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9-03
朱平
(空军航空维修技术学院,湖南长沙410014)
“礼”的再认识及其在大学生思政教育中之要义*
朱平
(空军航空维修技术学院,湖南长沙410014)
通过对“礼”文化的朔源,诠释了“礼”文化的价值内涵,结合当前大学生的思政教育,进一步阐明了现实生活中“礼”文化之要义以及践行之意义。
礼;再认识;思政教育
中华民族素有“礼仪之邦”和“礼让之国”的美称。《礼记·祭义》曾子论孝道时说:“礼者,履此者也。”“言而履之,礼也。”《周易·序卦传》、《说文解字》、《尔雅·释言》、《诗经毛传》也说:“礼,履也。”举凡看古书经传上论礼众多,皆临事取义,以“礼”训“履”达诂,从而可推知“履”是一个概括性更强的字眼。所谓“履”就是“践履”,也就是“实践。”如此看来,礼就是一种实践性的东西。
古代中国以农业为主要生产方式,利用“血缘”这个纯自然的生理法则作纽带产生了历史上第一个有规则的社会组织形式——氏族;因生产劳动进一步发展的需要,氏族从“母”的“半族”式片面亲属团体潜在性发展为父权制家庭,夫妇长久稳定组成的家庭成为亲属网中枢,人们的社会组织由此得以扩大。社会构造的如此特殊,梁漱溟先生概括说“一是伦理本位,二是职业分立。”农业靠天吃饭,古人认为必须解决好天人关系矛盾,达到“天人合一”的理想要求,才能“地人人有种书人人有念”,“七十二行行行出状元”,社会机会呈现均等,人们各有前途可求,职业为分立状态。但事实是“天”高高在上,神秘莫测,“合一”难求统一,人对天而言太渺小,“天人合一”的目标理想降落到现实中演变为人们对上天的敬畏和崇拜,并视祖先神灵为神秘图腾,求得保佑。古人认为,巫,是大众中的智者,有通“神”技术,常能组织大众贯彻对上天和祖先神灵的信仰,因此,祭祀,作为一种权力的象征也就成为礼仪文化的源头。再有,原始氏族部落,以“巫”为领导、以家庭和家族为核心的社会组织中,阶级关系尚未产生,由“亲亲,尊尊”约束的血缘关系和政治关系确立上下有别、尊卑有序的生产组织形式和一切相关系的人都以“情谊”相连接互为保障、互尽义务的伦理本位。儒礼文化集大成者孔子“在人类生命深处与往圣前贤的精神气脉直接贯通,亲合无间,古人遗留的那些诗书礼乐不再是许多散碎呆事物,而心领神会有以灵活处理之,”[1]从论述夏、商、周三代礼的因革,集七十子及其弟子的著作汇入大小戴《礼记》,“援仁入礼”,完成了“礼”由宗教性、政治性向伦理性完全转化,从礼俗礼仪发展到礼制,既而从礼制发展到礼义,构成中国人的行为规范。梁漱溟在《中华文化要义》指出,向外涵盖国家社会生活的各个单位,“安排伦理名分以组织社会”,向内渗透到人类精神生活的不同层面,“设为礼乐揖让以涵养理性”。“所谓礼,就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所应遵行的一些行为规范,其大者表现为社会的重大制度,其小者是一部分经过选择的习惯和仪式。如果将其全部内容进行大体分类,它们既出现在生产关系领域、也出现在上层建筑乃至意识形态领域里。”[2]
孔子《论语·阳货》曾指出:“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用今人的话可以这样反问:我们说的“礼”,难道就仅仅是指玉帛之类的礼物、我们说的乐就仅仅是指钟鼓这些乐器吗·可见孔子追求的是在礼乐背后包含的内在精神和价值。
1、礼是人禽之辩的准绳和分水岭。古礼明确提出了人与动物的分界线,实际上也就是野蛮和文明的分界线。《礼记冠义》“凡人之所以为人者,礼义也。”《礼记·曲礼》“鹦鹉能言,不离飞鸟,猩猩能言,不离禽兽……夫唯禽兽无礼,故父子聚麀……使人以有礼,知自别于禽兽。”按照《礼记》和其他典籍记载,人别于禽兽的标准主要是两个:一个是别,另一个是让[3]。别,体现在母系社会发展到父系社会,先民告别“父子聚麀”杂乱的性关系状态为起点、由所谓平等社会关系发展为男女差别、父子之义和长幼之序的等级关系,这就为古礼的系统奠定了基础。让,体现了人类“对象化”存在特征,正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荀子说“人能群”,人区别动物正在于人与人相接能让,礼尚往来,组成社会,和睦相处。“别”的规定使社会建立了秩序,“让”的功能使人类建立了和谐,这既是人类区别动物所在,也是文明社会的两个重要标志,古礼正是以追求文明为其发展趋向。
2、礼为中国文化的根本标志。礼,作为原始时代社会行为规范,早在文字出现前就承担者文化传承的功能。礼俗礼仪的表意特征相对于语言有更形象和更稳定的形式,促成人们在生产、生活、习惯、信仰、经验和知识的积累中通过集体的舞蹈、歌唱和祈祷等礼仪活动融汇一体代代相传,文化的积累因此得以传承。稍稍梳理上古历史,传说伏羲始服牛乘马,创造了畜牧业,神农始教民稼穑,创造了农业,黄帝始正名百物,在此物质文明基础上创造了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尧始推位,舜始封禅,禹功居位,汤始革命,进一步创造了政治文明;周初制礼作乐,发展到孔子,遵循知礼成性的程序,“信而好古,述而不作”,通过自“十五至七十”的不懈努力,臻于德胜仁熟之境,是对文化体系的全面继承。中国文化区别于世界其他国家和民族在于从未被外来文化冲击、中断或者分裂而消亡和转移,是“唯一从第一代文明延续下来的原生道路的文化。”[3]世界其他民族的礼,一般不出礼俗礼仪礼貌,而在中国,文化为“纯种基因”,礼作为文化传承方式发展充分,形式完备,政治、法律、思想、哲学、文学、艺术、教育、宗教、经济和军事结为整体,无不混而为一地保留在这一系统中。《礼记·曲礼》记录有“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辨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涖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祷祠祭祀,供给鬼神,非礼不诚不庄。”礼成为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之总代名,与广义的中国文化即是同一概念。
3、礼塑造了理性民族精神。理性,即认识,通俗讲就是人们的心思作用,狭义指人心所有的情义。梁漱溟先生指出,中国之理性民族精神表现在一是“向上之心强”,二是“相与之情厚”[1]。“向上心”,即知耻不甘错误、好善服善、嫌恶懒散,要求公平正义、喜振好上。中国文化兴起于地处温带的清苦的黄河中上游而非温暖肥沃的长江或珠江流域,非勤勉劳动辄不免于饥寒,在生存斗争中习于重现实,不重玄想,重具体,不重抽象。“相与情”,即发乎天伦而起的亲切相关之情。父义当慈,子义当孝,兄之义友,弟之义恭。夫妇,朋友,乃至一切相关相与之人,如孟子所指“乍见孺子将人于井,便有奔去援手之义,”从而发生相关之情,互有应尽之义,人们认同“有礼则安,无礼则危。”因此,反映在个人人生上,以修身为目的,反映在政治上以治国为目的,反映在社会上,则以达到社会和谐为目的。三种目的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以家庭伦理为核心内容、以社会礼仪为基础表现规范秩序的政治和社会伦理网络,“礼者何也,即事之治”、“乐善好施”。正所谓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学之道”而达“读书明理”之永恒追求。哲学家黑格尔在谈到对欧洲文明影响巨大的古希腊文明时曾充满敬意地说:“一提到希腊这个名字,在有教养的欧洲人心中,尤其在我们德国人心中,自然会引起一种家园之感。欧洲人远从希腊之外,从东方,特别是从叙里亚获得他们的宗教,来世,与超世间的生活。然而今生,现世,科学与艺术,凡是满足我们精神生活,使精神生活有价值、有光辉的东西,我们知道都是从希腊直接或间接传来的。”同样,今天一提到“礼乐①①邹昌林先生认为:乐,在古代不仅是指今天的音乐,它包括音乐、舞蹈和诗歌以及说唱结合的艺术形式,乐在古代实际是礼教的重要内容。古礼对于“乐”有一套完整的理论保存在《乐记》中。在《乐记》看来,乐分三个层次即声、音、乐。凡声由人内心活动引起,在受外物刺激反映后,发生变化,形成一定的节奏和旋律的声歌即为音;由音引导,加上有意义的内容而成快乐的感情,和着乐器、道具和舞蹈等而成歌舞,就叫乐。乐通于伦理道德,凡只知声不知音的人与禽兽无异,但知音不知乐,也不过普通人而已,唯有很高修养的“君子”方能知乐。乐统同,礼辨异,礼乐之说,管乎人情。”二字,中国人心中也会油然而生一种“家园之感,”[4]因为礼乐精神已融入中国人的思想、性格中,影响着人们的日常行为规范与精神面貌,是“活在中国人心中的一个基础。”[3]
1、“礼”的现实境遇。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国百年沧桑,外来帝国强强入侵,经济、政治与文化发展严重失衡、现代文明与传统文化几乎被完全割裂、人的价值被严重扭曲;“五四”运动在反帝、反封建斗争中模糊了“礼”与封建“礼教”的本质区别,在盲目地接受外来文化的同时,过分地限制,甚至摒弃中国礼文化的存在。十年文革“批林批孔”的运动,把孔子“克己复礼”的思想与复辟奴隶制简单联接,蒙上了政治色彩,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的物质生活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高,外来文化也随之而来。在本民族文化遭怀疑、否定乃至反叛而失去根基和依靠的同时,多元文化甚至以“文化侵入作为新的殖民理念”的糟粕模糊了人们的视线,影响了中国人民的生产生活。反映在大学生群体中为世界观人生观模糊囫囵,缺乏自然和人和谐统一的认识,无理趣无情趣;在校园学习生活中处理个人与集体关系时,集体主义观念淡薄,缺乏社会责任感;交朋结友时缺乏真诚、宽容谦让之心;不易与他人沟通合作,遇事不理性不冷静甚至粗鲁暴力,团结协作精神差,人际关系紧张;对于社会和他人的关心和帮助,不懂回报,对待父母没有孝敬之心,不懂节约,感恩之心缺乏;行为举止我行我素,无公共意识;盲目标榜个性自主解放,自以为是,勤勉自励风气缺乏。西方学者曾反思,三百年来的科技文明对于物质世界的追求和征服,换来人与自然不断对抗分离,战火不息,图穷匕首见;研究环境问题的跨国性组织罗马俱乐部主席奥尔利欧·佩尔认为,解决人类面临的问题,“唯一能够不断起到协调作用的是哲学,伦理和信仰。”学者伊·普里戈金说:“中国文明对人类、社会和自然之间的关系有着深刻的理解。”
2、学礼的意义。中国共产党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宏伟目标,阐发了科学发展观的理论,指出必须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推动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在这个时代背景之下,古圣先贤们所推崇的“礼”的“繁文缛节”不是失去活力,与高效的市场经济运作相协发展的“古董文化”大有可为之处。我国《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提出,要在全社会大力倡导包含“明礼诚信”的基本道德规范,大力倡导以“文明礼貌”等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德,通过大力宣传道德知识、规范和必要礼仪,引导公民增强礼仪、礼节、礼貌意识。再者,随着经济发展的不断加速,社会阶层的分化逐渐加剧,阶层对立、人际关系紧张的状况也不断加深,一部分人地域歧视、学历歧视、财富歧视积重难返,另一部分人仇富心理、报复心理愈燃愈炽,等等凡此表明,社会转型时期风险的加剧,需要通过包括礼俗教育在内的各种手段来感化个体心灵、陶冶思想情操,调节人际关系。现代文明生活中人们哪怕从握手到称谓,从出行到购物,从着装到用餐,从使用电话到网络交流等无不反映着文明素养和文明程度,大学生作为最优秀的群体,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是中华文化传承的必然生力军,弘扬和传承祖国优秀传统礼文化,责无旁贷。
3、礼的教化。身体教育、行为教养是人类文化的最基本开端,人们从呱呱坠地到长大成人都是从最初的言谈举止、体态行为等“礼貌”培养走进人类文化生活的,其“身教”之意义,表现其一是集体典礼,《礼记·礼器》中孔子对礼仪教化的评价说:“颂诗三百,不足以一献”,作为典范化礼仪行为方式,比静态的语言有更强烈的情感激发力。近年恢复祭祀炎帝和黄帝陵、祭祀孔子等大祭礼的集体典礼无疑对提高中华文化的凝聚力有重要意义。《礼记·乐记》也曾记载:“先王之制礼乐,人为之节;蓑麻哭泣,所以节丧纪也;钟鼓干戚,所以和安乐也;昏姻冠笄,所以别男女也;射乡食飨,所以正交接也。礼节民心,乐和民声。”当“礼”通过蓑麻、钟鼓、冠笄、食飨这些仪式器物运行时,取代、融解了个体强烈生理冲动,代之以哀思、欣喜、爱慕、同情等人文心理,文明教化由此迈出实质性进步。这些将日常行为融进特定语境,使人不知不觉在感情、意识和行为方面接受教养方式,正是特有的礼乐教化。其二是个人礼化修炼,日常言谈举止讲究礼节、注重礼教、尊老爱幼、尊师重教、孝敬父母、赡养老人、友爱兄弟、热情好客、礼尚往来、乐善好施,礼让谦和,克己奉公,勤俭节约,公物公德意识等。中华民族世代相传的礼文化,陶冶了一代又一代人的道德情操,熔铸了人们习俗观念,早已为中国人所恪守、为世人所称道。能够在与异域文化博弈中几千年不失自我辉煌的文化,必定是有其强大生命力的文化。孔子在教育中反复强调“不学礼,无以立。”点燃对于传统礼文化的自信,让肩负时代使命的大学生了解、掌握并通过礼的教化践行传统礼仪规范,提升文明礼仪素养、加强自身竞争力、继承和发扬传统礼文化精髓、培养、树立和增强爱国主义情操以及民族精神,从“知礼”、“明礼”、“习礼”到“达礼”,引导规范公民行为举止,从而促进整个社会和谐发展。
[1]梁漱溟.中国人,理性早启的人生[M].北京:凤凰出版社,2009.
[2]常金仓.周代礼俗研究[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5.
[3]邹昌林.中国礼文化[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4]张自慧.论理是中国文化的理性之光[J].贵州社会科学,2007,(9):53.
2011-08-01
朱平(1972-),女,湖南长沙人,经济师,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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