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钱谷融先生“人学”思想的演进

许见军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上海200241)

论钱谷融先生“人学”思想的演进

许见军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上海200241)

在钱谷融的文学思想中，影响最为深远和最为突出的是他的人道主义文学思想，其标志和成熟的代表作应是《论“文学是人学”》。但在这之前，钱谷融却经历了一个较长的“人学”探索阶段，以时间论之，是1949年建国后开始的;以逻辑起点论之，则是其早年所形成的人生观和文艺观;以演进过程来看，经历了“人”的认识深化、高尔基的“人学”思想追寻和“人学”思想成熟之初步显示的三个阶段。

钱谷融;“人学”;演进

在钱谷融的文学思想中，影响最为深远和最为突出的是他的人道主义文学思想(以下简称“人学”，)其标志和成熟的代表作应是《论“文学是人学”》。但不可否认的是，对钱老在《论“文学是人学”》之前的“人学”思想演进的研究却是薄弱的。事实上，钱谷融的“人学”思想不是一蹴而就的，其间经历了反思、斗争与追寻的生命体验的演进过程。以时间论之，是1949年建国后开始的;以逻辑起点论之，则是其早年所形成的人生观和文艺观。建国之后，钱谷融早年的人生观、文艺观与新的时代语境互相碰撞、融合，经历了“人”的认识深化、高尔基的“人学”思想追寻和“人学”思想成熟之初步显示的三个阶段，最终形成了钱老成熟的“人学”思想。

一、“人”的认识的深化

准确地说，钱谷融早年人生观和文艺观中所萌发的“人学”基因，构成了其“人学”探索的逻辑起点，只不过由于时代所限，这些“人学”基因未能发育成熟。

既然如此，这“人学”的基因又是什么呢?以我之见，从钱谷融写于20世纪30、40年代的诗化散文集《嘉陵江畔》和谈文学理论的《缪慈礼赞》等文章中，我们可以提炼出两点。

第一点是孤独与幻灭。“我的孤独和寂寞，实在是出奇的，你很难在任何一个群众场合里发现我，我常是独处而无伴的。而那难耐的寂寞，则不时戳刺着我寒冷的心房，几乎使我时时要为痛极而想放声号哭。”［1］37在钱谷融看来，自己所承受的生命中的孤独比一般人要沉重得多，而且这份孤独使他无法自拔，原因就在于“这是一种宿命，一种早为禀赋所决定的悲剧，我是无法抗拒、无法逃避的。”［1］38

因此，钱谷融把孤独看作人的宿命，必然会推导出悲剧的人生观:“这是造物导演的历演不衰的悲剧。人生原来就是一串串希望与失望的连锁呵!”［1］36希望与失望的交替演绎，实际上是预示出人生的幻灭性、短暂性，而渴望永恒却是人的本性之一，这又将会把钱谷融的思考引向超越寂寞、孤独现实的文学艺术。

第二点是审美。尽管文学之美与社会现实互相纠缠、渗透，但从某种程度上讲，文学之美却与现实相对立，甚至超越现实所带来的各种拘束与限制。所以，钱谷融怀着无比崇敬和喜悦的心情，高声唱道:“对我们这个世界来说，文艺(音乐、美术、文学……等等)犹如清风明月，犹如鲜花美酒。它能使朽腐化为神奇，使枯淡变为灵妙。它使这尘浊扰攘的世界变得光怪陆离而万分动人心魄了。”［1］55

不难看出，钱谷融有这样审美避世的“人学”基因的存在，其根源于现实的无奈、坎坷与黑暗，无法让他安身立命，只好遁入美好动人的文学世界中。但如果这样的现实在建国初一变而为短暂的安定与和平的景象，钱谷融的“人学”思考又会发生什么变化呢?

事实上，政权的更替，国体的变化，不仅仅会带来政治、经济、文化和阶层的显著变化，更重要的是对人的价值观和心灵的微妙影响。换言之，时代语境的转变必将搅扰人的意识和心灵，给他们的心灵或投下阴影，或洒下光明。这一不容置疑的社会事实，同样在钱谷融的身上出现了。

钱谷融于1950年被派往北京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学习，半年之后学习结束之时，他交了一份思想总结。尽管现在这份思想总结并不完整，只有谈人生观的第一部分《我摧毁了“桥”的人生观》和第二部分谈文艺观的题目《我跳出了“绿色的陷阱”》，其余的都没有保存下来。但从这份不完整的思想总结中，我们还是能够一窥钱先生当时的心态以及所发生的变化。

很明显，这两部分的题目已向我们传达出，钱谷融似乎改变了之前的悲剧人生观和“唯美”文艺主张。而且从第一部分谈人生观的内容来看，钱谷融认为自己人生观受到两种社会现实外力的推动而发生了变化。第一个外力是，上海的解放使他亲身体验到了和平安定给自己和其他人带来的欢欣鼓舞和由衷的感激，“终于，上海解放了，我的欢喜真是诉说不尽。只有在那时，我才真正懂得了、真正体会到了‘解放’二字的真义。尽管天空在下着雨，我却有天朗气清、阳光灿烂的感觉。原来死寂的街头，忽然拥满了人，都各各表示出了他们衷心的喜悦。这光景太感动人了!”钱谷融进而感叹道:“多日的希望，一旦实现，梦想已成为事实，我还能说‘人生如梦’吗?还能说‘一切都是虚幻的’吗?从大家的狂欢里，我看到了中国人民过去所经受的血泪痛苦，看到了他们对领导他们获得解放的中国共产党的由衷感激。”［2］23的确，对于一个经历了抗日战争和国共内战的钱谷融来说，渴望和平和安定，结束远走他乡、漂泊流离的生活，应是其最大的愿景。而1949年上海解放和新中国的成立，使得钱谷融的这一愿景从梦想变成现实，重新给予他心中燃起人生的希望，这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他之前的悲剧人生观，也是势所必然的。

革大的学习，则是第二个推动的外力。钱谷融认为自己，“来到革大，学习了劳动创造世界和五种生产方式之后，我对‘人生之桥’的看法更完全变了”［2］23。

然而，使人迷惑的是，钱谷融在九十年代回忆这段经历之时，却坚决地否定了他解放前所形成的人生观与文艺观的变化:“本来，‘江山易改，秉性难移’。何况我这种最初的秉性，又经过了几十年环境、遭遇的培育熏陶，岂是短时期内某种外在形式的变化所能彻底改变得了的?……因为我的习性，我的志趣好尚，在解放前就早已铸就定型，牢不可破了。”［2］24对于钱谷融在不同时期的矛盾表述，我们该如何解读呢?如果我们联系当时的政治语境和人的心理变化规律来看，这个问题也就不难解释了。建国初，中国共产党为了团结、教育和改造从国统区留下来的知识分子，改变他们资产阶级的政治立场，让他们回到无产阶级的政治立场，适应人民民主专政的需要，进行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而钱谷融的这份思想总结，就是文艺界对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的结果。迫于当时的政治形势，经过这次为期半年的政治学习，使得钱谷融在自我反思与批评的思想总结中，自觉地承认了新生政权的领导地位，在政治立场上与中国共产党的为人民服务的政治理念基本保持一致。正如学者崔晓麟指出，1949—1950年组织知识分子进行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政治学习，已经开启了建国初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的序幕，初步推进了知识分子的政治认同。［3］100～170

客观地说，“新政权的建立这一巨大的社会变革，使各阶级、阶层的社会地位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也发生了令人欢欣鼓舞的变化，但是社会地位的改变，在短时间内根本来不及转化为一种心理素质，当时的知识分子还主要是传统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所塑造的人，仍然没有也不可能摆脱那种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养成的文人性格。”［4］换言之，政治运动是可以改变人的一些问题，但在短时期内是不可能改变一个人的精神基因和文化性格，因为人的意识问题是需要一个长期潜移默化的影响才有可能发生变化的。

现在清楚了，钱谷融此次所谓的变化只是政治立场的改变，是在新的政治语境下所作的自我调适的艰难选择，但也扩大了他的观察视野，加深了他对“人”的认识。

所以，与其说钱谷融否定了自己早年的人生观和文艺观，不如说他是在“人学”的探索中深化了对人的认识。此时期的钱谷融在新的时代语境下更多地体验到了人的温情，人的积极乐观的一面，比如“劳动创造了人，劳动又创造了世界。今天社会上的一切财富，人类所享用着的一切精神的、物质的文明，有哪一样不是劳动的成果?这些都是一点一滴地、日积月累地在劳动人民的惨淡经营中积累起来的”［2］457。在钱谷融看来，劳动可以改变人和世界，可以创造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可以创造一切财富和成果，这实际上是钱老在宣告他树立起了对人的希望与信心，而不再像过去一味地沉湎于一己的欢乐和对人的失望之中。

千万不要小觑钱老的这个细微变化，这实已内化成了他以后写作《论“文学是人学”》的写作动机之一，这就是对人深深的眷恋和爱护。

二、高尔基“人学”思想的追寻

当然，钱谷融并没有停下“人学”探索的步伐，不仅思考现实中的人，而且也思考文学中的人。

1952年至1953年，钱谷融转译了由三位苏联学者评论高尔基文学作品的三篇论文:《﹤母亲﹥和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高尔基作品中的劳动》、《高尔基与陀思妥叶夫斯基》，其中前两篇译自英文版的《苏联文学》，后一篇译自美国刊物《群众与主流》，并随后写出了《译后记》，对这三篇论文进行补充与说明。

现在来看，钱谷融之所以选择翻译评价高尔基的三篇论文，应与五十年代的政治态势和文学生存环境有高度的关联。建国初，作为新生政权的领导者中国共产党，为了巩固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时刻保持着居安思危的清醒意识，在外则向无产阶级的第一个国家苏联全面学习，在内则继续沿用战时模式的经验管理政治、经济和文化，使得整个国家充满了斗争的敌对气息。因此，钱谷融这三篇论文的翻译固然与当时中国全面学习苏联，包括文学艺术的学习，很多苏联的文艺理论、文学作品被介绍和引进国内的客观影响有关，但更多的是钱老自己在此社会政治背景下主动选择的结果。这种主动选择，实际上折射出钱谷融当时的复杂心态。钱谷融之所以选择高尔基，而不是选择苏联的其他作家，这是他谨慎选择和精心考虑的结果，凸显了他的政治立场，主动适应无产阶级文化运动。因为高尔基是苏联无产阶级文学的旗手，也是世界无产阶级作家和理论家学习的榜样，其文学作品和文学理论对我国影响巨大，仅次于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不仅钱先生自己对高尔基作品进行翻译介绍，而且当时主流的文论家、作家都在翻译介绍高尔基，如1950年重版曹葆华翻译的《苏联的文学》、胡风1952年辑译的《人与文学》、以群等人在1955年翻译的《给青年读者》等书籍。这样一来，钱老就可以在无产阶级文学的立场上与主流文论话语保持一致，避免遭受政治上的诘难。

客观地说，这三篇译文旨在宣扬无产阶级的文学观，比如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劳动与革命、无产阶级人道主义，其中充满了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内容，但这是钱谷融在当时的时代语境中所做的曲折选择，对此我们不应该责备求全。如果进一步分析，我们将会发现钱谷融翻译这三篇论文的根本目的是要探究无产阶级作家高尔基的“人学”思想:文学作品中的“人”以及文学如何抒写“人”。这，我们可以在他的《译后记》中找到证据。例如，《高尔基作品中的劳动》，钱谷融认为:“‘谁劳动，谁就是主人!’尼尔这句响亮的强有力的语句，正喊出了高尔基心头最深邃、最美丽的秘密。”［2］457也就是说，高尔基坚信劳动使人成为真正的人，无劳动就不配做人。而在《高尔基与陀思妥叶夫斯基》中，钱谷融直接把高尔基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斗争精神概括为战斗的人道主义:“他的对人生的积极的态度，他的对人类的无比的热爱，他的伟大的人道主义精神。这种人道主义是和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截然有别的。”［2］456而且钱谷融在《﹤母亲﹥和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一文中，高度赞扬“《母亲》这部书，就是最明显地体现了他这种面向未来的创作精神的。这部书虽以‘母亲’尼洛夫娜之死作为结尾，但它却暗示着工人阶级的未来的胜利。”［2］23

总体来看，这三篇译文的“人学”探索，印证了钱谷融之前在现实生活中所体验到的“人学”思想:人的积极乐观、人的劳动和人的阶级战斗精神。因此，钱老的这三篇译文，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他厘清了高尔基的“人学”思想，为以后自己“人学”理论的成熟作了坚实的铺垫。

三、“人学”思想成熟的初步显示

如果没有以后政治运动的持续发生，钱谷融的“人学”探索可能就此结束。“但过不多久，运动一个接着一个地来，起初尽管感到非常违反我的本性，我还是竭力约束着自己，尽量去适应它。”［2］24钱老所说的持续的“运动”，应是指1952—1953年文艺整风运动中对具有人性和人情思想的文学作品的批判和1955年的“胡风反革命集团”的覆灭。从学理上讲，这两个运动本应是文艺上的正常论争，结果都被上纲上线到政治事件而遭到批判，使运动中的当事人受到伤害，所以钱老才会说这些运动违反了自己的本性，即缺乏对人的尊重和理解，压制人的个性，从根本上讲，这已经是违反人道的不正常做法。再加上此时期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流行着文学的阶级理论，这种公式化、概念化和简单化的做法，最终把现实中的“人”和文学中的“人”彻底埋葬，使文学沦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和牺牲品，这也与钱谷融的“人学”思想发生根本性的冲突。

因此，这些政治运动的发生，触动了钱谷融对人的阶级属性的基本看法，并开始为之反思:在文学作品中，人的阶级属性与人的复杂个性、人情之间的关系，这在客观上促成了钱老于1955年10月写下了《关于﹤林家铺子﹥中的几个人物——一次课堂讨论的总结》的文学批评。

虽然钱谷融承认在阶级社会中，人是具有阶级属性的这一客观事实，并认为在现实社会中给人划分阶级成分，是有社会现实意义的，但他却反对为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划分阶级，进行简单的阶级分析，因为“所谓阶级分析，决不是只要给他划上一个阶级就行了，决不像成分决定论者所想像的那么简单，容易。所以，跟作品中的人物划分阶级，实在是没有什么意义的”［5］367－368。那么，为何没有意义呢?理由有二:

第一，作家塑造人物，“就是人物的性格既要与他的身份地位，与他周围的环境遭遇相适合，又要与作者的写作意图相适合，而且必须使这两者辩证地统一起来。否则，必然导致形象的分裂，使得形式与内容格格不入，作品就决不会是成功的作品。”［5］376在钱谷融看来，人物形象的塑造，就是人物性格的抒写，要抒写出人物所处的具体环境和具体的人事关系，然后把作者的爱憎情感巧妙地融入其中。

第二，“一个人的性格是很复杂的，他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在某种条件下，他的好的一面就更加显露一些，而在另一种条件下，他的坏的一面又占了上风。”

简言之，作家塑造人物，尽管要受其阶级思想的影响，但不是按照现实社会中的阶级原则进行创作，体现他的阶级思想，而是对人物性格的刻画，在具体的人物环境和人物活动中写出活生生的人。因此，分析人物形象，“主要也不是依靠抽象地跟人物划阶级，而是要进行具体的分析，要注意人物的出身，注意他所受的教育，他的社会关系以及生活遭遇等等”［5］368。

中肯地说，钱谷融《关于﹤林家铺子﹥中的几个人物——一次课堂讨论的总结》这篇文章，在他的“人学”思想探索中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钱老由文学人物的阶级分析延伸到“人学”的许多方面，并在学理上进行阐发，具有一定的理论深度，直接开启了《论“文学是人学”》的先声。

接下来的问题是，钱谷融是如何在这篇文章中开启《论“文学是人学”》的呢?

首先，现实主义艺术的创作原则是“忠实于生活现实，力求符合于生活的真实性……但所谓生活的真实性，决不是个别的事实，事件或现象的同义语，你一丝不漏地像拍照似地把这些事实、事件、现象都记录下来了，不一定就能显示出生活的真实性来。否则，就用不到创作家，只要生活的记录员就行了，而自然主义的创作手法，也将是唯一的创作手法了”［5］369～370。在钱谷融看来，文学反映现实生活的现实主义艺术创作原则要辩证地看待，要写出生活的真实性，就要渗透作家的心灵体验，经过作家的心灵观照之后才能取得成功。这个文学理念在《论“文学是人学”》中就演化为两个文学思想:其一，文学的任务不是反映整体现实，而是要写出活生生的人，“艺术家的目的，艺术家的任务，是在反映‘整体现实’，他之所以要描写人，不过是为了达到他要反映‘整体现实’的目的，完成他要反映‘整体现实’的任务罢了。这样，人在作品中，就只居于从属的地位，作家对人本身并无兴趣，他的笔下在描画着人，但心目中所想的，所注意的，却是所谓‘整体现实’，那么这个人又怎么能成为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有着自己的真正个性的人呢?”［6］其二，现实主义与自然主义创作方法的根本区别是人道主义思想，即“它们之间的区别，是只有从他们描述人、对待人的态度上，从它们有没有人道主义精神以及是什么样的人道主义精神上，才能找到说明的”［6］。“现实主义者是把人当做世界的主人来看待，当做‘社会关系的总和’来理解的。他是用一种尊重的、同情的、充满人道主义精神的态度来描写人、对待人的。自然主义者则是把人当做地球上的生物之一，当做一种具有一切‘原始感情’——即兽性——的动物来看待的。因而是用蔑视人、仇恨人的反人道主义的态度来描写人、对待人的。”［6］

其次，尽管作家创作的人物要体现其思想意图，但“问题是在于作者怎样使他笔下的人物为他的思想意图服务。他不能把人物当做自己的传声筒，他必须赋予他的人物以生命，让他自己来思想，来说话，来做各种各样的活动。”［5］368这一文学理念直接被《论“文学是人学”》所继承，即反对把描写人当做反映现实的工具和手段，因为“作者在描述作品中的这些人物时，，并不是把他们当做自己的一个工具，而是把他们当做和自己一样的人。他不能不爱那些他所认为善良和正直的人，而恨那些他所认为奸邪和凶恶的人。他和他笔下的好人一同欢笑，一同哭泣;为他们的高兴而高兴，为他们的忧愁而忧愁。而对于那些坏人，则总是带着极大的憎恶与轻蔑，去揭露他们的虚伪，刻画他们的丑态。作者就用他的这种热烈分明的爱憎，给了他的人物以生命;又通过他的人物来感染读者，影响读者。”［6］

再次，“即使是产业工人，也不见得每一个人的身上都具备着工人阶级的一切优点。我们决不能因为他是工人阶级就向他要求像刘少奇同志在《人的阶级性》一文里所说的无产阶级的各种特性。”［5］371这一观点后被钱谷融在《论“文学是人学”》中扩展和提炼为文学是要描写具体的人性，而不是写抽象的阶级性:

所谓阶级性，是我们运用抽象的能力，从同一阶级的各个成员身上概括出来的共同性。纯粹的阶级性，只存在于人们的头脑中，在实际生活中的具体的人身上是不存在的。文学的对象，既是具体的在行动中的人，那就应该写他的活生生的、独特的个性，写出他与周围的人和事的具体联系。而不应该去写那只存在于抽象概念中的阶级性。不应该把人物的活动作为他的阶级性的图解。阶级性是从具体人身上概括出来的，而不是具体的人按照阶级性来制造的。从每一个具体的人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他所属阶级的阶级性，但是从一个特定阶级的阶级共性上，我们却无法看到任何具体的人。［6］

最后，“像林大娘这样的人算不算是封建社会里的妇女的典型?我觉得这问题的本身就是成问题的。这样的提法好像意味着有一个抽象的永恒不变的关于封建社会里的妇女典型的标准存在，合乎这个标准的就可以算是封建社会里的妇女的典型，否则就不是。不知道，无论是封建社会，无论是封建社会里的妇女，都不是一个抽象的、单一的、永远不变的概念，他们都是因时间、地点以及各种具体条件的不同而有所不同。所以，封建社会里的妇女的典型，也是各种各样的，决不是只有一种典型。”［5］373这一文学观点在《论“文学是人学”》中被钱谷融概括为“文学作品中的典型人物，必须是一个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具体的、活生生的人”［6］，显示出钱老对人物的典型所具有的深度理论思考。

当然，钱谷融的《关于﹤林家铺子﹥中的几个人物——一次课堂讨论的总结》，尽管囿于文学批评的文体限制，对“人学”的许多观点并没有充分展开论述，在理论的深度、广度与系统性上还不及《论“文学是人学”》，但毕竟触及了《论“文学是人学”》中的核心观点，在逻辑上已经预示出钱谷融“人学”思想的成熟——《论“文学是人学”》的必然出现。换言之，钱谷融在建国初的时代语境中，结合自己的生命体验，把自己以前的唯美文学主张巧妙地融入到“人学”的探索之中，而且“这一演进并非封闭的、单向的进程，‘唯美’和‘人学’两者在钱先生的文艺思想中是互相渗透的，‘唯美’阶段已经包蕴了‘人学’的萌芽，而‘唯美’的印痕也已经化进了‘人学’观”［7］29～30，从而使钱老的“人学”理论逐步走向成熟，显示出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的充沛生命力。

［1］钱谷融．散淡人生［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

［2］钱谷融．钱谷融先生文集．散文、译文卷:灵魂的怅惘［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

［3］崔晓麟．重塑与思考——1951年前后高校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研究［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

［4］崔晓麟．建国初期知识分子的心态及原因分析［J］．广西社会科学，2003，(11)．

［5］钱谷融．钱谷融文集·文论卷:文学是人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

［6］钱谷融．论“文学是人学”［J］．文艺月报，1957，(5)．

［7］徐燕，李红霞．钱谷融文艺思想初探［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The Evolution of Qian Gurong’Study of Human Beings

Xu Jianjun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Shanghai200241，China)

in Qian Gurong’s literary thought，affects the profound and the most prominent is his humanism literature thought and its signs and mature stands for on literature is the“study of man”．But before this，Qian Gurong has experienced a long“human study”exploration stage，with the theory of time，which is the beginning of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in 1949，and the theory of logic starting point of view．

Qian Gurong;“a study of human beings”;ev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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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3—0429(2015)05—0018—06

［责任编辑:朱丕智］

2015－08－18

许见军(1978—)，男，四川仁寿人，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2012级文艺学专业博士研究生，讲师，主要从事文学理论、古代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