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中的存在主义式命题

张 驰

（辽宁大学 文学院， 沈阳 110136）

1846 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发表小说处女作《穷人》，作品在思想深度和艺术价值上均取得较高的成就，陀思妥耶夫斯基因此名声大噪，并受到别林斯基的赏识与提携，从此踏上文学之路。他以现实主义创作一夜成名， 坚持了俄国作家一贯表达的民主主义与人道主义传统， 之后又华丽转型， 以研究人为己任，专注于展现人的病态心理，挖掘人的心灵世界与潜意识，将俄国文学的内倾性发挥到极致。陀思妥耶夫斯基不但是俄国小人物文学传统的忠实继承者，而且是打开西方现代意识的先锋， 其作品中蕴含的丰富思想内涵，对20 世纪欧洲众多思想流派的启蒙和影响有目共睹，尤以存在主义为甚。

一、存在、存在主义哲学与存在主义文学

存在在被定义为哲学术语之前多用作动词，指生存、实存。 存在主义一般是指存在主义哲学，它产生于20 世纪20—30 年代的德国， 形成于20 世纪40—50 年代，创始人为海德格尔。 法国哲学家萨特最终将其发扬光大，将存在分为“自在存在”和“自为存在”两类，“‘自在存在'既不是意识，又不完全等同于通常所谓的客观物质存在，它不是由意识产生的，也不产生意识， 而是一种超现象而独立于意识的存在……‘自为存在'则更复杂一些，向内拥有意识的属性，向外又具有人为性、时间性和超越性；它一方面朝着自在存在自我超越， 另一方面又把自己当作异己的他物来自我认识”[1]。萨特还指出，自在与自为相互联系，又处在永不停歇的变化之中。存在主义哲学将存在更多地理解为“自为存在”，并将人类焦灼、失望、 恐慌等心理状态同社会与个人的现实存在相互对立， 倡导人们在荒诞的外部环境中努力捍卫自由选择的权利。

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 出现过两种时代特征不尽相同的存在主义文学∶一类为20 世纪被正式命名的存在主义文学， 它自觉主动地以表现存在主义哲学思想为宗旨，如萨特的《禁闭》《恶心》、加缪的《局外人》等作品；另一类作品则有意无意地透现出存在与生存意识，如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托尔斯泰的《伊万·伊里奇之死》等，这类存在主义文学的渊源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 但存在主义思想在文学作品中始终处于隐含状态， 并不构成主要的精神意旨。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创作中期，关于存在的思考逐渐露出端倪并越发强烈，他从《地下室手记》开始，并在之后的《罪与罚》《群魔》《卡拉马佐夫兄弟》等创作中通过上帝观、自由观、世界观等命题，向世人传递自己对于存在主义的思考与理解。

二、上帝观∶从“神人”到“人神”

“神人”即上帝的忠实信徒，自觉践行上帝的法则是“神人”的主要特征之一。 陀思妥耶夫斯基是虔诚的有神论者，他一切美好的社会理想都同信仰、教会和基督密切相关。别尔嘉耶夫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人物正是因为执着于对上帝问题的思考，才变得更独特、更有个性。而“人神”则是指否定上帝存在，将自己作为主宰，并想用自己的言行为世界立法的“超人”，因而被像萨特一样的无神论者所推崇。“神人”与“人神”两种观念的对话与抗争全景式地展现出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俄国19 世纪宗教与道德困境下两种人生哲学的思考与矛盾。

（一）“人神”之路——没有上帝，一切皆合理

“人神”最主要的特征就是怀疑与否定上帝的存在。尽管不愿承认，但陀思妥耶夫斯基确实与存在主义者一样，对上帝存在的现实性表示过怀疑。他曾经承认， 自己的一生都在苦苦思索着上帝是否存在这一问题，但最终没有得到解答。“神人”思想一直深深地扎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脑海中， 即便面对别林斯基的挑战，他也丝毫不退让。在西欧无神论思想以及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冲击之下， 陀思妥耶夫斯基敏感地意识到这个世界似乎并不必以上帝的存在为前提。 他在怀疑与渴望的激烈碰撞中强烈不安地预感到“人神”时代不可避免地来临了，于是他将预感与假设毫无遗漏地浓缩到了拉斯柯尔尼科夫、 基里洛夫以及伊凡等人物象身上。

1.拉斯柯尔尼科夫∶“人神”形象的雏形

陀思妥耶夫斯基“人神”思想的雏形出现在令他获得世界声誉的小说《罪与罚》中。 主人公拉斯柯尔尼科夫独自一人在彼得堡求学，贫穷、饥饿、无依无靠使他陷入了绝望的深渊。 但他又生性坚强、自傲，对社会有自己独特的看法。 在他狭小、 破旧的卧室里，挂着尼采的画像，他崇拜“超人哲学”，并在刊物上发表过一篇关于“有权犯罪”的文章。 他认为人有平凡和不平凡之分；前者安分守己，按部就班，不懂变通，惟命是从，只能任人摆布，作为繁衍后代的机器生存下来；后者则属于统治阶级，他们有着绝对的自由，为所欲为地无视法律，摧毁道德，甚至为了自己的利益草菅人命。 拉斯柯尔尼科夫企图用人自身去取代神，他把自己看成是拿破仑式的天才人物，并进一步预言——“超人”将主宰世界。

2.基里洛夫∶形成中的“人神”形象

陀思妥耶夫斯基“人神”思想的形成和转变从塑造《群魔》中的基里洛夫开始。 作品中的基里洛夫是一位哲学家式的建筑工程师， 他毕生追求的理想就是生活在没有上帝的世界之中。 他说∶“我必须表明我不信神，对我来说最崇高的思想莫过于没有上帝。我希望人们能永远铭记， 我是这世界上第一个不愿发明上帝的人。”[2]基里洛夫认为，人类信仰上帝是因为惧怕痛苦和死亡，因此谁战胜了死亡，谁就可以成为上帝。 即便上帝真的存在，人类也应该将他摧毁，否则就会沦为信仰的奴隶。他强调，自杀是体现人类自我意志至上的唯一方式，谁敢于结束自己的生命，谁就是主宰自己、主宰世界的上帝。

3.伊凡∶成熟的“人神”形象

《卡拉马佐夫兄弟》中伊凡的形象体现陀思妥耶夫斯基“人神”观的逐步成熟。在小说中，伊凡在一篇自己创作的小史诗中淋漓尽致地展现其激进的“人神”思想。在史诗中伊凡敏锐地觉察到如今时代正在发生剧变，信仰“人神”将会取代上帝崇拜成为时代的主流。 自认为伟大的伊凡凭借顽强的主观意志与自然法则分庭抗礼， 随心所欲地用新的原则规范自己的生活。 他不仅渴望自己能够成为一个彻头彻尾的“人神”，还蛊惑斯麦尔佳科夫谋杀了亲生父亲老卡拉马佐夫。斯麦尔佳科夫说∶“这的确是您教我的，因为您当时对我说了许多类似于‘既然上帝不是永恒的，就无所谓道德也不需要道德'这类话，您当真说过，什么都可以做。”[3]对于这桩以自我意志肆意践踏道德与法律的弑父事件，伊凡虽然不是凶手，但却是帮凶，甚至是主谋。

（二）对“人神”取代“神人”的质疑

尼采于1884 年发出“上帝已死”的呼号，西方世界对基督的信仰受到了极大的冲击。 但生于尼采之前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后来兴起的存在主义哲学无神论相比，在上帝观上又显得很保守。 《卡拉马佐夫兄弟》 中充斥着许多犀利的反问∶“假如上帝真的不存在，这个世界将会变得如何？”“人能否在没有上帝的境况下安然无恙地生存下去？ ”[3]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作品中虽然没有给出答案， 但又时刻感到人类离不开“神人”的信仰。 他借佩西神父之口坚决地表达出自己对“人神”思想的态度∶“即使是那些抛弃基督教反抗基督教的人们自己， 实际上也仍然保持着他们过去一直保持的基督的面貌， 因为直到现在无论是他们的智慧或者他们的热情， 都还没有力量创造出另一个比古基督所规定的形象更高超的人和道德的形象来。即使做过尝试，结果也只弄出了一些畸形的东西。”[4]他认为“人神”无法替代“神人”。虽然陀思妥耶夫斯基终其一生去探索的宗教问题没有答案，但可以肯定的是，在他本人看来，“人神”在否定了上帝的存在之后， 终将会因为缺乏善的道德追求而走向恶的道路，因此他又反过来质疑了“人神”存在的合理性。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宗教上的矛盾性、 保守性使得他与存在主义者明显不同。 萨特坚决否认了上帝的存在，并指出人的生命、自由与价值无需用“神人”的信仰来支持，可以独立存在。艺术是具有救世功能的，它能够填补人们心灵上的空虚，将人们从信仰危机中解救出来。萨特指出，陀思妥耶夫斯基借伊凡之口所说的“如果上帝不存在，就意味着人生无所由，价值体系无所存，那么一切也就合理合法了”正是存在主义哲学的全部起点[3]。 萨特崇拜“人神”，他认为人的自为存在充满着无限可能， 人只有挣脱上帝的束缚与桎梏，积极主动地否定自己，超越自己，才能够获得绝对的自由[3]。

三、自由观∶人是自由的

自由一词在古拉丁语中意为冲破枷锁、 不受约束，随心所欲地追求自由生活。在早期西方人的观念中，自由即自立、自主，不受羁绊，象征着一种独立的人格。 “人是自由的”是存在主义哲学的核心概念之一，而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的许多“人神”形象，在打碎了上帝偶像之后，获得了空前的精神自由。在这一点上， 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存在主义者有着相似的见解。

（一）人可以自由选择

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无神论人物， 大多是自由选择权的拥有者。 拉斯柯尔尼科夫可以自由地选择成为平凡的人还是不平凡的人， 皈依宗教还是让灵魂永远漂泊。 伊凡可以无视德米特里对肉体的不懈追求和阿辽沙对宗教的顶礼膜拜， 只忠实于自己对“人神”的渴望与偏执。《地下室手记》中的“地下室人”也坚信，自己存在的唯一价值和意义就是追求随心所欲的自由，他认为人终究是活着的，作为一个活人， 必须用自由的意志和行动来证明我们作为人的尊严，而选择正是人们重获自由、赢得尊严的有效途径。 《地下室手记》里这样写道∶“死亡的来临犹如二二得四一样简单，因此需要做出的选择是，要么推翻二二得四，要么承认对生活的最后审判——死亡。”[5]“地下室人” 常常在选择中体现存在的状态和价值，探寻自己在荒诞世界中的出路。 对于陷入生存困境中的地下人来说，只有掌握了选择的主动权，才能获取自由。 他希望通过自由选择来反抗这个处处充斥着理性石墙的世界， 追求理想中绝对自由的生存状态。

（二）人要对自由负责

存在主义自由观强调∶当人们选择否定上帝、抛弃上帝并把命运攥在自己的手中时， 就必须为这一选择付出代价，即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责任在拉丁文中含有承担其行为的意义。 存在主义认为自由不是无条件的，人一旦选择拥有自由，所肩负的就不再是对上帝俯首帖耳，惟命是从，而是将自我生命的自由摆在至高无上的位置。与存在主义自由观相似，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自由应是有担当的。

《卡拉马佐夫兄弟》中，伊凡与阿辽沙在酒馆谈话的“戏中戏”片段是佐证“人要对自由负责”这一命题最好的例子。 伊凡转述道，在16 世纪的西班牙塞维尔城，基督化为人形来到人世间。宗教大法官在抓住了擅用神力妨碍自己精神统治的上帝并将其关押入狱之后亲自现身囚室， 对他进行了一连串围绕人类自由展开的发问∶人有没有自由？人类拥有的是怎么样的自由？ 人们需要什么样的自由……基督的初衷是希望人们能自由地爱，自由地信仰。这种自由不仅指人的肉体从束缚中解放出来， 拥有行动上的不受限， 而且精神上也不受统治阶级与意识形态规范与影响，独立自主地选择上帝、选择信仰。 宗教大法官认为这种精神自由虽然美好，令人向往，但却是无比沉重的，压得人喘不过气。 最终，宗教大法官说∶“自由是贵族式的，它对上亿人来说是难以承受的负担。 ”[3]也就是说，自由是一份沉重的责任，一旦人们丢掉对上帝的信仰， 就应当把整个世界的重量担在自己肩上，对世界和自己负责[6]。

（三）人对自由的恐惧

陀思妥耶夫斯基虽然开创性地创造出具有自由属性的“超人”形象，但面对自由的绝对化，他却显示出前所未有的恐惧与胆怯。在《罪与罚》中，穷学生拉斯柯尔尼科夫将陀思妥耶夫斯基对绝对自由的恐惧表现得淋漓尽致。 拉斯柯尔尼科夫在“超人理论”的指引下杀死了放高利贷的阿廖娜，完成了成为“不平凡的人”的使命，但令他始料未及的是自己却因此精神完全崩溃，陷入深深的痛苦与自责之中。他的良心受到折磨，变得孤僻、自闭又癫狂，终于在索尼娅的劝导下选择自首，投入宗教的怀抱，获得了灵魂的救赎。通过拉斯柯尔尼科夫内心世界的变化过程，我们可以深切体会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超人理论”“有权犯罪”等观念的否定以及对绝对自由的恐惧。他认为人一旦失去对上帝的信仰， 不再受到道德与法律的约束，获得了绝对的自由，可怕的事情都可能会发生，罪恶也会随之而来。

四、世界观∶世界是荒诞的，人是孤独的

世界是人类生存的客观载体， 人是主观存在的重要条件， 荒诞与孤独则是作为主体的人对于外部环境以及自身感受的一种反馈。

（一）荒诞的世界与孤独的自我

存在主义的世界观认为， 在荒诞无比的外部世界中，人会被孤独慢慢吞噬从而陷入虚无的深渊。萨特在其初期代表作《恶心》中第一次用“荒诞”这个字眼，在《恶心》的主人公洛根丁眼里，酒吧里的闲聊、星期天做礼拜、博物馆展出的名人画像、报纸上刊登的新闻、 女友的失约……世间一切寻常的事物都荒诞无比，达到让人恶心的地步。他承认自己孤苦伶仃地活在这个世上，所有人都想与大多数人和气友善，融洽相处，只有他不，他与这个世界以及存在于这个世界上的人都格格不入。在这一点上，陀思妥耶夫斯基看待世界、 认识自己的看法与存在主义有异曲同工之处。

1.现实中举目无亲

在《地下室手记》中独自幽居的“地下室人”眼中，外部世界肮脏而丑恶，甚至不可认识、杂乱无章，它有着理性的石墙，处处束缚、限制着人的思想和行为，看不见摸不着，无处发泄荒诞无比。 “地下室人”感到自己与充斥着“二二得四” 的外部世界格格不入，因此主观上带有一种孤独的属性，这使他自觉不自觉地与人群保持着实际的或精神的距离。 作为曾经的八等文官，“地下室人” 将自己关在密闭的地下室中，不谙世事又举目无亲，他说∶“没有一个人跟我相似，我也不跟任何人相似。 我是独自一个，而他们却是所有人。 ”[5]《地下室手记》揭示出人只有在最黑暗中才能洞悉自己存在的真理， 因而荒诞的外部世界是人类生存体验中不可或缺的客观条件。

2.心灵上无依无靠

拉斯柯尔尼科夫在杀了人之后心灵上并没有获得代行上帝之职的快感， 也没有因为犯罪而获得人生价值的自我肯定， 反而陷入孤独与罪恶感之中不能解脱。 他开始变得孤独、自闭，无法从外部世界中获得自己存在的价值，灵魂漂泊而无所寄托。他因焦虑而疯疯癫癫、寝食难安，因失去信仰而孤苦伶仃、无依无靠。似乎除了上帝，没有什么能让他的灵魂获得归属感。

（二）痛或者恶心着

在荒诞世界中， 孤独的自我有着怎样的生存体验？ 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存在主义文学给出了不同的答案。 “地下室人”感知存在的方式是痛苦，“我痛故我在”是他最有力的生存证明。 他整个月都牙痛，还扬言“肝脏在作痛，那就让它痛得更厉害些好了”[5]。他渴望被人打耳光， 因为当他意识到自己的处境毫无出路时， 这种绝望的乐趣常常会使他获得揪心的快感。显然，在这样一个荒诞的外部环境中，“地下室人” 只有通过身体上的疼痛体验与心灵上的绝望虚无才能感受到自己真实地存在着， 不至于像一具行尸走肉。

《恶心》中主人公对存在的感知是恶心的。 一块打水漂的石头就使洛根丁产生一种强烈而持久的厌恶感，“那是一种带甘味的恶心感觉， 这种感觉多么令人不愉快！”只有当荒诞的世界与孤独的自我发生接触时，才会引发出这种独特的生存体验。洛根丁将自己置于世界之外，也尽量不与任何人发生关系，所有的一切都令他作呕。

五、结语

将存在主义思维引入文学作品的创作实践，陀思妥耶夫斯基不是最早，但却对后世影响最为深远。不仅萨特师法陀思妥耶夫斯基，加缪也从《地下室手记》中汲取养料，创作出《局外人》这样优秀的文学名著，卡夫卡《变形记》中格里高尔的异化更是来源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关于昆虫的臆想。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不仅代表着19 世纪俄国文学的深度，更对整个西方世界现代意识的形成与深化起到不可或缺的作用。 然而，陀思妥耶夫斯基毕竟不是萨特、加缪或者卡夫卡，他来自19 世纪公共性与群体主义至上的俄国， 时代与环境的影响使得他将对他人及社会的考虑内化为自身创作的出发点， 因而流露出一种对苦难的关注与同情以及崇高的奉献精神。相较之下，存在主义则更加崇尚个人主义， 他们追求个性与自由，主张通过个人的视角剖析社会，以自我体验的方式感知世界。 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存在主义思维上的矛盾， 体现出不同时代下传统俄国思想与现代西方文化之间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