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对外航海贸易贸易额估算及对经济的影响

张尚毅

(重庆师范大学党政办，重庆400047)

宋代对外航海贸易贸易额估算及对经济的影响

张尚毅

(重庆师范大学党政办，重庆400047)

宋代对外航海贸易发展较快，在其时的东亚乃至更大地区形成了一个国际贸易体系。在此体系中，宋不论是在航海技术还是大宗商品贸易方面都起着主导作用。宋代对外航海贸易可以分为北宋早中期和北宋晚期、南宋时期，不同时期对外航海贸易对经济的作用不同，占财政的比重也不同，对此进行量化估算更能显性地说明宋代对外航海贸易对经济、就业等的拉动作用，由此可以更好地理解宋代政府重视对外航海贸易原因。

对外航海贸易;进出口额;外贸乘数

中国历史上对外航海贸易总体上呈现出不断增长的趋势。自汉代在西南沿海进行对外贸易以降，各个时代都有一些变化，但由于时代久远，对这些贸易中的情况不甚了解，特别是对外贸易量的估算到目前鲜少系统的测算，无法进行量化的分析，这是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中的一个被忽略之处。本文拟就宋代对外航海贸易特别是贸易额的大小作出一些估量，以期从定量的角度得到更为显性的结论。

一、文献回顾及问题提出

关于宋代对外航海贸易问题，研究得比较多。对于宋代为什么会出现繁荣的对外航海贸易，既有技术方面的探讨也有区域经济发展方面的研究。宋代对外航海贸易得益于科技特别是航海技术的进步，相比较唐及其以前，宋代航海技术比较先进。无论是对航海所需气象知识的把握、航海所需的地文知识、天文知识的了解，都远远超越前代，特别是在指南针的使用、航海操作技术等方面，都实现了历史性的跨越，在那个时代基本上处于亚州乃至世界的先进水平，从而既使宋代成为航海船舶主要供应国，也使宋代航海进入了“定量航海”时代。［1］［2］那么，为什么宋代航海贸易尤其是南宋时期航海贸易比较发达，其原因虽然有多方面，但是，人口压力和确保维持政权的费用支出可能是十分重要的原因。同时，相对于北宋，其时的土地严重不足，进一步加剧了人口的压力，迫使南宋政府必须开拓新的财源，而西北地区少数民族政权的崛起，使宋代为了稳定政权，不得不开拓对外航海贸易，致使宋代对外航海贸易日益发展起来。［3］同时，由于科技的发展，宋代手工业产品的产量能够满足对外出口贸易的需要，如瓷器、丝织品的生产等。在粮食生产方面，通过大规模修建水利工程，推进精耕细作，粮食产量和比较价值都有了很大提升，形成了相当的规模，从而能为对外航海贸易提供可资交易的商品。［1］［4］

可能更为重要的是，在当时整个国际贸易体系中，宋代由于国土范围不如汉唐时期那样广大，而且在周边包括航海所达的地区出现了一系列实力相当的政权，使对外航海贸易出现了多国贸易体系，这点也如古希腊国际贸易体系的发展那样，在东亚地区甚至更为广大的范围内出现了相对均衡的多国体系及世界贸易，而分立的东亚世界导致对外航海贸易成为宋贸易体系的一部分，同时，由于各国的实力在一个多国贸易体系中相对比较均衡，从而实现了各国之间的贸易正常往来，使宋在当时世界贸易体系中能够实现交易的正常化。［5］［6］这样，宋代在比较成熟的多国贸易体系中，越来越成为亚州乃至更为广大地区的贸易中心。这个地位的取得既得益于宋代科技的发展，又得益于宋代经济中心的南移，不仅在国内形成了不少贸易中心，这些中心相当一部分也成为当时多国贸易体系的中心，从而使宋在实质上成为当时世界重要的贸易中心之一。［1］［6］［7］［8］而且，借助航海技术的发展，宋已经建立起了多条国际航海路线，这些路线不仅使航海路程变短，也更为快捷，这样也就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航海贸易的效率，促进了航海贸易利润的提升，为航海贸易的可持续发展创造了充分的条件。［2］［8］正是在这种条件下，中国在宋代进出口贸易额达到千万贯以上。［9］此外，在宋代还出现了类似于现代企业制度的商贸模式，发生了出资者与委托经营的分化，出现了分散航海贸易经营风险的对外贸易运行方式，从而使航海在经济运行方式上成为可能。［10］

综合上述论述可以看到，不管是就宋代对外航海技术的研究，还是对宋代航海路线、多国体系等的论述，都没有或很少提到宋代对外航海的贸易额。有的虽然提出但只是简单的猜测，而没有比较确定的数值，而如果没有相对确定的对外航海贸易进出额的数据，就很难说明宋代对外航海贸易情况以及对整个宋代经济发展的贡献。虽然，一些文献中在论述对外航海贸易重要性时列举了一些例证，但是，这些论述也还不足以构建起宋代对外航海贸易的重要作用。如《宋会要辑要·职官四》中列举宋高宗提出“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合宜，所得动以百万计”，但这个百万是每一次航海贸易所得，还是一个时期航海贸易所得，抑或是一个财政年度航海贸易所得，却很少论及。这也说明由于时代久远，对于确切的数量化研究比较难以开展，但这也正是问题所在，亦是本文所要解决的问题。

二、对外航海贸易的估算方法

宋代航海贸易承唐遗泽，但又有所变革，特别是在推进市场经济发展方面，更有了新的创新。不仅打破了唐及其以前的市坊制，把市场扩展到整个城市甚至于乡村地区，而且进一步将市场扩展到整个中亚地区。可以这样认为，宋代在更大程度上依靠市场贸易来打造经济强国。早在宋开国不久，宋太宗“雍熙四年五月，遣内侍八人，资赐书金帛，分四纲各往海南诸蕃国，勾招进奉，博买香药、犀、牙、真珠、龙脑，每纲资空名诏书三道，于所至处赐之”［11］，说明对对外航海贸易的重视程度。这种重视对外航海贸易风气的发展，使宋人有了更为普遍的利用对外航海贸易获得收益的愿望。航海贸易对宋代的重要性，一系列文献都可以佐证。特别是在南宋以后，航海贸易的重要性更为显现，顾炎武就此提出:“宋室南渡后，经费困乏，一切倚办于海。”［11］于此可见，宋代航海贸易对当时政府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南宋初期，由于人口大量向南方聚集，而土地又相对有限，如何在有限的土地上实现有效统治就成为宋朝政府面临的一个关键问题。论者以为“宋代的人口与土地的关系情况不容乐观，因此可知，宋代人口压力由此而生”［12］，而且，相关史料也表明，由于金、辽等一些少数民族政权的兴起，使宋朝政府不仅于土地变少，而且传统的北方贸易线路受阻，因而不得不开拓出新的贸易路线，这就是面向东南亚、中东等的对外航海贸易。

对外航海贸易因其丰厚的利润而极富有吸引力。相关文献表明，孝宗淳熙十五年(1188年)海商王元懋一条船就运载了“沉香、珍珠、脑麝价值数十万”的商品，可见其利润之丰厚。也正因此，宋代对外航海贸易日益繁荣起来。虽然，当时宋政府对航海贸易实行许可证制度，屡次对违规航海贸易进行禁令，如在元祐五年(1090年)明确规定“即不请公据而擅行，或乘船自海道入界河，及往登、莱州界者徒二年”(《宋会要辑要·职官四》)。但从总体来说，还是有图暴利者进行这类贸易的，如宋高宗就与大臣谈及:“比累禁私商泛海，闻泉州界尚多有之，宜令沿海守臣常切禁止，毋致生事。”［13］从这段记录可以看出，在泉州一带的航海走私贸易已经传到高宗处，可见海上走私贸易时间之长，否则是不大可能为最高当政者所知。同时，虽然宋朝廷对海上走私贸易处罚较重，但仍然长期存在着走私行为，说明航海贸易利润丰厚致仍有铤而走险者，甚至于有当地官员参与其中。

对于这些海上走私贸易无法进行估量，特别是历经千年更难以测定，因此，我们的重点放在政府认可的航海贸易上。主要的方法是通过政府的收获进行估量，并且根据各个时期不同的税率进行测算，这样可以得出一个相对较为准确的对外贸易数据。那么，宋代在航海贸易中到底可以得到多少收益就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数据了，这是因为不管怎样研究并提出宋代航海贸易对当时政府的重要作用，但如果没有确定的量化数据，是很难说明问题的，这也是宋代以来无法对其航海贸易进行准确描述及研究的原因。由于相关史料几乎没有航海贸易额的准确记载，因此，我们只能通过间接的方法进行估算。由于即使在宋代的各个时期贸易量都是变化的，而相应的税率状况也是一个相对变量。可以假设航海对外贸易量为Q，税率为R，由于当时并不存在累进税，这样问题就相对简单一些，并假设这个税收额为P，那么，可以得出Q=P/R。当R取不同值时，则可以通过简单的分类相加的方式进行。因此，解出宋代航海贸易规模问题，必须先知道Q是多少。根据现有文献，至少可以从各个时期的航海贸易中税收规模得知，具体可以得到这样一些数值，“皇祐中，总岁入象犀、珠玉、香药之类，其数有五十三万有余。至治平中，又增十万”［14］140。相关研究认为，两个时期的市舶收入分别为五十三万贯和六十三万贯，同时也说明对外航海贸易具有一定的可持续性。相关记载还有绍兴年间，市舶司“抽解与和买计之约得二百万缗”(《文献通考·市伞考一》)。这是因为虽然对航海贸易各类收入的名称叫法多样，如抽解、博买、禁榷、和买、格纳等，但总体上来说都是税费制度，可以合并为税收，所以论者以为“抽解是宋代对外国商货征收的一种进口税”［15］146。“博买实际上是一种变相的进口税”［15］149，“进口货物的禁榷方式和博买一样，所以它实际上是特殊的博买，也具有变相进口税的性质”［15］150。考虑到当时并没有征收累进税，只是就货物的价值相对简单地按比例征税，因此，对于这些进口税可以进行一定的归并，并且通过对宋代征税的情况，可以设定形成一定的税率空间，进而推论出当时的对外航海贸易额。

那么，当时的税率到底是多少呢，不同的时期有着一定的差距。从现有史料来看，从10%到50%不等，绝大部份正常年份在10%至20%之间。如淳化二年(991年)就有“止斋陈民曰:是时市舶虽置司，而不以为利。淳化二年始立抽解二分，然利殊薄”(《文献通考·市伞考一》)的记载，这个税率应该是20%，但从获利殊薄来看显然是客商来源过少，而就其根本在于税收过高。宋仁宗时有记载“凡蕃货之来，十税其一”的制度，那么这个税率应该是10%。而在宋神宗时期则进行了新调整，“抽解之法十五取一”，则税率为5%。至于南宋初期，由于各方面所需甚多，则又实行了“择其良者如犀象，十分抽二分”，这部份税率为20%，但粗细分开，对于粗货“并以十五分抽解一分”，正由于此，因而有“舶户惧买抽解多，所贩止是粗色杂货”［11］，由此看来，综合税率应该低于10%。之后，如隆兴二年(1164年)则又进行了调低税率的办法，“十分抽解一分”，这个税率是10%。当然，也有的时候过于偏高，如在隆兴年间曾一度实行“内细色五分抽一分，粗色货物七分半抽一分”的税收政策，但其结果是“舶商不来”，这与《宋史·职官志》的指导思想——“提举市舶司，掌蕃货海舶征榷贸易之事，以来远人，通远物”是相违背的。从这些情况来看，对外航海贸易中的进口税率大体上在5%—10%之间。其间，也有税率达到20%甚至30%以上者，但由于经济上无法实现赢利的目标，遭到客商的普遍反对。这种高税率能够实施的时间都不长，对正常航海贸易影响不大，因此，可以不将其纳入到对整个航海贸易额的估算之中。

那么，博买的情况又是怎样呢?相关文献显示在三成到五成之间，但这里的利润有多少呢，由于对当时的买卖情况不清，无法计算出政府博买获利情况，但是却可以从相关资料进行推算，也就是说政府的征收税的税率在能够实施再生产的合理范围内，具体来说就是当时客商能够持续进行航海贸易的需要。基于此，当在隆兴二年(1164年)，南宋政府改变高比例抽解和博买后，确立了“十分抽解一分，更不博买”，那么，抽解与博买后的综合税率应在10%是合理的了。至于禁榷，查阅相关史料，虽然禁榷品种较多，但是真正收益较大者在于乳香，如相关史料还表明，在南宋绍兴年间，航海贸易中仅榷香就达上百万贯，如绍兴二十四年(1154年)行在、建康和镇江三务场香矾收入达1099108贯，在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中这三个榨货务的香矾收入达1195854贯。以至于有市舶官可以“抽买乳香每及一百万两，转一官”(《宋史·食货下》)。至于和买，由于相当一部分属于强买性质，因此不可能长期存在下去，这也是一般经济规律所至。所以，从宋代航海贸易的可持续发展角度来看，航海贸易的税率多数年份可以确定为10%左右，一些相对较短的时期可能出现较高或较低的税率状况，不论对于政府来说还是对海商来说都难以形成均衡点，因此，我们基本上可以确定正常情况下宋代航海贸易的税率为10%。这样，可以合理地推算出航海贸易进口额的情况，但出口贸易额又有多大呢?由于没有出口贸易的税率史料，无法进行这样的估算，但考虑到宋与其他国家和地区大多是易货贸易，因此，可以以航海贸易的商品在宋时的价值作为衡量估算出出口贸易额的情况。这里，就不能简单地假设进出口贸易额相等，这是因为对于不同的时间地点来说，宋代进出口商品的价格差距很大，以进出的香料等商品为例，东南亚的原产地与当时的中国差距非常大，相对应的瓷器等商品在中国与外销地也差距很大，因此，在估算方法上不能简单进行假设两者相等，而必须将这些商品放在同一个时间和地点来进行估算，文中将这个估算的地点与时间确定为宋朝。

三、航海贸易进口额的估算

当进口税率确定以后，就可以推算进口额。那么对外航海贸易进口额有多少呢?根据计算，皇祐中的综合收入约为53万贯，其航海贸易额当为530万贯。至治平中又增10万的情况下，航海贸易进口额当为630万贯。绍兴年间，在全国各港综合收益合计达200万贯的情况下，航海贸易进口额则应为2000万贯。值得注意的是，漆侠先生在《宋代经济史》中对市舶收益情况作了论断，认为“市舶收入约占百分之四五，到南宋中叶6000多万缗总收入中，约占3%左右”［16］1061。这个观点与黄纯艳大体相当。相关史料表明，北宋初期整个财政收入约1600万贯，神宗时期(1067—1085年)为6000万贯，高宗绍兴二十七年(1157年)为6000万贯，淳熙十四年(1187年)为8000万贯。对应来看，治平时期与神宗在位的时间相差无几，绍兴年间也就是宋高宗在位的时期。以这些相近年份来看，按照漆侠先生论断中市舶收入占年财政收入的比例分析来看，那么，绍兴年间市舶收入应在180—240万贯之间，这个估算与相关史料是基本一致的。又治平时期市舶收入《宋史》中有明确记载为53万贯，治平距离神宗在位时间很近，这个数据应该可用于神宗时期，那么按漆侠先生关于市舶收入占财政收入的比重计算，当为180—240万贯，两者出入很大，这是为什么呢?笔者认为市舶收入占财政收入的比重在北宋早中期与北宋晚、南宋早中期不同。南宋时期由于人口数量大而土地相对较少，因此，更为重视商业尤其是航海贸易，而漆侠先生的市舶占财政的比例与北宋晚期和南宋时期接近，因此，有必要把北宋与南宋区分开来。按治平(1064—1067年)时期市舶收入为53万贯，神宗时期财政收入为6000万贯计算，市舶收入占财政的比例当为0．8%，也就是说对于北宋早中期大体上可以以此进行计算。

那么，对于这种情况又如何解释呢，主要原因在于当时航海技术的发展。北宋继唐以后，整体上航海技术不可能在短期内有大的发展，相关文献表明唐代航海主要用的是蕃船，说明唐代航海技术相对其他东南亚包括中东一些国家来说，还是比较滞后的。那么，到宋代以后相当长一个时期内，还是维持这种情况，一直到北宋晚期以后这种状况才有所改变了，不仅宋人用自己的船舶，而且相关贸易也大多用了宋代的船舶，正如李约瑟所认为的那样，“在唐代，中国的乘客大多数乘外国船只;而在南宋和元代，欧洲的旅行者却喜乘中国帆船”［1］389。这个时期对于航海至关重要的指南针技术也成熟起来，如朱彧1119年在《萍洲可谈》中记有“阴晦观指南针”，这些记载都在北宋晚期。南宋时期，赵汝适《诸蕃志》中也有“舟舶来往，惟以指南针为则”的记载。难怪李约瑟提出“《梦溪笔谈》是最先描述罗盘针的著作之一”［1］290，大体上也就是这段时期。而拥有制造先进技术和航海先进技术的北宋晚期和南宋时期，对外航海贸易相对比较发达也就无足奇怪了，这也进一步证明了前面我们所提出应该区分北宋早中期与北宋晚期、南宋时期航海贸易收入所占财政的比例，而在南宋时期当为漆侠先生所言的3%，由此，我们可以推论出宋代各个时期航海贸易额了。

那么，宋代各个时期的财政收入情况是怎样的呢?前面，我们已经给出宋三个时期的财政收入。事实上至北宋晚期，每年的财政收入达到6000万贯，而南宋时期常年超过10000万贯，最高年份达到12000万贯。按此计算，在南宋时期，航海贸易收入将达到300—480万贯，那么，相对应的航海贸易额当在3000—3600万贯之间，这只是宋晚期后的进口贸易额。之前，按宋初财政收入为1800万贯的0．8%计算，其进口额为14．4万贯，这与当时的对外航海贸易总体情况是相当的，也进一步说明有必要将宋代晚期以后与之前进行分期估算。如果引用一些新研究成果，认为有宋一代仅香料的进口所得就达到宋政府财政收入的10%的话，［17］显然进口额就远远高于上述数据，而整个进出口额将会有一个大的提升，那么这是否合理呢。通过前面的分析，利用现有史料所给出的航海贸易的收入，以及相近年份财政收入比较，这种情况应该不会出现，也就是说宋代整个航海贸易收入等于或高于财政收入的10%是有些夸大了。漆侠先生在《宋代经济史》中对榷香进行了专门论述，得出的收入比例应该比较正确，那么，对于宋代航海贸易进出口额应该在我们所得出的范围内，或者略高一些是比较合理的。

四、航海贸易出口额的估算

宋代对外航海贸易中出口占据了重要地位，在对外航海贸易中出口的主要商品是丝绸、瓷器和漆器，甚至还有书籍。基于此，研究世界贸易史的学者如珍妮阿布—卢格霍德(Janet Abur Lughod)在《欧洲霸权之前:1250—1350间的世界体系》一书中就认为，13世纪的欧亚世界包含着一个巨大的贸易系统，在这个系统中最主要的发动机就是中国，因为中国不仅是香料等的主要消费国，也是陶瓷等大宗热销商品的出口者。［6］如果中国在宋代是东亚甚至更为广大地区经济贸易体系的发动机，那么，中国的出口额必然不少。而且，从宋代铜钱大量外流甚至到不足以满足国内流通需要，不得不使用纸币这种情况来看，宋代确乎在世界贸易中处于十分重要地位。从当时一些与中国往来的国家可以看到，有宋一代来华朝贡的国家有26个，这些朝贡的国家大多与贸易相关，如熙宁十年(1077年)于阗国贡使携带的贡品仅乳香就有31000余斤，市价达44000余贯。［24］2688而在元丰三年(1080年)又进奉乳香等达10万斤，可见朝贡在宋代这个东亚贸易发达的情况下，更大程度上是商业贸易。［18］2897如果把这些国家看作是来中国进行出口贸易的国家，这种情况是可能的，有关史料表明不少国家就是以这种方式与中国进行贸易的。但是，当时中国政府到达的国家则多达45个之多，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当时宋对外出口的目的地国家相对较多。据《诸蕃志》记载，仅泉州一处港口销往海外的丝绸就达20多个国家和地区，相比较而言，虽然进口的品种较多，仅以绍兴三年(1133年)十二月十七日户部呈给皇帝关于进口货物规定的公文中就有商品上百种，但除金银外大多是一些包括香料在内的土特产，而很少有大宗商品，更少有如瓷器等工业产品，这些情况也说明珍妮阿布—卢格霍德的论述是正确的，在当时的世界贸易中大宗商品出口主要是中国。

当然，中国的出口商品中并不仅是瓷器、丝绸等这样一些大宗商品，还有不少其他商品，据日本学者藤原明衡《新猿乐记》统计，仅日本进口“唐物”就达41种，那么，在这些唐物中肯定也有其他的商品，只是瓷器、丝绸等是大类而已。正如今天在对外贸易中所看到的情况相类似，原材料出口国始终处于相对较弱的地位，而大宗工业产品的出口国大多在对外贸易中处于强势地位，宋代也不例外。由此可以看到，在宋代航海贸易中虽然大多从进口贸易中获取税收以利财政所用，但是，由于出口额度较大，而宋代又大量依靠商税，这种商税肯定也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域外市场，也就是说宋代通过出口贸易，实则推动了国内手工业的发展，进而促进了财政收入的提升。宋代各个时期商税所占比例是较高的，龚鼎臣曾说:“士熙道管三司商税案言:天下诸商税钱，每岁二千二百万贯。”王者也有相类似论述，认为“到仁宗庆历时增加到二千万贯，成为当时财政仅次于田赋的一项重要收入”［14］140。一些年份商税占到了整个国家财政收入的30%左右，由此也可见航海进出口贸易对当时国家经济的作用。但是，宋代出口额到底有多大呢?关于这点我们难以从商税中简单地分出出口税收占比情况，事实上从现有史料来看，包括对此的相关研究材料，都没有收取出口税的文献，因此，无法利用进口相类似方法从税收推算出航海贸易出口额的大小，而且现有文献也没有直接给出出口额大小，只有一些推理性的结论，如《诸蕃志》、三上次男的《陶瓷之路》、英人巴兹尔·戴维逊《古老非洲的再发现》、《岭外代答》、《云麓漫钞》等论著对航海贸易的路线图、考古发现的估计当时已有中国手工业产品如瓷器甚至铜钱等销售到东亚、中东乃至遥远的非洲，但对于出口额到底有多大却无定论。

由于宋代中国在东亚乃至更大地区的多国贸易体系中占据了主导地位，而中国出口的大宗物质又主要是工业品，可以知道中国的出口必然是一个比较大的额度，但这并不等于说出口额就一定大于进口额，如今天世界贸易一样，工业相对发达国家不一定就是顺差，宋代也不一定就是顺差，如果这样也就不可能轻易得出结论说出口额一定大于进口额。但是，从相关文献还是可以发现一些端倪。由于当时很大程度上是易货贸易，那么从易货贸易的情况也许可以推论出宋代的出口贸易额。相关文献表明，宋与其他国家和地区商品“每十贯之数可以易蕃货百贯之物，百贯之数可以易番货千贯之物”，商品之间价格整体估计应该为一比十。从当时长途贩运式的对外贸易来看，正常情况一般都是通过来往买卖商品，即在卖出从宋生产的商品后，将带回相应额度价值的进口货物，各国商人大都如此。举例来说，如果商人从中国出口一万贯的瓷器到东南亚国家，必然会带回一万贯的香料等商品到中国，而这个一万贯的香料到中国后将会实现十倍的价值。按商品在中国的价值为计算点，可以从进口额来推算出出口商品的额度。前面已经估算出的进口商品的额度也是以宋的价值所计算的，按宋代中国出口商品的价值只能达此十分之一来计算，则出口商品的价值应该在300—360万贯之间，两者加总起来以宋时中国的价值来计算的进出口额当在3300—3960万贯之间，这个估计高于黄纯艳所估计的2000万贯，但易货贸易同一地点价值是相同的。反之，如果按宋朝外的市场价值进行估算，则会降低进口额的价值而增加出口额的价值，但两者相加也是一致的。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宋代航海进出口贸易中到底是顺差还是逆差，论者认为宋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对外贸易是出超，［19］也就是顺差。这种出超很大程度体现出收益，既包括国家税收方面的收入也包括具体商人的收益。相关文献表明宋代商人一年期进出口的收益十分可观，如南宋大将张俊以五十万为本，“愈岁而归，珠犀香药之外且得骏马，获利几十倍”。还有“泉州杨客为海贾十余年，至赀二万万”。泉州巨商南蕃回回出身的佛莲，发海舶达八十艘之巨。宋高宗也曾讲过，“市舶之利，颇助国用”［13］。可见不管是国家还是商家都获得了航海贸易之利，这当然是出超的结果。而这个出超在很大程度上是当时手工业产品与原料价格的差距，这也启示了一点，就是宋代中国之所能主导东亚乃至更大范围的进出口贸易，出现出超以资国用的根本原因在于技术与经济的发展，一如约瑟所说，“中国的技术发明在公元后的十三个世纪中，曾不断地倾注到欧洲，正如后来的技术潮流流向东方一样”［1］543。也正由于此，自北宋晚期以后，宋代的航海贸易日益兴盛起来，进而直接推动宋代经济的增长。那么，对外航海贸易对出口的作用到底有多大呢?对此可以假设外贸乘数为一个固定值，根据前面的计算，对外贸易出口额对宋代经济可产生出口额倍加的经济增量，这也是为什么宋代手工业得到发展的重要原因，因为，当时中国的手工业面向一个供不应求的东亚乃至更大的市场，于此，也可见外贸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是比较大的，所以论者以为“宋代的出口贸易不仅是政府增加财政收入的重要手段，对解决就业问题亦发挥了积极作用”［19］。对此，斯波义信也明确提出，近海地方“则人口的百分之十至二三十与水运业有关”，“人们为为了摆脱山村特有的落后状态，积极地投身于交通和商业，成为社会分工之环而谋求自立”。［10］如果再考虑到对外航海贸易商品对经济的拉动乘数效应，那么，宋代对外航海贸易就不仅在运输、商业领域提供了就业，而且在手工业的发展方面既创造产值又提供了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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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stimation of Foreign Trade Volume in the Song Dynasty and its Influence on Economy

Zhang Shangyi
(Chongqing Normal University，Chongqing 400047，China)

the Song Dynasty foreign maritime trade development faster，at that time in East Asia and the greater region formed a system of international trade，in the system of song whether in marine technology and commodity trade plays a dominant role．Foreign maritime trade in Song Dynasty can be divided into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early mid and late Northern Song Dynasty，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different in different periods of foreign maritime trade on the economic role，accounted for the proportion of finance is different，this quantitative estimates can explicitly illustrate the Song Dynasty foreign maritime trade on economy，the pulling effect of the industry，which can better understand the Song government attach importance to foreign maritime trade．

foreign sailing trade;amount of import and export;foreign trade multiplier

K24

A

1673－0429(2015)05－0037－07

［责任编辑:刘力］

2015－07－08

张尚毅(1966—)，男，重庆师范大学党政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