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新世纪灾难文学的创伤书写与文化记忆构建——以唐·德里罗《坠落的人》为例

赵艺瞳

（华中师范大学 文学院，武汉430079）

在“9·11”事件的诸多创伤书写中，美国作家唐·德里罗（以下称德里罗）2007年创作的《坠落的人》如同一道令人无法躲避的目光，以其对灾难事件的真实描绘与深刻洞见而被喻为反映“9·11”事件的经典之作。在《坠落的人》中，德里罗细致入微地展现了“9·11”事件对美国社会普通个体所造成的难以治愈的精神创伤，并在后现代语境下对美国主流媒体所塑造出的“9·11”政治景观进行了解构。与此同时，德里罗对创伤话语的建构方式进行了元批评，将个体的创伤植入更为广袤的历史创伤语境中加以考察，创造性地赋予官方意识形态之外的沉默声音以言说与悲悼的权力，从而实现悼歌在受难者记忆建构层面上治愈创伤的可能。

一、创伤的形成：“9·11”事件所引发的恐惧效应

与2003的《大都会》等作品不同，德里罗并没有在《坠落的人》中延续那种宏大如史诗般的叙事方式对“9·11”这一事件进行刻画，而是将创作视角围绕一个普通家庭在经历恐怖袭击事件后的种种情态来加以展现，在攫取个体所受创伤的同时，挖掘出更具有普遍意义的悲剧性。《坠落的人》中的主人公基思是一名在双子塔楼中工作的律师，在恐怖袭击发生后，他在塔楼坍塌前逃出，但好友在眼前死去、无数人的恐惧与慌乱、整个曼哈顿下城顿时化作血海炼狱的场景对他造成巨大的心灵创伤。他曾试图以回归家庭的方式从中寻求慰藉，但目睹灾难所带来的创伤与幻灭感使他与妻儿渐行渐远。在平静的假面下隐藏着歇斯底里痛苦的基思开始沉湎于国际扑克，并与他在慌乱中拿错的公文包的主人，与他一样在双子塔楼中侥幸脱险的黑人女性弗洛伦斯发生了婚外情。而这段婚外情与普通的婚姻背叛有所不同，基思选择与弗洛伦斯在一起是因为他发现自己唯有在不断重复诉说与倾听彼此在下楼疏散过程中的恐怖经历时，才能下意识地压抑住内心深处的恐惧与焦虑。显然，基思出现了明显的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状，他反复地体验创伤，在同为恐怖袭击亲历者的弗洛伦斯神经质的叙述中“试图在人群中找到他自己”[1]。基思深陷创伤记忆的囚笼，与新的生活始终难以融合，如同在作品结尾出现的飘落的白衬衣，“看见它坠落，两袖挥舞，仿佛置身于另外一个世界”[1]。

恐怖袭击发生时，基思的妻子丽昂与儿子贾斯汀虽然因居住在曼哈顿上西区而避免了在废墟中逃生的恐惧，但恐怖袭击给他们带来的创伤与冲击却并未减少。经历此事件之后，丽昂在日常生活中过度突显对未来的恐惧和担忧，她不停地对坚定相信美国政府的母亲妮娜强调，“下一次呢？难道你没想过这一点吗？不只是下一个月里，在将来的数年里”[1]。此外，身边的事物往往会勾起丽昂对“9·11”事件的恐怖回忆：从母亲房间中所摆放的静物画中会不自觉地看到已经坍塌的双子塔楼的形象，听到普通的异域风情音乐也会联想到恐怖组织而倍觉不安。与此同时，成年人对恐怖袭击事件所表现出的惶恐与隐忧，也潜移默化地传递给身边的孩子。虽然大人们一直努力在各种场合避免让幼小的孩子们卷入恐怖的舆论漩涡之中，但在三个心智尚未成熟的孩子眼中，这场恐怖袭击带来的惶恐隐约显现：在孩子们的眼中，比尔·洛顿（孩子们对本·拉登的误读）是一个极为神秘的人物，他留着胡须穿着长袍，会驾驶飞机，并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在食物里下毒。相关创伤研究表明，某些创伤对儿童的影响，往往通过与创伤经历有关的游戏行为体现。即便是在日常的游戏中，三个孩子也会用望远镜不断小心翼翼观察天空，警惕地搜寻是否还会有飞机撞向塔楼，孩子们对飞机再次出现的担忧与恐惧，体现儿童对创伤的真实主体感受。

伊·安·卡普兰曾将创伤的影响分为三种类型：心理身份的瓦解、日常生活中弥漫的威胁感、受辱与缺乏之感[2]。在《坠落的人》中，作为彼时美国社会缩影的基思一家所呈现出的不同程度创伤应激障碍反应，体现了恐怖袭击事件对个体日常生活秩序的影响与破坏，他们需要不断地以自我强迫式的重复行为来掩盖心理上的焦虑与恐惧。“9·11”事件引发的灾难记忆逐渐蔓延为难以抚平的精神创伤，将这些受难者牢牢地桎梏于灾难降临的那一时间框格之中，痛苦不已却难以挣扎逃离。

二、创伤治愈的阻碍：后现代语境中的“9·11”事件政治景观

对于已形成的精神创伤，其治愈与恢复需要经历一段漫长而曲折的过程。关于创伤的治愈，理论界提供的方式虽不一而足，但关注点基本都在“对创伤来源的接近”上。灾难过后，当许多美国人再次回忆“9·11”恐怖袭击事件时，难以逃避的问题莫过于“他们”为什么要袭击“我们”？然而在美国政府与其所控制的大众传媒的口中，答案只有一个——因为“他们”憎恨“我们”的自由民主制度，“我们”是遭受了无妄之灾的受害者。

在21世纪的后现代语境中，日新月异的大众传媒已经成为社会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元素。“9·11”事件后，美国政府巧妙利用大众传媒的传播影响力，不断加深美国民众对政府所宣传的“真相”的信服程度，潜移默化地加深美国民众对受害者身份意识的认同。被媒体所景观化的恐怖事件已经无法再为人们提供一个完整而真实的历史语境，甚至造成人们对直接促成恐怖袭击与无辜伤亡真相选择遗忘，从而阻断受创者们试图接近事件本真的道路，带来创伤治愈的延宕。

法国著名社会学家让·鲍德里亚曾提出拟像理论。鲍德里亚从后结构主义与符号学理论出发，揭示在后现代社会中大众传媒的发展营造出一个“仿真社会”：人所认识的世界可能并非是真实的世界，而是一个由大众传媒营造的，由符号系统所构建成的“超真实”的世界。换句话说，这就是一个“现代传媒想让你看到”的世界。鲍德里亚通过“拟像的进动”进一步指出，伴随着电视画面的不断重复播放、报刊与互联网信息的复制转载，形象在传递的过程中甚至会发生从“对某个基本真实的反应”→“掩盖和歪曲某种真实”→“掩盖了基本真实的缺席”→“与任何真实无关，它只是自身的拟像”的变化，而最终形成的拟像其实是没有摹本的，甚至与真相相去甚远。[3]

在《坠落的人》中，德里罗不厌其烦地描绘诸多“9·11”恐怖袭击事件受害者遭受巨大心灵创伤后，在各种大众传媒上搜寻对恐怖袭击时刻的循坏播放与复述，深化自己作为受害者的身份认同。小说中的弗洛伦斯，与基思同为亲历恐怖袭击的幸存者，在“9·11”事件后一直闭门不出，大多数时间选择在家里看电视，而当每次看到媒体所播放的飞机撞毁塔楼的录像时，她就会“一直看下去，第二架飞机从湛蓝剔透的天空中钻出来，这就是那一段让人刻骨铭心的连续镜头，它仿佛进入了她的皮肤”[1]。大众传媒促使受害者对恐惧时刻反复体验，同时也极大地阻碍受害者治愈的自身创伤。丽昂的母亲妮娜，由于中风无法自如行走，她对袭击事件的了解来源于报纸传媒，“我读报纸，我看到那些版面，非常愤怒！我快要疯了！”[1]恐怖分子的邪恶与残忍令受害者难以抑制愤怒。然而新闻符号景观化了的恐怖事件所呈现的“空洞的移情”，正在不断剥夺“9·11”事件受难市民悲悼的主体自由。正如后现代主义学者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所言，被大众传媒操控和展现的是后现代工业社会对人的某种异化，甚至“连情感的反应必须都通过媒体的指挥与放大”[4]。

因此，在《坠落的人》中，电视、报纸、互联网对“9·11”事件不间断的播报、复制、转载，由政府所控制的媒体对事件所带来的恐惧与焦虑的贩卖，对恐怖分子的邪恶与残暴的揭露，使恐怖袭击事件的真相形成一种全新的拟像。而正是这样的拟像，间接对人们治疗与愈合创伤形成阻碍，并不断推进苦痛的集体记忆创伤，在被固定了的政治景观中上升为烙印在整个国家历史上的文化记忆创伤。

三、创伤的疗救：文学创作中的反叙事记忆建构

“9·11”事件对美国造成极为深重而长久的影响，是美国自珍珠港事件后最难以抚平的政治创伤。高耸的双子大楼轰然倒塌的那一幕时至今日仍盘桓在许多人的记忆中，甚至终身难以忘怀。如果创伤可以被看作为一种仪式，那么它确实应该被记忆、被纪念。而文学与记忆的关联同样密不可分，“9·11”事件后的几年，德里罗的《坠落的人》、乔纳森·福厄的《特别响，非常近》、约翰·厄普代克的《恐怖分子》等以“9·11”事件为背景题材的作品共同构成了对这一悲剧事件的文学纪念，并在美国21世纪初的文化记忆构建过程中产生深远的影响。

坍塌的双子塔，惊恐万分的表情，覆盖在废墟上的星条旗……每当提起“9·11”事件，都难以摆脱由美国政府与官方媒体所构建起的创伤叙事视角。琳达·考夫曼曾认为，美国政府与其所控制的大众传媒的这种做法无疑将“9·11”事件迅速从“一场悲剧转化为景观，并使之成为官方叙事”[5]。而作为小说家的德里罗则清晰地认识到在后现代社会中，这样一种被政治话语所操控的官方叙事背后，需要一种具有强烈反思性的反叙事——脱离以往的爱国主义意识形态，重回人性的根本，给予那些被剥夺了声音的人们（包括受难的美国人、旁观者以及恐怖分子）以自我言说与悲悼的权利，在恐怖的阴云背后，“赋予那片嚎叫的天空以记忆、温情与意义”[6]。而在《坠落的人》中，与在大众传媒上常见的美国视角叙事不同，作者创造性地运用反叙事策略，除了关注纽约市民所遭受的心灵创伤之外，从欧洲人乃至恐怖分子等人物的视角上进行投射与分析，从而力求全面而客观地对“9·11”袭击事件始末进行深层挖掘，试图引导人们对恐怖袭击事件构建起新的文化记忆[7]。

小说中，最能跳出美国中心视角的人物，当属丽昂母亲妮娜的欧洲情人马丁·里德诺，以及劫持客机的恐怖分子哈马德。马丁从德国来到纽约，是一名艺术商人兼收藏家，他以一个欧洲人的视角考察美国社会，与自己的情人妮娜在政见上存在分歧。马丁对恐怖袭击事件有着与美国人明显不同的观察态度，在妮娜坚持认为是美国的民主、自由与繁荣引发了宗教极端分子的嫉恨时，马丁则指出是美国所推行的外交政策损害他国利益而导致了自身的灾难。对于参与袭击事件的19名恐怖分子，马丁认为他们“打击了这个国家的强势地位。他们实现了这一点，让世人看到，一个大国是多么容易地受到攻击。一个干涉别国内政、出兵占领别国领土的大国”[1]。

而在作品的第三部分“在哈德逊走廊”中，作者笔锋一转，详尽描绘了撞向基思所在南塔劫机分子哈马德的记忆流淌与心理活动。哈马德曾在萨达姆军队中服役，后到德国汉堡学习工程与技术，并与一名德国、叙利亚混血女性相爱。但在阿米尔的蛊惑下，本可过上平凡而幸福生活的哈马德却蓄起了络腮胡，拿起枪支接受训练，沦为恐怖组织中的一员。面对阿拉伯战场上冲锋赴死的什叶派娃娃兵，他深感痛苦惋惜。在知道阿米尔所策划的让众多无辜之人与他们同归于尽的密谋后，他开始怀疑自己的选择，内心一度陷入矛盾挣扎之中。然而面对自己的国家“被其他文化、其他的未来，无所不包的资本市场与外交政策排挤”的现实，“西方人……执意要把伊斯兰国家变成供鸟啄食的面包碎屑”的强势压迫[1]，哈马德最终选择认同阿米尔及其他伊斯兰成员的极端信条，在极端宗教思想蛊惑下，成为恐怖分子。

在即将撞向大楼的飞机上，哈马德的痛苦与挣扎真实可感。在小说中，德里罗并未将袭击双子塔楼的恐怖分子塑造成政府媒体所渲染的杀人机器，将恐怖分子的形象脸谱化。而是以另一种角度，揭示这些本可以如正常人一样生活的反面人物，是如何在美国主导的全球化扩张危机中以及本国极端宗教思想控制下最终走上末路的历程。

由此不难看出，德里罗采用的这种反叙事技法，打破了大众媒体出于政治需要而采用的一边倒叙事策略，为揭示“9·11”事件真相构建起了另一条路径。而这样的叙事方式，为“9·11”灾难的幸存者、亲历者在治愈创伤的过程中注入了一剂可以镇静与止痛的良药。在抑制住愤怒与痛苦的同时，他们可以重新醒悟：“9·11”事件的悲剧核心或许并非“废墟上不倒的星条旗”，而是所有个体生命在历史语境中面临死亡时的恐惧与悲怆[8]。

四、结语

在《坠落的人》中，德里罗凭借其高超而独特的后现代反叙事技法，以直面苦难的姿态，赋予创伤记忆以真实、恒常的面貌，并对“9·11”事件进行更为长久的纪念与超度。他以一名小说家所特有的敏锐与良知，倾听着所有在恐怖袭击事件中受难者所组建的“灵魂的国度”的声音，将“9·11”事件瞬时的历史真实定格为文字真实，将无常的灾难转化为不灭的记忆。在恐怖的灾难体验之中，力求将凝重苦痛的集体创伤上升为一种最为接近本真的文化记忆，让更多的人重新审视灾难背后那些被掩盖的真实话语，激励他们在都市挽歌中跨过那些被星条旗覆盖的废墟，在治愈生命创痛的过程中坚定地负重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