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那只爱的手：《爱》中的女性创伤书写

（江海职业技术学院教务处，江苏扬州，225000）

莫里森的《爱》以优美的语言、细腻的笔触深入细致地刻画了分别视比尔·科西为恩人、情人、丈夫、监护人和父亲的女人们，尤其是希德（科西的第二任妻子）和克丽斯廷（科西的孙女）以及她们之间持续数载的无语的争斗与忿恨。莫里森在一次访谈中强调：“《爱》关注的既是压迫女性的父权体制，也是女性自己压迫自己的故事。”继被冠之以“爱的三部曲”（《宠儿》《爵士乐》和《乐园》）之后，莫里森直接以“爱”为题，推出了这部篇幅不长却意蕴深邃的作品[1]。有评论者指出，这部小说虽以爱为题，但整部小说却是在写爱的缺失。鉴于此，本文从黑人民权运动中的缺位、成人世界强加的性爱及“大家长”制家庭模式中的失语三方面探讨这些因素对《爱》中的女性造成的创伤，强调语言与爱是弥合创伤的良剂。

一、缺位与创伤——黑人民权运动与女性个体

《爱》以“碎片化”叙事的方式拼接出一个以比尔·科西为中心的黑人家庭兴衰史。该家庭兴盛于四十年代，标志这一家庭由盛而衰的转折点则是六十年代要求取消种族隔离的黑人民权运动。王守仁教授论证：“科西家道的衰落与民权运动的兴起直接有关。”此时，黑人有了更多享乐的选择，科西家的度假胜地已不再是黑人的天堂，生意下滑。提倡种族自由平等的黑人民权运动并未得到所有黑人的拥护与支持，也未为所有黑人带来福音。像科西儿媳梅这样的黑人女性不仅不欢迎，更有恐惧与排斥的心理和举动。她“确信民权运动毁了她的家庭和家族事业”，“每天抱怨马丁·路德·金给她带来的麻烦”，最后在不安与恐惧中丧命。黑人民权运动没有提供给梅这样的有产黑人女性自由与平等，她作为个体存在的主体性全然依赖于她所依附的科西和所服务的有闲阶级。这场运动反而使她们彻底边缘化，沉溺于怕失去一切的恐惧与精神折磨中。它同样没有为积极参与其中的黑人女性赢得任何福利，相反，却使她们真切感受到自己在这场运动中的从属地位，并经受黑人男性主导的这场运动对黑人女性的背叛所造成的创伤。克丽斯廷在黑人民权运动中的经历最生动地印证了这一点[2]。

克丽斯廷16岁被迫离家，在外漂泊，先后有过失败的婚姻，几个不固定的情人，在“毫无目标”的生活中遇到了弗鲁特，一个马尔科姆·X类的黑人民权运动者。克丽斯廷认为，他使她更清晰地看到自己的世界，并自愿成为他在民权运动中“忠实的助手”。克丽斯廷放弃了原本的自我，承担起了黑人民权运动（男性）要求她们的角色。她在这场运动中实践着社会权力关系对其身体的规训，成了“可利用”“可驯服”的男性附属品。她甚至失去了对自己身体的支配权，因为这场运动一定程度上剥夺了她成为母亲的权利。她与弗鲁特在一起九年，期间流产七次。她认识到：“革命需要男人——不需要父亲。”男性在对女性身体的压制方面形成了某种合谋，在强奸女学生的事件中指责受害者应对此事负责。克丽斯廷最终不得不接受这场运动的“公民不合作”与“个体合作”之间的矛盾。此处所谓的“个体合作”其实正是黑人民权运动男权话语的产物，要求女性牺牲自己的肉体甚至主体性，一切以服从男性主导的这场政治革命为旨。这种革命内部男性对女性的彻底背叛粉碎了克丽斯廷原以为可有依托的自我，带着空虚与困惑孤独离开。

莫里森借克丽斯廷反思了这场黑人民权运动的内在问题，指出它本身的不和谐。这不是一场团结各个阶级与阶层的运动，这里既有阶级问题，同样有认知观念的差异。这场带有男性沙文主义色彩的政治运动更深深地伤害了参与其中的女性。她们为之奋斗，却饱受同种族男性的压制，是这场打着“性别”烙印的运动的缺位者。

二、性爱与创伤——强加的成人世界与女性个体

莫里森明确指出《爱》中的几个主题，她一直在思考民权运动内部的问题，这成了小说的背景；另一个她强调的主题则是强奸问题。她评论说：“我一生都在研究强奸问题——他们似乎厚颜无耻……我想改变这一点。”比尔·科西迎娶十一岁的希德，整个黑人社区对此事件持默然态度。诚然，这背后有科西作为“大人物”对整个社区施与的恩惠方面的原因，更多的却是人们对这种事件见多不怪的态度。小说叙事中提及，科西有一次告诉他的“渔友”桑德勒，“他一直等到希德12岁经期来临之后才碰她；等了一年才带她去度蜜月，过初夜。她那时候还是不太容易亲近。”科西如此自信地谈论他的性事，让桑德勒觉得不自在。但这种不自在只是对男女私密行为公开谈论的不自在，却没有认识到科西将自己的欲念强行施加于尚不懂男女之事为何的希德的童贞肉体是恋童癖式的强奸行为。这种毫不掩饰的谈论与刻意避开话题的态度或许正是莫里森批判并试图改变的[3]。

科西的这场婚姻强行介入了尚处童贞时期的希德和克丽斯廷之间的友谊，粗暴扰乱了两个孩子正常生理生长的秩序，迫使她们与自己的过去分离。吉因·怀亚特指出：“科西希德婚姻事件背后隐藏的是成人性爱对儿童世界的过早侵入。从希德过早被突然置于成人性爱与婚姻的时刻起，希德和克丽斯廷都失去了应按年龄增长正常安排自己生活的能力。”希德的第一次性体验在她心理印下的羞耻感，是两个小伙伴间最私密的语言也无法言传的。正如拉普朗什所言：“身体所经历的这种侵犯，不可让渡也难于理解，就像是血肉中的脊骨，始终在内部发挥着作用。”[4]它强行侵入了希德与克丽斯廷的友谊，严重妨碍了她们的成长及对性爱与自我个体的认识。希德曾回忆：如果12岁就能像她28岁一样，知道一个女人滑在男人臂弯里意味着什么，那她肯定会有孩子。虽然希德认为克丽斯廷说她是奴隶让她受伤，但被卖的经历让她认可了这一点，而她的一生也实践着这一点，始终服务于她的买主，而自己在科西死后，剩下的只有她暂时争得的“亲爱的科西家的孩子”的虚幻头衔和作为符号的一幢房子。

与希德一样，克丽斯廷终其一生都在寻找一个可依附的男人给她安全感。她16岁离家，很快便经历了结婚、与不忠的丈夫离婚。其后她遇到弗鲁特，维系了九年的关系，又有过几个情人，却从未享受过安稳的婚姻生活，始终充当着男性性爱的工具。连希德都问她：“你做过妓女？”克丽斯廷回答：“我从未卖过身体，但却用身体交换过。”她所经历的是身体与灵魂的分离，身体依据男人的欲望“被征服、规训、塑形、培养”。她16岁离家时拖着沉重的行李箱，科西死后返家时剩下的只有从希德那里抢来的科西的十个戒指。她的生命价值同样被物化了[5]。

莫里森以一对亲如姐妹的好朋友之间的故事为纲，真正想要探讨的不只是她们之间的关系问题，更多的是批判导致她们之间关系出现裂变的成人世界强加给她们的性法则。生理的障碍或许可以克服，但心理所经受的创伤则难以抚慰。

三、失语与创伤——“大家长”式家庭模式与女性个体

小说《爱》由九个部分组成，除去第一部分的“肖像”与最后一部分的“幽灵”之外，中间的七个主题词分别代表了比尔·科西在故事相关人物生活中的角色。他是所有人的依靠，是“皇帝……所有其他人”——科西的家人、整个饭店的员工（除了L）——“都是宫廷成员，他们彼此竞争，只为博得君主的欢颜”。由此，玛丽·帕尼西亚·卡登（Mary Paniccia Carden）认为：“《爱》延续了莫里森创作生涯始终在探讨的问题，即白人中产阶级式的标准家庭模式移植于非裔美国家庭时，对性别角色的期待问题。以父亲为中心的核心家庭模式在美国享有特殊地位，因为它代表了国民标准，是美国梦的结果。”卡登同时援引斯蒂芬妮·库恩兹（Stephanie Coontz）指出：“‘父亲什么都知道’的‘传统’家庭概念是一种危险的浪漫化，过分简化了美国家庭。”这种“对男性主导的家庭的‘抽象的理想化’否定了其内在一触即发并带有压制性的秩序及支配结构”。亚历山德拉·舒西斯（Alexandra Schultheis）发现：“家长制家庭在维护不平等性方面起着关键作用。”在科西的“帝国”里，无论是海滨度假酒店，还是君主街1号住宅，他就是那个核心家庭模式中的“父亲”，是权威不容挑战的“大家长”，所有人都自主地迎合他的需要。这一体制造就的最具奴性同时又拼尽全力维护它的人是科西的儿媳梅。科西的儿子比利选择梅，就是因为她“既不会破坏他们的父子关系，也不会对他们的父子关系形成威胁”。梅的一生就是在确保“科西家的男人们拥有他们想要的。更多的是满足父亲，其次是他的儿子；是父亲，其次是自己的女儿”。比利去世时，她丢下女儿去安慰科西、支撑酒店；克丽斯廷离家出走被带回时，她狠狠地扇了她一巴掌，因为克丽斯廷胆敢挑战科西的权威。科西觉得克丽斯廷要搬出去，她便要求女儿离家。但即便如此，科西不顾梅的感受，娶了孙女的玩伴，还让梅心甘情愿教会希德如何管理酒店。因为厌倦了家中女人的争斗，他甚至在他的遗嘱中没给梅她们留下任何财产。在梅始终觉得受侵入并不得不孤身奋战的世界里，她的敌人很多，但科西永远不在其中[6]。

希德与克丽斯廷同样是“大家长”制的受害者，她们直到希德临死前的那次对话才明白造成她们多年隔阂的症结所在。吉因·怀亚特指出：“家长制体系中，克丽斯廷和希德只能视彼此为竞争对手——先是争获他的宠爱，继而争夺他的遗产。”克丽斯廷曾忿忿地讲述：“前一天我们还在沙滩上一起搭城堡，第二天她就坐在了他的腿上；前一天我们还在被窝里过家家，第二天她却睡在了他的床上……前一天这房子还是我的，第二天她成了这儿的主人。”她的叙述中充满对竞争对手希德的怨恨，认为是她抢走了科西的宠爱，抢走了科西本留给她的房产。

成为科西家成员的希德，本以为这样可以与克丽斯廷在一起，但当年幼的她遇到困难转而想求助于克丽斯廷和梅时，遭遇的是憎恨、冷漠与不理睬。她认识到自己必须“争得在科西家的位置”，“老爹让这成为可能。他在的时候，每个人都会退让。他一次次地向她们清楚表明——她们要尊重她”。也正因为此，她始终依赖于科西，按照他的要求塑造自己。科西找了一个“可按他自己口味教育的女孩”结婚，“想养大她，等不及注视她成长”，这本身体现了家长制中的男性优越性。对于他花了两百美元买回的妻子，他始终把她当成自己的所有物。他教会她如何为自己服务。在希德还是个孩子时，她就要学会站在凳子上为他剃须；学会为他修剪手脚指甲以保证它们清爽干净。因为希德没能实现在婚姻中的使用价值，为他生下孩子，他转而继续他的婚外情，而希德需忍受他在梦里对另一个女人的呼唤。逐渐成长的希德直到28岁与别人有了孩子，才知道不是自己不能生养，但为了维护“大家长”科西的颜面，她狠心将已怀胎十月的孩子流产。

希德和克丽斯廷争了一生想证明谁才是遗嘱上“科西的孩子”，却始终不明白她们所争之物的虚无性。因为遗嘱为L所造，她们以为的CC缩写为“科西的孩子”（Cosey’s Child），其实那是西莱索·科西（Celestial Cosey），科西最爱的女人。卡登明确指明：“科西本欲将一切都不留给妻子、孙女和儿媳，这证明，在一个以父亲为中心的体制中，依赖父亲者极为脆弱与无力。”若不是 L修改遗嘱，梅、克丽斯廷和希德将全部流落街头。她们以为她们是科西家的孩子，以为自己赢得了他的关爱，却不曾料到科西早已厌倦她们、背叛她们，不将任何遗产留予她们[7]。希德与克丽斯廷争了五十多年，有过肉搏，有过言语冲突，有过放火报复，但最终在科西死后，分别占据着君主街1号住宅的顶层和最底层，中间仍隔着象征科西存在的他的书房与一片黑暗。她们已有二十一年彼此不说话，却仍在暗地里各自进行着，想要证明到底谁才是那个科西“钟爱的孩子”。

四、以爱疗伤：握住那只手

莫里森在揭示比尔·科西所代表的黑人家长制奴役戕害其体制下的黑人女性的同时，又创作了一位足以消解这一中心形象的女性人物L，一位已故的叙述者。莫里森解释，L的作用是作为“见证者，评判者”。L在小说最后部分评述希德与克丽斯廷之间的关系时，指责“梅将恨播于她们之中，但不得不批评科西先生偷走了她们之间的友谊”。因为科西所代表的家长制的介入，希德与克丽斯廷曾经拥有作为小伙伴的私密语言失效，她们盲从地接受了比尔·科西赋予她们的他的权力结构中的身份：科西的妻子和科西的孙女。但莫里森强调：“语言，当它最终来临时，其气势堪比推迟了二十一年赦免重犯的法律的效力。”两位彼此仇恨了半个多世纪的伙伴终于重拾她们童年的私密话语，回忆起孩童时候相互间的爱，谈起伴了她们一生的失落、绝望与被抛弃的感觉。在语言中，她们最终认识到费尽一生彼此憎恨、彼此攻击，其实原本她们可以“手拉手而不是到处寻找老爹”，那个她们争着将自己出卖给的“竞价最高者”。布森（Brooks Bouson）评论：“只有在生命的尽头，她们冒险重拾对彼此的爱，才能找回并珍视她们内心的那个‘亲爱的科西家的孩子’：她们最真实最‘挚爱的’自我。”

在解释自己最终决定采用编辑的建议，以“爱”命名这部小说时，莫里森说，虽然爱“无疑是最空洞的陈词滥调”，但它同时也是“最有影响力的人类情感——因为爱中同样会包含恨”。“我很关心性爱和其他方式的爱以何种方式变成背叛。芸芸众生为什么到头来会毁了自己非常想保护的东西？显然，关键其实在于要努力去爱。”莫里森的每一部小说都在探讨爱、爱的变节及对爱的呼唤。在经历了“爱的三部曲”中的母爱、情爱及宗教之爱之后，这部以《爱》为名的小说融入对多种形式的爱的关注，彰显了因爱而恨的摧毁力，强调只有爱可以弥合由恨唤起的创伤。

[1]Bouson，J.Brooks.“Uncovering ‘the Beloved’ in the Warring and Loveless Women in Toni Morrison's Love.”[M].The Midwest Quarterly，2008.

[2]Carden，Mary Paniccia.“Trying to find a place when the streets don’t go there：Fatherhood，Family，and American Racial Politics in Toni Morrison’s Love.”[M].African American Review，2011.

[3]Morrison，Toni.Love[M].New York：Alfred A.Knopf，2003.

[4]Schultheis，Alexandra W.Regenerative Fictions：Postcolonialism，Psychoanalysis，and the Nation as Family[M].New York：Palgrave，2004.

[5]Stein，Karen E.Reading，Learning，Teaching Toni Morrison[M].New York：Peter Lang Publishing，Inc.，2009.

[6]王守仁，吴新云.对爱进行新的思考——评莫里森的小说《爱》[J].当代外国文学，2004(3)：112-124.

[7]朱迪丝·巴特勒.身体至关重要.吴鷰译，汪民安编.后身体：文化、权力和生命政治学[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