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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企业应对反倾销能力的测度方法研究

时间:2024-09-03

刘爱东 魏小钧 赵金玲

我国企业应对反倾销能力的测度方法研究

刘爱东 魏小钧 赵金玲

根据研究目标与研究问题的属性,结合文献类别分析结果与基于扎根理论指导下获取的数据支撑,研究了我国企业应对反倾销能力测度指标选取问题,构建了测度模型,并按照指标筛选方法确定了相应测度指标。然后,通过对指标权重确定与综合测度函数构建,具体阐述了测度指标运用原理,尝试性的对我国企业应对反倾销能力测度方法进行了研究。

应对反倾销能力,能力测度指标,测度方法原理

一、引言

通过对WTO官方网站获取的统计数据发现,从1995年起截止2009年底,全球进口国总共提起反倾销指控案件3675起,其中针对我国出口企业提起的案件就达到了761起,占据总体份额的20.71%,是排在第二位韩国264起的2.88倍和排在第三位美国205起的3.71倍。在这3675起反倾销指控案件中,有2374起采取了相应反倾销措施,而其中针对我国的就达到538起,占据了22.66%的比例,是排在第二韩国164起的3.28,这一数据比上一年度增长了10.28%。近两年尤其受金融危机影响,世界进口国针对我国出口企业提起的反倾销调查与采取最终反倾销措施的案件剧增。经由WTO官方网站具体数据可知,2008年国外对华反倾销调查占全球发起反倾销调查案件的35%,比上一年度增长19.68%;2009年1-8月共17个国家(地区)对华发起反倾销调查50起,涉案总额约100.35亿美元,同比增长16.2%,我国已成为遭受反倾销指控受害最大的国家,连续15年成为世界上遭遇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通过对我国出口企业反倾销应诉情况进行统计与考证,结果显示我国反倾销涉案企业在被提起反倾销时未参加应诉的情况占了相当大比例,表现出了企业应诉信心严重不足,探究其背后深层缘由主要是企业应对反倾销能力水平的问题。而许多企业对自身应对反倾销能力水平并没有一个清晰的认识,通常仅是模糊的认为能力弱或者能力强,这就造成我国出口企业在提高自身应对反倾销能力时不知如何入手,无的放矢,难以有效制定针对性方案,提高自身应对反倾销能力。因此,对企业应对反倾销能力测度方法展开研究,构建一套信度效度理想的企业应对反倾销能力测度指标体系,为我国出口企业测度自身应对反倾销能力水平提供有效的测量工具与方法,尝试性对企业应对反倾销能力的进行测度检验,进而提高企业应对反倾销能力具有重大意义。

二、应对反倾销能力测度指标选取与测度模型构建

(一)关于应对反倾销能力测度指标选取与测度模型构建的讨论

反倾销与应对反倾销具有内在的政治经济性特征,尤其在应对反倾销过程中,由于其不仅仅涉及到了单个出口企业自身利益,而且在宏观层面上与国家产业安全的维护、企业所在行业协会的健康发展都是紧密相关。在我国基本形成了以企业为应对主体,行业协会协调,政府支持的“三位一体”应对机制。企业应对反倾销的能力源不仅仅来自与企业内部,而是一个系统集成体,聚集了来自政府的引导力与行业协会的推拉力。因此,考核我国企业应对反倾销能力水平就不能单一基于企业内部的视角来考量,必须考虑行业协会等中介组织与政府的支持力度。

通过对现有文献类属性分析发现,针对反倾销背景下,企业、行业协会与政府如何应对的研究并不鲜见。孙铮、刘浩(2005)指出应诉反倾销贸易救济是一个系统工程,应当在企业管理方式、出口策略、政府和行业协会的引导与配合等决策与宏观层面,多方面协同行动才会不断促使中国国际贸易健康、快速发展。陈巧慧(2005)认为要想在反倾销应诉中获胜,企业除了规范的财务管理、详细记录原始的成本资料以外,还须发挥政府、行业协会和企业的合力,共同实施反倾销应诉的财务战略。企业要规范财务管理,详细记录产品的成本核算,构建反倾销会计控制系统;行业协会要通过对重点国家和地区国际市场状况以及我国出口情况等重要参数变化监测,为企业提供支持;政府则需运用行政手段,建立全国范围内的反倾销数据库,及时公开各国反倾销法律、法规、政策,以及各替代国的价格成本组成内容,深入研究并借鉴美国、欧盟和世界贸易组织的反规避立法,为企业应对反倾销提供引导与支持。刘爱东、陈林荣(2010)着重从完善我国战略支持体系和整体性竞争制度安排入手对应对反倾销进行研究,构建了政府、行业协会等中介机构、企业“三体联动”的应对反倾销联合机制,并通过来自实践的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冯巧根(2004)认为应诉反倾销,企业应规范会计基础工作,实行差异化和价格战略,同时政府需要通过会计标准体系的国际化来维护我国企业的利益。潘煜双(2004)也认为我国企业要达到市场经济地位,必须有符合国际惯例的会计记录。而周友梅(2003)提出反倾销会计保护机制包括:出口企业反倾销会计保护机制、行业协会反倾销会计保护机制、政府机关反倾销会计保护机制和中介机构反倾销会计保护机制。会计这个支持系统在国际反倾销诉讼中,无论是应诉环节还是申诉环节都必不可少。冯巨章(2006)的研究发现,在反倾销联合应诉过程中,商会等行业组织的良好发展是保障协商解决联合应诉困境与提高应诉力度的关键所在。杨励(2010)也认同这一观点,着重对于应对反倾销过程中我国行业协会的角色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提出行业协会在反倾销调查中要积极组织企业参与应诉,应根据案件情况协助企业聘请律师,协助企业填写调查问卷,进行替代国、市场经济地位等问题的抗辩,接受国外调查机关的实地核查,并就反倾销中遇到的法律、政策问题举办研讨会,提高会员企业的应诉意识。林珏(2008)建议我国出口企业可以通过规范企业经营管理制度和市场竞争行为,减少反倾销风险;还可以依靠完善会计制度,建立反倾销应诉部门;加强反倾销应诉人才的培训;调整企业产品结构与经营战略;运用进口国法律据理力争;重视问卷调查填写;积极申请市场经济地位等方式积极应对。刘爱东,程楠(2008)则从产品价格的角度对应对反倾销过程中企业、政府与行业协会三者的协调配合进行了研究,认为企业是应对反倾销主体,应把出口产品价格决策纳入应对反倾销的战略规划中,改变传统的竞争策略,改以价取胜为以质取胜,提高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建立应对反倾销的成本防护能力预警体系。政府部门应建立反倾销价格预警系统,并将结果及时反馈给企业和行业协会。行业协会作为企业代言人,应加强行业价格自律,消除行业性低价竞销,鼓励企业自主创新,提高价格的品牌效力,并在限价范围内制定适当的价格策略,以增强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有效规避国外对我国企业的反倾销指控中发挥重要作用。以上的相关研究启发了本文的研究构想,并为筛选应对反倾销能力测度初始指标提供了理论支持。

另一方面,由于目前的研究中并没有明确的对企业应对反倾销能力测度指标进行一致性的界定,本文拟采用扎根理论方法,对这一问题进行探索性研究。扎根理论是Barney Glaser和Anselm Strauss两位学者于1967年共同发展的质性研究方法,在社会学等研究领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被认为是“今日社会科学中最有影响的研究范式”,走在“质化研究革命的最前沿”。虽然扎根理论源于社会学领域的研究,但目前却已被广泛运用到多个学科领域,尤其是商业经济管理与心理学研究中。Parry(1998)认为扎根理论研究方法是一种探索现象的归纳性研究,而非逻辑演绎性研究,其目的是帮助研究者“由资料中发现理论”。它是在运用系统性研究程序与操作逻辑,将散落与大量原始资料中的观点加以提炼,寻找反映社会现象问题的核心概念,并通过概念间联系建构相关理论。扎根理论中关于资料收集的方法与形式多种多样,包括现场调查获取的材料、案例记录、文献数据、组织报告等,还包括访谈录音等。在扎根理论研究中,对资料的分析是通过对资料与原始数据展开开放式编码、主轴编码、选择性编码和归纳分类来实现的。按照Glaser(1992)的解释,此处的编码是指通过对事件与概念的不断比较,从而促成更多的范畴、特征的形成以及对数据的概念化。

本研究中笔者所在课题组在扎根理论研究程序与操作逻辑指导下,主要基于面对面访谈形式获取的录音数据对我国企业应对反倾销能力的问题进行了研究。首先,在全国范围邀请了来自反倾销涉案企业的管理和财务高管、有关政府部门中参与应对反倾销实务的相关人员,以及有关行业协会工作者21人就如何应对反倾销和应对能力的测度问题进行了深度访谈,获取了口头访谈录音数据。然后,经由课题组成员对访谈笔记、录音数据,进行开放式编码、主轴编码、选择性编码与归纳分类的处理。数据处理结果显示,来自不同性质单位的实务工作者们对于企业应对反倾销过程中须构建企业、政府、行业协会“三体联动”应对机制基本达成了一致,而且特别指出应对反倾销中三者的协调配合,发挥集成效应,是提高应对反倾销能力水平的重要因素。大部分受访对象认为企业作为应对反倾销主体,能够提供有力的举证材料是应对反倾销获胜的关键性因素,面对反倾销时快速响应能力和自身高水平的成本会计管理水平是能够从容应对反倾销诉讼的基础。此外,数据分析结果还表明政府和行业协会等中介组织对企业应对反倾销的支持力度能够有效的提高应对反倾销能力水平。这是因为行业协会作为企业自愿加入的、非营利的、以增进共同利益的自律性的社团法人,在企业应对反倾销时可以出任组织者与代言人的角色。在应对反倾销时有效的组织企业展开应诉,为企业聘请资深律师提供建议、协助企业建立反倾销会计信息系统、填写调查问卷和应对反倾销调查机构现场实地核查、协调行业内产品制定合理的出口价格等行为能够提升作为应诉主体企业的整体应对反倾销的能力。政府作为宏观政策的制定者对应对反倾销的重视力度、颁布相关法律法规的健全程度,以及发布与反倾销相关信息完整程度等方面也是提升企业应对反倾销能力水平的重要方面。因此,本文在相关研究成果基础上,结合基于扎根理论的分析结果,选取了反倾销应对能力的初始测度指标,具体如表1。

表1 企业应对反倾销能力测度初始变量指标

基由相关文献研究与扎根理论指导下获取数据分析结果,本文设计了企业应对反倾销能力测度指标,由各个指标的维度归属可分为企业产品成本会计管理水平、企业应对反倾销快速响应能力以及政府、行业协会的支持力度三个层次,按其内在逻辑关系可设计如下企业应对反倾销能力测度概念模型,具体如图1所示。

如图1所示测度企业应对反倾销能力须从三个层面,即企业产品成本会计管理水平、企业应对反倾销快速响应能力以及政府与行业协会对企业应对反倾销的支持力度进行测量。三者之间并非是完全孤立的个体,而是通过相互联系、相互运动成集成效应作用于企业,构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各指标间也存在一定的相互联系,尤其企业成本管理会计水平测度指标与企业快速响应能力测度指标,相互之间也存在一定的内在联系,是从不同的侧重点对企业整体应对反倾销能力进行测度。

(二)应对反倾销能力测度指标筛选方法

指标是测度的具体应用工具,其科学性、准确度与合理性直接关系到测度质量。因此,在本研究中虽然关于企业应对反倾销能力测度初始指标的提出具备了较充分的理论基础与来自扎根理论指导下进行访谈式获取数据的支撑,但是为了更加充分验证指标的信度与效度,仍选择通过大样本问卷调查的方式对初始指标进行实证筛选,进而保证企业应对反倾销测度指标的精度。具体研究方案如下。

在明确了本研究目的前提下,首先须进行问卷设计。本研究问卷分为两个部分,一是被调查对象基本情况,二是所设计的初始评价指标题项。经上述分析可知本研究初始测度指标的设计依据了大量理论文献与现实数据,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初始问卷基本测度题项。采用李克特(likert)5点尺度,5分表示完全同意、4分表示同意、3分表示中性评价、2分表示不同意、1分表示完全不同意。请被调查者对各个题项能否测量我国企业应对反倾销能力表明个人意见,选择相应分值。然后,根据与本研究主题的关联性程度,笔者依托课题组平台,发动挖掘社会网络关系选择了调查样本对象,并运用邮寄调查、电子邮件与实地发放三种方式进行了问卷发放。当然,为了保障问卷清晰度和指标合理性,在大样本发放前展开了小样本预测试,小样本测试结果表明问卷整体信度能够满足要求,但其中指标ZFHY4(企业产品出口规则合理性)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低于基本要求,因而被剔除,保留了剩余指标。所设计适用于进行大样本调查,并对问卷中部分题项的表述等做了进一步修正和调整。接下来,进行了大样本问卷发放与回收,并对回收问卷数据采用SPSS15.0、Excel2003、LISREL8.54软件进行处理分析。数据检验结果表明,调查问卷具备较好的信度效度,测度模型拟合优度良好,理论模型与数据适配程度适当,测度模型可以被接受,本研究所设计的企业应对反倾销能力测度指标通过了实际数据检验。

三、测算方法应用原理

指标设计是企业应对反倾销能力测度的重要内容,但若没有关于指标权重与测算方法的具体应用,指标体系仅是测度的静态框架。因此,须对企业应对反倾销能力测度指标权重的确定与测度方法的动态运用展开具体说明,才能对企业应对反倾销能力进行实际测算。目前已有的成熟测算方法多种多样,各有优势,不同的测度主体、测度内容对于具体的测度方法具有不同的诉求。本研究中是以企业应对反倾销能力作为测度对象,测度指标具有多维性的特点。所以,在选择测度指标权重确定与测算方法时结合这一特点,选择选取主成分分析方法对应对反倾销能力测度指标进行赋权,并构造测度函数。

本研究中对回收样本数据进行主成份分析,在特征值大于1条件下,获取了3个公共因子,根据各主成分因子方差贡献率占所有累计方差贡献率的比重的确定主成份权重的方法,得到三个主成份分别为0.38、0.34、0.28。然后由SPSS15.0统计软件在调用Factor Analyze过程中生成的因子得分系数,可构建各主成份因子表达式为:

最后基于各主成份表达式可构建测算企业应对反倾销能力综合函数为:F=0.38F1+0.34F2+0.28F3。

综上所述,通过上文对企业应对反倾销能力测度指标的筛选,首先确定了测度指标,并对其测算方法应用原理展开了详细论述。企业应对反倾销能力测度指标的测算方法应用原理具体包括了测度指标权重确定方法、指标体系中各主成份因子表达式的构建以及最终测度综合函数的构建三个方面。

四、结束语

企业应对反倾销能力是关系到应对反倾销成败的关键性因素,通过反倾销应对能力的测度,制定提升企业应对反倾销能力的策略,能够有效的提高企业应对反倾销成效。本文从理论研究入手,结合基于扎根理论指导下获取的实践数据,考虑到企业应对反倾销能力所涉及的不同维度,通过企业应对反倾销能力测度指标的筛选、权重确定以及具体运用原理的详细阐述,尝试性的构建了我国企业应对反倾销能力测度方法的理论框架,为企业应对反倾销能力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企业运用该理论框架下的测度指标对自身应对反倾销能力进行测度,有助于企业更加清楚的了解自身应对反倾销能力水平,挖掘影响应对反倾销能力的瓶颈因素,制定有效的提升企业应对反倾销能力的战略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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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M easurement M ethod of the Capacity of Enterprise' Countermeasures to Anti-Dum ping in China

LIU Ai-dong,WEIXiao-jun,ZHAO Jin-ling
School of Business,Central South University,Changsha 410083

According to characteristics of research objectives and questions,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results with the literature classes and the data obtained under the guidance of grounded theory,we studied the capacity of enterprises'countermeasures to anti-dumping measurement index selection problem,constructed the measurement model,and determined the measuring indexe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index screening methods.Afterward we determined the weight of the indexes,built the comprehensive measurement functions,and described the using principles of measurement indexes in details.We tentatively studied on measuremnet method of the capacity about enterprises'countermeasures to anti-dumping in China.

Response to Anti-dumping Capacity;Capacity Measurement Index;Principles of Measurement Method

F23

A

2007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编号:70772039);2010年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编号:2010ZDB51);2009年、2010年校研究生创新论文选题基金项目”

刘爱东,女,山东高唐人,中南大学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审计理论与方法、反倾销会计等

魏小均、赵金玲,分别为中南大学商学院硕博士生,研究方向:公司理财与反倾销会计战略等;湖南长沙,410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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