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真实、复杂人性与语言艺术——重读黄济人《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上部)

凌孟华

(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重庆400047)

历史真实、复杂人性与语言艺术
——重读黄济人《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上部)

凌孟华

(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重庆400047)

当代著名作家黄济人的成名作和代表作《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上部)搭乘其“下部”或曰“完全本”之东风，又回到了读者的视野，引起评家的关注。重读《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仍然会被其立足走访和史料的高度的历史真实性打动，会被其植根立场和细节的丰富的人性复杂性感染，会被其讲究表达与修辞的成熟的语言艺术性吸引。《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存在的个别问题至今仍然没有得到有效解决。

黄济人;《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真实;人性;语言

《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无疑是当代著名作家黄济人的成名作和代表作。最早与读者见面的是《时代的报告》(季刊)从1980年第3期开始连载的初刊本。在连载还没有结束的1982年4月，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就推出了单行本。此书1983年7月获首届“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奖”(共43件)，1986年8月获“全国优秀畅销书”奖(共95种)，1988年10月获首届“四川郭沫若文学奖”(共7种)，1995年5月四川人民出版社改版重印，1997年3月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发行第2版，2006年10月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发行增补新版，2009年4月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发行第3版。2013年3月，《红岩》刊出《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下部)。2013年5月，中国青年出版社、重庆出版社联合出版《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原国民党将领大陆新生始末》(完全本)。从某种意义上讲，《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既是旧作，又是新著，是一部写了30多年的产生重要影响的奇书。于是，被写入《中国报告文学发展史》(章罗生著，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3月版)和《20世纪重庆文学史》(周晓风编，重庆出版社2009年11月版)的《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上部，以下本文未专门说明版本者，均指上部)在沉寂多年以后，搭乘“下部”或曰“完全本”之东风，又回到了读者的视野，引起评家的关注和重读，《文艺报》、《全国新书目》等报刊都有识者的高论刊行。在这样的背景下，笔者不揣浅陋，也在重读之余发表三点补充意见，也许不是没有意义的。

一、立足走访和史料的高度的历史真实性

重读《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的最突出感受还是其纳战争风云和时代氛围于笔端的历史感，其融个人体验与历史材料为一炉的真实感，其高度的历史真实性。这种历史真实性正是它具有突破禁区的实力，能够产生振聋发聩效果的关键。而这种效果，从作者创作谈《为了写出更清晰明快的历史》披露的连唐弢先生都致信表示“我研究中国文学这么多年，只有读到这本书的时候，才因为陌生而产生了异样的兴奋”［1］中可见一斑。这种历史真实性的产生，无疑是和黄济人借助得天独厚的个人优势不辞辛劳地走访历史当事人，利用能力所及的公共资源不厌其烦地查阅图书史料库，并加以精心的鉴别、选择和组合分不开的。大量的人物采访和史料收集，可以说是《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取得成功的基础和秘诀。

黄济人曾坦言:“我写作的全部材料，都是通过采访搜集到的，特别是作为作品主要故事的那些有关国民党战犯监狱生活的材料。书中主要的和比较主要的人物，譬如邱行湘、杜聿明、黄维、沈醉、文强、董益三、罗历戎、周振强，方靖、杜建时、杨伯涛等先生，我都一一采访过，而且多少次进出过他们的家门，是很难记清的。”［2］27－28正是有了这些采访搜集到第一手材料，《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文本中才会出现邱行湘的笔记本、沈醉的日记、周振强包含错别字的心得体会、杜建时的读书笔记、杨伯涛的笔记本，出现董益三浓重的湖北话、罗历戎的四川渠县土话，出现文强与蒋大胡子大谈监狱规矩，方靖与邱行湘默默互相擦背……正是这些历史人物的手书文献、细节特征和独家秘闻，赋予《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鲜明的历史性与不容置疑的真实感。

《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之前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正如周晓风教授所说:“不仅国民党军官的形象在一般文学作品中被作了简单化处理，而且即使是在《保卫延安》这样的史诗性作品中也没有得到较为认真和充分的反映，从而使当代文学在反映国民党军人的生活和思想情感方面表现出明显的题材缺失。”［3］336因此当《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能够做到不仅描写国民党战犯在共产党监狱里漫长的由被动到主动的改造经过，而且回溯他们之前与共产党人在战场上复杂的由希望到绝望的决战挣扎，就已经具有难得的历史纵深感与现实说服力，就已经填补了当代文学的前述题材缺失。黄济人创作谈《这是一本迟早有人去写的书——＜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写作前后》披露过韦君宜社长曾在给作者的信中嘉许:“我觉得这本书确是在创作中开辟了一块新的疆土。这些人物的心灵我们从没有探索过。”［4］101就是敏锐地看到了这一点。但更值得注意的是，《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还不仅书写了他们在解放战争诸多战役中反人民的历史罪责，而且展现了他们在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对民族的历史贡献，从而大大提升了作品的历史真实性、思想艺术高度和文学史地位。当我们今天看到第十二章《战场上下》或通过“我是今天被共产党俘虏的”引出的宋希濂之于1932年淞沪抗战，或借助管理员李科长提示“遗漏了一个重要事情”想起的杜聿明之于1939年昆仑关大战，或以提意见“不要因为雪峰山不会说话，就随便欺负人”而回顾的杨伯涛之于1945年雪峰山会战，或以“展开了一场夺取荣誉的攻势”而主动发言的邱行湘之于同时的武阳之捷，或以“一个军校毕业的嫡系部队将领的大号”而被人提及的郑庭笈之于1937年忻口会战的描写时，犹觉得出乎意料、难能可贵。对于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的读者而言，其首先冲破禁区之功绩、令人耳目一新之感佩，更是不言而喻。所以王蒙先生曾在讲话里有“《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用文学的方式更新了人们对历史的看法，参与了中国思想解放的大合唱”［1］的激赏。

黄济人何以具备这种突破禁区的勇气和过人的胆识呢?因为他知晓采访到的将领们的个人经历和情绪只是描写他们性格与言谈举止的直接依据，要把他们复杂的人生道路放进历史的复杂演变过程中去，要想写出他们从战犯到公民的过渡，写出这种过渡所包容的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高度，就需要全面了解这段历史的背景和舞台，就需要掌握丰富的史料，需要“求助于北京图书馆”。于是在“记不起多少次进出过那扇凝重而庄严的知识大门”之后，发现“通过对材料的研究分析，作品里的时代气氛以及人物性格发展的逻辑就有了一根红线，而这根红线通常不是靠所谓灵感能够编织的”。［5］109也就是说，黄济人正是利用图书馆资源，在广泛占有各种相关史料的基础上，比较全面地知悉现代中国，特别是国共关系的历史背景和时代氛围，进而形成《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展示的历史真相与人物性格发展逻辑，凸显出高度的历史真实性的。作品中先后出现并引用的《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概况》、《中央日报》、《人民日报》、《邓演达先生遗著》、周恩来1956年1月30日的政治报告、毛泽东1956年4月25日《论十大关系》讲话、《记杜聿明将军》、《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东北日报》、蒋介石《剿匪手本》、希特勒《我的奋斗》、香港《大公报》特稿、《文史资料》文章、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稿等丰富的各类文献史料，无不显示着黄济人的史料运用功夫，证实了《人民日报》在报导《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出版时所说的“全书是作者在走访原国民党将领的基础上，研究了大量历史材料写成的”［6］，强化了作品的历史真实性特征。

除此而外，《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的历史真实性特征还表现在作者以全知视角展开叙述，先后写到的有名有姓的现代人物竟多达330余位，让为数众多的耳熟能详的现代人物名字根据表达的需要在文本中大胆出没，如孙中山、蒋介石、宋美龄、李宗仁、白崇禧、陈诚、何应钦、汤恩伯，傅作义、张治中、蒋经国，如罗斯福、丘吉尔、麦克阿瑟、魏迈德、司徒雷登、蒙哥马利、马林诺夫斯基、杜勒斯、皮尔逊等。特别是在叙述被俘国民党将领时大多准确介绍其所在部队番号、职务及军衔，重要人物往往还介绍其籍贯、军校学习期次、同学好友，交代其任职经历与被俘经过，显得有根有据，知人论世，客观可信。尤其是几个主要人物还牵涉其父母、妻子、子女、亲戚乃至长工，如沈醉母亲的罗裙、爱人粟燕萍，黄维的妻子蔡若曙、老大黄新、老二黄理、老三黄敏、老四黄慧南，杜聿明的父亲杜良奎、妻子曹秀清、表兄李鼎铭、大女儿杜致礼、大女婿杨振宁，邱行湘的母亲黄氏、妹妹邱行珍、女友张小倩、新妻张玉珍、幼子邱晓辉、长工邱仁才、长工沈锁斌等等，更是将人物置于复杂的社会关系网络之中展开多方面的书写，显得知根知底、了如指掌、真实完整。

二、植根立场和细节的丰富的人性复杂性

重读《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的第二点突出感受就是历史叙事和人性叙事在作者笔下交织，罪行之恶与人性之善在字里行间共生，即其丰富的人性复杂性。这种丰富的人性复杂性也是其具备经久不衰的魅力，可以产生润物无声的滋养的根本，以致前述韦君宜先生信中继续称赞“这些人物的心灵我们从没有探索过。你的作品使人感到了这样人物也是人，不是符号，是可以理解的”［4］101。而这种人性复杂性的书写，无疑是得益于黄济人在走访历史人物和查阅图书史料基础上形成的科学而坚定的观点立场，积累的丰厚且精彩的细节资源。出色的立场把握和细节运用，可以说是《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常开不败的土壤和根源。

黄济人曾回忆“在思考《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的主题意蕴的时候，我想到一个问题:关于共产党人，共产党领袖是‘人’而不是‘神’的认识，已经在很多作品中显示了深刻的认识价值，那么对于国民党人，国民党领袖是‘人’而不是‘鬼’的认识，能不能在我的作品中得以体现呢?我想这不仅是能够体现的，而且是应该体现的。因为只有体现出这种认识，才能把共产党人和国民党人放在人的关系中来，即放在人与人的阶级关系中来。离开了这一点，共产党成功地改造了国民党战犯，创造了世界社会主义历史上的伟大奇迹，便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了。”［2］28－29正是有了这样正确的思想认识和写作立场，《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作品中才会呈现如下众多人物各不相同的动人的细节:邱行湘看到在刚刚过去的七天七夜鏖战中没有人投降，却最终和自己一样成为共产党俘虏时心底“爱兵如子”的衷情;杜聿明在年仅三岁的大女儿嚷着要吃两个铜板的臭豆腐，自己掏遍全身只有一个铜板，女儿嚎啕大哭时忍不住的鼻子发酸;范汉杰从文强口中听到被俘后的第一条妻子的消息时既连连点头，又连连摇手的“不要说话，不要说话”;王耀武在黄维牙刷事件中对自己的漠不关心行为主动检讨时的痛苦的表情和检讨后把自己碗中的瘦肉挟给黄维的内疚的诚意;宋希濂读到报上周恩来政治报告中关于两次国共合作、并肩作战的内容后用力拍了一下大腿，突然高叫“我是今天被共产党俘虏的!”沈醉因思念小名雪雪的爱妻，在功德林写的全部日记中，平均每三则就有一个“雪”字，期望“我何时能再把您拥入怀中尽情的享受您的温暖呢?”徐远举接替昔日对头邱行湘，背失去双腿的杨光珏时抓住邱的手说“你的事情多，从明天起，我来背他!”以矜持著称的四川军阀佼佼者王陵基因年近六旬兼深度近视起初没能名列外出参观大名单而鸣冤叫屈“我就是瞎了眼，手还可以摸嘛!”庞镜塘入夜时分还望着窗棂上儿子送的已风干的苹果时的满腹经纶“我有两个孙子啦。看见我的苹果，就等于看见了我的孙子”;宋清轩看到报纸上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释放一批战犯的建议后的赤膊狂奔与大喊大叫“这下好了，我可以和老婆女儿在一起啦!”黄维因为需要报答共产党给他和他家庭的恩典而愿意在监狱的菜园里给西红柿捆架、打尖，在深冬之晨主动用草帘子苫盖菜圃……正是这些细节，这些对士兵的爱惜、对女儿的愧疚、对妻子的关心、对组员的关爱、对政治的感怀、对爱人的思念、对弱者的帮扶、对机遇的争取、对儿孙的期待、对出路的狂喜、对恩情的回报，使得国民党将领作为“人”的形象在《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中具体化了、形象化了，表现出闪亮的人性之光和丰富的人性之美。

在被管理和改造的国民党将领之外，管理和实施改造的共产党人士虽然不是《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描写的重点，但却是走下战场之后的国民党将领们灵魂决战的重要方面。因而作品中的共产党阵营里面，从高瞻远瞩的中央领导同志到革命将领，从管理处的最高领导到普通管理员，都有不少精彩的细节折射着他们熠熠生辉的人性光芒，显示着感化和帮助国民党将领走向新生的强大力量。正如有论者所说，功德林作为共产党人的国家机器，“它的威力虽然离不开武力和强制，但更主要的是来自真理的感召与人道的感化，来自共产党人对过去的敌手的人格尊重和人情关怀”［7］41．具体而言，在中共高层层面，这样的细节虽然不多，但影响力和表现力却是相当巨大。比如毛泽东在延安窑洞前“数着手指作演说，穿一件土布军服，裤子上有两块大大的补丁，身前放一张木凳，凳上搁上一个茶盅”的照片让邱行湘“明白了国民党必败，共产党必胜的一个不大不小的原因”，向戴安澜家属颁发了“革命牺牲军人家属光荣纪念证”让杜聿明在夜里“淌着泪水向他的将士祈祷:安息吧，在这块土地上，你们能够得到安息”，建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特赦一批战犯等举措催生了“由宋希濂起草、由邱行湘缮写的功德林全体国民党战犯呈献给共产党领袖的第三封感恩信”。再如周恩来率黄埔学生北伐转移时“总是一人殿后”，“用他生命的火种，去点燃学生青春的火花”让昔时学生“不会忘记”，让今日战犯“看见了一个真理的永存”;接见十一名获释战犯时一声呼唤让曾扩情“泪流满面，抬起头来，半晌才说出一句话:‘周先生，我走错了路，对不起你!’”凌晨两点还致电秘书关心新生战犯多买一点肥皂与添置大衣让邱行湘意识到“人类的伟大，原来在于从一点一滴做起”。就是陈赓“放下武器，也是朋友”的话语与笑声消除了邱行湘的紧张情绪与仇恨心理，而“吩咐随员准备几十磅猪肉罐头，供邱行湘路上食用”，也让邱行湘发现共产党对他没有恶意。

在具体的战犯管理人员层面，这样的细节就明显更多了，而且影响力和表现力同样不可小视。比如漳河训练班李主任安排“解放军没有打他，解放军的犯人倒打了他”的邱行湘，“你明天到蒋铁雄那个小组去”，使得他“第一次从内心感激他的敌人”，南下之前与每一个国民党战俘握别，一句“望你多多保重”，使得邱行湘竟找不到任何语言来回赠。比如北京战犯管理处姚处长几乎没有脾气的在邱行湘红眉毛绿眼睛的时候的静女般的微微一笑显示的自我修养与苦口婆心，“最后促成了邱行湘提笔写交罪性的《自传》的决心”，对动辄拍桌子打板凳的外调人员的“又要人家讲，又要骂人家，真是岂有此理”的批评与“今天康泽和沈醉与外调人员吵架，责任不在他们身上，他们不用检讨”的魄力，使得邱行湘“能够通过共产党人的行为来理解共产主义的事业”。比如蒋所长在井陉村庄亲手为战俘们包好煮好肉饺子却躲在灶台后啃掺有野菜的窝窝头的一幕，促使邱行湘在给黄剑夫写策反信后主动提出来再给九十四军第五师两个副师长写信，在邱行湘人生第一个凄凉的除夕，坐在他身边主持文娱晚会，表演动作笨拙的扭秧歌也让邱行湘“忘不了”。比如李科长在午睡的两个小时里悄然挖完了六畦菜地，引发此后“只要有人说‘无言君子’扛锄头朝后院去了，人们便会争先恐后翻身下床……”在二十几名劳动积极分子合影时发现正中重要的空白，把邱行湘从后排拉到前排，用宣布决定的口吻和音量说“这个位置是留给你的”，让百感交集的邱行湘以满腹的虔诚连同浑身的力气在心底说“士为知己者死”。比如管理员几句“黄维犯痔疮，应该要求多发草纸，他没有提出来，是他的不对;但是我没有发现，是我的失职……大家也不要因为他处理得不恰当而作出同样不恰当的结论来”的发言就让黄维发现“共产党的一个小小的管理员的道理，却具有震慑三军的威力”。其它如以“用惯了碱粉，加上国家肥皂不算多”回答刚扛了一箱肥皂的邱行湘洗衣服“为什么不用肥皂”的刘管理员，“永远以他的白色罩衣上的红十字去辉映每一位战犯的脸庞。谁的脸色发黄，谁就会被他送回床位”，且自己常常脱掉罩衣补替劳动缺额的医务室王大夫，都以自己的节俭淳朴的人性光辉和人道主义情怀影响着接受改造的国民党将军，为取得灵魂决战的胜利加重了砝码。

黄济人在描写为替亲人报仇和解放自己而加入共产党却领受共产党“像亲人那样去照顾好自己的敌人”、“解放自己的敌人”的任务，忍住泪水在笔记本扉页写下“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的刘管理员后，有一段一针见血的精彩议论:“他和他的领导与同事，以诚实和正直显露出共产党人的人格，体现出共产党的政策，用以启迪本阶级的敌人的与身躯同时存在的性灵，用以攻克战场上哪怕是一百万发炮弹也无法摧毁的堡垒”［8］134－135，更是直接而形象地点明了在灵魂的战场上人格的力量，也表明了作者的写作立场和重心，回答了作品何以注重以细节刻画人格与性灵，显示出丰富的人性复杂性的原因。

三、讲究表达与修辞的成熟的语言艺术性

《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还有一个重要的成功之处在于其表达方式在叙事、抒情、议论间转换，其修辞手法在比喻、排比、对偶间跳跃，其语言风格在平实、华丽、幽默间过渡，时有精彩句段出没，让人时而正襟危坐，时而忍俊不禁、时而击节赞赏，显示出黄济人出手不凡的成熟的语言艺术性。

作为长篇报告文学作品，叙事自然是《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的主要表达方式。作为获得重要奖项的佳作，《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的叙事方式其实很有特点，比如说人称运用。在惯常的第三人称叙事之外，《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的第一人称运用颇为引人注目。黄济人使用“我们”展开叙述的例子在文中是很多的，比如序章第4节“本文不准备对洛阳战役的全部过程作详尽的记叙，让我们把历史的镜头对准这位国民党青年军战场指挥官吧”，第四章第17节“先让我们跟在邱行湘的后面，走进戊字胡同里去看看吧”，第六章第25节“现在，让我们来看看当时功德林的高墙内，又是一番什么样的情景吧”……再如第十一章第46节“为了领教张淦的《易经》的奥妙，让我们旁听一次功德林国民党战犯的学习讨论会吧”，第十三章第53节“我们的案头摆着沈醉的日记。打开日记之前，先让我们认识认识他吧”，第二十一章第85节“说真的，倘若国民党将军连吃进去的东西都不知道，我们又怎么去评判他们长得魁梧结实的身躯的价值”……又如第二十三章第97节“来宾之中，有两位身穿解放军军装的南京军事学院教官是不能不提的。一位是我们在洛阳战役后的黄河边上认识的赵云飞”，末章最后一节“关于这封信的内容，我们此时不去提及，因为在这以前，我们应当向读者介绍一篇与之相关的文字”等等。“我们”的巧妙使用，大大地拉近了作者与读者的距离，轻松地使读者进入参与者、叙述者的角色，跟随作者在叙事时间里穿行，在叙事空间里出入，既激发了历史叙述者的优越感和满足感，又强化文本阅读者的形象感和真实感。除了“我们”，黄济人还有时直接以“笔者”身份出场。比如①“王耀武是什么时候恢复他的元气的，笔者无法知道”(第十一章第45节);②“笔者最初看到这封信的时候，多少有一点失望:在代表大陆国民党人的意志的历史文献中，既没有闪光之辞，也没有传神之笔”(第十三章第56节);③“尽管如此，笔者还是愿意为寡言的康泽多说一句”(第十九章第79节)等等。如果说例①直接点明第一人称叙事的局限性，从另一个角度增强了叙事的真实性;例②就是充分运用了第一人称抒情的优越性，先从普通读者的角度抒发了对感恩信的失望之情，欲扬先抑，继而通过与“通缉”毛泽东的“平字第一九○六号训令”对比，显示其“时代所特有的光辉”;例③则有意无意地透露作者在叙述被俘国民党将领的灵魂决战的过程中对他们的尊重、体谅和理解，惟其如此，才能发掘出他们的人性细节，书写出他们的人性光芒。

而叙事之外，为了表现书中人物的人性、人情之美，抒发对党的政策成就、时代的发展变化的赞叹，抒情也是《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常用的表达方式。有时是直抒胸臆，如“请相信这样的事实吧，他们不管像袋鼠、像熊猫、还是像大雁、像小鱼，总之不再像老虎;请相信他们双手的颤抖吧，特赦证上的全部文字，记录着人民解放战争又结束了一个伟大的战役;请相信他们泪水的晶莹吧，从他们的泪水里，我们看到一个世界的屹立，像喜马拉雅山那样引人瞩目!”连用三个“请相信”，从以友好的袋鼠到凶恶的老虎之间形象的比喻表现今非昔比的事实，到以双手的颤抖与特赦证上文字之细部的聚焦宣示此番“决战”之伟大，再到直接以晶莹的泪水投影出新世界的万众瞩目，层层深入，具体生动，极具感染力。有时是借景借事抒情，如“黄土高原，人烟稀少;太行山中，小路崎岖。邱行湘走在峪涧，仰面望着莽莽大山，只觉得座座向他压来，他记起当年曹操征伐袁绍余部，翻越此地时吟有‘北上太行山，艰哉何巍巍’的诗句，不觉苦笑道:关前立马之时，谁不洋洋得意，一旦落敌之手，方知军粮难吃”，以“人烟稀少”之景象征凄凉与孤独，以“小路崎岖”之象暗示曲折与艰难，以座座压来的“莽莽大山”，流露内心的压力与恐慌，而借曹操诗句典故的对比，更写尽了败军之将的失落与悔恨，字字珠玑，简洁明快，很有表现力。

同时，为了驳斥被俘将领的世界观和哲学基础，论述时代发展的推动力和历史必然，议论在《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中也时有出现。比如对张淦所迷信的《易经》就有一段精彩的议论:“《易经》是一部卜筮的书，它的基本观点是万事万物都在变化，都在运动……可惜能够背诵《易经》的全部的张淦，却不能够领略一点其中的要素。他虽然懂得身外物的万变，却是以自己的不变作为前提的。这样一来，张淦的《易经》不仅与唯心主义发生了联系，同时也与实用主义产生了瓜葛。”其中对《易经》理论精髓的把握切中肯綮，对张淦错误前提的批判一针见血，对其思想的偏颇与流毒的分析也精到透辟，有立有破，言简意赅，显示了黄济人的理论准备和论述功夫。再如对黄维所执着的“黄维永动机”也有数行简明的评论，在引述中充斥着“理论依据……系统……状态……内能增量……热量……对外作的功……不变系数……假定……可得”等理科的词汇和思维，清楚表达黄维的制造原理;在管理员的劝告中罗列出“《热力学第一和第二定律》……专家……能量转化和守恒定律……科学的最后判决……法国科学院……科学界……自然规律”等专业的术语和资料，权威终结黄维的理论幻想。这不是自然科学专家的理论文章，而是人文科学作家的报告文学，其中的引述也好，劝告也罢，都是作者笔尖流泻出的文字，能够呈现出这样专业的面貌与科学的氛围，实属难能可贵!所以孙自筠教授才会有“相当的议论深度和哲理高度，是《将军》具有大家风范的又一显示”［7］44的定评。

《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的修辞手法运用丰富、灵活而机巧。其比喻如“初春时分……仿佛大自然着意扮作妙龄女郎，吸引一切男性去追求生活”、如“胡须是连结国民党的纽带，是对抗共产党改造的长矛上的红缨”、如“他的话不多，就像信号弹较之手榴弹用场为少一样，他总是在发起行动的时刻发挥学习委员会委员的威力”……或是借助初春的生命力写出训练班新生活对邱行湘的自然吸引，或是通过“往昔吃国民党饭长出来的”胡须强化对庞镜塘等留胡须用意的深刻剖析，或是利用将军们戎马生涯中常见的新颖而贴切的“信号弹”表现宋希濂的干练和威信。其排比如第十六章第67节邱行湘对一起生活的共产党人李主任、蒋所长、李科长、孙副处长、王大夫、刘管理员、姚处长的七个“他忘不了”，如第十八章第73节“拿枪的手在这时学会了抚摸:抚摸轮胎，抚摸车灯，抚摸几乎值不得抚摸的车箱;行军的腿在这里学会了流连:流连车间，流连工厂，流连甚至有些污染的空气”，如第二十章第82节“我们现在把镜头摇向一个短兵相接的高地吧:邱行湘快如流星，周振强疾如闪电;杨伯涛挥汗如雨，罗历戎大汗淋漓”……或是集中抒发邱行湘对共产党管理人员的感佩，或是细部表现原国民党将军在新中国汽车制造厂里的兴奋，或是整体勾勒改造积极分子在共产党秦城农场上的决战。但在比喻、排比、拟人、夸张、设问、反问之外，《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最引人瞩目的修辞手法还是其俯拾皆是的对偶。平实的如“扶老携幼，拖儿带女，在暮色中流浪，在风沙中哭喊”，“狭隘的心理可以制造烦恼，宽敞的心胸可以赢得欢快。战书可以化为纸浆，檄文可以变作契约”;古雅的如“万事趋之必然，则引人心安理得;一事失之唐突，则教人后悔莫及”，“‘惩办战犯’，非绳之以法不可，‘宽大俘虏’，果施之以仁不误”;工稳的如“红旗猎猎卷来半天云霞，鞭炮阵阵催开满树红花”、“机缘可以扭转一时的厄运，常理方能挽救一世的沉沦”等等。还可以再举一个更复杂的例子，第二章第4节邱行湘作为俘虏来到河北黄埔村的一段感叹:“想当初，别江南，奔南国，十八岁投广东黄埔，参加大革命，青春正浓，血气方刚;到如今，渡黄河，翻太行，四十岁入河北黄埔，投身大死狱，人生急下，坐以待毙”，更是以两组各三个3字句，一个8字句，一个5字句，两个4字句的句群形成对偶，句式参差，节奏明快，意蕴丰富，朗朗上口，在18岁参加大革命与40岁投身大死狱的极大反差之间，写完邱行湘的半生坎坷，在广东黄埔与河北黄埔的偶然巧合之中，透露邱行湘的命运机缘，令人叹服。

此外，《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还有不少堪称神来之笔的精彩句段。比如“他为自己规定的在近期唯一的任务是，消灭腮部由骨骼突出形成的直角，让直角隐蔽在弧形的脂肪里”的大词小用，“一包火柴只值两分钱，他把它作为被俘五年来人生价值的总和”的出人意料，“文强停止了手中的唐诗宋词对身体的疗养，开始了手中的马列经典对灵魂的急诊”的微言大义，“陈诚军事集团是一只蒋介石精心豢养和任意嗾使的猎犬，在猎犬被打死以后，依附在皮毛上的一对跳蚤却能安然无恙。邱行湘和杨伯涛不能不相互道喜了”的无奈自嘲等等。而广东会昌人郑庭笈管澡堂把“洗”字说成“死”字引人笑骂、山东泰安人王耀武总值日把“起床”说出“吃糖”惹人咂嘴、文化最低的周振强读报“以化传化”(以讹传讹)、军衔最高的王陵基“每次使用保险刀，保险每次都得划破脸皮”、迎春会演客串表演相声的沈蕴存扮农家少妇“坚持要戴耳环，多寻不得之余，最终在耳朵上吊了两个红辣椒”等等，更是幽默风趣，令人过目难忘。

总之，我们今天重读《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仍然会被其立足走访和史料的高度的历史真实性打动，仍然会被其植根立场和细节的丰富的人性复杂性感染，仍然会被其讲究表达与修辞的成熟的语言艺术性吸引。当然，《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也还存在不少问题，黄济人自己在评价30年前的《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时，甚至不无夸张地称其“惨不忍睹，幼稚”，认为“下篇的文字要自然很多，结构上的起承转合也没那么生涩了”，并形象地指出上部“有点像一个歪木匠做的东西:什么都用钉子，不知道挖孔、做榫头，疙瘩比较多”。［9］还值得指出的是，虽然《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下部)在借助关键词接龙衔接章节的结构方式方面的确显得颇为有效和自然，但其有些语言仍然显得比较滞涩和缠绕，其“创作主体性尚未得到充分发展”［3］338等问题仍然没有得到有效解决。从作协领导职务荣退后的黄济人创作探索的热情不减，而且少了不少行政事务的干扰和挤压，我们有理由期待他的新突破。

［1］黄济人．为了写出更清晰明快的历史［DB/OL］．http://www．chinawriter．com．cn/wxpl/2013/2013－05－27/163236．html．

［2］黄济人．《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的材料处理［J］．写作学习，1984，(1)．

［3］周晓风．20世纪重庆文学史［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9．

［4］黄济人．这是一本迟早有人去写的书——《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写作前后［A］．见《书林》杂志编辑部．生命形式与精神意境——我和我的书［M］．北京:知识出版社，1989．

［5］黄济人．图书馆，读者的母亲［A］．见重庆市图书馆．重庆市图书馆建馆四十周年纪念文集(1947－1987)［M］．重庆市图书馆内部印刷，1987．

［6］吴振录．《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一书出版［N］．人民日报，1982－05－02．

［7］孙自筠．采苦涩的山果，酿甘甜的美酒:论《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J］．内江师专学报，1991，(1)．

［8］黄济人．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M］．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2．

［9］裘晋奕．30年后，黄济人续写战犯故事［N］．重庆晨报，2013－03－31．

Historical Reality，Complex Human Nature and Linguistic Art: Rereading Huang Jiren’s After the Final Battle(the first volume)

Ling Menghua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Chongqing Normal University，Chongqing 400047，China)

The bookAfter the Final Battleis the maiden work and masterpiece of Huang Jiren，a wellknown contemporary writer in China．The volume one of this set has attracted public view again owing to the publication of volume two or the‘complete set’that enjoy great popularity recently．The volume one also arouses attention from critics．Every time the readers read the set，they will always be moved by its high historical reality based on interviews and historical materials，its plump complex human nature on the basis of details and standpoint，and its linguistic art represented by delicate rhetoric and expression．However，so far，some certain problems in this set of book still have not been solved．

Huang Jiren;After the Final Battle;reality;human nature;linguistic

I206．7

A

1673—0429(2015)05—0011—07

［责任编辑:朱丕智］

2015－08－19

凌孟华(1976—)，男，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西南大学文学院2013级博士研究生，重庆市抗战文史研究基地成员，重庆市“两江学者”特聘教授(抗战文史研究岗)团队成员，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