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沿海地区工业经济差异测度分析

杜利楠，梁雅惠

（1.大连海事大学交通运输管理学院，辽宁大连 116026；2.国家海洋环境监测中心，辽宁大连 116026）

引 言

我国沿海地区由于区位因素，要素禀赋，经济环境及政策导向等都具有较强优势，作为我国经济增长的发动机，研究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过程尤为重要；工业仍在我国经济发展中占据主要地位，是工业化转型期国家的重心所在，工业结构的协调和高级化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整体经济增长。以沿海地区作为研究对象，分析其工业经济区域差异的变动过程有利于区域经济政策制定。

国内外学者对于我国不同历史时期区域经济差异及其空间变动趋势已有相关研究，由于不同学者采用的研究方法和视角不同，得出的结论往往出现较大的分歧和争论，已有研究集中探讨东中西三大区域、南北区域、城乡之间以及省域内差异。对于工业经济发展差异的研究，则主要集中在制造业方面[1]。为了准确反映各经济带之间以及经济带内部各省、市之间工业经济差异，本研究采用泰尔指数方法，侧重从时间动态演变角度对我国沿海省份的工业发展差异进行分析。

1 研究方法和数据来源

1.1 区域工业经济差异的测度指标——泰尔指数

泰尔指数（泰尔熵标准）最早是由荷兰著名经济学家H.Theil于1967年提出，从信息量与熵的概念出发考察不平等性和差异性，是衡量区域差异的重要指标。该数值越大，说明区域间不均衡程度越大，反之则越小。由于泰尔指数考虑相应的区域人口结构的变化对指标的影响，具有把整体差异性分成组内与组间差异的特性，被广泛应用于区域整体差异以及区域间差异的实证研究。泰尔指数可以按地带内差异和地带间差异进行分解，即总体差异等于地带内差异加上地带间差异。指数大小表明所考察区域内各地区工业经济发展差异性的大小，而且利用其时间序列可以清楚地看到各年份差异变化的动态过程[2]。

1）地带内省间工业经济差异的泰尔指数Tpi为：

式中：Yij和Nij分别为i地带j省工业增加值和人口数，Yi和Ni分别为i地带工业增加值和人口数。

2）地带间工业经济差异的泰尔指数TBR为：

式中：Yi和Ni分别为i地带工业增加值和人口数，Y和N分别为东部沿海省市工业增加值和人口数。

3）以省市为单元的我国沿海省份工业总体差异的泰尔指数TP为：

根据式（1）和式（2），我国沿海省份工业总体差异可分解为地带内（TWR）和地带间（TBR）差异之和：

1.2 区域划分

根据泰尔指数的地理构成分解特性，结合我国沿海地区经济发展的地域特征，将东部沿海省份分为三大区域，即由辽宁、北京、天津、河北和山东五省市组成的北部环渤海经济圈；由江苏、上海和浙江组成的中部长江三角洲经济圈；由福建、广东、广西和海南组成的南部环南中国海经济圈。这种按照地理位置的划分可以清晰界定三大区域，便于我们理解。

1.3 数据来源

本文研究的空间范围为我国沿海区域的12个省市（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山东、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广东、广西和海南），根据数据的可获得性及研究需要，选取数据的时间节点是1998年至2010年的沿海经济统计指标。文中各省市工业产值及人口数据来源于全国及各省市1999年至2011年的统计年鉴、统计公报和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其中，工业增加值数据为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企业的统计数据。

2 沿海省份工业经济差异测度分析

2.1 工业经济差异的泰尔指数分析

表1是三大区域泰尔指数计算结果，从区域总差异的变化过程可以看出：1998年—2010年间，我国沿海省份工业发展总体差距水平整体呈缩小趋势（泰尔指数由1998年0.167 6降低至2010年0.064 6）。图1是沿海地区工业经济差异变化趋势图，从图中可以直观看出地带内差异和地带间差异的变化情况。

表1 沿海省份三大区域工业经济发展差异（1998年—2010年）Tab.1 The industrial economic development difference of coastal provinces（1998-2010）

2.2 地带间差异测度分析

1998年—2010年12年间，沿海省市的地带间差距呈现缩小趋势（由1998年的0.044 5降至2010年的0.016 9，年均降幅7.9%），但地带间差异相对于地带内差异明显偏小（其贡献率在15%～35%之间，明显小于地带内差异）。因此，地带间差异在决定我国沿海省份工业经济总体变化趋势方面处于次要地位，但随着地带内差异的不断缩小，地带间差异贡献率呈现扩大之势，且与地带内差异逐渐减小，这也说明三大地带间的差异状况在沿海地区工业经济总体差异中的作用不容忽视。

为检验沿海地区三大直辖市（北京、上海、天津）对区域工业经济差异的影响程度，本文将不包含北京、上海、天津的地带间差异程度与原本的地带间差异变化趋势进行对比分析，如图2所示。结果表明：两种情况下的地带间差异程度变化趋势呈现一致性，在1999年达到最大值（含三市0.054 4，不含三市0.076 4），2008年的地带间差异最小（含三市0.013 6，不含三市0.008 9）；1998年—2003年，三大区域间工业经济差异呈现波动走势，降幅较小，且不含三市的地带间差异大于包含三市的地带间差异，表明该时期三大直辖市起到缩小地带间差异的作用；自2004年，不含三市的地带间差异小于包含三市的地带间差异，表明三大直辖市的工业经济发展拉大了区间差异，此外，地带间差异呈现出持续下降态势（含三市的工业经济地带间差异由0.045 4降至0.016 9，不含三市的地带间差异由0.034 1降至0.016 0），且两曲线间距逐渐缩小，于2010年接近重合，表明直辖市工业经济的优先发展对区域间差异的影响减弱。

2.3 地带内差异测度分析

1998年—2010年，地带内差异程度整体呈减小的变化趋势（由0.174 3降至0.047 7），年均降幅10.2%，但地带内的工业经济发展差距的贡献率维持在65%～85%之间，即地带内差异对总体差异的贡献率一直占据主导地位，沿海省份三大区域内差异水平的减小是其总差异缩小的最主要来源，因此可以说，正是由于地带内差异水平的减小引起了工业经济总差异水平的下降。

沿海三大区域内部差异曲线（图3）反应三种不同的发展状态：1）环渤海地区内工业经济差异由1999年的最大值0.142 2降至2000年0.074 8，此后一直呈现平稳态势、变化不大，究其原因：环渤海地区工业基础比较雄厚，北京、天津作为发展极，地区内工业经济结构同构明显，整体发展相对均衡，其相互制衡使得组内差异相对平稳。2）长三角地区内部差异水平的快速减小（由1998年的0.201 8下降为2010年的0.012 5，年均降幅20.7%）是地带内差异缩小的重要来源，对我国沿海省份地带内部差异水平变化起重要作用。长三角地区期初以上海为增长极，组内差异最大，之后辐射带动江浙发展，逐步演变为多极发展模式，故其区域内部差异缩小最为迅速；自2004年长三角地区内部差异水平三大区域最小，这种发展态势表明越是经济发达的地区，其内部差异越小，江浙沪三地工业经济不断朝向均衡方向发展。3）环中国南海区地带内差异一直位居三大区域之首，收敛也相对较慢，且以2004年作为分界线，此前的地带内部差异处于波动状态，2004年后差异水平开始缩小，这一变化趋势表明2004年后该区域工业经济发展差异正在缩小，结构日渐均衡，深入分析可知：该地区缺少典型发展极，且辐射带动不突出，未能培养新的发展极，区域内经济发展相对比较独立，所以，组内差异一直偏高，且收敛较慢。

为检验三大直辖市对环渤海区和长三角区地带内差异的影响[3]，对剔除北京、天津的环渤海区域和剔除上海的长三角区域的地带内差异进行分析，并与原有的地带内差异变动进行比较分析，如图4、5所示。

北京、天津两市对环渤海区工业经济地带内差异影响显著，包含两市在内的区域内差异水平自1999年（0.142 2）呈现降低趋势（2010年为0.053 4），对比而言，剔除两市之后，环渤海区域内部差异水平呈现微弱上升态势（由1998年的0.026 0上升为2010年的0.040 4），两条曲线间距缩小，表明最初的环渤海区域内部差异主要来自北京和天津两市的工业经济发展优势，而伴随着两增长极辐射带动作用[4]，河北、辽宁和山东三省的工业化水平不断提高，区域内部差异不断减小；而由于三省份的要素禀赋、政策环境等影响，其工业经济差异呈现微弱增大趋势[5]。

与环渤海地区相似，上海市的工业经济发展是期初长三角区域内部差异重要来源，包含上海市在内的长三角地区差异程度由1998年0.201 8缩小为2010年0.012 5，而仅考虑江苏、浙江两省的区内差异呈现缓慢上升趋势（1998年为0.000 7上升为2010年0.013 6）。表明伴随着江苏、浙江两省的工业经济的追赶，不断缩小与上海市的工业发展的差距，江浙沪三地差异不断缩小，而江苏、浙江两省的工业经济差异呈现平稳且小幅上升态势。

直辖市对区域内差异的显著影响，表明直辖市作为区域经济增长极，其工业经济的超前发展是造成期初区域内工业经济较大差异的重要来源，而随着增长极的带动辐射作用，区域内其他省份工业经济的追赶，不断缩小区域内部工业经济发展差距，而区域内省份的工业发展差距则随着要素禀赋、经济政策的影响略有扩大[6]。

3 结 论

沿海省市作为我国目前工业集聚和专业化分工最显著的地区，充分认识其当前的工业差异形势，发挥各地工业的潜在优势，对提升区域竞争优势至关重要。通过上述分析，本研究得出如下主要结论：

1）我国沿海省份工业发展间的差异逐渐缩小，地带内差异大于地带间差异，地带内差异贡献率是地带间差异贡献率的3倍左右，是构成区域总差异的主要因素。

2）整体经济越发达地区，其内部差异性越小，长三角经济区地带内部差异水平的快速减小（年均降幅20.7%，为三区域之首）是地带内差异缩小的最主要来源，作为区域经济增长极——上海市工业经济快速发展对江浙地区的带动辐射作用明显，区域内发展协调。

3）针对北京、天津和上海三市的分析表明，三个直辖市的工业发展对区域内差异有显著影响，改变差异程度的变动趋势。以增长极理论为依托，三市工业经济的超前发展是造成期初区域内工业经济较大差异的重要来源，而增长极的辐射带动作用使得区域内其他省份工业经济的发展，不断缩小区域内部工业经济发展差距，而省份之间由于要素禀赋、经济政策等影响，工业发展差距则略有上升。

[1]吕国庆，姜海宁，汤茂林.中国沿海省份工业经济空间差异演变[J].现代城市研究，2009（2）：83-87.

[2]王红涛.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分析——基于泰尔指数的分解[J].经济论坛，2009（6）：4-8.

[3]贺灿飞，梁进社.中国区域经济差异的时空变化：市场化、全球化与城市化[J].管理世界，2004（8）：8-17.

[4]孙久文.区域经济学[M].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6.

[5]西献新.泛珠三角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研究[D].长沙：湖南大学，2008.

[6]鲍辉.中国四大经济区经济差异分析——基于泰尔指数的分解分析[J].中国发展，2010（10）：77-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