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合作运动与近代四川乡村社会的变迁

成功伟 吴丽君

(1．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成都610064;2．四川音乐学院，社科学院，成都610021)

农村合作运动与近代四川乡村社会的变迁

成功伟1吴丽君2

(1．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成都610064;2．四川音乐学院，社科学院，成都610021)

民国时期的农村合作运动对四川近代乡村社会的变迁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合作贷款的推行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农业生产资金的匮乏问题，有力地促进了粮食产量的提高。特产合作贷款使特产产销合作社得到了较大的推广，促进了四川经济作物生产区域的形成，并对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低利率的合作贷款有效地改变了传统乡村的借贷结构，是传统乡村社会借贷关系向现代转型的一次有益的尝试。

四川;农村合作运动;乡村社会变迁

抗战以前，四川省的农村合作运动发展相对滞后。但随着抗战大后方地位的加强，四川省农村合作运动得到迅速发展，四川省成为中国农村合作运动开展最好的省份。农村合作运动对四川近代乡村社会的变迁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在农村合作运动开展过程中，四川广泛地建立了以农村信用合作社为主体的农村基层合作组织，对农业合作贷款的推行、农业生产的改良、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农村借贷关系的转型、农村自然灾害的救济、农产品的加工运输等事业都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本文将从农业生产、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农村借贷关系的转型三个角度来探讨农村合作运动给四川农村社会所带来的变化和影响。

一、合作运动与农业生产

农村合作运动具有活跃农村金融、发展农村经济的功能，因此成为民国时期复兴四川农村经济的现实需要和选择途径。［1］127农村合作运动的目标之一就是通过组织农村合作社并发放合作贷款以促进农业生产和改善农民生活。据统计，仅1945年，四川省的合作贷款金额已经达到850，297，951元。［2］69农村合作贷款主要用于购买牲畜、种子、农具、肥料等生产用途。资料显示，1935年，四川川北等县的农村合作预备社救济贷款中，53%的贷款用于购买食粮及种子，30．4%的贷款用于购买耕牛，6．9%的贷款用于购买农具，5．6%的贷款用于购买肥料，5．6%的贷款用于修建房屋。［3］11939年的四川省合作金库统计资料显示，该年的合作贷款用途包括购买牲畜、肥料、种子、农具、食粮、饲料、粮税、工资、租佃、赎田、赎地、水利、垦荒、改良设备、上会、教育、嫁娶、丧葬、建筑等19个方面，其中，购买牲畜、肥料、种子、农具等生产用途贷款占90%以上。［4］47－491941年，中国农民银行、四川省农村经济调查委员对11县216户农家的借款用途进行了调查。调查结果显示，用于生产用途的合作借款占贷款总量的79．9%，其中购买牲畜和肥料的比例最高，占72．2%。［5］51作为贷款监督和管理机构的四联总处一直十分强调合作贷款的生产性用途，并在其颁布的法令中作了明确规定。1940年，四联总处在其颁布的《二十九年度农贷办法》中提出，农贷一定要“适合当地农民之生产需要”。［6］1942年，四联总处要求各贷款机构在办理农贷时，必须要遵循“紧缩放款”与“直接增加农业生产”两大原则，放款用途“必须直接有关当前军民需要，以一年内确能增加生产者为主”。［7］同年颁布的《合作金库紧缩放款业务原则》规定:“对于信用业务之贷款以限于转放予直接生产之社员，其用途暂以直接有关生产之必需要费用尽先贷放之。”可见，四联总处颁布的农贷政策无不注重农贷的生产性功能，均在强调农贷的生产性用途。

农村合作运动中大量贷款用于农业生产，对促进农业增产具有显明作用。以四川省潼南县为例，1941年该县共发放农业合作贷款425，375元，借款的合作社有108社，借款社员7，329人。通过合理使用该项合作贷款，该县当年直接增产红苕27，321亩，小米730亩，秋谷5，120亩，玉米236亩，绿豆187亩，芝麻170亩，胡萝卜37．08亩，马铃薯207亩，高粱457亩，荞麦185亩。［8］81944年，四川直接用于农业生产的贷款费用包括:粮食生产为7，698，140元，茶叶生产为411，200元，美芋生产9，870，000元，棉花生产64，321，200元，蔗糖38，628，820元，蚕丝生产9，911，450元，植物油生产1，746，411元。［9］4

大量的合作贷款投入农业生产，其成效直接表现为粮食产量的大幅度提高。以抗战时期四川粮食产量为例，1937年，四川粮食产量为286，836，000市石，到1945年为336，179，000市石，抗战期间四川粮食的年均产值为349，725，000市石［10］450(见表1)。四川粮食产量的提高不仅有利于稳定抗战大后方农村社会，为“抗战建国”也提供了基本的物质保障。资料显示，在1941－1945年五年间，四川省的谷麦总量占全国总数的31．63%，“川省同胞在抗战期中，出粮出力，用于全国，具有最光荣之历史”［10］453。

二、合作运动与农村产业结构调整

民国时期，四川省除组设了大量的农村信用合作社以外，也重视各类特产产销合作社的组建和发展。特产合作贷款不仅推动了川省农村经济作物的种植，对改变农村产业结构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农村合作运动推进过程中，各大金融机构纷纷参与贷款业务，其重点就是进行经济作物的投资。周耀平在《如何扩大农贷》一文中就曾指出，各大银行的分区竞争，“结果是放弃最需要资金的农村而群趋于少数所谓‘经济作物’的争夺”［11］3。此言的确道出了一些实情。但事实上，除了竞争以外，各大行局在衡量得失的同时也相互妥协或合作。1939年，中国银行、中国农民银行、四川省合作金库签订了《四川特产贷款协约》，联合办理四川省水稻、小麦、桐籽、蚕丝、棉花、甘蔗、柑橙等七种特产贷款。为了避免纷争，协约规定中国农民银行负责稻、麦、蚕丝三种特产的贷款，中国银行负责甘蔗、桐籽、棉花贷款，而四川省合作金库负责柑橙贷款。中国银行、中国农民银行、四川省合作金库也对贷款数量按比例进行了分配。在水稻、小麦、蚕丝、柑橙四类贷款中，中国农民银行负担五成、中国银行负担四成、四川省合作金库负担一成;在甘蔗、桐籽、棉花三类贷款中，中国银行负担五成、中国农民银行负担四成、四川省合作金库负担一成。［12］1941年底的统计资料显示，四川用于发展各种特产及副业的贷款达700余万元，主要包括“灌县之药材，南充、西充、乐山之蚕丝，威远之煤炭蔗糖、夹江、大竹之纸业、江油彰明之附子、万源达县之钢铁、川东各县之柑橘”［13］。

四联总处《三十二年度农贷方针》强调了发展农村特产生产的重要性，明确提出贷款“要以增加粮食生产及战时所需各种特产为中心业务”［14］。配合四联总处《三十二年度农贷方针》的实施，1944年，四川省政府颁布了《对本省三十三年度合作贷款改进意见》，明确了四川省的合作贷款基本方针，即一方面要紧缩普通农村信用合作社的放款，另一方面要“集中资金办理特产合作社及乡镇合作社贷款”。在特产区域发放贷款，发展特产合作事业成为了办理农村合作贷款的重点。主要特产区包括:以资中、内江、简阳、富顺、威远五县为主的蔗糖代区;以遂宁、三台、射洪、蓬溪、中江、简阳、南部、潼南、乐至九县为主的棉花区;以南充、西充、三台、盐亭、阆中、绵阳、安岳、乐山、犍为、青神、眉山、峨眉、夹江、井研十四县为主的蚕丝区;以泸县、合江、江津、巴县、万县、江安、三台、射洪、绵阳九县为主的稻麦改良区;以新都、温江、双流、广汉、成都、华阳六县为主的油菜区;以夹江、洪雅、梁山、大竹、达县、铜梁、大足、广安八县为主的纸业区;以万县、巫山、云阳、奉节、忠县、长寿、涪陵、彭水、酉阳、黔江、綦江十一县为主的桐油区。［15］

推行特产合作贷款后，四川农村土地利用发生了较大变化，农村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明显扩大。据统计，1938年，四川省甘蔗、棉花、油菜、花生、烟草、麻等主要经济作物的耕地面积占全省耕地总面积的15．9%。到1940年时，这些经济作物的耕地面积已经增加到25．4%。［16］53在蔗糖产量方面，据统计，抗战时期四川蔗糖产量几乎达到了全国总产量的50%以上，在福建省、广东省沦陷后，四川蔗糖产量几乎占到了全国85%以上。［17］11在棉花生产方面，1945年，仅中国农民银行就在四川射洪、三台、中江、蓬溪、简阳、盐亭、南部、奉节、广汉、仪陇、金堂、德阳、江油、遂宁、仁寿、荣县、南充、潼南、巴中、乐至20县投放了棉产贷款2亿元，棉花种植面积达10万亩(见表2)。［18］13－14

在特产合作贷款的促进下，经济作物的种植和产量得到了较大提高，商品经济成分也逐渐渗入农村。通过特产贷款，四川初步形成了沿江河流域的棉花、桐油和蔗糖特产区域，其中，棉花特产区为嘉陵江、涪江、沱江三大流域沿河地带，蔗糖特产区为沱江流域地区，桐油特产区为沿长江、嘉陵江及乌江两岸地区。另外在什邡、新都、郫县等县还形成了叶烟特产区，在隆昌、荣昌、江津、达县、渠县、大竹、蓬安等地形成了产麻区，在川北、川东及川南丘陵地带形成了蚕桑特产区，在川南及川东、川西部分地区形成了茶叶特产区。经济作物特产区域的形成对四川现代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三、农村合作运动与四川农村借贷关系的转型

农村合作运动是农村金融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一次重要尝试，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农村借贷格局，也有力地冲击了农村传统高利贷的剥削。

在全面推行农村合作运动以前，银行、合作社等现代金融业投放农村的贷款比例较小，四川的农村借款市场基本由传统高利贷借贷形式所垄断。据统计，1934年，四川农村各类借贷中，来自典当、钱庄、地主、商人、富农的借款比例约占农村全部借款的93．2%，而来自银行等现代金融机构或者合作社的农村借款仅占全部借款的3．5%。［19］108随着农村合作运动的推行，农民借款渠道逐渐拓宽，银行、信托局等现代金融组织纷纷通过农村合作社放款于农村，合作贷款在农村借贷中比例逐渐增加。1941年，通过对温江、绵阳、射洪、乐山、合川、南充、宜宾、内江、万县、巴县、安县等11县农村贷款的调查资料显示，来自合作社的借款已占农村全部借款总数的24．5%，而来自于商人、地主以及其他农民的传统乡村借款则降至75．5%;其中，合江县的合作社借款比例最高，占全县农村借款总数的85．2%，射洪县的合作社借款比例最低，仅占全县农村全部借款总数的8．2%(见表3)。［5］46相对传统乡村借贷而言，农村合作贷款的利率相对较低，对冲击农村高利贷的剥削起到了积极的作用。1940年，农民借款中，来自于地主、商人等非合作社的借款利率为月息2．4分，而来自合作社的额借款仅为月息1．21分［5］49，合作社的利率仅为其他来源借款利率的一半。

合作贷款的推行后，虽然以合作社贷款为主要形式的现代农村金融借贷并未在农村社会占据支配地位，但却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四川农村的传统借贷格局，对改变农民的生产和生活意义重大。赵兴民长期从事中国农民银行的农村基层农贷工作，他曾这样评价过农贷:农贷对于农民而言是件很好的事情。农民可能并没有真正有效地将贷款用于购买耕牛、农具等生产用途，即便这样，农贷对于解决口粮也是有帮助的。［20］173－174吴承禧虽然对国民政府的农贷制度批评较多，但他还是认可了农贷对于农民的积极意义。吴承禧曾指出:“农贷确实是今日一般农民所最急需的。农贷之能有益于农民，原则上谁也不能否认。”［21］94

低利的合作贷款在很大程度上扭转了旧式高利贷一统乡村借贷的局面，促使乡村社会金融组织发生“结构性变迁”。此种变化无疑是传统乡村社会借贷关系向现代转型的一种重要表征。

尽管民国时期的四川农村合作运动存在着合作社质量低劣、弊病丛生等诸多问题，［22］227但我们不能因此否认其在近代四川乡村社会的变迁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大量农村合作贷款的发放，不仅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农民的生计问题，还直接促进了农业产量的大幅度提高，对“抗战建国”提供了基本的粮食保障。特产合作贷款的推行，不仅有效地扩大了四川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对川省经济作物区域格局的形成和现代农业结构的调整都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此外，低利率的合作贷款是现代金融业渗入农村市场的一种有效推行方式。通过农村合作运动，银行等现代金融业逐渐打破了传统高利贷垄断乡村的局面，不仅改变了传统乡村的借贷结构，还有效地促进了四川乡村借贷关系从传统向现代转型。

［1］成功伟，王小华．民国时期四川农村合作运动的兴起成因浅析［J］．重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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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恢．感言［J］．工作周讯，1936，(6)．

［4］四川省合作金库．二十八年度四川省合作金融年鉴［M］．重庆:西南印书局，1940．

［5］中国农民银行，四川省农村经济调查委员会．四川省农村经济调查报告(第四号)［R］．1941．

［6］绵竹县合作金库收存农本局驻重庆专员办事处关于农贷实施细则，合作社监放办法，农产品批发价格调查表填报须知等的通函［G］．四川省档案馆，第88全宗，第869卷．

［7］中国农行关于办理农民个人借款手续办法、合作金库紧缩放款业务原则等农贷业务法规［G］．四川省档案馆，第71全宗，第500卷．

［8］赵兴民．贷款促增食粮之实例［J］．中行农讯，1941，(3)．

［9］寄尘．十年来四川合作事业之回顾［J］．四川合作界，1945，1(2)．

［10］彭通湖．四川近代经济史［M］．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0．

［11］周耀平．如何扩大农贷［J］．农本，1940，(40－41)．

［12］中国银行、中国农民银行、四川省合作金库办理四川特产贷款协约［G］．四川省档案馆，第71全宗，第37卷．

［13］四川省合作金库业务报告、方针、计划书、概况、工作报告、工作计划纲要、秘书室计组工作纲要暨四川省米谷收买计划［G］．四川省档案馆，第88全宗，第1714卷．

［14］合作通函、法规汇编、农贷等杂卷［G］．四川省档案馆，第71全宗，第209卷．

［15］中国农行总管理处成都支行、四川省政府关于检送农贷协议书、合作贷款改进意见、分配农贷额度的函［G］．四川省档案馆，第71全宗，第516卷．

［16］孙虎臣．三十四年之四川农业［J］．四川经济季刊，1946，3(1)．

［17］曹仲植．食糖专卖与川康糖业［J］．政治建设，1942，6(4)．

［18］资料选载．民国三十四年四川省棉花增产贷款计划［J］．四川合作界，1945，1(2)．

［19］各省农村金融调查［J］．农情报告，1934，2(11)．

［20］中国农民银行．中国农民银行［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0．

［21］李金铮．绩效与不足:民国时期现代农业金融与农村社会之关系［J］．中国农史，2003，(1)．

［22］成功伟．民国时期四川农村合作行政的变迁及评析［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2，(6)．

Analysi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ural Cooperative Movement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in Sichuan

Cheng GongweiWu Lijun
(1．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Sichuan University，Chengdu Sichuan 610064; 2．College of Social Sciences，Sichuan Conservatory of Music，Chengdu 610021，China)

Rural cooperative movement had an important influence on social transformation in Sichuan’s rural areas and played a positive role in the process．Not only did cooperative loans help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lack of funds in agriculture to a certain extent，but also effectively promoted the improvement of food production．Production cooperatives for Specialty，which contributed to expanding the crop acreage，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agricultural structure adjustment．Low－interest cooperative loans，which effectively changed the traditional debtor－creditor structure in rural areas，was a useful attempt to transform the debtor－creditor relationship from traditional to modern．

Sichuan;rural cooperative movement;rural society transformation

K26

A

1673—0429(2015)05—0050—06

［责任编辑:刘力］

2015－05－14

成功伟(1977—)，男，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博士。吴丽君(1977—)，男，四川音乐学院，讲师。

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民国时期四川农村合作金库制度研究(13CZS072)”;“中国文化中效率、公正、平等观念的演变及其现代转型(skgt201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