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复《楚辞新注》注疏研究

施　仲　贞

(南通大学　楚辞研究中心，江苏　南通　226019)



屈复《楚辞新注》注疏研究

施仲贞

(南通大学楚辞研究中心，江苏南通226019)

摘要：屈复《楚辞新注》以其鲜明的注疏特色，在清代诸家楚辞注本中显得不落窠臼而独树一帜。《楚辞新注》有着“知人论世”的注疏特色，在正文注疏楚辞之前，编选有关屈原生平际遇和思想的三段文献材料，还原再现屈原的创作视域和原意，使得读者在初读《楚辞》之前，对于屈原和他创作的社会历史环境，都有所了解和认识，形成一定的知识储备、批评导向和情感基调。同时，《楚辞新注》又有着“去繁就简”的注疏特色，它对于楚辞字词、名物等的注解，往往简明概要，并不深究、不做繁复枯燥的整理工作，更不以此为注疏的重点；对于文句的注解，往往能贯穿上下文，将文本浓缩、拈定至几个词甚至是一个字，如线贯穿，以此诠释和探析《楚辞》篇章结构之精妙、立意之精深，做到提纲挈领、微旨精义。

关键词：清代；屈复；楚辞新注；知人论世；去繁就简

屈复，字见心，号悔翁，晚号金粟老人，又世称“关西夫子”，陕西蒲城人。屈复出生于康熙七年(1668)，主要活动于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是清朝著名的诗人和学者。屈复是一个具有极强独立人格的人。他为人性格鲜明，正直傲岸，不仕清廷，“实乃康乾时期著名的‘布衣诗人’”[1]，“一生清贫，衣食全赖朋友、门生接济。往往灶不举火，而谈诗不少衰，下笔千言立就。警句奇辟，大率自饿腹中诵出”[2]750。他为文亦富有个性，思想深刻，不落窠臼。《楚辞新注》创作于屈复七十一岁高龄之时，“始戊午正月，三月而毕”[3]1，成书迅速、一气呵成，带有屈复强烈的个人色彩和浓郁的注疏个性。

一、知人论世

在《楚辞新注·自序》中，屈复谈及注释《楚辞》的原因，云：“余幼好楚辞，多不解。稍长，读诸家所注，愈不解。然往往一吟其可解者，则回风雨雪，身置湘沅。……而详予向所愈不解者……然恐终未当三闾意中之言。”[3]1屈复祖籍，与屈原同在楚地；回溯家族历史，更以屈原为屈氏宗族的精神领袖，以屈原后裔自我标榜和自我激励；加之屈复自幼就接受父祖“坚守明臣志节”的庭训遗命。因而，屈复在《楚辞新注·自序》中提到自己幼好《楚辞》，便是出于自幼对屈原所怀有的钦慕崇敬之情；而其中谈到对《楚辞》的“不解”“可解”之处，以及“三闾意中之言”，则主要指的是透过《楚辞》对屈原思想和精神的感悟和理解。

不同于前人及同代学者“观赏”《楚辞》、“观看”屈原的研究角度和注疏态度。屈复正是出于对同有亡国遭际的屈原的“异代同悲”之感，以及对其“尽性致命”精神的追崇之情，注疏《楚辞》。《楚辞新注》的一个最重要特点，就是屈复是以注疏《楚辞》为途径，其重点在“注”人，他把诠释与塑造屈原精神作为侧重点和注疏目标，通过注疏《楚辞》，与有着相似历史际遇的屈原达到精神层面的交流和共鸣。因此，“知人论世”的写作手法，就成为了屈复《楚辞新注》的注疏特色。

所谓“知人论世”的手法，最早出自《孟子·万章下》：“以友天下之善士为未足，又尚论古之人。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4]251孟子的本意是指，如果结交全天下有才能的人做朋友，还尚觉得不够。就要突破时空的限制，上溯寻找古时的圣哲先贤，达到精神层面的沟通与交流。但单是吟诵他们的诗篇，阅读他们的著作；而并不了解他们的品性和为人，不研究他们所身处的社会时代背景，就无法做到真正深刻理解这些古时的优秀人物。孟子“知人论世”的主张，要求后学在阅读论述文学作品时，必须要把握和紧扣著作者的人生际遇和思想品性。这一文学评论观点，被后世所不断沿用和阐释申发，成为传统文学批评的重要方法之一。屈复注疏《楚辞》，就是以“知人论世”的思想，为其主要注疏线索和脉络。

因此，屈复的《楚辞新注》采用了与历代经典注本，如东汉王逸《楚辞章句》、宋代洪兴祖《楚辞补注》、朱熹《楚辞集注》等，完全不同的整体结构。从《楚辞新注》全书的素材选取和谋篇布局上来看，屈复注解《楚辞》，按照所注所选内容的先后顺序，依次可分为以下几大组成部分：“自序”、“凡例”、司马迁的“《史记·屈原列传》”、沈亚之的“《屈原外传》”、林云铭《楚辞灯》的“《附楚怀、襄二王在位事迹考》”“卷一《离骚经》”“卷二《九歌》”“卷三《天问》”“卷四《九章》”“卷五《远游》”“卷六《卜居》《渔父》”“卷七《九辩》《招魂》《大招》”、班固“《离骚赞序》”、王逸的“《叙》”、洪兴祖的“《叙》”和刘勰的“《辨骚》”。

其中，在正式注疏《楚辞》前，屈复先是很有倾向性的选择了三段材料,从多方面、广角度介绍了屈原的人生遭际和个性品质，突出弘扬了屈原“为臣尽忠”的“忠爱之性”，为屈复注疏楚辞做好了必要的知识储备，理清了注疏的着眼点和侧重点，奠定了感情基调和情绪氛围。

《楚辞新注》第一则选文《史记·屈原列传》，以正史的眼光，全面简要地概括和总结了屈原的一生际遇和精神品质：“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为楚怀王左徒。博闻强识，明于治乱，娴于词令。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过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上官大夫与之同列，争宠而心害其能。……因谗之曰……王怒而疏屈平。”[3]4屈原既疏且放，但其“虽放流，眷顾楚国，系心怀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3]5只是谗臣奸佞高占朝堂，楚君楚怀、顷襄二王又昏庸蔽听，先后放逐远迁屈原，忠臣失路、进退失据之下，屈原最终选择“怀石遂自投汨罗”[3]6，以死明己忠君爱国赤子之心。《屈原列传》用激赏之词对屈原进行了宏观的、总括性的评价：“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3]5。文中亦有由屈原经历，联系并阐释了其《离骚》等作品的创作背景、成文原因和内涵意蕴：“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离骚者，犹离忧也。”[3]4

如果说《屈原列传》是将正统史学与文学两个视角相结合，较为全面地定位诠释屈原。那么屈复《楚辞新注》第二篇所收录的沈亚之的《屈原外传》，则是把表现的视域沉降拉回地方及民间。选文中记载的，多是充满浓郁浪漫主义色彩和理想传奇意味的地方野史及民间传说。其中关于屈原的外貌和性情的描摹，寥寥数笔白描，却紧扣人物特征，个性鲜明、屈原“尚志性洁”的形象似乎能跃然纸上：“屈原瘦细美髯，丰神朗秀，长九尺，好奇服，冠切云之冠。性洁，一日三濯缨。”[3]8此外，《屈原外传》从杂记方志选录记载了关于屈原“遂放而耕……时楚大荒，原坠泪处，独产白米如玉”[3]8的动人传说。屈原自沉汨罗“其神游于天河，精灵时降湘浦。楚人思慕，谓为水仙。每值原死日，必以筒贮米，投水祭之”[3]8，然江中蛟龙悉窃之，屈原以神明告知长沙百姓，“‘可以楝树叶塞上，以五色丝转缚之，此物蛟龙所惮。’囘依其言”[3]8，后民间所以有“世俗作粽，并带丝叶”的节俗遗风。以及屈原作成《九歌·山鬼》时，绮玮诡谲的山川天地异象，咸安中吴人月夜泊汨罗，曾闻三闾行吟黍离之悲；屈原故宅，秋风夜雨之时，捣衣石隐隐可闻砧声，“特千古骚魂郁而未散”[3]9的民间流传。应该说，屈复在厚重严肃、正襟危坐的史家之言《屈原列传》之后，通过《屈原外传》中取自方志杂记的，大量带有理想主义色彩、想象奇特、描摹夸张的民间逸事和传奇作为其补充素材；在“历史屈原形象”之外，另外展现了一个其忠义情怀倍受楚民敬仰追崇的、人格极致完美的、被“仙化”“神明化”了的“民间屈原形象”。

屈复《楚辞新注》中，以上两则各具有代表性、分别取材于正史和野史的文献，在塑造屈原方面，内容具体丰富；庙堂之文与乡俚之言互为补充，将历史与文学并轨穿插，为读者提供了形象可感的“忠义”屈原形象。而第三则林云铭的“《附楚怀、襄二王在位事迹考》”，则是以纪年纪要的方式，按照时间线索，客观地记录楚怀王、楚襄王分别在位时历年的重大国事，并且将屈原的相关经历际遇、及其各个时期的楚辞作品与楚国国事相对应。本附录篇末称：“屈子所著之文，无先后次序考据。兹将二君在位事迹，按年编辑，参之《史记·本传》。……即以为屈子之年谱可也。”[3]15屈复正是通过林云铭所编订的楚君在位“年谱”，梳理考证并阐明介绍屈原楚辞诸篇的成文背景、写作时间和内涵语境，为注疏楚辞提供宏观的时空框架、以及可供理解和查证的史料依据。如记录“癸卯十一年。楚为纵约长，与赵、魏、韩、燕伐秦，攻函谷关”[3]10后，有加注“时屈子为左徒，王甚任之。国内无事。《惜往日》篇，所谓‘奉先功以照下，别法度之嫌疑，国富强而法立’是也。屈子有功在此，其招谗妒亦在此”[3]10。屈复通过此林云铭的年谱记录，将文学创作者、真实宏大的历史事件与其文学作品勾连，以史带文，文史互证，在具体时空范畴、历史语境下，为注疏楚辞拓展了视域，增添了事实理据和理性色彩。另一条“戊申十六年。秦使张仪约楚绝齐，许以商于之地六百里。楚绝齐，秦不予地，遂攻秦。……《离骚》云：‘反信谗而齐怒。’《惜诵》篇云：‘反离群而赘肬’，当俱指此。则夺其位者，在此年耳”[3]10，此条目则是将楚辞的具体诗句，揣测纳入到相应的楚国历史背景和屈原被黜被废的遭遇下，其意自明，文义更清。此外，“事迹考”中类似“己酉十七年。春，秦败楚于丹阳，……楚悉起国中兵袭秦，大败于蓝田，割两城以和。……《惜诵》当作于此年”[3]11，“丁巳二十五年。怀王、昭王盟约于黄棘。……《悲回风》篇，刺顷襄迎妇于秦，所谓‘施黄棘之枉策’是也。屈子虽远迁，尚欲南行而死谏，终不得谏。《思美人》篇，当作于此时”[3]11-12，“戊辰七年。楚迎妇于秦。……《悲回风》当作于此时。《哀郢》当作于十年。《渔父》《怀沙》当作于十一年。以汨罗之沉，当在此年也”[3]13等条录，更是根据屈原的生平经历、精神气质和政治理想，楚国的历史和时代背景，结合楚辞各诗篇文义及所表达的情感，推测出作品的具体创作时间。

总之，屈复《楚辞新注》通过对前代注本注疏体例的改进、完善和创新，采用“知人论世”的文学批评方法，在正文注疏《楚辞》之前，编选《史记·屈原列传》《屈原外传》和《附楚怀、襄二王在位事迹考》三段文献材料，极大程度上，还原再现了作者屈原的视域和原意，使得读者在初读《楚辞》之前，对于屈原的生平、际遇、思想和创作的社会历史环境，都有所了解和认识；并且为注疏《楚辞》，形成一定的批评导向和情感基调。在有了一定的知识储备和情感准备的基础上，再让读者阅读《楚辞》，能够使读者对于屈原文辞中所表达的深沉的忠君爱国的情谊、以及深刻的思想内蕴有更加深刻的感受与理解。如此精心安排，屈复可谓是用心良苦。

二、去繁就简

屈复的《楚辞新注》，不同于以往大多数《楚辞》注本的另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它去繁就简、精炼简明的注疏特色。

那么，形成屈复《楚辞新注》去繁就简注疏风格的原因究竟是什么？第一，根源于屈复的文学批评理论。清代文坛，充满了集权和压制，统治者对于士人知识分子的“前明情结”，总是充满了疑虑和猜忌，甚至是捕风捉影，动辄得咎，文字狱常有发生。在如此紧张高压的严密文网之下，学者文人长期处于“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精神状态，于是皓首穷经、躲进小楼专做浮于字词表面的考据之学，一时蔚然成风。而对于这种支离破碎、苦耗心力的考据，屈复是持反对态度的。屈复的《感遇三十首》就曾有诗云：“狂秦飞坑灰，诗书转辉煌。后贤表训诂，诗书乃消亡。”[5] 1423-1424在文艺理论和文学批评方面，屈复与前代众学者相比，富有个性之处，就在于他提倡使用“寄托”之法。所谓“寄托”，清代著名的古文家陈僖指出：“寄托者，不止托物比兴也”[6]392(《再与汪比补论文书》)，“夫文也者，人为之。人之所以为文者，必有所寄托而后成也。有寄托则真精神出，真精神出然后能透入纸背……故凡为文者，必中有寄托而后求之法，法备矣而后成章，章成矣而后可以论气骨、观气象、定品格、审辞令。如无寄托而专求之章法、辞令,则亦木偶之形、侏儒之音而已”[6]391(《与汪比补论文书》)。而屈复则创新独特地把“寄托”手法用于注疏之学，他提出“诗有寄托，非赋比兴也。……或君臣朋友间，言不能尽，借酒杯，浇块礧，言在此而意实在彼，隐乎字句之中，跃乎字句之外，千载下令人思而得之，无论赋、比、兴，俱可以寄托，而寄托非赋比兴也”[3]41(《楚辞新注·九歌序》)。第二，源自于屈复注疏《楚辞》的目的，不在钻故纸堆、从事精深的发掘研究工作，而在于阐发文中所蕴涵的深情厚意。《楚辞新注·自序》中所谓的“略诸所共解者”[3]1，就是指对于《楚辞》中文字文句的训诂和名物典实的考证等，不专作繁复艰深的罗列、整理和考据。

屈复《楚辞新注》“去繁就简”的注疏特色，首先体现在字词训诂、名物考证方面。《楚辞新注》中对于字词、名物等的注解，往往简明概要，并不深究、不做繁复枯燥的整理工作，更不以此为注疏的重点。

在字词注解方面，《楚辞新注·凡例》就曾以“初度”二字举例，提出“字面解释，如‘初度’二言或云时节，或云气度，或云法度，或云……皆为支首，悉顺文气，如此之泪，无损大义，俱不深辨”[3]3。屈复由此表示，注疏《楚辞》重在文气情理，而对于字词等的理解和阐释，并不做苛刻精准的考证要求。对于屈复《楚辞新注》的这个特点，《四库全书总目》中就有这样的评价，云：“是编采合《楚辞》旧注，而自以新意疏解之。复颇工诗，故能求骚人言外之意，与拘言诠、涉理路者有殊。”[7]1271

自东汉王逸到明清诸家，注《楚辞》者有数百家之众，但注疏者多专注致力于字注句疏和名物的典实。屈复的《楚辞新注》，则是颇具新意，着眼于《楚辞》文本整体的把握和赏析，并不局限拘泥于字词的训诂和考证。屈复注解《楚辞》，是以篇章结构、上下文气为注疏的基点，只要不影响文本旨意的阐发，对于名物字词并不苛于深究。这种注疏手法的优点在于，减少过度、繁复注解导致的文本零碎感和割裂感；有助于保持《楚辞》篇章阅读与赏析的整体性和连贯性，简洁明快，轻重分明，尤为适合《楚辞》初读初学者的阅读需求。然而，屈复《楚辞新注》偏轻字词名物注解的缺点，也是很明显的。那就是在考证训诂方面显得模糊粗浅，功夫欠深，缺乏充分实在的依据。

屈复《楚辞新注》“去繁就简”的注疏特色，其次体现在篇章结构、文本旨意方面。对于文句的注解，屈复往往能立足于全篇的高度，贯穿上下文，从纷繁的文句信息中提取到关键线索和旨意，将文本浓缩、拈定至几个词甚至是一个字，如线贯穿，以此诠释和探析《楚辞》篇章结构之精妙、立意之精深，做到提纲挈领、微旨精义。

例如屈复《楚辞新注·离骚经》篇末对于《离骚》篇章结构的划分和解析，总结“通篇五段，以祖考命名为纲领，以‘知’字为鍼线，以从彭咸而死为主意”[3]38；其后，又拈定这一“知”字，串联全文：“篇中‘余固知’后，止两‘知’字，前‘不吾知’，其亦已矣；后‘莫我知兮’，而君之放逐，党人之嫉妒，女嬃之詈，折中重华，叩帝閽，上下求女，占灵氛，问巫咸，远逝自疏，莫与为美政，皆莫我知也。‘愿依彭咸之遗则’，下云……主意如此，究之所以死者，皆‘莫我知’也。”[3]38-39屈复以紧扣“知”字，来诠释《离骚》所要表达的屈原忠而被疏、忠佞不相容、且又不忍随时，上不见知于君王，下不见容于群臣，遗世独立、孤独难抒但却矢志不悔、尽性至命的一片“孤忠”之情。而《楚辞新注·九章·悲回风》篇后则是拈定一个“思”字，纵贯串联全文，屈复总结此文“题是《悲回风》，心是思楚国，故以‘思’起，以‘思’结。中段又用数‘思’字，……其意可知。”[3]127屈复用“思”字作结，以阐明《悲回风》篇所主要抒发的屈原故土难离、心系楚国之深情。又如《楚辞新注·卜居》篇末总结全篇曰“此篇四段，一段求卜之故，二段应心烦意乱，三段应竭知尽忠二句，四段质诸鬼神而无疑也。知字起，知字应，知字结，章法井然”[3]144。屈复通过抓住这个“知”字，展现了屈原两难的矛盾处境，及其内心痛苦剧烈的斗争冲突。还如《楚辞新注·九辩》在归结章节主旨时，也是多用拈定个别字词的手法，诸如“此章，……单写‘悲’字”[3]150，“首段，以四时起秋；次段，以木之摇落，感己之岁月，暗含秋字；三段，以秋夜徙倚，明点秋字结。通章合写悲秋也”[3]151,“蕙华飘扬，此中暗含秋字。中间单写悲字；末段方明点秋子结。”[3]152“此章，虽单写悲字，……亦是暗承秋意也”[3]154,“此章，起句明点秋字；中二段单写悲字；末段又以冬春夹写秋字”[3]156，以及在篇末点评、总括主旨时，所提及的“九篇中‘悲秋’二字，或分合长短，比赋兼陈，而藕断丝连，深得讽谕之旨”[3]161等句，通过提炼概括至“悲”、“秋”二字，尽述宋玉由秋生悲之情；宋玉正是通过萧瑟的秋色、秋物、秋声，暗含寄寓自己哀怨的身世际遇和衰败的楚国社会；以抒发内心忠而见疑、情志难纾的悲愤和愁怨。如陈继儒所言：“秋气可悲，想古闷如也；自玉一为指破，遂开千古怨端。”[10]17175-17176而屈复则是将《九辩》全篇归结为“秋”、“悲”二字，“秋”为眼前之景、“悲”为心中之情，触“秋”景生“悲”情，“悲”情因“秋”景而愈是悲凉，“秋”景因“悲”情而更显萧条哀怨之气，单以“秋”、“悲”二字，即已总括贯穿全文，屈复可谓精要！此外《楚辞新注》中，还有通过拈定一个字词为文句线索，来评析和串联不同楚辞篇目，如《楚辞新注·湘夫人》篇末“此篇大旨，与前篇同。前篇四‘不’字句，自咎责之意；此篇四‘何’字句，自疑怪之词。其不敢遂绝，而终望其合之心，则一也”[3]49。屈复于文本中提炼择取文之枢机、关键的字词，分别以四组‘不’字句、四个“何”字句，总结《湘君》《湘夫人》各自所要传递表达的情感指向，并且比较分析两者的相异相通之处。

李详《致马通伯先生书》对屈复《楚辞新注》有如下评价：“国朝注屈者，蒲城屈悔翁，休宁戴东原，并此而三。”[11]258这是对屈复及其《楚辞新注》的极高赞誉之词，在李详看来，可称为经典之作的清代楚辞注本唯有屈复的《楚辞新注》、戴震的《屈原赋注》和马其昶的《屈赋微》三家。应该说，正是屈复《楚辞新注》“知人论世”的注疏个性和“去繁就简”的注疏特色，使其在清代诸家楚辞注本中显得不落窠臼、独树一帜、风格鲜明而引人关注。《楚辞新注》的这两个注疏特色，在为后学开启整体性楚辞研究崭新思路的同时；其平易简明、贴近读者、清晰明朗的注疏个性，使其在楚辞接受学方面也具有突出的研究和参考价值，因此它往往被作为初涉楚辞者学习楚辞的重要推荐书目之一。诚如潘啸龙等《楚辞著作提要》中所赞，屈复的《楚辞新注》“别具一格，自成体系，颇有思致者也”[12]162-166，实乃“清世研习屈子之名作”[12]。

[参考文献]

[1] 李正德,刘伶苓等.陕西著述志[M].西安：三秦出版社,1996.

[2] 刘福谦.蒲城县志[M].北京：中国人事出版社,1993：.

[3] 屈复.楚辞新注[M].西安：三秦出版社,1995.

[4] 杨伯峻.孟子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60.

[5] 屈复.弱水集[A]//续修四库全书：第1423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6] 陈僖.燕山草堂集[M]//四库未收书辑刊：第8辑第17册.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

[7]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M].北京：中华书局，1965.

[8] 汪瑗.楚辞集解[M].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

[9] 周拱辰.离骚草木史[G]//楚辞文献集成.广陵书社：第8册,2008.

[10] 沈云翔.八十四家评点朱文公《楚辞集注》[G]//楚辞文献集成.广陵书社：第24册,2008.

[11] 洪堪侯.楚辞要籍解题[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7.

[12] 潘啸龙,毛庆.楚辞著作提要[M]//楚辞学文库：第三卷.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

[责任编辑：左福生]

Research about Notes and Commentaries in Qu Fu’s New Note of the Songs of Chu

Shi Zhongzhen

(Research Center of the Songs of Chu, Nantong University, Jiangsu Nantong 226019, China)

Abstract:Qu Fu’s New Note of the Songs of Chu with its distinctiv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notes and commentaries. In Qing Dynasty from Chu elegies note book is unconventional and unique. Qu Fu’s New Note of the Songs of Chu with “understand the writer and his time” commentaries characteristics, before the text commentary on the songs of Chu, compiled about Qu Yuan’s life and thought of literature materials, reducing reproduction of Qu Yuan’s creation view and the original intention, so that the reader before reading the beginning of songs of the south, to Qu Yuan and his hit songs of the social and historical environment, understanding and knowledge, the formation of certain knowledge reserve, criticism guidance and emotional tone. At the same time, Qu Fu’s New Note of the Songs of Chu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Notes and Commentaries with changing complicated to simple. it for Chu words, the names of the notes, often a concise summary and does not get to the bottom, not boring, repetitive finishing work, not taking the opportunity of the focus of commentaries; for textual annotations, often can through context, text to concentrate, twist to a word or a word, such as line throughout, this interpretation and analysis of Chu chapter structure exquisite, the conception of deep, do concentrates, micro purpose essence.

Keywords:Qing Dynasty; Qu Fu; new note of the songs of Chu; understand the writer and his time; changing complicated to simple

收稿日期：2016-01-03

作者简介：施仲贞(1979—)，男，浙江瑞安人，文学博士，南通大学楚辞研究中心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先秦文学。

基金项目：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清代楚辞著述论考”(12ZWD019)；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楚辞在日本的传播和影响”(2015SJB617)；江苏高校“青蓝工程”优秀青年骨干教师培养对象资助项目(2014)；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东亚楚辞文献的发掘、整理与研究”(2013&ZD112)。

中图分类号：H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429(2016)03—007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