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毛泽东思想中的自由主义因素*

翁 杨

(湖南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湖南长沙410081)

青年毛泽东思想中的自由主义因素*

翁 杨

(湖南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湖南长沙410081)

青年毛泽东通过广泛的阅读，加之受到新文化运动思潮的影响，较早地接触到自由主义，并受到了较为深刻的影响。他崇尚个人主义价值观，主张彻底的利己主义，倡导温和的无血的革命，但自由主义并没有在毛泽东的思想中扎下根。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使毛泽东对包括自由主义在内的思想“大杂烩”进行了彻底清算，很快就转向了马克思主义。青年毛泽东思想转变的历程和他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特征，对后来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以及党内乃至全国思想领域的斗争，都产生了深刻影响。

青年毛泽东;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

在毛泽东一生各个时期的讲话和文章中，多次谈到自由主义。1936年，毛泽东在与埃德加·斯诺的谈话中，提到他在湖南省会长沙读书时的思想时说:“在这个时候，我的思想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思想的大杂烩。我憧憬‘十九世纪的民主’、乌托邦主义和旧式的自由主义，但是我反对军阀和反对帝国主义是明确无疑的。”［1］这表明毛泽东接触自由主义还是比较早的，并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

考察毛泽东早期思想中的自由主义因素，以及后来转向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转变历程，对于考察后来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以及党内乃至全国思想斗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为作为党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的思想变化往往直接主导着党内乃至全国思想斗争的方向。

一、青年毛泽东思想中自由主义因素的来源

青年毛泽东和大部分的青年知识分子一样，为了寻求社会改造方案，不加分辨地接受了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空想社会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等思想的影响。正如毛泽东自己所说:“当时我的思想还是混乱的，用我们的话来说，我正在寻找出路。”毛泽东当时广泛阅读各种书籍和报刊，热情地与周围的人讨论这些理论问题。当他读了《湘江日报》上讨论社会主义的文章后，就同其他同学和士兵讨论社会主义;读了江亢虎写的一本关于社会主义及其原理的小册子后，毛泽东还热情地写信给几个同班同学，讨论这个问题。青年时期的毛泽东表现出了对国家、民族命运强烈的忧患意识，以及对理论问题的严肃态度。他拒绝谈论女人，也不屑于谈论日常琐事。有一次，毛泽东在一个青年家里，那青年当着他的面把佣人叫来，谈论买肉的事。毛泽东很生气，以后再也不同他见面了。毛泽东对斯诺说:“我的朋友和我只愿意谈论大事——人的天性、人类社会、中国、世界、宇宙!”［1］

在广泛的阅读中，毛泽东接触到了自由主义。由于不喜欢他所在的湖南省立第一中学刻板的校规和有限的课程，毛泽东在这所学校呆了六个月后就退学了，自己订了一个自修计划，每天到湖南省立图书馆去看书。他说:“在这段自修期间，我读了许多的书，……我读了亚当·斯密的《原富》，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和约翰·穆勒的一部关于伦理学的书。我读了卢梭的著作，斯宾塞的《逻辑》和孟德斯鸠的一本关于法律的书。我在认真研读俄、美、英、法等国历史地理的同时，也阅读诗歌、小说和古希腊的故事。”［1］他所阅读的这些著作绝大部分是古典自由主义经典著作，自然会受到影响，因而憧憬十九世纪的民主和旧式的自由主义也在情理之中。

其次，毛泽东深受当时新文化运动中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以胡适与蔡元培为代表的自由主义思潮是新文化运动中最具影响力的思潮之一。学术界普遍将五四时代胡适与他的论敌之间关于“问题与主义”的著名论争，看作是自由主义者与主张根本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社会主义者之间的论争。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尽管自由主义者没有取得成功，但是这场争论本身却使自由主义在中国社会得到了一次较为广泛的传播。自由主义所倡导的个人主义价值观、思想自由和精神自主，对当时以及后来的中国知识分子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美国汉学家本杰明·史华兹在评价这一影响时说:“我们必须指出，蔡元培式的自由主义，深深影响了那些知识分子。在不稳定和无效率的蒋介石专制政权下，以及在通商口岸的外国租界中，这些知识分子实际上养成了一种彼此意见可自由取舍的习惯，以及某种长期保持的思想自主意识。无论何时只要有可能，许多知识分子就倾向于再坚持他们的意见，并重申‘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信条。”［2］在新文化运动的前沿阵地、被称为名副其实的“思想炸弹”的《新青年》杂志上，自由主义也是所讨论的重大问题之一［3］。“正在寻找出路”的毛泽东是《新青年》的忠实读者。他说:“我在师范学校读书的时候，就开始读这个杂志了。我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已经被我抛弃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楷模。”［1］

此外，毛泽东当时就读的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也有许多提倡自由主义思想的教员，像杨昌济、徐特立和方维夏等，都曾受聘加入该校，因此这所学校成为北京大学的一个缩影［3］。杨昌济和徐特立都对青年毛泽东产生过重要的影响。

二、青年毛泽东思想中的自由主义因素

仔细分析青年毛泽东思想“大杂烩”中的自由主义因素，我们会发现自由主义不仅对他产生了影响，而且影响还较为深刻。在他早期的书信和文章中并没有关于自由主义的讨论，也没有他与同学、朋友讨论过自由主义问题的记录。1917年，他在给黎锦熙的信中指出，中国社会的主要问题在于国人积弊甚深，思想太旧，道德太坏。必须“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这才是改造中国社会的大本大原。他同时指出，“西方思想亦未必尽是，几多之部分，亦应与东方思想同时改造也。”［4］可见此时毛泽东的思想依然深受康梁改良主义的影响，或者说是改良主义与新文化运动反传统精神的杂糅。

随着阅读面的扩大和新文化思潮的影响，毛泽东的思想开始发生变化并逐渐丰富起来，但是由于“不加分辨”地吸收，只能是个思想的“大杂烩”，自由主义就是这“大杂烩”中的一部分。自由主义对青年毛泽东思想的影响，我们可以从他阅读德国学者泡尔生的《伦理学原理》一书所作的批注中管窥一二。

尽管并非所有的自由主义者都持有相同立场，但是个人主义几乎被视为自由主义者共同的核心规范和价值观。“从霍布斯、洛克到今天的罗尔斯，自由主义者在很大程度上一直坚持个人主义的立场，强调个人由于其天生秉赋或潜能而具有某种超越万物的价值，强调个人应该得到最高的尊重，应该享有某些基本权利。他们强调社会的法律、政治、经济原则应该是这一基本道德原则的贯彻和实现。他们大多或多或少将社会视为个人的联合体，而不是有机的共同体。”英国保守主义理论家约翰·格雷说，尽管自由主义思潮有诸多不同的原则，在不同的国度和文化中表现出不同的特色，但是自由主义有一个统一的传统，其中首要的就是个人主义，即自由主义是个人主义的，它主张个人相对于任何社会集体的道德至上性。美国自由主义理论家斯蒂文·霍尔姆斯在回答“什么是自由主义”这一问题时，也将个人主义作为自由主义所包含的四个方面的核心规范或价值观之一，即个人享有不受集体或国家制约的广泛领域的自由权［5］。

在毛泽东阅读《伦理学原理》一书的批注中，表现出了当时他思想中强烈的个人主义倾向。毛泽东对个人主义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赞成泡尔生的个人主义观点，认为个人的价值至高无上，一切团体、一个国家都是集合个人而成，没有个人就没有团体，没有个人的价值也就没有团体的价值，个人的价值是团体价值的基础，个人价值应该是高于团体价值的。因此，毛泽东反对团体中任何压制个人、违背个性的东西。他在批注中写道:

个人有无上之价值。百般之价值，依个人而存，使无个人(或个体)则无宇宙，故谓个人之价值大于宇宙之价值可也。故凡有压抑个人、违背个性者，罪莫大焉。故吾国之三纲在所必去，而教会、资本家、君主、国家四者，同为天下之恶魔耶。或曰个人依团体而存，与团体之因个人而存其事相等，盖互相依存不可偏重也。事固先有个人而后有团体，个人离团体固不能独存，然团体无意思，其有意思仍系集合个人之意思也。个人有叛团体之事，团体无叛个人之事，以团体无意思也。且团体者仍个人，乃个人大也。人一身乃集许多小个体而成，社会乃集许多个人而成，国家乃集许多社会而成。当其散则多，及其成则一。故个人、社会、国家皆个人也，宇宙亦一个人也。故谓世无团体，只有个人，亦无不可［4］。

此时毛泽东思想中的个人主义倾向如此强烈，以至于用彻底的利己主义完全否定了功利主义伦理观。泡尔生在《伦理学原理》中说，纯粹的利己主义和纯粹的利他主义都是荒谬的学说，他认为利己以求自保，是人之常情，但是人也有关切他人、关切社会利害之情，事实上利己与利他是错综的，无论什么事，都无不是两者的相关。只是不同的学派会有所偏重而已，博爱家偏重利他主义，自利派则偏重利己主义。

毛泽东并不赞同泡尔生的观点，认为他说得还不够完满。他倾向于更彻底的利己主义，或者说是一种泛利己主义。他认为人都是自我中心的，自我是万事万念的出发点，所以人总是以利己为主，如果其行为具有利他性，也是因为与我有关系，利他是以我为起点的，因此利他的本质依然是利己，只是这种利己并非肉体的和物质的利己，而是精神的利己。他说:“利精神在利情与意，如吾所爱之人吾情不能忘之，吾意欲救之，则剧烈之时，宁可使自己死。如此，吾情始浹，吾意始畅。古今之孝子烈妇忠臣侠友，殉情者，爱国者，爱世界者，爱主义者，皆所以利自己之精神也。”［4］如果说一个人的行为毫无利己之意而纯粹出于利他之心，那么像“个人之人格”、“自律”、“自由”这些概念的含义就不能得到很好的理解。在他看来，这些概念的含义应该是一种高尚的利己，即精神的利己。其理论依据是:“吾人苟放大眼光，而曰人类一大我也，而曰生类一大我也，而曰宇宙一大我也，亦何必讳言自利哉?亦何自利之非佳哉?”［4］

毛泽东之所以对人的行为作彻底的利己主义的理解，是因为在他看来，一方面，利己主义是真，是善，如果只是单纯为了一己之利，是小真小善，如果由利己推及利他则是大真大善;相反，那些纯粹的利他主义是伪，是恶，容易导致借利他之名而行利己之实;另一方面，“以我立说，有起点，有本位，人我并称，无起点，失却本位。”他在批注中这样写道:

吾于此有深感焉，即世借利他之名而行其利己之实者之多是也。真者，善也，伪者，恶也，实行利己主义者，念虽小犹真也，借利他之名而行利己之实者，则大伪也。由利己而放开之至于利人类之大己，利生类之大己，利宇宙之大己，系由小真而大真，人类智力进步可得达到也。人己并举则次序不明，易致假利他之名而行利己之实，无由而达到最大之利己也。余思吾儒家之说，乃是以利己主义为基础，如‘天地之道造端乎夫妇’之言，‘先修身而后平天下’，‘先亲亲而后仁民爱物’可以见之。兼爱之说，非利他主义也，言兼爱则有我在内，以爱我者而普爱天下之人云耳。以我立说，有起点，有本位，人我并称，无起点，失却本位［4］。

正是从这种彻底的利己主义观点出发，毛泽东认为所谓义务就只有对自己的义务，而没有对他人的义务。“所谓对于自己之义务者，不外一语，即充分发达自己身体及精神之能力而已。”履行义务并不仅仅是消极被动的不为恶，更是一种积极的自我身心的完善。从这个意义上讲，义务就意味着人的“当务之职分和尽其职分之能力，若偷安而不为，则为义务所禁止。”所以，“吾人须以实践至善为义务，即以发达吾人身心之能力至于极高为义务也。”［4］既然义务就只有对己之义务，而无对他人之义务，纯粹的利他主义也是不存在的，那么，所谓公德与私德的划分也是错误的，只是表面现象而已［4］。

毛泽东早期思想中这种个人主义倾向，是受到了泡尔生关于人生目的在于实现自我这一理论的影响。他在批注中写道:“人类之目的在实现自我而已。实现自我者，即充分发达吾人身体及精神之能力至于最高之谓。达此目的之方法在活动，活动之所凭借，在于国家社会种种之组织、人类之结合。故所谓为他人而著书，诚皮相之词。吾人之种种活动，如著书之事，乃借此亦表彰自我之能力也。”“著书之时，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振笔疾书，知有著书，而不知有他事，知有自我，而不知有他人，必如此，而后其书大真诚，而非虚伪。其余各种之事亦然。……凡天下事所以成，所以成而有价值者以此(即一片浑忘人己差别，惟注事际事物之真诚)。天下事之所以败，所以无价值者以此。真伪之所分，即优劣之所分也。”［4］

尽管主张彻底的利己主义，但毛泽东反对纯粹自私自利的利己主义，强调高尚的精神之利己主义，他认为“人类只有精神之生活，无肉体之生活”［4］。毛泽东将利己主义作如此泛化理解，往往极容易在实践中使自由主义异化为它的反面，导致对个体日常生活中实际物质需求的漠视，成为大公无私等道德说教的基础。

自由主义在本质上是个人主义的，它反对任何以激进的、革命的方式来改造社会。这一点也为青年时代的毛泽东所接受。

毛泽东在《湘江评论》创刊宣言中说，世界革命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潮流，“各种改革，一言以蔽之，‘由强权得自由’而已。各种对抗强权的根本主义，为‘平民主义’(兑莫克拉西。一作民本主义、民主主义、庶民主义)。宗教的强权，文学的强权，政治的强权，社会的强权，教育的强权，经济的强权，思想的强权，国际的强权，丝毫没有存在的余地，都要借平民主义的高呼，将他打倒。”但是，对于打倒的两种方法——激烈的和温和的——应该有一番选择。毛泽东认为，强权者也是人，是我们的同类，滥用强权，是他们不自觉的谬误和不幸，是旧社会旧思想对他们的遗害。如果用强权打倒强权，其结果得到的仍然是强权。这不仅自相矛盾，而且毫无效力。他主张从两个方面来着手社会改造。一是学术方面。即通过不受任何传统和迷信束缚的彻底研究，寻得真理，以改造人心。这与他给黎锦熙的信中所说的“大本大源”之说是一致的。二是对人方面，即对强权者。他主张群众联合起来，向强权者进行持续的“忠告运动”，实行“呼声革命”——面包的呼声、自由的呼声、平等的呼声——“无血革命”。这样就不至引起大的社会混乱。因此，对付强权的有效办法应该是罢工、罢课、罢市、游行、排货等种种不流血的运动。“炸弹革命”、“有血革命”是没效果的［4］。

在同期的《湘江评论》上，尽管毛泽东指出应该研究俄国的过激党［4］，但是在随后的几篇国际时评中却表现出他对“过激派”并没有什么好印象。比如他认为协约国巴黎高等经济会议通过决议对匈牙利实行封锁的做法并非明智之举，反而会帮助过激主义的传播［4］。对于在美国八个城市同时发生“炸弹暴举”一事，毛泽东连呼“可怕可怕!”他评论道:“炸弹往往埋藏在一些官员的住宅，屋顶上发现人头。可怕可怕!我只挂牵官员人家的一些小姐小孩子，他们晚上如何睡得着?议院里一些钱多因而票多，票多因而当选的议员，还在那里痛诋暴动者，通过严惩案。我正式告诉诸位，诸位的‘末日审判’将要到了!诸位要想留着生命，并想相当的吃一点饭，穿一点衣，除非大大的将脑子洗洗，将高帽子除下，将大礼服收起，和你们国里的平民，一同进工厂做工，到乡下种田。”［4］

在《民众的大联合》一文中，毛泽东注意到俄国过激党通过联合民众取得了十月革命胜利，并认为这中间有很深的道理。他号召用民众的联合来对抗强权者的联合。在这篇文章中，他对改造社会的过激派和温和派进行了简单的概括，并且第一次提到了马克思。他说马克思是过激派的首领，“主张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同贵族资本家拼命地捣蛋。”温和派的首领是俄国的克鲁泡特金，“这一派主张先从平民的了解入手。人人要有互助的道德和自愿工作。贵族资本家，只要他回心向善能够工作，能够助人而不害人，也不必杀他。”毛泽东说:“这派人的意思更广、更深远。他们要联合地球做一国，联合人类做一家，和乐亲善，共臻盛世。”［6］

无论在用词还是评价上都可以看出，此时的毛泽东并不赞成激烈的社会革命，而主张通过教育和温和的斗争手段实现阶级调和。其思想与西欧社会民主党有某些相似之处，后者多主张走温和的民主议会斗争的道路。有人将这视为西欧各国社会主义革命没有取得成功的根本原因，但是大多忽略了其背后的深层原因，即西欧的社会主义运动从它诞生的那一刻起，就深深地扎根于自由主义的土壤之中，这与俄国处于专制制度下的社会主义运动有明显的不同。毛泽东主张用教育和温和的手段实现阶级的调和，也带有空想社会主义和民主改良主义的色彩，这说明此时的毛泽东受阶级斗争理论和阶级分析方法的影响甚少。

三、转向马克思主义

显然，我们不能过分夸大毛泽东早期思想中的自由主义成分。事实上，自由主义仅仅是毛泽东早期思想“大杂烩”中很小的一部分，并没有在他的思想中深入地扎下根，因为经历了一段短暂的探索之后，毛泽东就找到了自己思想上和行动上的出路——马克思主义，否定并抛弃了自由主义。在和斯诺的谈话中，毛泽东在“自由主义”前面加上了“旧式”这一修饰语，表明在他看来，自由主义已经成为一种过时的东西，它不能适应当前“世界革命”潮流的新形势，起码不能解决当时中国社会所面临的迫切问题。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对于一直以来苦苦探索改造中国社会的仁人志士来说，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它似乎为改造社会指明了一个新的方向，提供了一个成功的典范。正如毛泽东后来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所说的，自鸦片战争以来，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直到二十世纪初，中国人都是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学习，所谓的新学也就是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文化。在那时的中国人看来，俄国是落后的，很少人想学俄国。中国人向西方学习得很不少，但实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国家的情况一天一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于是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就在这个时候，俄国人举行了十月革命，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国人和全人类对俄国人都另眼相看了。这时，也只有在这时，中国人从思想到生活，才出现了一个崭新的时期。中国人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中国的面目就起变化了。”［7］

1917年8月，毛泽东在湖南省第一师范临近毕业时写信给黎锦熙表示，他打算花几年的时间先在国内研究本国学问，待略通国学之大要后，再出国求西学之要［4］。从当时的情况来看，他打算将来要去的国家中应该不包括俄国。但是，当包括毛泽东的许多同学在内的大批青年在一年多以后纷纷赴法，掀起勤工俭学热潮的时候，他却放弃了去欧洲的想法，准备去俄国。在1920年初给陶斯咏、周士钊和黎锦熙等人的信中，毛泽东明确表示“不想往法，安顿往俄”。他劝何叔衡“不必留法，不如留俄”。他还计划组织一支留俄队，赴俄国勤工俭学［4］。虽然毛泽东留俄的愿望并未实现，但急于想详细考察俄国革命的迫切愿望溢于言表。直到1921年底在“少年中国学会会员终身志业调查表”中，他仍然这样写道:“所志愿之事业，现时还只着手预备，预备三年或四年后，个人须赴国外求学，至少五年，地点在俄，后再回国从事所欲办之事业。”［8］

灵山集团在对拈花湾进行开发前，已初步完成了灵山胜境景区的前四期工程，形成了以佛教文化为核心的旅游资源建设。2012年后，灵山成为世界佛教论坛的永久会址。以建设会址的配套工程为契机，拈花湾从佛教文化核心资源中提取“禅”作为开发主题，与灵山景区文化一脉相承。

出于对俄国革命的强烈兴趣，毛泽东开始用心地搜集和阅读有关俄国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书籍。特别是在1920年4月，毛泽东在北京组织驱张运动期间，与当时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工人运动领袖李大钊、邓中夏、罗章龙等人有过密切交往，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情况的书，热心地搜寻那时候能找到的为数不多的用中文写的共产主义书籍。此时的毛泽东已日益受到马克思主义和俄国革命的影响，思想也随之发生了质的变化。他说:“到了一九〇二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1］

那么，是什么原因促成毛泽东思想如此巨大的转变呢?在毛泽东早期的文章和通信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他这一时期所讨论的两大主题，即改造社会和改造的方法。这也是当时的仁人志士和热血青年思想的一般状况。中国社会需要根本的改造，已成共识，但究竟如何改造，用什么方法改造，却存在很大分歧。正如毛泽东所言，激进的还是温和的，应该有一番选择。在长沙读书时，毛泽东的基本主张是，通过改造哲学和伦理学来改造国民的思想，他认为这是真正的“大本大原”，是根本的改造。与此相适应，在方法上，他主张温和的手段。虽然在第一次去北京后，他受到了李大钊、陈独秀等人较大的影响，对俄国革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但他依然不赞成激进的手段。如前所述，在回到长沙后创办的《湘江评论》上，毛泽东仍然主张“呼声革命”、“无血革命”。但是到1920年，他的思想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变成了激进革命的坚决倡导者。就其原因，在毛泽东看来无论是无政府主义、改良主义、民主主义还是自由主义，都不能在短期内实现对中国乃至世界的根本改造，惟有激烈的马克思式的革命才能凑效。毛泽东的这一思想体现在他与新民学会会员的讨论中。

新民学会曾就学会的目标、达到目标的方法等一系列问题展开过激烈的讨论。当时赴法国勤工俭学的新民学会会员有萧子升、蔡和森、李维汉、向警予、蔡畅等二十多人，他们于1920年7月在蒙达尔尼举行会议，确定学会的方针为“改造中国和世界”，对于改造的方法却存在两种不同的主张。蔡和森主张俄式激进革命，组织共产党，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认为这是中国唯一无二的道路［9］。萧子升则主张“温和的革命——以教育为工具的革命，为人民谋全体福利的革命——以工会合作社为实行改革之方法，颇不认同俄式——马克斯(即马克思——笔者注)式——革命为正当，而倾向于无政府——无强权——蒲鲁东式之新式革命”，称这种方法较和而缓，虽缓而和［9］。李维汉支持萧子升的观点，不赞同笼统的社会改造［9］。他们分别写信给毛泽东，对自己的观点作了详细的阐述。

同年12月，毛泽东在回信中对这两种观点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并明确表达了他自己的观点［9］。他认为，萧子升、李维汉二人的意见(用平和的手段，谋全体的幸福)，在真理上是赞成的，但在事实上做不到。他说，英国哲学家罗素在长沙的演讲，与萧、李的主张是相同的，即主张共产主义，但反对劳农专政，主张“宜用教育的方法使有产阶级觉悟，可不至要妨碍自由，兴起战争，革命流血。”毛泽东对罗素的主张的评价是:“理论上说得通，事实上做不到”。

毛泽东从四个方面详细论证了他的观点。第一，用教育的方法是行不通的。因为教育一要钱，二要有人，三要有机关，而所有这些都掌握在资本家手中，现在世界的教育，是一种资本主义的教育。共产党人如果不夺取政权，就不可能掌握教育权。恐怖的激进革命是山穷水尽诸路不通的情况下不得不的选择。第二，无论是从心理上习惯上，还是从人类历史来观察，要资本家信仰共产主义，都是不可能的事。历史上凡是专制主义者，或帝国主义者，或军国主义者，非等到人家来推倒，决没有自己肯收场的。第三，理想固要紧，现实尤其要紧，用和平方法去达共产目的，要何日才能成功?第四，无政府主义所追求的社会是值得怀疑的。他认为，不仅无强权无组织的社会状态是不可能的，而且即使这种社会状态真的实现了，恐怕也“难以终其局”。在详细阐述上述种种理由之后，毛泽东说，“对于绝对的自由主义、无政府的主义，以及德谟克拉西主义，依我现在的看法，都只认为于理论上说得好听，事实上是做不到的。因此我于子升和笙二兄的主张不表赞同，而于和森的主张，表示深切的赞同。”

这封信不仅标志着毛泽东思想的彻底转变，也是他对早期思想“大杂烩”的彻底清算，其中所表达的观点与他在阅读《伦理学原理》一书中所表现出来的个人主义价值观，以及在《湘江评论》中所表现出来的温和的民主主义倾向，是截然不同的。同时，这封信还向我们表明毛泽东接受马克思主义，实质上是将其作为一种凑效的激进革命方法而非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来接受的。1921年1月，他在给蔡和森的信中就承认自己对马克思主义没有什么研究，主张马克思式的激进革命只是出于发动革命的需要。他说:“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这是事实，不像唯理观之不能证实而容易被人动摇。我固无研究，但我现在不承认无政府的原理是可以证实的原理，有很强固的理由。”“况乎尚有非得政权则不能发动革命，不能保护革命，不能完成革命，在手段上又有十分必要的理由呢!”［9］

四、结语

分析毛泽东抛弃自由主义、民主主义转向马克思主义的上述实质很重要，因为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与毛泽东一样的中国年轻一代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特征。即自由主义、民主主义等虽然有道理，但是在现实中做不到;相反，马克思主义虽然尚未得到充分的研究，由于有俄国革命胜利的先例，几乎被等同于切实可行的激进革命理论而被接受。在这一点上，无论是俄国还是中国，在革命的最初准备阶段，老一辈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年轻一代的马克思主义者之间都表现出了某种差异。作为老一辈的普列汉诺夫和陈独秀，都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却反对激进革命，并最终不同程度地表现出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的倾向。相反，年轻一代的列宁和毛泽东却是坚定的激进革命论者。

上述特点在新民学会会员中绝大多数人赞成激进革命得到了证明。1921年初，新民学会新年大会上供大家讨论的社会改造方法有五个，即社会政策、社会民主主义、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列宁的主义)、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罗素的主义、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虽然争论激烈，但是最终的表决结果显示，赞成布尔什维主义激进革命的有包括毛泽东在内的12人，占有压倒性多数，而赞成德谟克拉西主义的有2人，赞成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的只有1人，未定者3人。毛泽东在会上发表自己的观点认为，改良只是一种补缀的方法，应该主张大规模的改造。至于改造的方法，他竭力主张采用俄式革命，因为俄式革命较之于其他种改造方法更具有可能性和可行性。他说，“社会政策，是补苴罅漏的政策，不成办法。社会民主主义，借议会为改造工具，但事实上议会的立法总是保护有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否认权力，这种主义，恐怕永世都做不到。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如罗素主张的极端的自由，放任资本家，亦是永世做不到的。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8］这种选择带有某种革命实用主义的特点，不仅决定了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实质性理解，也深刻影响了他在未来的革命道路和国家建设中对共产党与民主主义者、自由主义者之间关系的处理。

日本学者野村浩一也注意到毛泽东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这一特点。他指出，这一特点集中反映在毛泽东的一句名言中:“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对于毛泽东来说，所谓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恐怕只有“造反”了，所谓马克思主义，恐怕就是辨证“造反”的“道理”了，就是对“压迫”和“剥削”的“反抗”与“斗争”，或者说是由“压迫”和“剥削”引起的解放运动。因此，“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中发现的那一部分是以粗糙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所谓马克思主义在千条、万条马克思主义的道理中，最突出的就是这种意义上的革命的道理、解放的道理。”他说:“假如我们同时考虑到这些话在60年代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再次作为激烈的运动的关键性的语言之一出现的话，那么不正暗示毛泽东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方式，或者说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解的侧面吗?”［10］

在与斯诺的谈话中，毛泽东谈到他在1920年阅读共产主义书籍的收获时说“我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11］1949年，他在为新华社写的一篇评论中写道:“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7］1958年，毛泽东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中说，马克思那么多东西，不一定都要读完，读一部分基本的东西就可以了［12］。可以说，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和理解所具有的上述显著特征，深刻影响了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直到今天，这种影响也是极为深刻的。倘若在激进革命取得成功后，毛泽东能够吸收一些被他称为“理论上说得通”的自由主义因素的话，中国历史或许就会改写。遗憾的是历史是不容假设的。

［1］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

［2］王跃，高力克.五四:文化的阐释与评价——西方学者论五四［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

［3］［美］周策纵.五四运动史［M］.陈永明，等译.长沙:岳麓书社，1999.

［4］毛泽东早期文稿［C］.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5.

［5］李强.自由主义［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6］毛泽东集(第一卷)［C］.中国共产主义研究小组刊印，1976.

［7］毛泽东选集(合订本)［C］.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

［8］毛泽东集补集(第2卷)［C］.日本东京:苍苍社，1984.

［9］新民学会资料［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10］［日］野村浩一.毛泽东——人类智慧的遗产［M］.张惠才，张占斌译.北京:时代文艺出版社，1993.

［11］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C］.北京:新华出版社，1983.

［12］毛泽东思想万岁(1958－1960)［C］.出版者不详，1968.

2012－02－16

翁杨(1971－)，男，安徽六安人，博士，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