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晓雯小说《好人宋没用》的小人物书写

邢玉茹

（安徽大学 文学院， 合肥 230031）

《好人宋没用》是“70 后”实力派作家任晓雯的力作，讲述一位苏北女人宋没用在上海艰辛打拼、忍辱负重、立足生根的故事。该书2017 年出版后，入选新浪2017 年度中国好书榜。目前，学界对《好人宋没用》 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宋没用的形象分析和其所遭受的物质摧残上， 而没有将宋没用的个体存在当作一个有所指涉的文学形象， 缺少对人物精神世界的分析及书写价值的探讨。

宋没用是作家任晓雯“浮生”系列中的一个小人物，“两千字意犹未尽，便写成了长篇”[1]。作家巧妙运用叙事视点、 叙事话语， 细致把握小人物的苦难生活，向读者呈现一系列小人物群像及其生存状态，揭开了被历史遮蔽的小人物坎坷患难的一生。

一、小人物书写的创作缘起

歌德说∶“我在观察事物之中， 总会注意它们的发生学过程，从而对它们可以得到最好的理解。”[2]为了更加准确地理解小说《好人宋没用》，从小说的创作缘起切入，是很有必要的。 任晓雯认为“即使最优秀的小说，也不过提供了另一个与现实同构的世界，这个世界，往往处理着现实中最卑微、低下、阴暗、扭曲的东西。这些东西，是人们不愿看到甚至可以忽略的。而小说，恰恰照亮了它们”[3]。基于这样的小说观，任晓雯有意识地选择社会底层的小人物，如渔民、商贩、拾荒者、车间主任、痴呆儿童，并施以爱和怜悯的现实主义关怀。 《好人宋没用》将笔触伸向苏北女人宋没用，主要有以下三重因素。

（一）缅怀亲人的夙愿

对于奶奶的缅怀是任晓雯写作这篇小说的内在动力，“多年来，一位老太太在我脑海中婆娑走动，挥之不散。 那是我的奶奶，浙江象山人，执拗、敏感、心地柔软。除此，我对她的个人际遇，几乎一无所知。那时我太年轻，没能怀着体恤之心去爱她。我虚构了宋没用， 部分出于对她的缅怀”[1]。 作为创作素材的奶奶，是“驱使作家投入文学创作，对整个创作过程起支配作用的或隐或现的意识”[4]， 宋没用的形象凝聚了奶奶的性格特点及作者对奶奶的情感。 宋没用为巧娘子一家祈祷，晚年开始理解母亲的打骂，种种行为都表现了她心地柔软的性格。 任晓雯在小说中流露出对宋没用的同情和怜爱， 也正是缅怀亲人的情感诉求。

（二）阅读兴趣的偏爱

个人阅读经验、阅读喜好会影响作家的创作。福楼拜的中篇小说《一颗单纯的心》描述了平凡厨娘费莉西泰用爱抵抗苦难的故事， 任晓雯对这部小说赞叹有加，她说∶“直至很久以后，我才能真正读懂，为何福楼拜将这位普通农村老太太鸡零狗碎的一生，与圣徒（《朱利安传奇》）、圣人（《希罗底亚》）的经历并称为《三故事》。 ”[1]她真正折服于文盲村妇费莉西泰的苦难故事，领悟了福楼拜创作的真谛，积极向福楼拜的传统致敬，创作由此展开。

（三）关注现实的悲悯情怀

任晓雯不止一次地表达想用小说照亮现实中卑微低下的东西， 探寻普通中国人如何回应苦难与死亡的想法。这种现实主义的创作态度和悲悯情怀，决定了她将笔触停留在磅礴历史中的小人物身上。“我们认为现实主义是一种古老的、 源远流长的艺术方法或艺术原则， 它的首要前提就是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真实地反映生活， 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5]《好人宋没用》就采用了这种方法，将宋没用置于上海的浮沉历史，塑造“耳聋，多话，皱皱巴巴”的小人物形象，在展示疲于奔命、艰难生活，一步步实现仁善的小人物生命故事中，关注现实，探讨生存意义。

二、小人物的形象建构

（一）小人物群像概述

任晓雯说∶“我写这本近35 万字的作品，就是为了书写一个人，书写一个叫宋没用的女人。”[6]作家基于探寻小人物的生活及精神世界的写作意图， 用白描手法掠过风云变幻的几十年， 聚焦于历史中寂寂无名的小人物。

宋没用是贯穿小说的社会底层小人物， 少年丧父丧母，青年丧夫，晚年丧女。在上海疲于奔命，艰难立足。物质、精神的重压像喷涌的洪水，滚滚而来，此消彼长。摆脱了沦为社会流浪者的不幸，转身成为传统旧社会的童养媳；靠生育获得家庭的地位，又因物质的诱惑和纯真的仁善卷入丧夫流浪的厄运； 建国后的物质生活日渐好转， 却又因为儿女鸡零狗碎的家庭矛盾，彻底从宋梅用变回了宋没用。

小说围绕着宋没用， 勾勒出一系列为生存而忙碌的小人物。为了养活妻儿，愿意干挑夫、更夫、拉粪工、澡堂临时工、车夫等各种脏活累活，最后在酒精中失去心智的父亲榔头；因为“大丫头一走，这家就塌了一半”而迟迟不被允婚的大姐[7]，身体透支，成为瘟疫的受害者；迫于生计，在“钢窗蜡地”的花园里弄做姨娘的二姐；孑然一身，饱受饥饿困顿，最后因贪吃拌过氟力酰胺的花生粒， 而疯癫丧命的大哥宋大福；丧夫丧子，独自一人守住老虎灶，养育小儿子的婆婆杨赵氏；仁善有爱，却惨遭批斗的东家佘太太。艺术的根本基点在底层在民间，《好人宋没用》 挖掘了底层民间鸡零狗碎的家庭生活， 艺术地描写了人们在生活重压下的百般姿态， 塑造了一幅小人物群像。

（二）小人物的生存状况

以宋没用为核心的小人物群体，辛酸是常态，物质匮乏是第一道屏障。 小说中的小人物可以分为以下几类∶因为物质贫困而失去生命的，包括宋没用父母、大姐和药水弄的底层民众；因为物质贫困而道德沦陷的，包括暴力霸占房子的虎头一家，对宋没用病态折磨的婆婆杨赵氏， 表面和善内心狠毒的巧娘子一家，打瘸小江阴的宋大福；因为物质贫困而失去自我人格的，包括认为金钱等于亲情的战生、宋大福。物质的极度匮乏使得小人物深陷生存的泥沼， 如何生存成为核心命题。

精神压迫是小人物生存的又一屏障， 也是最为致命的灾难， 主要表现为封建的男权思想枷锁和错位的家庭伦理关系。

1.封建的男权思想枷锁

小说以宋没用为核心， 展开三代女性的男权压迫书写。 宋没用以及宋没用的母亲、大姐、儿媳都不同程度饱受男权精神的束缚。 母亲年逾40， 生育7女3 子，夭折5 个，“浑身关节痛，手指发黑变形，走起路来，拖着两只扁脚”“大孩子打不动了，就打宋没用”[7]。母亲在饱受生育、生活带来的身体和心理双重伤害的同时， 还必须承受丈夫无情打骂和肉体出轨的精神压迫。 即便这样，丈夫喝酒发疯时，母亲仍旧嘴硬心软，悉心照顾。 身为长女的大姐，困于贫困的家庭和父母的私心， 婚姻迟迟不被允许， 正当年华，却永远失去了追求爱的权利。 宋梅用的原名“没用”客观还原了女性在家庭的卑微地位，为人妻、为人母的她更遭受封建生育思想的禁锢。 宋梅用初次怀孕， 婆婆杨赵氏的态度先后迥然∶“你可得把我孙子好好生出来”“怎么是个女娃， 浑身紫里吧唧的？ ”[7]简短的语言，透露杨赵氏重男轻女的落后思想。 王青华、钱秋妹是新社会的新女性，也同样逃不过精神铁蹄的倾轧， 王青华生活在没有爱情的婚姻中，屡遭怀疑和家暴，父亲更是坚定地认为是女人的错，父权夫权的禁锢加深了王青华的悲剧。钱秋妹因为生育了女孩，而遭受亲生母亲的冷嘲热讽、恶语相向。

“极端病态与极端觉悟的人究竟不多。时代是这么沉重，不那么容易就大彻大悟。”[8]正因为难以大彻大悟，精神的压迫具有延伸性，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往往会循环往复，正如张爱玲《金锁记》中被封建文化环境荼毒、 变态复仇的曹七巧， 疯狂破坏儿女的童年、婚姻，从被压迫者变成压迫者。 宋没用的母亲是旧社会的地主女儿，和榔头结婚后，不仅没有享受美满的婚姻， 反而要忍受丈夫的出轨行为和邻里的戏谑嘲笑，成为封建文化的牺牲品。精神的毒害迫使她将怨气转嫁在儿女身上，不允许大女儿的婚姻，让其成为负担家庭重担的机器； 享受二女儿生活补贴的同时，又对其做姨娘的职业嗤之以鼻；随意打骂宋没用，纸钱发霉也不允许宋没用拿钱买米。长期地位卑微、忍辱负重的精神毒害难以消化，需要以另一种压迫的形式来疏散， 苛刻地对待子女就是她精神枯竭的外在表现。

2.错位的家庭伦理关系

错位的家庭伦理关系同样筑高了小人物精神压迫的堡垒。 “家庭伦理，则泛指调整各种家庭关系以及家庭成员在家庭生活中与外界有关人员相互交往关系的道德意识、 原则、 规范、 要求及其活动的总称。”[9]《好人宋没用》中家庭成员之间的道德意识、原则规范混乱、无章法，家庭伦理关系的错位，主要集中体现在母女（母子）、兄弟两个维度的异化、失衡。

（1）异化的母女（母子）关系

“母亲一词，经过数千年的使用，早已被常识化或本质化了。一提到它，人们就会把它与一些赞颂母性品质的词汇相连，例如伟大、慈爱、勤劳、养育生命、富于牺牲精神等。 ”[10]而《好人宋没用》中的母亲则冷漠无情，母女关系处于坚硬冰冷的异化状态。母亲与宋没用、钱家阿妈与钱秋妹、宋没用与杨爱华这三组母女关系貌合神离、危机重重。母亲狠心对待宋没用，动辄拳打脚踢，自己偷偷买了桂花糕，馊了也不给女儿吃，在母亲临终时，宋没用终于喊出了压在心底的“我恨你”。 钱家阿妈与钱秋妹则是一对生育利益捆绑的母女，女儿和儿媳同时生产，在儿媳生了男孩、女儿生了女孩之后，钱家阿妈在钱秋妹面前冷嘲热讽，炫耀得意，两人不相往来。当钱鹏程（儿媳生产的男孩）被诊治为脑瘫后，钱家阿妈又向钱秋妹哭诉，两人一拍即合，搬回娘家，疏远宋没用。宋没用与杨爱华是新社会的新型母女关系， 宋没用温情的小家庭儿女思想与杨爱华冲破小家庭束缚、 拥抱大家庭的思想格格不入，思想的矛盾造成了女儿改名（白兰改为爱华）、绝食、跳窗、不和母亲商量报名去西双版纳、在异乡惨死的悲剧。

婚姻、财产、下一代等因素导致的母子间隙，是母子关系异化的主要表现。杨赵氏、杨仁道的母子关系因婚姻而渐渐产生间隙， 在杨赵氏看来婚姻就是传宗接代，媳妇就是任劳任怨的生育机器，而杨仁道则在与宋没用的相处中产生爱情。宋没用、杨欢生母子则更加明显， 杨欢生以牺牲母亲尊严的方式迎娶了蛮横嘴碎的钱秋妹，为了居住舒服和日后分房，夫妻俩霸占了大哥的房间，将母亲赶进小房间，温情的母子关系开始解构。第三代人杨怡的出生，加深了杨欢生与母亲的隔阂， 孙女的出生燃起了宋没用对家庭和谐相处的希望， 她希望这个小生命可以帮助散乱的家庭破镜重圆，但钱秋妹骨子里“江北人低人一等” 的观念和暴躁善变的性格却加速了杨欢生母子的决裂。

“家庭属于社会关系的范畴，最初的家庭是最原始的社会关系，氏族规制出现后，家庭便成为社会关系其中的特殊部分。 ”[9]母女（母子）关系是个人社会关系中的特殊部分，展现个人社会情感的状况。错位的母女（母子）关系给双方带来精神伤害，个人在毫无感情或感情渐终的亲情关系中，饱受疏离和孤独，怀疑个人价值，思索个人生存方式的合理与否。 《好人宋没用》中思索无味、被现实包裹的杨欢生，最终成为对母亲颐指气使、 对爱人怨而不敢怒的社会小人物。

（2）失衡的兄弟关系

兄弟伦理关系的错位主要体现在宋没用、 宋大福和杨沪生、杨战生身上。 “兄弟关系是由父子关系派生出来的一种家庭关系， 包括兄弟关系、 姐妹关系、姐弟关系、兄妹关系等。 ”[9]从生理基础和社会层面两方面看，兄弟关系应该是相互平等、相互关爱、相互尊重的，而《好人宋没用》中的兄弟关系却处于失衡状态。在哥哥宋大福身上，看到的永远是无尽的索取和无情的谩骂。

他一掌把宋没用卡到墙上。 她的颈动脉在她的虎口跳颤。他慢慢松下手来。她憋青着脸，咳嗽几声，往旁边退避。[7]

反观宋没用， 虽饱受婆婆杨赵氏的精神折磨和劳动压榨，但仍旧偷偷地给哥哥送金条，在佘太太家做帮工，也不遗余力地满足哥哥的需求。“‘我怎会饿死你呢？ '她听见自己说，‘有我一口饭，就有你一口饭。'”[7]宋没用以德报怨的行为与宋大福的无赖索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两者不对等的物质给予、精神安慰，加深了兄妹之间的鸿沟，造成伦理关系的名存实亡。

封建男权的精神枷锁和错位的家庭伦理关系让原本就遭受物质摧残的小人物陷入了精神的困顿。亲情疏离，感情淡漠，女性地位卑微，这些精神围城将小人物围困在复杂琐碎的生活中，难以突破。

三、小人物的叙事手法

“一个相同的故事会因讲故事的方式方法不同而变得面目全非。 ”[11]在诸多制约因素中，叙事的结构模式与话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任晓雯以居于历史的回望姿态，采取了全知的叙事视点、紧贴时代的话语，展现小人物的物质和精神世界。

（一）叙事视点∶全聚焦模式

叙事视点， 即叙述人站在什么样的立场上叙述故事。 徐岱在《小说叙事学》中，将叙事视点分为三类∶全聚焦模式、内聚焦模式、外聚焦模式。 《好人宋没用》采取全聚焦模式，全方位把握小说中的人物心理、行为、语言。婆婆杨赵氏生病卧床，宋没用寻找老中医的描写，体现全聚焦模式的叙事优势。

天色渐暗，宋梅用昏淘淘走到老虎灶，遥见两扇实心黑漆松木门，镶了一双黄铜门钹，压着半方砖雕青瓦顶门头。 她慢下步子，自言自语道∶柳神医早搬走了，柳神医不在，等不着他。我没寻到人，大概地址不对吧。总觉语气不自在，便坐到路边，怔怔出神。[7]

婆婆杨赵氏脾气暴躁，骂骂咧咧，阴谋老练。 对宋没用来说，找不到柳神医，婆婆生病暴毙是最好的结局。全聚焦叙事视角的运用，精准地写出宋没用内心的真实想法，频繁变化的措辞，刻画出宋没用在道德仁善和阴暗狠毒中挣扎的复杂心理。“宋梅用浑身激灵，清醒了，伸手掴自己一掌，起身往回跑。”[7]叙述者隐藏在简短的叙述中， 仿佛亲眼见到她在挣扎中挣脱，走向仁善的内心世界。

（二）叙事话语∶贴着时代走

叙事话语，指作家在叙事中所选取的表达话语，叙事话语在小说中起到构建背景、丰满形象、推动情节的作用。任晓雯在处理语言上别具匠心，力求语言贴着时代走， 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 小说语言简洁，善用方言，符合小人物的日常对话习惯，营造出年代感的效果，使小人物书写更加真实有力。

“70 后”的作家或多或少会受到国外译作的影响，任晓雯有意识地消化繁复的欧化长句，采取简洁的、日常的、中国化的表达语言。 “一家商店，一杆路灯，一个小摊子”“老头六十二了，怕巡捕和乘客看出年龄，黑帽遮脸，只露两只眼睛”“婆娘不语。 转头在孩子们面前嘀咕，‘胆子忒小，还算男人吗，也就欺负欺负家里人'”“（榔头）故意拉歪帽檐，抱起手臂，曲一腿，微抖着”[7]，小说中的场景、外貌、语言、动作等描写力求精准，避免繁复，叙事情节绵密但又明快，人物形象特征鲜明。

苏浙民众大量移民上海是小说的历史背景，这要求小说要精确使用不同地区的方言， 前期以苏北方言、洋泾浜英语为主，后期则以上海话居多。 前期宋没用的父亲榔头，在丢弃幺女后，跺脚道∶“我一个大男人，难道养不活一个小把戏。”[7]“小把戏”在苏北话中就表示小孩子。榔头经常被婆娘骂道“只知道挺尸，怎么不去死”[7]，在苏北，没有正经工作，爱睡觉不劳作的行为被称作“挺尸”。 后期宋没用在上海生活后，就使用了“小赤佬”“男小囡”“女小囡”“囡囡头”等沪语。方言的精确使用增强了小说的背景色彩，使时代的变迁、人物的沉浮更加真实。

古典字词和虚词的巧妙使用， 使得小说语言呈现出年代感。 小说叙事时间始于1920 年，终于1995年， 人物的生活境遇和语言习惯随着时间推移而改变。 小说中的50 年代以前，语言紧凑，古典字词较多，虚词较少。 小说中描写族人遭遇洪水这一片段，“夏杪，起洪水，作物殆尽。仲冬时节，族人聚会。各家口粮归作一处，反复筹算，只够吃百来天”[7]，运用古典文言字词，重现了族人聚集商讨的画面，与“谢太傅寒雪日内集，与儿女讲论文义”如出一辙。 小说还采用天干地支纪年法，“丁卯年”“戊寅年” 的运用还原了小人物们的历史生活。 小说中的50 年代以后，语言的运用明显减少古典字词， 增加虚词和富有时代特征的词语， 透露时代气息，“众人跟风哄起来，‘老实交代，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也有嘘嘘做声，‘安静安静，让新娘子讲'”“杨战生说话时，眉毛一耸一耸。他说杨战生每晚挑灯学习《马恩选集》，说他挖防空洞最为积极，肩膀被扁担磨出许多血。有人打了个哈欠，还有人哔剥嗑瓜子”[7]。虚词“哄起来”“嘘嘘”“一耸一耸”“哔剥”“打了个”的运用，增强了语言轻松舒缓的表达效果， 从中看出小人物在社会时代中的前进。

小说叙事话语紧扣时代变迁，简洁、日常、精准、巧妙，完善了小说的叙事结构，串联起故事情节，勾勒出小人物生活时代背景的变化和在时代巨轮下裹挟前进的生存状态、精神世界。

四、小人物书写的价值

“文学不是把哲学知识转换一下形式塞进意象和诗行中，而是要表达一种对生活的一般态度。 ”[12]任晓雯创作《好人宋没用》就在于探寻小人物“如何回应苦难， 如何看待死亡， 他们灵魂深处有什么秘密”[1]，其书写价值力求在物质贫困、精神压迫的生活中，彰显小人物与苦难斗争的生命韧劲和仁善道德。

（一）顽强斗争的生命韧劲

“人存在着，其本质必然是悲剧性的；人面对自然， 面对社会， 面对自己， 都不可避免地陷入困境——甚至不可克服的困境。 ”[13]小说中多次提及小人物的苦难，“人活到这世上啊，不是享福的，是来吃苦的”“活着这件事，好比饭菜端到面前。 再难下咽，都得吃光”[7]。 宋没用从出生到死亡， 始终与苦难为伴，经历了家庭暴力、死里逃生、流浪抢粮、痛失亲人、子女异心、孤独终老等种种人生困境，但她却表现出了惊人的生命韧劲。

宋没用幼年出去捡垃圾维持家用， 机智记路，“拿筷子的手的方向，不拿筷子的手的方向”[7]，甚至与垃圾为伴，想象童年该有的快乐。落入杨赵氏的压榨圈套，几次抱怨之后，便开始自我疏导，不记仇恨。被巧娘子一家骗去住房、流浪街头时，宋没用完美诠释了“女子本弱，为母则刚”的真义，通过自己的劳动，换取家庭的生存。 宋没用不仅战胜了物质贫穷，而且在精神的高压下做到了独善其身。 父辈婚姻的失败和残酷并没有使她对爱情婚姻丧失信心； 母爱的缺失，反而成为她心系子女、家庭的原动力；封建生育思想的侵害，使她偏爱女儿杨白兰和孙女杨怡；颠沛流离，受尽社会的欺与瞒，却仍然为巧娘子一家烧纸祈福，相信仁善的佘太太。

（二）迂回坚守的道德仁善

在物质匮乏、精神压迫之下，如何选择生存和道德是小人物生存哲学的关键， 被生活重压击垮走向颓唐， 或是坚定不移扼住命运的喉咙， 成为双向命题。 《好人宋没用》向我们展示了小人物在苦难面前的道德迂回和最终回归。宋没用怨恨母亲的同时，又同情母亲被封建男权和生育思想毒害， 在子女各自为营的晚年，开始理解暴躁善变的母亲。婆婆杨赵氏是宋没用生命中遇到的第二个重要女人， 在婆婆杨赵氏生命垂危的最后一刻， 杨赵氏平时对宋没用劳动压榨、恶语相向、拳打脚踢、人格侮辱，都可以成为宋没用道德滑坡的最佳借口， 但在生存的极度渴求中宋没用完成道德的善、恶博弈，几度挣扎后，宋没用编织的“没找到医生、医生搬走了”的谎言最终在“一碗饭养恩人”的道德思考中破灭[7]。巧娘子的恶意欺瞒使宋没用一家居无定所、食不果腹，宋没用安慰自己，抢占住房一定是生活艰难，在得知其一家死于非命时，宋没用竟然首先怜爱起和白兰同岁的刘根。

“一个优秀的作家……要在洞悉人生真相后，找寻或创造一种承担真相的力量， 让人们在文字堆砌的艺术世界里获得精神的抚慰，情感的引渡，同时给令人绝望的世界以微弱的抗议和无声的否定。 ”[14]任晓雯悉心洞察社会，考证历史细节，还原历史背景下真实、苦难的小人物生存群相∶如何随波逐流，苟且存命；如何忍受巨大的苦难，穿过死亡的幽谷；如何在波澜不惊的外表下，经历最壮阔的内心风景。在人性的善与恶、生存与道德的精彩博弈中，体悟和沉思小人物的生存哲学， 将宋没用个人对苦难的忍受和反抗上升为整体意义上的苦难消解。

五、结语

社会不断发展， 但小人物仍然是社会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这是中国文坛普遍认同的文学对象。对于小人物的描写，显示出原始生命与生存的紧密关系。任晓雯始终从小人物的立场来书写，真实表达身处弱势地位的小人物的生活面貌和精神世界，体现出对小人物的同情和关爱， 对顽强生命力的赞扬，体现知识分子对普通人生存的终极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