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崇达散文文本特质探析

时间：2024-09-03

林清妹

（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福州350007）

蔡崇达，泉州晋江人，作家，资深媒体人，中国“非虚构写作”的践行者。作为媒体人的蔡崇达，是中国新闻业的最佳特稿作者，其新闻作品曾获得《南方周末》年度致敬最佳报道奖、亚洲出版协会特别报道大奖。2014年，韩寒、刘德华、李敬泽为其作序的散文集《皮囊》上市，备受关注，十分畅销，微博、微信等新媒体常推送这本散文集的片段。散文集前半部分写得比较凝练，《皮囊》《母亲的房子》《残疾》《重症病房里的圣诞节》《我的神明朋友》写得非常动人，是全书的精髓。虽然散文集后半部分写得比较松弛，但整体而言《皮囊》不失为一本好的散文集，得到白岩松、阿来、阎连科、谢有顺、陈希我等人较高评价和联名推荐。

《皮囊》是一部采用“非虚构写作”的散文集，蔡崇达用清淡、冷静的笔触书写生活的残酷与成长的烦恼，写亲人、朋友、小镇给予他的思考、痛与乐，借此不断反思和回望自己的成长道路。真实书写、小说质感、人文关怀、原乡情结等，形成蔡崇达散文特有的文本特质。

一、“非虚构写作”：真实书写

评论者称散文集《皮囊》是“非虚构写作”丛林里独具样貌的林木。有别于对一般散文集书写方式的评价，评论者很少用“回忆性散文”“自传体散文”，而是用“非虚构写作”对散文集《皮囊》的书写方式进行定位。“与‘纯文学’或者传统文学追求技巧、追求辞章不同，‘非虚构写作’更注重真相和感情的呈现，这是切合大众心理的关键。‘非虚构’在形式上，与1980年代的报告文学和1990年代的新写实主义小说相近。”[1]“非虚构写作”更强调散文的真实性品格，与“回忆性”或“自传体”相比，“非虚构写作”更注重作品中人物、事件、信息的真实性。散文集《皮囊》的散文都是作者回忆自己的成长经历，所写为“我看见的”。准确说，散文集《皮囊》的散文是在纪实与虚构文学之外的“非虚构”纯文学作品。

“非虚构”文学，其基本的伦理准则是诚实写作。目前，从事“非虚构写作”的基本上是纯文学作家或者媒体记者，他们对“非虚构”的概念理解可能不同，但都认同“非虚构写作”必须真诚表达。蔡崇达作为一个媒体人更注重写作的真实感，“我手写我心”的原则融进了骨子里，所以李敬泽说这是一部“认心、认人的书”[2]。

“非虚构文学以对易被忽视、遮蔽的存在的深切关注和作者亲历亲验的在场性书写，拓展写实类作品写作的时空，接通了这类文学形式与普通人生活的关联，复活了作品的生活质感和个体生命气息，保存了现实的多种真实，从而呈现出一个更为全面多样的对象世界。”[3]《皮囊》是蔡崇达真实的成长书写，他从自身真切的生命体验写阿太、父亲、母亲、文展、厚朴等人，去发现、去“看见”每一位亲人、朋友的独特之处，思考生死爱恨，所写之人和事都是从生活经验中获得的。刘德华在《皮囊》的序中写道：“打开《皮囊》，读到崇达果然文如其人的真挚，坦荡荡的自然自白成长经历，没有掩饰凡人难免的喜、怒、哀、乐、贪、嗔、痴，所以很真。”[2]蔡崇达秉承真实的准则书写成长经历，同时他还敢于解剖自我，敢于揭示那些存在于内心的幽微感受，因此我们可以感受到作品里的生活质感与个体生命气息。

二、叙事策略：小说质感营造和仪式化场景描写

（一）小说质感营造

许多评论者评价《皮囊》是本有小说质感的散文集。“非虚构写作”的定位和小说质感的评价并不相悖，“非虚构”强调真实，小说质感强调叙事形式和文本的故事性。

首先，散文集《皮囊》在叙述上采用抒情退隐、冷感叙述。读完整本书会发觉作者的叙述很冷静、客观，始终克制着情感。冷感叙述和1990年代的新写实主义小说很类似。蔡崇达的成长环境并不理想，在散文集中他写生活的挣扎、打滚，却不大声叫嚷生活的苦痛。在《重症病房里的圣诞节》中，他写父亲病重，他待在病房里，发现“这里的小孩脸上都有双通透的眼睛，看着你，仿佛要看进你的心里。我知道那是双痛彻后的眼睛，是被眼泪洗干净的眼睛。因为，那种眼睛我也有。和拥有这种眼睛的人说话，会有疼痛感，会觉得庸俗的玩笑是不能说的，这么薄的问题，在这么厚的目光前，多么羞愧。”[2]他用清淡的笔触书写普通人的故事，犹如细水长流，没有大肆抒发自己的情感，却传达出浓浓的亲情、友情和故土情。

其次，以叙事形式来写散文，近于小说的写法。散文集《皮囊》绝大部分篇章的叙事形式都像在讲诉一个个自己亲历的故事，如《阿小和阿小》《天才文展》《厚朴》等，强烈的故事性让人以为在看小说而不是看散文。这种叙事风格并不少见，川岛的《月夜》、许地山的《空山灵雨》都采用叙事形式写抒情散文。《中国现代散文史》也提到一些小说家如茅盾、巴金、靳以等写的抒情散文，他们把自己内心对现实生活的感受、认识等巧妙地转化为具体可感的艺术画面，使散文具有象征意味。“鲁迅《朝花夕拾》中的许多篇目，灵活运用人物、环境的描写和记叙、议论、抒情相结合的方式，给散文借鉴小说的手法提供了良好的范例。”[4]

蔡崇达长期的新闻写作经历，锻炼了他情节提炼、场景刻画的能力。在散文集中他成功使用小说的人物塑造技巧，勾勒出的人物形象十分鲜明，文本结构完整，具有强烈的叙事性。第一篇散文《皮囊》，短短千余字塑造出一个立体的阿太。在女儿的葬礼上白发人送黑发人时阿太一声都没哭，切菜时把手指头切断阿太都没有哼一声，把年幼的不会游泳的孩子扔海里学游泳……阿太坚硬得像块石头，什么都伤不了她。阿太说的话也令人深思，“肉体不就是拿来用的，又不是拿来伺候的”“如果你整天伺候你这个皮囊，不会有出息的，只有会用肉体的人才能成才”[2]，寥寥几笔勾勒出一个有自己价值观、冷硬通透、不让灵魂被皮囊围困的老太太。

（二）仪式化场景描写

仪式化场景描写不仅是叙事策略，而且是文本意义和内涵阐发的途径。皮囊和灵魂该如何安放的主题贯穿这本散文集，并通过仪式化场景来完成哲学追问——安放好灵魂。

蔡崇达在散文集文本里描写的仪式具有厚重的精神寄托。《残疾》写接中风出院的父亲回家时的跨火苗仪式，“把包着米的金纸点燃在地上，由两个堂哥抬着他跨过那簇火苗——据说用这么个仪式，灵魂就被洗涤干净了，噩运和污秽就被阻挡在门外”[2]。跨火苗仪式寄托了渴求皮囊恢复康健、重塑洁净灵魂的良好愿望。

仪式常常与诉求表达紧密相连。《我的神明朋友》写母亲自从祈愿生了儿子以后常常去向神明祈祷，有时是倾诉，有时是讨要她丈夫康复的预言，有时甚至是撒娇和耍赖，而摆供品、点香火、投掷圣杯等仪式是每次必做的。仪式弥补了语言表达的薄弱，母亲对父亲深沉的爱体现在她一次次的求神问卜之中。父亲去世后，母亲为父亲找灵，忙碌地奔走于各个庙宇，请神明把丈夫的灵魂引回家。“你其实只是在找个方式自我安慰。”[2]作者这样对母亲说，但母亲仍坚持这么做，还让作者在庙门口喊着父亲的名字，让他“回家”……其实，母亲所做的一切不过是安放自己灵魂的仪式。

三、温情书写:人文关怀与小镇叙事

（一）人文关怀

《皮囊》是一部直面人生的散文集，人文关怀浓郁，不仅“看见”自己，而且“看见”身边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人。“在《皮囊》中，蔡崇达把和他有关有缘的亲朋好友一个一个照亮：阿太、父亲、母亲、阿小、天才文展、神明朋友……驻足回望，深情审视，求证意义与价值，那些温情而又残酷的文字即是他对生命的理解与尊敬。”[5]他关注生命，“看见”身边人的生死爱恨，对至亲的书写感人至深。

亲情是散文最常见的母题之一，绵密真切的语言指向的是作家的永恒记忆，有温暖，也有苦痛，温情、苦情、价值观传承等都是亲情散文表达的对象。散文集《皮囊》前5篇都是亲情散文，蔡崇达深情书写自己的血脉亲情。着墨最多的是至亲，《母亲的房子》写母亲对建房子的渴望与坚持，丈夫长年卧床，家境一贫如洗，她用瘦弱的身体支撑起整个家，她的信念是盖比村里其他人家都高的房子。表面上是为了争口气，深层次是对丈夫的爱。《我的神明朋友》写母亲去庙里获得灵魂的安定。《残疾》《重症病房里的圣诞节》写父亲面对疾病，一次次想要挣脱肉体对他的束缚恢复健康，可现实无奈，皮囊长久地折磨着他的灵魂，直至死去。这些篇章都像是作者从骨血里抠出来的，深刻、珍贵。

亲情散文因带有不同程度的传记色彩，涉及到作家的隐私生活，对于涉及到自我内心隐秘的部分，大多下笔谨慎、蜻蜓点水，甚至细心剪裁。但蔡崇达不畏惧自我的揭露，很多都是自我解剖的絮语。他写自己对父亲去世的愤怒，骂父亲为什么那么没用，跌一跤就没了……直到后来他参观大英博物馆展览时才意识到自己没能“看见”父亲，于是写了《残疾》这篇，尽可能地去寻找父亲、“看见”父亲，做一点挽留与告别，也和自己做个和解。

对朋友，在“看见”他们时，也“看见”自己隐秘的内心。他写文展，“和他说话，就如同和一个人在水里纠缠，你拉着他，想和他一起透口气，他却拉着你要一起往下坠”[2]。他写厚朴用力地打招呼，用力地介绍自己，用力地活着，“看到活得这么用力的人，我总会不舒服，仿佛对方在时时提醒我要思考如何生活”[2]。那些存在于内心的幽微感受得到显露，自我表达毫无畏惧。

蔡崇达在后记里写“想要看见更多的人”，这是对生命中所有人的尊重，是理解自己最好的方式，因为路过我们生命的每一个人最终构成我们本身。每个人都需要这么一份“看见感”，也需要努力去“看见”身边人，最终“看见”自己。

（二）小镇叙事

泉州晋江的东石镇是未被现代化脚步彻底叫醒的小镇，作者生于斯、长于斯，长大后告别故土到北京打拼，但并未脱离他深爱着的这片土地。他用平实、细腻的笔触书写童年记忆、小镇记忆，“东石往事”在小镇叙事中跃然纸上，《张美丽》《阿小和阿小》《天才文展》等小镇气息浓郁。“东石往事”书写作者自己的成长历程，书写张美丽、两个阿小、文展他们的人生起落，描摹闽南小镇的轮廓和小镇特有的风物——石板路、按摩店、海鲜酒楼、渔船等。

蔡崇达对小镇进行细致观察和体悟，因此故乡也就带有他个人化的印记。在对“东石往事”的书写中，他关注到小镇在应对现代化进程中出现一些“不适”。张美丽热烈追求爱情，离婚后回到小镇，开海鲜酒楼、娱乐城，却被小镇人当作反面典型，死后也不能入宗祠，成为“孤魂野鬼”。小镇保守、不够开放，当娱乐城拔地而起时，小镇人却认为现代的娱乐是罪恶的，于是不断妖魔化张美丽，逼得她自杀。儿时的玩伴文展，小镇中小学读书时取得的优秀成绩带给他满满的自信，怀抱梦想和一身的泥土味去城市读书，但城乡差异所导致的价值观差别以及过度关注自身生理缺陷，让他从自信走向自卑，长大后在城市和小镇都无法安身，既失去家乡又无法抵达远方。香港回来的阿小，穿戴时髦，肉身却安放在落后的乡镇，和小镇上带着海土味的另一个阿小形成强烈的对比。香港阿小带坏了小镇阿小，香港阿小可以回香港，而小镇阿小只能留在小镇上继续堕落。在个体的成长历程中，小镇与大都市存在差异，小镇在现代化进程中有些慌乱、无所适从。

追望往事，作者没有明显道德、情感倾向上的批判，更多的是对故乡小镇人的“看见”，让读者产生诸多思考，或感叹、或惋惜。

四、蔡崇达散文文本特质成因

细读散文集《皮囊》，可以看出蔡崇达散文的文本特质——真实、小说质感、人文关怀、原乡情结等。作者以乡土小镇为底板，采用清淡、冷静的笔触书写生活的残酷与成长的烦恼，形成这样的叙述方式有多方面的原因。

（一）新闻写作经历

蔡崇达虽是文坛新人，但之前的新闻写作经历，给他留下了深厚的积淀。蔡崇达大三就开始从事新闻写作，大学毕业后曾任职《新周刊》《三联生活周刊》，24岁担任《生活》月刊《周末画报》新闻版主编，27岁任《GQ》中国版报道总监，为全球17个国家版本的《GQ》最年轻的报道总监。曾担纲央视汶川地震专题纪录片策划及撰稿工作，并与白岩松合作《岩松看美国》系列节目。在新闻工作中他写了许多特稿，如《一个人的恐怖主义》、关于药家鑫的《审判》等，新闻写作让他不断逼近更真实的本相和内心。长期的新闻写作使得他文笔凝练，注重细节描写，自觉践行“非虚构写作”，落笔诚挚，不惮于掏出深藏内心的往事解剖自我。

（二）至亲的影响

蔡崇达的亲情散文写得真切动人，《皮囊》《残疾》《母亲的房子》等是散文集中最出彩的几篇。在他笔下，阿太、母亲、父亲都是很立体很有个性的人，他在这些人身上汲取了宝贵的精神资源，他的写作不仅是为了“看见”身边人，也是为了更好地理解自己。

书中的阿太是那样冷硬和超脱，镇定自若地对待身体受到的伤害、女儿的离世，她始终认为“皮囊是拿来折腾的，受苦受难都看淡，安放好灵魂才最重要”[2]。而母亲、父亲给他的精神资源更多的是一种韧劲，母亲对建房子的执念，苦苦支撑着家庭不让自己倒下，父亲身患残疾执著地想要挣脱命运给予皮囊的枷锁，对生活苦难的忍受与挣扎让作者不再害怕苦难。受家人熏陶，作者在讲述生活残酷时出奇地冷静，没有强烈的情绪，总是用清淡的笔调叙述悲痛。冷感叙述成为其散文的一大文本特征。

（三）乡土的滋养

现代人嘴上说“此心安处即是吾乡”，但真的离乡千里仍会寻找精神上的原乡。某种程度上，现代人或多或少都有回家情结，追忆童年、故乡成为一种精神上的寄托。对蔡崇达而言，故乡是他的出发点，是他的根。

小镇青年的成长书写带有一股浓厚的小镇气息，隐现着乡愁。在闽南渔业小镇成长的作者，闽南文化滋养着他，下笔处处体现闽南的风土人情。浓厚的宗教氛围使作者面对苦难叙述时多了一种宗教式的超脱。在厦门和泉州的对比中，作者会感动于自己故乡街头飘出的悲戚南音。泉州之于作者，不只是留存记忆的地方，这片土地像亲人一样和他血脉相连。读者通过他的书写复现各自的故乡图景或乡土影像，进而实现自身对故乡的心灵重构。从这个视角看，蔡崇达散文具有精神怀乡的文本特质。

散文集《皮囊》的最后一篇是一次圆满的精神还乡。他在《回家》里写道：“我知道那种舒服，我认识这里的每块石头，这里的每块石头也认识我；我知道这里的每个角落，怎么被岁月堆积成现在这样的光景；这里的角落也知道我，如何被时间滋长出这样的模样。”[2]他知道，这辈子他都是有家可归、有乡可还的人，不会是“孤魂野鬼”。

他与泉州是互相塑造的，“我是你的游子，你是我的故乡”，泉州文化涵养了他，让他成为有灵魂的人，使他走得更远，到大都市打拼而不怕没有根。而他的成长书写也让更多人认识泉州，塑造了带有蔡崇达个人印记的泉州模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