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什迪小说《小丑萨利玛》中的创伤与叙事

（兰州商学院，甘肃兰州，730020）

国外关于创伤的研究最早开始于医学领域，从医学研究到文学批评的转向发生在 90年代中期的耶鲁大学。其标志是1995年卡西·卡鲁斯《创伤——记忆的探索》的出版。卡鲁斯在回归弗洛伊德的基础上，对创伤的“强迫性重复”进行了补充。多利·劳布在1996年的文章《真相与表征——过程与挣扎》中提出了创伤与表征创伤之间的矛盾。2003年，杰弗里·哈特曼（Geoffrey H.Hartman）在论文“文学范围内的创伤”中将创伤研究从个体创伤扩展到集体创伤、社会创伤[1]。2006年，秉承哈特曼、卡鲁斯和历史学家拉卡普拉的观点，卡拉普斯（Stef Craps）在他专著《格雷厄姆·斯威夫特》的前言中指出历史是分析创伤的关键因素，并强调了创伤理论中关键的“他者的他者性”（otherness of the other），试图使灾难历史的受害者都能发出自己的声音[2]。2011年，由甘图（Ganteau Jean-Michel）和奥尼卡（Onega Susanna）合作的《当代英国小说的伦理和创伤》重新梳理了创伤理论的发展历程，重温了“创伤现实主义”的写作特点：高度依赖互文性；重复性（以多种方式存在，比如时间错置，因此产生萦绕或诡秘的效果）；碎片性。同时提出创伤文本含有的杂交性、相关性和崇高性的特点。2013年，两人又编辑了论文集《英国当代文学的创伤与罗曼司》，分析了罗曼司题材应用在创伤现实主义的可能性。经过几代学者的传承和创新，“创伤理论已经成为了横跨不同学科和研究领域的重要研究范式。”

在国内的文学批评领域，创伤理论在近几年刚刚兴起。从中国知网上看，大部分关于创伤理论的论文都集中在2010年以后。有的是关于创伤的纯理论研究，更多的是用创伤理论解读文学作品，有的专门研究移民作家作品中的创伤，其中以研究莫里森的居多，还有一些专门研究美国 9.11以后的创伤文学。

被称为“殖民文学之父”的英国小说家拉什迪，在 2005年出版了《小丑萨利玛》。这是拉什迪在9.11事件后出版的第一部小说。小说中主要人物萨利玛暗杀美国前驻印大使马克斯被认为是对美国 9.11事件的隐喻。英国观察家报在这本书出版时评论道：“这是拉什迪自《午夜的孩子》后最吸引人的一部书[3]。这本书是一首挽歌，一个复仇的故事，也是一个爱情故事。”小说以五个人物的名字为标题分成了五大部分，分别是尹迪亚、博妮、马克斯、小丑萨利玛、克什米拉。博妮和萨利玛原是克什米尔地区小镇派奇艮的一对恩爱夫妻。由于美国驻印大使马克斯的介入，博妮背叛了丈夫萨利玛成为马克斯的情人并生下了女儿克什米拉。后来，马克斯抛弃了博妮并把女儿交给妻子收养，改名为尹迪亚。萨利玛为了复仇，加入了恐怖组织，成功潜入马克斯家，成为马克斯的司机和侍从，并找到机会杀死了自己的情敌。情节一听起来的确像是一个俗套的爱情故事，但正因为拉什迪巧妙地采用了罗曼史这种形式，才使作者能够克服极端恐怖和暴力给语言造成的破坏，将各种碎片的、重复的创伤故事串成一个连贯的、线性的整体，使文本见证对创伤的复原作用成为可能。

目前，国内对拉什迪的小说研究主要集中在《午夜的孩子》和《撒旦诗篇》，研究的视角也主要集中在后殖民主义批评。本文以《小丑萨利玛》为分析文本，利用创伤理论解读作品中的创伤主题和叙事模式，以揭示创伤理论与创作实践的相互作用。

一、复现创伤

小说一开始就描写尹迪亚深受睡眠的困扰。她晚上经常做噩梦，说梦话，并且会突然惊醒，感觉卧室里有闯入者，其原因就是“她没有母亲”。马克斯的妻子罗斯虽然收养了博妮，却是一位非常不称职的母亲，她吸烟、酗酒，流连于酒吧，无法给予尹迪亚母爱，只有怨恨和冷漠。在尹迪亚24岁时，她亲眼目睹了父亲在自己楼下被杀。为了表现尹迪亚当时的震惊和悲痛，拉什迪使用了简单、急促而不连贯的句子：“她没有开门。她父亲不在那儿，只是需要清理的尸体。奥尔噶在哪儿？需要通知门卫。门卫需要过来。”父亲被杀后，尹迪亚把自己锁在屋里，闭上眼睛，周围的一切对她来说已经不重要了。她陷入沉默中，无法言说自己的痛苦，只是默默回忆自己与父亲的点点滴滴。

尹迪亚的母亲博妮在生下与马克斯的孩子后回到自己的村里，但是村民包括自己的父亲不让她回村居住，因为她已经被视为死人。这时，博妮不禁大声质疑：“死人能在暴风雪中有个栖身之所吗或者她必须要被冻死？死人能得到些吃的喝的吗或者她必须要被饿死、渴死？…….死人能够找个温暖的地方躺下吗或者必须要找个铲子自掘坟墓？”这些重复的反问句加强了博妮深受的创伤，表现出传统道德的残酷和荒唐。除了被村民排斥，博妮最大的创伤是失去了自己的女儿。失去的孩子就像是地球巨大的引力，在博妮返回派奇艮村时，每次想到女儿飞机就会急剧下降，吉普车会突然被拽停；当博妮爬山寻死时，女儿的重量就像是树林中所有的木材压在她身上；随着失去女儿年龄的增长，压在博妮身上的重量也越来越重[4]。心理学家弗洛伊德在与约瑟夫ž布鲁尔合著的《竭斯底理症研究》中提到，“心理创伤是因为进入心理的事件是史无前例的、压倒性的，以至于它无法被通常的心理过程处理和同化。我们对它无法安置所以它无法进入我们有意识的记忆，但是它依然以一种闯入者或鬼魂的形式存在于我们的思想中。”拉什迪让失去的孩子以鬼魅的形式反复出现，用艺术手法再现了创伤机制。

弗洛伊德在《哀悼和忧郁》中区分了哀悼和忧郁之间的不同。“相比较而言，哀悼者在痛苦之余，积极面对现实；而陷入忧郁情绪之中的人在痛苦中往往难以自拔……处于忧郁中的人总是情不自禁地沉溺于过去，时间对他们来说似乎已不再流动，今时、未来都只不过是过去的阴影，相反，哀悼是一种积极放眼过去，展望未来的记忆机制。”这种忧郁在萨利玛身上表现的最为明显。在萨利玛复仇过程中，有五次夫妻间心灵感应的对话。这五次心灵感应全部采用斜体，像是一个个碎片散落于小说之间，表现了夫妻间缠绵悱恻又冷酷决绝的情感创伤。同时在心灵感应中，还经常出现时间与空间错位的现象。“她的生活已经过去了好几年。但是在他开始对她喊话的那个地方，时间在以不同的速度运行，他身边的空间也呈现不同的形状”[5]萨利玛一直沉浸在创伤中无法自拔，时间和空间对他来说没有任何意义。在萨利玛因杀害马克斯被判入狱后，他给尹迪亚的信中写道：“是你的母亲让我成了现在的样子”，“我的每次打击都是你父亲的罪过”，“你父亲罪该一死，你母亲就是妓女”。在看完信后，尹迪亚的男朋友尤乌拉杰一语道破天机，“他的英语在狱中都没有改进……他把过去时用成了现在时”。被妻子背叛的创伤如此巨大，以至于它以极大的破坏力不停地入侵萨利玛现在的生活，导致萨利玛同时存在于“两个现实，两个时间点上。现在的经历常常是模糊的、感觉是迟钝的，而侵入的过去记忆则是强烈的、清晰的。”[6]

除了个体创伤，拉什迪在小说中还刻画了克什米尔地区的集体创伤。派奇艮是作者虚构的克什米尔地区的一个小村落。这个村落以表演节目和承办宴席为生，人们平和宽容，印度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和平共处。从1947年第一次印巴战争之后，克什米尔地区的情况日趋益下。印度教居民大逃亡，伊斯兰激进组织强迫女人穿上罩袍，克什米尔解放前线的抵抗运动直到印度军队对派奇艮的大镇压，派奇艮地区的人们经历了极端的暴力和恐怖。拉什迪不停地用重复的手法质问谁应该为此负责：“是谁点的火？谁烧毁了果园？……死了那些男孩？谁杀死了那些女孩？谁摧毁了那座房子？谁摧毁了那座房子？谁摧毁了那座房子……？”强制性重复是创伤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对于突如其来的、灾难性事件的一种无法回避的经历”，在狂风暴雨般的重复谴责过后，行文语气慢慢缓和，“有些事情不能直接面对，因为如果直接面对，就像是直接看太阳，会害你失明。所以，重复一遍：再也没有派奇艮了。派奇艮被毁掉了。自己想象吧。第二次尝试：派奇艮村依然存在于克什米尔的地图上，但是从那天起，派奇艮不再存在于任何其它地方，除了在记忆中。第三次也是最后尝试：美丽的派奇艮村依然存在。”[7]这种写作手法再现了创伤的过程，先是竭斯底理然后疲惫最后出现幻觉。

二、处理创伤

处理创伤是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拉卡普拉在弗洛伊德心理学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处理创伤强调受害者积极健康的心理过程，是应对创伤的对抗力量，与弗洛伊德的“哀悼”理论很像。如果“复现创伤是一种不由自主性的重复”，那么“处理创伤是一种含有巨大差异的重复……它要求回到问题本身，仔细分析问题，进而或许改变对这些问题的理解。”[8]

在博妮处理创伤过程中，起到最大作用的是她已经去世的母亲，一直以鬼魂的形式出现在博妮的梦里，陪伴着博妮成长。在博妮做马克斯情妇的那段时间里，母亲的鬼魂离她而去。但是当博妮回到村里饱受创伤时，她内心一直在呼唤着自己的母亲。母亲的鬼魂在她的呼唤下回来了，亲切的母女关系让博妮有了安全感，“有妈妈在，没人敢动我一个指头。”

根据朱迪斯·赫曼治疗创伤受害者的经验，如果受害者可以在一个安全的环境中，向一位富有同情心的倾听者——治疗师——见证或讲述自己的创伤经历，那么就有可能“改变创伤记忆的非正常处理过程，而且随着记忆的转变，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很多主要症状都会缓解，由恐怖造成的躯体性神经机能症可以通过语言明显得到扭转。”博妮在母亲的鬼魂和亲人朋友的关爱下慢慢得到康复，她开始自己种植蔬菜，学会驯养山羊。父亲会把她种的当季蔬菜和山羊奶送到山下叫卖，村民们也慢慢接受了博妮的自我救赎。但是，就像历史学家拉卡普拉所认为的那样，要想超越创伤回到当初完好无虞的状态只是一种美好的愿景[9]。所以，在博妮处理创伤的过程中，女儿强大的地心引力依然几乎每天都折磨着她，她也很清楚自己的命运不是自然老去，而是以半鬼魂的形式活着，但是这不影响她积极面对生活，以强大的内心迎接未来要发生的一切。在那些夜晚，当她感觉到萨利玛就隐藏在小屋的树林时，“她故意走到室外，脱下衣服，向他发起挑战——爱她或杀死她……她的母亲也会跟她一起出来，两个人在月色下像狼一个裸身跳舞。让那个男人靠近吧！如果他敢！他们会用尖利的牙齿把他撕成碎片”。

博妮死后，女儿尹迪亚回到克什米尔，来到她的墓前。顿时，她感觉到了一股力量，那种力量可以让她战无不胜。通过建立与母亲的联系，尹迪亚获得了战胜创伤的勇气。她决定改回母亲给起的名字——克什米拉。在她回到洛杉矶后，萨利玛也最终被绳之以法。克什米拉决定说出自己的愤怒，不再保持沉默。她给狱中的萨利玛写信，“我的信是愤怒之箭，一定会把你击倒！”[10](一封又一封的信件帮助尹迪亚把失去母亲、失去父亲的碎片式创伤融合成一个有序的整体，把创伤记忆叙述出来，言说使她宣泄了内心的痛苦，安抚了创伤的心灵。对萨利玛的审判结束后，克什米拉重新开始了积极的生活。她开始主动联系自己的朋友，融入社会活动。并用六年的时间制作了许多记录片，其中就有关于二战种族大屠杀时法国城市斯特拉斯堡的毁灭。正如肖珊娜·费尔曼所说的：“在处理创伤过程中，当事人充当了过去伤痛的见证者，并在见证中把自己，把自己的叙述与他人的故事联系在一起”。

拉什迪在接受一家电台采访时说：“我的家族起源于克什米尔……在本世纪后半叶发生在这个美丽地方的一切我感同身受，我也想找到一个途径来探索它。我不想写一本直接关于9.11和基地组织的书，因为我真正的目的是写一本关于克什米尔的小说”。 拉什迪对克什米尔的命运非常关切，他在小说最后一部分，通过克什米拉与尤乌拉杰的爱情故事表达出对克什米尔地区寄予的美好愿望。克什米拉回到克什米尔时，通过朋友介绍住到了斯里那加尤乌拉杰家里。尤乌拉杰的父亲是当地一位锡克教的文化专员和园艺学家，他去世后给尤乌拉杰留下了一座美丽的花园。这座花园就像是克什米尔受创前的缩影，鲜花盛开、蜜蜂嗡鸣、处处飘香。尤乌拉杰虽然是一位商人，但是他热爱克什米尔传统文化，克什米拉也不由自主地爱上了他。克什米拉与尤乌拉杰的相爱隐喻了克什米尔对它遗失的传统文化的眷恋，突出了作者对这一战乱不停的地区的人文关照。

在整部小说的叙事结构中，拉什迪借用了罗曼司的叙事传统，将散落其中的创伤片段重新进行整合和排序，使整个创伤叙事成为一个清晰有序的整体。小说以博妮与萨利玛、克什米拉与尤乌拉杰的爱情故事为两条主线，穿起了许多重要的历史事件：第二次世界大战、印巴分治、1965年的印巴战争、1979年俄罗斯入侵阿富汗和美国扶植伊斯兰战斗力量、1991年洛杉矶暴乱、2001年美国9.11事件。如果说中间的创伤记忆是离心的、重复的、片段的，那么罗曼司题材在宏观上形成了大的向心力，将这些碎片融入到连贯的、编年体式的叙述记忆中。而读者也可以轻松地参与到见证、体验和反思创伤的阅读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受害者的创伤得以被诉说和倾听，“创伤记忆”转变成“记叙记忆”，创伤也因此得以处理和缓解。

2008年，克拉普斯（Stef Craps）和布伦斯（Gert Buelens）在《小说研究》春季刊主持了关于“后殖民创伤理论”的专题讨论[11]，他俩在专辑前言中提出：① 欧美中心主义的创伤理论关注的是突发性的事件对西方主流群体的影响，并不关心非西方国家的事件；② 欧美中心主义的创伤理论通常只关注从突发的，始料未及的灾难性事件，后殖民创伤理论应该转向隐伏的创伤：种族歧视，性别歧视，阶级歧视和其它的不公造成的慢性的精神痛苦；③ 后殖民创伤理论应该不仅关注个体心理更应注重集体体验。《小丑萨利玛》这部小说中所关注的创伤受害者就是西方主流话语中的“他者”。尹迪亚虽然生活在美国，但是她把自己认同为克什米尔人，萨利玛和博妮都是土生土长的克什米尔人。而且故事中的创伤也不再是单一的突发性历史事件，更多的是隐伏的慢性创伤。比如博妮所经历的创伤的一部分是由于男权社会对女性的压制。不仅是个人创伤，在美国南亚政策中被忽略的克什米尔地区的世事变迁和集体创伤也被摆到了中心位置。除了萨利玛，尹迪亚和博妮都通过言说痛苦、与外界建立联系的方式处理创伤，但是克什米尔地区的集体创伤，可能只有通过政治环境、社会结构的改变等方式才能得以恢复。

[1]Anne-Laure Fortin-Tournes，Narrativisation in Shalimar the Clown by Salman Rushdie—The Therapeutic Role of Romance .Trauma and Romance in Contemporary British Literature[M]，ed.Jean-Michel Ganteau and Susana Onega，Routledge：New York，2013：203-216.

[2]Caruth C.Unclaimed Experience：Trauma，Narrative，and History[M].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8：92.

[3]E.Sun，P.Eyal，and B.Ulrich，eds.，The Claims of Literature：A Shoshana Felman Reader[M].New York：Fordham University Press，2007：295.

[4]Herman J.Trauma and Recovery[M].New York：Basic，1992：83.

[5]Ganteau，Jean-Michel and Onega，Susann，“Introduction”in Ethics and Trauma in Contemporary British Fiction[M].ed.Jean-Michel Ganteau& Susana Onega，New York：Editions Rodopi，2011.

[6]Johnson，Sarah.Salman Rushdie and a Story of Paradise Lost.Radio Netherlands.(Transmission Date：Sunday 30 July 2006).http://www.martinfrost.ws/html files/july2006/rushdie-lost.

[7]Lacapra，D.Writing History，Writing Trauma[M].Baltimore and London：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2001：148.

[8]Luckhurst，Roger.Mixing Memory and Desire：Psychoanalysis，Psychology，and Trauma Theory，in Literary Theory and Criticism[M].ed.Patricia Waugh，Oxford and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6：499.

[9]Rushdie，Salman.Shalimar the Clown[M].Vintage Books，London：2006.

[10]Stef Craps，Trauma and Ethics in the Novels of Graham Swift：No Short-Cuts to Salvation[M].Brighton and Portland：Sussex Academic Press，2005.

[11]陶佳俊.创伤[J].外国文学，2011(4)：124-1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