼神祭祀和偶像崇拜等内容。 《贼情汇纂》记载∶“贼本欲尽废六经、 四子书……癸丑四月杨秀清勿称天父下凡附体，云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此等尚非妖话，未便一概全废。 ”[10]此后，儒家经典得到诵读，儒家文化又得到传承。

（二）运用儒家制度

太平天国在建立自己的政权后， 必然要设计一系列的政治、军事、经济制度来进行管理。 拜上帝教究其本质是西方的基督教， 其教义与中国社会南辕北辙。太平天国要维护在中国的统治，在制度设计上不得不从儒家文化中借鉴、运用。

《天朝田亩制度》规定∶“凡分田，照人口，不论男妇，算其人口多寡，人多则多分，人寡则分寡，杂以九等。 ”[11]这一重新分配土地的办法，极大地激发了农民的积极性，但这一制度是从儒家经典《周礼》中借鉴来的，“《周礼》中有这样的土地分配方法∶上地养七人，而能胜任强劳力者为三人；中地养六人，可胜任强劳力者两家五人；下地养五人，可胜任强劳力者平均两家各二人。 这里的‘上地'‘中地'‘下地'各可再分上中下三等，因此，土地共分成‘九等'”[12]。 《天朝田亩制度》宣称要建立“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 有钱同使” 的社会也是来源于儒家的大同理想。 这些说明洪秀全的社会理想并没有脱离儒家文化的范围， 他自觉地运用儒家制度来巩固太平天国的统治。

（三）发展封建社会等级观念

洪秀全作为传统文人， 虽然后来疯狂地崇拜上帝，但是儒家文化对他的浸润是潜移默化的，其思想不可避免地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 并自然地表现在日常行为中， 最为明显的是洪秀全继承并发展了封建社会的等级观念，以及传统的“君权神授”思想。

洪秀全继承并强化了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度，这从太平天国主张“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妇妇”，反对“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不夫、妇不妇”可以看出[1]。太平天国的等级制度尤其森严，不同级别官员的服饰、轿撵、话语权等都有极为严格的区分，与清政府不相上下。 洪秀全还极力宣扬“君权神授”的思想，他把自己塑造成天父的次子，认为自己得到了上帝的庇护。 1851 年到1852 年，太平天国规定“君道”时说“一人首出正，万国定咸宁，王独操威柄”“生杀由天子，诸官莫得违”[11]，洪秀全树立了自己的绝对权威。

三、洪秀全对儒家文化由反叛到继承的原因

洪秀全对儒家文化的排斥、反叛从其1843 年落第开始，到1854 年设立“删书衙”结束，从信奉到反叛再到利用、继承，其中原因耐人寻味。

（一）实现政治梦想的需要

近代中国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阶段，西方先进思想和中国传统文化在交流、碰撞中对民众的思想形成了巨大冲击， 在中国传统文化大环境中成长的洪秀全也不可避免， 面对新奇的西方文化，他有些无所适从。而洪秀全对儒家文化的反叛只是他对科举屡次失败后内心不满的发泄，“更是为了实现自己内心深处皇权梦的一种手段策略”[13]。 也就是说，批判儒家文化、信奉拜上帝教只不过是洪秀全以另一种方式来实现自己的政治梦想。

（二）儒家思想的影响

儒家思想是当时社会的主流思想， 是清政府维护封建统治的思想工具。经过两千多年的风雨变迁，它依然屹立不倒，并且深藏于每个国人的心中。

洪秀全从小在村塾读书，学习的是“四书五经”，受儒家文化的熏陶影响很深。 他先后4 次参加科举考试，以求高中功名，但不幸的是都失败了，这才促使他开始拜上帝教。但是在他接触上帝之前，儒家思想早已浸润其头脑中。 所以，在儒家思想的支配下，他虽然反孔，但是又会不自觉地运用儒学。而且他的反孔意在打破对孔子的偶像崇拜， 让孔子给自己信奉的上帝腾地方， 并没有触及儒家文化的本质。 因此，在利用完拜上帝教发动群众起义，成为天国的君主之后，他又不自觉地回到了儒家文化的大阵营。

就当时的社会状况来说， 儒家文化在统治者及文人士大夫的推崇下，遍布封建社会的各个角落，人们深受儒家伦理道德观的浸润和洗礼。 对传统文人来说，他们从小学习的是“四书五经”，希望通过寒窗苦读，一朝科举中第走上仕途、光宗耀祖。 但是洪秀全改革了科举制度， 文人们走上人生巅峰的道路被他阻断， 自然产生极大怨恨。 洪秀全还除去孔子牌位，拆毁道观、寺庙，使民众失去了通过在寺院祈求、祷告寻求心理安慰得到精神寄托的场所。 洪秀全的反孔行为引起了传统文人和普通老百姓的强烈反感。 如此，洪秀全不得不转变态度，开始利用儒家思想。

（三）维护太平天国统治的需要

洪秀全将西方的基督教加以改造， 自创出一个拜上帝教，以此作为太平天国起义的思想工具。在拜上帝教的帮助下，太平军成功定都富庶的天京，占据了南方地区的半壁江山。经过连番奋勇作战，太平天国已然成立，那么该如何治理？继续以拜上帝教教义为范本吗？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洪秀全对儒家文化的排斥极大地冲击了老百姓的信仰，引发了大范围的不满，大多数优秀文人站到了太平天国的对立面，非常不利于社会的稳定。面对洪秀全排斥儒家文化的疯狂行为， 东王杨秀清认为洪秀全的这种排儒政策不利于太平天国的发展，他希望天王能从儒家文化中寻求有利于天国统治的思想。 1853 和1854 年， 他提出孔孟之道不可全废。1854 年3 月， 他借天父下凡的名义向洪秀全奏旨。杨秀清的这些努力使洪秀全开始转变对儒家文化的态度，狂热的焚书运动得以缓和，“删书衙”也得以设立。玕干王洪仁 在后期的太平天国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他认为拜上帝教不符合传统的封建社会，早已失去了原有的号召力，甚至阻碍了天国的发展。洪仁玕 认识到要改变这种情况， 就必须对拜上帝教教义进行修改，使其与儒家文化相融合，以提高拜上帝教的社会接受度。洪仁玕 不仅主张学习孔孟之道，还公开肯定儒学的价值。在他的努力下，洪秀全对儒家文化的态度得以改变。

拜上帝教是洪秀全阅读了《劝世良言》，又结合自己的“怪梦”创造出来的，具有鲜明西方色彩的拜上帝教在中国近代社会注定无能为力。 洪秀全虽然以拜上帝教为斗争工具， 但是作为脱胎于封建社会的一名知识分子， 他的思维始终摆脱不了封建伦理道德的束缚， 根深蒂固的传统儒家思想一直在支配着他。 因此，在太平天国建立之后，深藏于洪秀全内心中的传统儒家文化开始抬头，并逐步破土而出，成为天国的治理思想。

四、结语

综上所述， 洪秀全对儒家文化的态度由信奉到反叛再到继承发展，说明了农民运动的局限性。洪秀全虽然信奉拜上帝教， 但是骨子里还是传统的儒家思想，因此他一边毁掉孔子牌位，一边又在天国的官书中引用儒家思想；一边焚烧儒家书籍，一边又继承发扬儒家的伦理道德。 这种矛盾恰恰表明了农民运动的局限性， 太平天国激进的文化政策极大疏远了他们与恪守儒教精神的中国农业社会的关系， 以儒家文化为主流的中华文化是不可能被任何神权政治取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