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焦虑的时代”展开轻松诗*——论普利策诗歌奖得主W.H.奥登的《致拜伦的信》

徐立钱

(北京语言大学人文学院，北京100083)

在“焦虑的时代”展开轻松诗*
——论普利策诗歌奖得主W.H.奥登的《致拜伦的信》

徐立钱

(北京语言大学人文学院，北京100083)

进入二十世纪之后，一个新的“焦虑的时代”对轻松诗的写作提出了新的要求。应和着这一要求，英国诗人威·休·奥登在轻松诗的文本实践和理论阐释上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从文本实践来看，他写作的轻松诗代表作《致拜伦的信》将私人世界和公众世界嵌入了同一个诗歌文本，既保持了轻松诗写作基于个人体验的真实感，又带来了历史的纵深感和现实的厚重感，这一双重聚焦的写作策略大大开拓了轻松诗的发展空间。而在理论阐释上，奥登从诗人和读者关系的角度深刻地剖析了轻松诗的过去、现状和未来，提出了一个“真正的公共社区”的存在对于轻松诗写作的重要性。奥登的这些努力无疑为轻松诗的更生提供了诸多有益的借鉴和启发。

《致拜伦的信》;私人世界和公众世界;双重聚焦;公共社区

凭借着活泼的语调和幽默的语言，轻松诗曾经在英国诗坛风云一时。无论是描写上流社会的轻佻诗，还是面对稚童的通俗儿歌，轻松诗都曾展示过自己作为文学轻骑兵的独特优势。然而“时运交移，文质代变”，新的时代总是在不断地召唤着更有效的文学内容和形式。进入二十世纪之后，第一次世界大战、经济萧条等人类面临的灾难接踵而来，一个“焦虑的时代”(奥登诗集的题名)全面降临，人们恍然之间置身于艾略特所描述的荒原里。面对着这样一个时代，人们不禁要问:轻松诗是否还有存在的价值?如果轻松诗继续在追求轻盈，甚至轻浮的道路上前行，仅仅以戏谑喧闹与文字游戏来吸引读者的目光，那么轻松诗是否会走向衰亡?相反，如果轻松诗要实现新的发展，又应该怎样从这个“焦虑的时代”获取新的审美武器?凡此种种，成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英国轻松诗发展的重要议题。本文将以《致拜伦的信》为个案，分析英国诗人威·休·奥登之于轻松诗诗体的贡献，并试图论述轻松诗的未来之路。

一

威·休·奥登(W.H.Auden，1907－1973)是1930年代崛起于英国诗坛的重要诗人，曾先后获得美国普利策诗歌奖、博林根图书奖、全国图书奖和全国文学勋章。受艾略特等同时代诗人的影响，奥登早期诗歌不乏晦涩与艰深之作。但他同时又是“诗坛的顽童”，善于写作诙谐幽默的轻松诗。其不同时期的轻松诗作品主要包括1937年出版的长诗《致拜伦的信》、1940年出版的诗集《另一种时间》中收入的轻松诗以及1950年代的《学术涂鸦》等。与此同时，奥登1938年还编辑出版《牛津轻松诗选》并为之撰写序言。这些文本实践与理论阐释在很大程度上更新了人们对轻松诗的印象，极大地丰富了轻松诗的内涵。而从诗歌的篇幅和产生的影响来看，《致拜伦的信》应该是奥登轻松诗的代表作。

《致拜伦的信》是一部游记性质的作品，源于1936年奥登的爱尔兰之行。这一年6月至9月，奥登受费伯和费伯公司的委托前往爱尔兰访问并写作有关游记，同行的还有奥登邀请的好友麦克尼斯，该诗就是奥登在游览途中陆续写下的。诗作后来和麦克尼斯的游记一起以《爱尔兰来信》为名由费伯和费伯公司于1937年8月出版发行。在后来的再版中，奥登曾经对《致拜伦的信》做过小规模的修改。和费伯平装版《爱尔兰来信》相比，1966年企鹅版《当代长诗》中收入的《致拜伦的信》显得更为凝练(Fuller，John:203)。

长诗发表之后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被称为奥登在喜剧诗上的主要实践(Smith，Stan:103)。评论界认为这是奥登写过的最好长篇轻松诗(David Garrett Izzo:149)。该诗传入中国后也深受欢迎。诗人黄灿然初读该诗时欣喜不已，认为奥登的长诗《致拜伦的信》妙趣横生，并且连读两遍，他甚至为穆旦当年没有翻译这首诗而感到遗憾。该诗之所以广受关注，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从它的游历对象来看，爱尔兰在相当程度上满足了英国读者异域想象的需要。长诗对爱尔兰的地理形势、气候特征乃至风土人情多有介绍。比如，“在某些地区我已经听到一些传言/说爱尔兰人缺乏幽默感。我知道/这个国家山多路陡，气候多变，时常冷气袭人(Edward Mendelson，ed.:170)”;“在Seydhisfj·rdur每个男生都知道/夏季时白天从不会消失(Edward Mendelson，ed.:174)”。其次，长诗还继承了传统轻松诗注重诙谐、幽默的特点，在极其夸张、反讽和自嘲的语言中收获了读者的笑声。有时他甚至不忘调侃自己的体貌特征:“在我的右脸颊上有一颗明显的褐色的大痣”“我的脑袋就像是盘子里的一颗鸡蛋/鼻子还算看得过去，就是不够笔直/我的眉毛不够方正，两只眼睛/靠的太近，显得不够美观(Edward Mendelson，ed:189)”。当然，仅仅这些因素还无法解释《致拜伦的信》吸引读者的原因，在笔者看来，长诗最引人注目之处在于诗人将私人世界和公众世界嵌入同一个诗歌文本，既有效地保持了轻松诗写作基于私人体验的真实感，又为轻松诗带来了历史的纵深感和现实的厚重感，这一双重聚焦的诗学策略，大大开拓了轻松诗的发展空间。

所谓私人世界和公众世界，顾名思义，主要以作者聚焦和描述的对象为区分标准。当写作者叙述的主要是个人的切身经历时，由此产生的美学世界即为私人世界，其最极端的内容表现为最具私密性的情爱经历。而当写作者专注于叙述牵涉普通大众的公众事件时，由此产生的美学世界即为公众世界，其最极端的内容表现为叙述最具公共性的政治事件。如果用叙述学的话语来阐释，那么这两者相当于私人叙述与宏大叙事，或者称为小叙事与大叙事。当然，私人世界和公众世界之间并没有绝对的界限，尤其是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两者的界限更趋模糊。

私人世界，或者说私人经验，是传统轻松诗吸引读者的重要原因，在一定程度上，它可以满足读者猎奇的审美心理要求，有助于拉近作者和读者的距离。私人经验是《致拜伦的信》的重要内容。长诗的第四部分一开始，诗人就自述:“部分可以作为整体的象征:/所以当我在这些日子里沉思时，我就看见了/年轻时的画卷在我眼前慢慢展开，(Edward Mendelson，ed.:188)”“在这样一个秋高气爽的九月早晨，/我开始叙述我自己的故事。(Edward Mendelson，ed.:P190)”接着诗作依次叙述了诗人本人从小到大的经历，它涉及到诗人姓氏的来源、父母的生平、牛津读书的经历、童年的叛逆以及职业的选择等等。比如他在长诗中就谈到了自己姓氏的来源。由于Auden与Audun Skokull十分相似，奥登的父亲一直坚信自己的祖先来自爱尔兰，是九世纪时爱尔兰最早的挪威居住者。受父亲影响，奥登从小就很向往爱尔兰。他曾经把自己描述为“纯粹的日耳曼人”。因此在他诗歌中，经常出现爱尔兰的迦加和早期的爱尔兰诗歌片段(Humphrey Carpenter:7－8，54，429)。他还谈论了自己思想的变化，追溯了自己在柏林时所深受影响的几位人物。“然后我带着父母给我的资助去了柏林，而不是迦太基/从此不再从诗歌的角度来看待世界。/我在柏林遇到一个叫做利亚德的人，他给我的脑海灌输了新的信条。”“他们教导我表达我深深的憎恨，/如果我遇到这样一个人，他喜爱艺术/甚于喜爱生命、爱和纯洁的心。(Edward Mendelson，ed:195)”而在谈论以写诗作为职业的选择时，诗作更是详细地交代了涉及的人物、时间和地点，细致地描写了诗人从有志于成为煤矿工程师到后来转向诗歌写作的来龙去脉:“我谈到了倾心已久的职业，/煤矿工程师，但是有一段时间，我的心思/总是在不断变化，未来的幻影时常出现在脑海;/热情犹如一阵飓风，总是来去匆匆，/有时是摩托车和摄影，有时是巨鲸。”“但是在三月的某个下午三点半，/当我和一位朋友在田地里散步时，/所有的犹豫和徘徊都彻底消散了./踢着一块小石头，他转向我/并问道:‘告诉我，你是否写诗?’/我回答道从未写过，但是就在那一刻/我知道我未来想要做的事情。(Edward Mendelson，ed:194)”为了凸显真实感，私人世界的叙述往往要求作者注重细节描述，这两节诗显然遵循的正是这一策略。这种私人经验的真实性乃至被卡彭特经常作为奥登传记的辅助材料。在奥登传记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卡彭特引用《致拜伦的信》的诗句来证实奥登的生平。或许这些私人世界比较细碎，但却因其基于个人体验的真实性而获得了读者的关注。

如果诗作仅仅停留停留在私人世界的叙述上，停留在“私语”的层面，那么《致拜伦的信》就只能是一首出色的传统轻松诗。该诗的独特之处在于，除了直接提到爱尔兰和私人经验外，还把关注的焦点延伸到了当时的公众世界，以公众经验极大地丰富了轻松诗的内涵。斯坦·斯密斯指出，“奥登1930年代的游记不仅仅谈及我们是怎样旅行的，还谈及国家间，个人和国家之间的关系，谈及我们对其它人的看法以及怎样呈现它们。”(Smith，Stan:79)《致拜伦的信》共分为五部分。除了第四部分着重描写带有奥登本人自传性质的青年时期生活外，其他部分都与更广阔的公众世界有关，尤其是诗歌的第二部分和第五部分。在第二部分中，奥登以幽默的语言全面汇报了过去近一个世纪英格兰的变化，他说，“我能够确信的是你想从我这里 /获知关于英格兰的消息”(Edward Mendelson，ed:174)。在奥登认为拜伦可能感兴趣的消息中，包括政治方面的变化:“你知道，我们越来越民主/每个人都可以攀登运气的阶梯”(Edward Mendelson，ed:177);技术方面的进步:“我们现在正进入前科技时代，由于电网公司和所有这些新合金的诞生”(Edward Mendelson，ed:175)以及宗教社会习俗的改变:“从爱尔兰岛到阿尔巴尼亚，欧洲弥漫着/哥特式文化的复兴和对火车的狂热”(Edward Mendelson，ed:174)等。而在诗歌的第五部分，诗人还全景式地描述了英格兰令人担忧的现状:“我听说伯明翰正蒸蒸日上，/但是我听到的并不能让我消除疑虑;/战争的传言，英国广播公司播报的一切，/表明未来的前景并不乐观;没有人相信/繁荣会持续，即使是温彻斯特的学生教区”“劳资之间的冲突就像约翰基尔古德/脸上的鼻子一样已经十分明显，(Edward Mendelson，ed:197)”诗歌接着叙述道:“英格兰，英格兰，尽管你有许多缺陷，我们依然爱着你。”长诗大量的篇幅被用来叙述英国乃至欧洲的时代状况，这几乎构成了英格兰近一个世纪的全景图。显然，由于公众世界的参与，轻松诗的时代感与现实感更加强烈，声音也更加开阔和雄浑。

作为轻松诗的代表作，《致拜伦的信》充分体现了奥登融合私人世界与公众世界的努力。之后，奥登还陆续在其他轻松诗的写作上实践这一手法。1940年出版的诗集《另一种时间》中的七首轻松诗和五十年代写作的《学术涂鸦》同样体现了这一特点。比如《另一种时间》中的《无名公民》叙述了一位无名公民平淡而无波澜的一生。通过描述他那似乎“与世无争”忍辱负重的一生，诗作表现了时代、社会和制度、社会组织、报社，警察等公众世界对私人世界的压迫。诗的最后不无深意地发出疑问，他自由吗?他快乐吗?《流亡者布鲁斯》是流亡者的自述，通过他的自述，一系列荒诞的事情显露无遗，比如“如果没有护照，你就已经死亡/但是亲爱的，我们还活着，我们还活着”。

不难看到，对应着“焦虑的时代”的要求，以公众世界或者说公众经验来丰富轻松诗的内涵，在轻松诗中容纳私人世界和公众世界是奥登一直坚持的轻松诗写作的原则。这一双重聚焦的诗歌理念，既有效地保持了轻松诗写作基于私人体验的真实感，又给轻松诗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感和厚重感。

二

如果说意识到公众世界对于轻松诗写作的重要性，并将其嵌入同一个诗歌文本是这个“焦虑的时代”必然要求的话，那么将其上升到理论的高度，从历史和艺术本身的规律出发来阐述这一诗歌策略的必要性则无疑充分体现了诗人自觉更新“轻松诗”的诗体意识。

奥登在写作轻松诗的同时，还积极编选轻松诗集，撰写理论文章，深刻地剖析了轻松诗的过去、现状和未来，提出了一个真正的公共社区的存在对于轻松诗写作的重要性。在为《牛津轻松诗选集》撰写的序言中，奥登首先从艺术家的愿望谈起，分析了轻松诗存在的前提。在他看来，任何艺术家的作品背后都有三个主要的愿望:创造事物的愿望;洞察事物的愿望，不管是外在的感官世界还是内在的情感世界;以及和其他人交流自己这些洞察力的愿望。当诗人与它的读者所感兴趣的和所看到的事物相当一致时，并且他的读者只是相当普通的读者时，他就不会认为自己是与众不同，他的语言就会是直接的并接近于日常语言。在这种情况下，写出的诗歌就是“轻松的”。奥登接着具体分析了与之相对的困难诗出现的历史背景及其局限。在他看来，工业革命之后，由于旧的社会社区破裂了，艺术家被迫检验他们自己的感情，他们开始内向、含混，诗人开始从自己所处的时代的生活转向自己感情的沉思和想象世界的创造。但是，因为私人世界是可以穷尽的，诗人如果不再与与读者保持密切关系，诗人将会发现很难超越某个点继续成长。最终等待他的只能是“对越来越少的事物知道得越来越多”。从这样的历史观察出发，奥登最后指出了轻松诗的未来条件，即对于现代诗人来说，就像今天的所有人一样，问题在于如何找到并形成一个真正的公共社区，在那里每个人都有珍视的地方都能感觉像在家里一样。在这样的一个社会，只有在这样的社会，才可能让诗人在不牺牲任何感觉的敏锐或者完整的情况下写出简单，清晰和快乐的诗歌(Edward Mendelson，ed:363 －368)。

奥登在这里提及的“与读者保持密切的关系”以及“形成一个真正的公共社区”实际上是他根据时代的变化对轻松诗提出的具体写作要求。换句话说，如果作者仅仅停留在“私语”的有限空间里，不去关注外在的世界，那么轻松诗的发展就面临着极大的危机，同样，如果社会的发展无法创造出“一个真正的公共社区”，轻松诗的发展就会面临着极大的瓶颈。而这些也正是传统轻松诗的主要缺陷所在。按照艾布拉姆斯的看法，轻松诗主要采用平常谈话的口吻，表达轻松自在，主题描写风趣畅快，或变化离奇，或略含几分温和的讽刺。其类型主要包括“上流社会轻佻诗”和童谣或儿歌等。前者主要表现上流社会的关系，人们关心的事与事件，后者主要为维多利亚时期的儿童轻松诗(艾布拉姆斯:167)。从这一概括不难看出，传统的轻松诗或者是上层贵族的游戏诗，为上流社会服务。或者是下层平民的儿歌，以儿童的阅读为依据。这样一种相互隔离的写作状况显然很难创造出真正的公共社区。因此，传统的轻松诗在题材上往往显得单一，形式上则难免雕琢。以读者对象是稚童的儿歌为例，爱德华·李尔曾经写过广为流传的谐趣诗《猫头鹰和小猫咪》。诗作主要讲的是猫头鹰和小猫咪的爱情故事。两人带上蜂蜜出海玩耍，与火鸡为伴，在月亮下翩翩起舞。诗作想象力丰富，十分适合儿童阅读，但是其“不及物”的局限也是十分明显的。

面对新的时代，奥登认为，轻松诗不应作茧自缚，受限于传统定义圈定的范围，而应深入感受时代的变化，吸纳更多的经验。因为从根本上说，轻松诗取决于诗人本人的立场和诗人与受众之间的关系。如前所述，当诗人与读者建立了公共的空间，并且诗人以这些普通的读者为写作对象时，诗人就会专注于运用直接的接近于日常口语的语言。在这种情况下，诗人写出的诗歌就会是“轻松的”。因此，奥登所想象的“轻松诗”不仅仅包括儿歌、童谣，还包括用来阅读的诗歌，只要它的主题是那一时期的每日社会生活或者是作为普通人的诗人的经历。比如乔叟、蒲伯和拜伦的诗歌。轻松诗可以是轻松的，也可以是严肃的(Edward Mendelson，ed:364)。奥登的《致拜伦的信》正是遵循这一写作原则，将轻松诗从宫殿拉到了民间，既立足于私人经验的真实感受和实际体察，同时又聚焦公众世界，构筑宏大叙事的背景，从而解决了传统轻松诗脱离实际，情感浮泛与篇幅短小，无法有效容纳时代的缺陷。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世界已不再是战前人们所置身的世界。一切都与政治生活联系在了一起。政治生活将所有人卷入其中。意识形态和商业逻辑的触角延伸到了世界的每一个角落。私人世界与公众世界的界限逐渐模糊。如果说十九世纪之前，人们还可以不问世事，沉浸在自己的私人世界的话，那么在一个一切都已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地球村，远离政治，远离公众世界显然是不切实际的幻想。“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何有于我哉!”的世界逐渐成为远逝的背影。“的确，和我们同在的公众世界已经变成私有世界了，私有世界已经变成公众的了。我们从我们旁边的那些人的公众的多数的生活里，看我们私有的个人的生活;我们从我们以前想着是我们自己的生活里，看我们旁边那些人的生活。这就是说，我们是活在一个革命的时代。这一时代，公众生活冲过了私有的生命的堤防，像春潮时海水冲进了淡水池塘将一切都弄咸了一样”(阿奇保德·麦克里希:89)。奥登1967年回忆《致拜伦的信》的写作时也说道:“虽然这首诗的带有一种度假的气息，但是它的作者却始终意识到来自外部的对于他们郊游的威胁——世界范围的失业，希特勒的势力越来越强大，世界大战的不可避免。”(Fuller，John:202)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致拜伦的信》不仅在拓展轻松诗的内涵上提供了新的启发，而且在实现私人世界和公众世界的有效联结上也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他没有像叶芝一样，运用神话来实现私人经验公众化和观看公众事件的个人化视角，尽管他借鉴了叶芝留给我们的遗产，即将某一类型的应景诗，从正式的非个人的技艺精湛的表演或者是琐碎的社会诗转变为一首严肃的反思的既是个人又是公众的诗歌。奥登联结私人世界和公众世界的诗学策略是致力于寻找两者的相通之处，在两者的转换处创造出巨大的期待视野落差。比如，在从公众世界向私人世界转化时，奥登就十分善于捕捉两者的相通之处。当他从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一公众事件的叙述转向私人事件时，他说，“伟大的战争已经开始:但是对于我们来说，/真正的战争来自主人的监视和大男孩的拳头(Edward Mendelson，ed:192)”当读者读到第一句并急切地期待着诗人继续描述第一次世界战争的图景时，奥登笔锋一转，却回到了私人空间的描述。

从以上的分析不难看到，奥登《致拜伦的信》中的双重聚焦以及聚焦方式并非奥登一时的冲动之为，而是有着深刻的理论意识作为支撑的。

三

在一个“焦虑的年代”，奥登不仅坚持写作轻松诗，为轻松诗撰写理论文章，而且还编选英国轻松诗选，为轻松诗的发展摇旗呐喊。他写作的这些轻松诗仅仅是一曲回光返照的挽歌，还是一篇揭竿再起的战斗檄文?是自信的愉悦还是苦涩的自嘲?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深入探讨的问题。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致拜伦的信》既具有自传色彩，又涵盖社会众相，这一即聚焦于私人世界，又聚焦于公众世界的“双重聚焦”努力无疑为轻松诗的发展提供了十分有益的启发。而奥登之后，轻松诗并没有销声匿迹，包括卡明斯、纳什、毕晓普和中国诗人杜运燮等在内的其他诗人沿着奥登的道路继续创作出了值得注目的诗篇，这或许可以作为轻松诗光明前景的一个有力佐证。

［1］David Garrett Izzo.W.H.Auden Encyclopedia［M］.McFarland ＆Company，Inc，2004.

［2］ Edward Mendelson，Ed.The English Auden:Poems，Essays and Dramatic Writings，1927 －1939［M］.London:Faber and Faber Ltd，1977.

［3］Fuller，John.W.H.Auden:A Commentary［M］.London:Faber and Faber，1998.

［4］ Humphrey Carpenter.W.H.Auden:A Biography［M］.Boston:Houghton Miffin Company，1981.

［5］Smith，Stan ed.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W.H.Auden［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4.

［6］［美］艾布拉姆斯(Abrams，M.H.).欧美文学术语词典［M］.朱金鹏，朱荔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

［7］阿奇保德·麦克里希.“诗与公众世界”《新诗杂话》［M］.朱自清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2012－03－03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

徐立钱(1977－)，男，福建甫田人，博士，美国堪萨斯大学访问学者，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