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9-03
陆泉志,张益丰
(南京林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江苏 南京 210037)
农业绿色发展事关国家食物安全、资源安全和生态安全,农户绿色生产行为转变是实现农业绿色转型战略目标的关键。然而,推动农户生产绿色转型不能仅依靠政府参与,在“大国小农”的基本国情下,占绝对比例的小农户才是农业生产经营最重要的微观主体。谁来引领广大农户推进农业绿色发展?农民合作社作为当前提升农民组织化水平最为有效的经济组织,被寄予诸多理想期盼。截至2021年底,我国合作社总数超过224 万家,辐射带动全国近一半的农户,全国共有31.3 万家合作社面向小农户提供社会化服务,近16 万家合作社取得注册商标或农产品质量认证,合作经营在服务带动农民和引领绿色生产方面的作用日益彰显[1]。因此,审视并厘清合作社对农户绿色生产行为的深层影响,对于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合作社能否有效引领广大农户进入农业绿色发展轨道?回顾文献发现,学术界对此有着不同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合作社可以有效促进农户进行绿色生产。合作社具备天然的组织优势,能够有效提高小农组织化程度,通过技术服务供给、标准化生产、社员内部监督和集体惩罚等机制,促使农户在绿色生产方面保持集体行动一致性[2]。合作社“按交易量(额)返还盈余”的收益分配制度使得社员个体利益目标与绿色生产之间构成正向关联,进而形成良好的激励相容机制,即合作社的超额利润来源于高品质的绿色农产品,社员要获取更多的盈余,必然需要进行绿色生产以确保农产品质量[3]。实证证据表明,参与合作社有助于增进农户绿色生产意识并促使其向绿色生产行为转化[4],有效提升农户采纳有机土壤改良剂、减量施用农化产品等绿色生产行为的概率[5-6]。农社关系越紧密、合作社参与程度越深、能够从合作社获取经济激励及服务的农户,所进行绿色生产的概率就越大[7]。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合作社促进农户进行绿色生产尚面临诸多阻滞。第一,在当前合作社发展名实分离、质性漂移的环境下,我国合作社大多力量弱小,无力涉足有机食品等高品质农产品的生产。尽管诸多合作社申请了无公害农产品和绿色食品认证,但由于外部监管不严,合作社缺少动力促进农业生产绿色转型[8]。第二,我国农户经营规模小且农户间异质性强,合作社又具有“准公共品”属性,当单个社员采纳绿色生产行为所支付的成本和预期回报之间无法实现平衡时,农户“搭便车”的机会主义行为难以遏制,合作社易陷入“集体行动的困境”[9]。秦诗乐等[10]研究表明,当前合作社对小农户吸纳有限,技术指导与监督约束措施缺位,参与合作社对农户农药过量施用未能起到明显的抑制作用。从农业生产者微观角度来看,合作社对农户绿色生产行为具有正向还是负向影响,并未达成共识,其原因可能在于合作社服务功能与收益分配制度实效运转下组织与社员之间的互惠机制运转不畅,因此对合作社促农“增绿”作用机制的深入剖析显得尤为重要。
综上所述,既往文献从理论层面对合作社能否促进农户绿色生产作了诸多颇有见地的论述,然而关于二者之间关系的实证研究依旧匮乏,少数研究量化分析合作社对绿色生产的影响,但其影响机理仍有待识别与拓展。此外,关于绿色生产的研究对象多为水稻、小麦等大田作物,以果蔬类经济作物为研究对象的成果尚少。鉴于此,本文在刻画农户绿色生产行为采纳水平的基础上,从合作社服务功能视角实证考察参与合作社对农户绿色生产行为的影响效应及其作用机理,以期为推动农户生产绿色转型和农村生态环境治理提供有益参考。
农民合作社作为互助性经济组织,为成员提供服务既是合作社的组织宗旨,亦是其本质性规定之一。合作社的建立与运行必然有赖于其服务功能的支撑,合作社所承载的农资采购、产品销售、技术指导、生产管理等多元服务功能是检验其是否有效服务“三农”的标准,农户加入合作社的最终目的就是希望利用合作社的服务以获取实际收益[11]。因此,揭示合作社对于农户绿色生产行为的内在影响机理,必然需要在合作社多元服务功能供给情境下进行探讨。
第一,参与合作社有助于实现规模经济效应,降低农户采纳绿色生产要素的成本。相较于传统农业耕作,绿色生产方式通常意味着更高的成本。以农业投入品为例,市面上商品有机肥、生物农药等绿色农资种类繁多、用途各异,农资市场高度异质性使得农户难以通过经验积累科学合理地选购和使用各类环境友好型农资产品,过高的信息搜寻成本和采购费用会直接削弱农户的绿色生产意愿[12]。由于合作社成员种植作物的相对同质性,合作社通过提供绿色生资、清洁生产技术等投入要素的统一采购服务,一方面可以发挥集体议价优势,降低农户的绿色要素购买费用[6],另一方面从作业源头对绿色要素投入及应用方式进行规制,有助于推动农业标准化生产进程,降低农户的学习成本[13]。基于此,提出第一个研究假说:
H1:参与合作社有利于降低农户的绿色生产成本,从而促使农户采纳绿色生产行为。
第二,参与合作社有助于发挥质量溢价效应,增进绿色农产品的市场收益。农户的绿色生产投入和学习成本需要市场回报作为激励,但信息非对称通常导致单个农户难以向市场传递真实的农产品质量信息,由此引致“劣币驱逐良币”的“柠檬市场”普遍存在[14]。合作社通过提供产品销售服务,不仅能够提高农户的市场议价能力,还可以实现产品质量可追溯,降低因产品质量不达标而引致的违约风险,促使农户进行绿色生产[15]。更为重要的是,合作社通过对农产品进行质量分级和质量认证,既能向市场传递真实的质量“信号”,增进绿色农产品市场收益,也能为农户提供质量溢价激励。在盈余分配制度运转顺畅前提下①需要指出,假若合作社盈余分配制度得不到良好落实,普通成员未能充分获取产品质量溢价,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农户从事绿色生产、改进农产品质量的积极性。,“质优价高”的运行机制为绿色生产方式改进提供“持续动态的经济激励”[16]。基于此,提出第二个研究假说:
H2:参与合作社有利于增进绿色农产品市场收益,从而激励农户采纳绿色生产行为。
第三,参与合作社有助于获得社会学习效应,提升农户的绿色环保意识。知识技能匮乏和环境保护意识薄弱是我国农户难以实施绿色生产的重要原因[17],但当前乡镇公益性农技推广机构集体“空转”限制其培训职能作用的良好发挥[18]。因此,合作社普遍会自发采用聘请农技专家、组建技术服务队等形式向农户提供技术培训服务,以助力农户破除“信息茧房”、加速绿色转型。技术培训具有参与门槛低、信息扩散效应和培训规模效应明显等优势[19],依托合作社这一具有较强社区亲和力的本土社会网络,社会学习更易引致同行在生产方式上形成“同群效应”[20],农户之间能够通过技能互补、示范模仿、知识溢出等路径提升绿色生产意识并促使其向绿色生产行为转变,进而加速和强化绿色生产技术的扩散应用[21]。基于此,提出第三个研究假说:
H3:参与合作社有利于提升农户的绿色环保意识,从而推动农户采纳绿色生产行为。
第四,参与合作社有助于接受组织规制与管理,规范农户的农业生产方式。农业粗放生产是造成生态环境恶化的重要原因,风险规避型农户为了追求收益确定性,甚至会过量施用农业化学投入品以降低因病害、虫害等风险导致的产量损失[22]。在实践中,合作社一方面通过制定作物标准化生产技术规程、建立生产记录档案、强化植保作业流程控制、严把农产品质量检测等系列举措,以指令性的组织规范手段对农户生产行为进行强力外部规制;另一方面,合作社成员内部监督和社区互动有助于形成积极的示范性规范,进而引导农户从粗放农业向绿色农业转型与变迁[23-24]。基于此,提出第四个研究假说:
H4:参与合作社有利于规范农户的农业生产方式,从而引导农户采纳绿色生产行为。
以上分析表明,参与合作社有利于降低绿色生产成本、增进产品市场收益、提升绿色环保意识、规范农业生产方式,从而促使农户进行绿色生产。基于此,提出第五个研究假说:
H5:参与合作社对农户绿色生产行为具有正向影响。
本文数据来源于2020年1月对山东省枣庄市、淄博市和烟台市的果蔬种植户进行的实地调研。问卷调查采用分层抽样与随机抽样相结合的方法,共获得种植户样本1 311 份。选取果蔬种植户作为研究对象的理由如下:第一,山东省是果蔬种植大省,果蔬种植的农药化肥“滥用”情况不容乐观,农户的绿色生产行为直接关系果蔬农产品质量安全;第二,相较于粮食作物,果蔬作物的经营规模普遍更细碎化,农产品供应链协同度较强,其生产更有赖于合作社多元服务供给;第三,在我国农产品类专业合作社中,果蔬类合作社的所占比例最高,农户参与度较强,对果蔬种植户进行研究更具有针对性。本文在选定变量后,删除数据缺失、有误的样本,并对农业收入和经营规模变量进行双边1%“截尾”处理,最终获得932个有效样本。
1.解释变量 本文核心解释变量为农户是否参与合作社。若农户参与合作社,赋值为1;否则为0。
2.被解释变量 本文依据农业农村部“药肥双减”污染防治目标,以化肥、农药减量化施用为出发点,参考王学婷等[25]的研究,选取施用商品有机肥、测土配方施肥、农药减量化施用、农资废弃物回收、生物农药防控等5 项绿色生产行为。为了体现农户在参与绿色生产方面的努力程度,借鉴杨志海[26]的量化方法,以农户所采纳的绿色生产行为数量总和表征其采纳水平。表1结果显示,参与合作社的农户比未参与合作社的农户更大程度地实施绿色生产行为,其采纳水平的均值分别为1.56 和1.15。进一步统计发现,采纳1 项绿色生产行为的农户所占比例最大,为50.43%;采纳2 项、3 项、4 项和5 项的农户所占比例分别为20.82%、7.19%、3.22%和0.9%;未采纳任何绿色生产行为的农户所占比例为17.49%。值得注意的是,至少采纳1 项绿色生产行为的农户所占比例为82.51%,总样本农户的绿色生产行为采纳水平均值为1.31,表明样本地区农户采纳绿色生产行为的比例虽高,但总体采纳水平尚处低位。
表1 绿色生产行为均值比较
3.控制变量 参考前人研究[6,26-27],从农户个体特征、家庭禀赋、农业生产经营状况和村庄外部环境等方面选取控制变量。在农户个体特征层面引入受访户主的性别、年龄、受教育年限、健康状况以及政治面貌;家庭禀赋层面引入家庭农业收入、劳动力数量和社会关系;农业生产经营状况层面引入经营规模、扩张意愿、种植经验和产业类型;村庄环境层面引入镇政府距离、村庄地形和物流便捷程度。
4.排他性约束变量 本文选取“邻居是否为社员”作为排他性约束变量,以克服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根据社会网络理论,邻居是否为合作社成员对农户是否选择参与合作社具有重要影响,但该因素通常不会直接影响农户的绿色生产行为,对农户绿色生产行为而言是外生因素。具体的变量说明与描述性统计如表2所示。
表2 变量说明与描述性统计
1.内生处置效应模型(TEM) 是否参与合作社是农户有意识“自选择”的结果,其参与行为受自身特质及家庭资源等条件综合影响而非随机发生。因此,采用内生处置效应模型实证研究参与合作社对农户绿色生产行为采纳水平的影响,以克服因不可观测变量影响而引致的“隐性偏误”[28]。内生处置效应模型由两阶段组成,第一阶段选择方程(是否参与合作社)设置如下:
式(1)中,Coopi表示农户的合作社参与行为,若农户参与合作社,则Coopi为1,否则为0;Xi表示影响农户参与行为的各项变量;μi为随机扰动项;Ii表示排他性约束变量,以保证模型可识别。
第二阶段结果方程(绿色生产行为采纳水平)设置如下:
式(2)中,Greeni表示农户绿色生产行为采纳水平;Ci表示影响农户绿色生产行为采纳水平的各项变量;εi为随机扰动项。
为了考察参与合作社对农户绿色生产行为采纳水平的整体影响,进一步计算参与合作社对农户绿色生产行为采纳水平的全样本平均处理效应(ATE):
式(3)中,E(Yi|Coopi= 1)表示假如所有样本农户均参与合作社,预期的绿色生产行为采纳水平;E(Yi|Coopi= 0)表示假如所有样本农户均未参与合作社,预期的绿色生产行为采纳水平。
2.KHB 方法 为了考察合作社对农户绿色生产的影响机制,采用Kohler等[29]开发的KHB 方法估计中介效应,设置线性回归模型如下:
式(4)中,Z为中介变量,C为控制变量。Coop 可通过影响Z来间接影响被解释变量Green,在此假设下,待估参数β1为变量Coop对Green的直接效应,为进一步计算总效应β2,构建简化模型如下:
本文依次采用OLS模型、OLogit模型和内生处置效应模型进行估计,表3展示了各项模型的估计结果。OLS模型和OLogit模型的估计结果显示,在未考虑内生性的情况下,参与合作社对农户绿色生产采纳水平的影响为正,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在其他条件不变时,参与合作社有助于促进农户进行绿色生产。
表3 中内生处置效应模型的估计结果显示,选择方程和结果方程的残差相关性系数在给定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表明样本存在一定程度的“自选择”偏误,有不可观测因素同时影响农户的合作社参与行为和绿色生产行为,未纠正的选择性效应可能会带来有偏误的估计结果,因此采用内生处置效应模型是恰当的。
表3 合作社参与对绿色生产行为影响的估计结果
通过合作社参与行为的选择方程估计结果可知,除邻居是否参与合作社这一工具变量外,合作社参与行为受到农户经营规模、社会关系、村庄物流便捷度的显著影响。具体而言,在其他条件不变时,经营规模更大、社会关系更强、物流便捷度更高的农户更倾向于参与合作社。随着生产规模扩大、社会资本“加持”以及物流条件改善,农户对参与合作社“抱团发展”获得规模经济以及提高市场议价能力有着更为强烈的现实期盼。
通过绿色生产采纳行为的结果方程估计结果可知,合作社参与行为在1%的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且影响方向为正,说明与未参与合作社的农户相比,参与合作社对农户绿色生产行为采纳水平的提升具有积极作用。从控制变量估计结果来看,户主年龄、受教育年限、政治面貌、家庭农业收入、物流便捷度、种植经验等变量均对农户绿色生产采纳水平有显著的影响。具体而言,在其他条件不变时,党员身份、受教育年限越长、家庭农业收入越高、物流便捷度较高以及种植经验丰富的农户,其绿色生产行为采纳水平更高。因此,应注重发挥农民党员、“知识农人”、种植大户等群体在引领绿色生产方面的先锋模范作用。但年龄越大的农户其绿色生产行为采纳水平反而降低,可能的原因是,“老人农业”通常并不以利润最大化为经营导向,更注重获得生存保障,对绿色生产技术采纳的概率不高也与直觉较为吻合。
表4展示了参与合作社对绿色生产行为采纳水平的平均处理效应,ATE估计值为0.304,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从绿色生产行为采纳水平的变化情况来看,参与合作社可以使预期的农户绿色生产行为采纳水平提高25.57%。上述结论表明,合作社具有显著的促农“增绿”效应,H5得以验证。
表4 参与合作社对农户绿色生产行为的平均处理效应
1.更换模型 本文进一步采用扩展逆概率加权法(AIPW)、逆向概率加权回归调整法(IPWRA)、倾向得分匹配法(PSM)进行稳健性检验,测算参与合作社对农户绿色生产行为采纳水平的平均处理效应。表5显示,采用AIPW、IPWRA 和PSM 3种估计方法得到的ATE 估计值较为接近。上述结果进一步证实前文研究结论,即参与合作社有助于农户绿色生产行为采纳水平的提升。
2.替换被解释变量 参考杨彩艳等[30]的研究,以“是否采纳绿色生产行为”作为被解释变量进行回归,用“0”表示农户未采纳任何一项绿色生产行为,用“1”表示至少采纳绿色生产行为中的一项。由于被解释变量为二分变量,故采用内生处理Probit 模型(ETP)进行估计①ETP与TEM的原理大致相同,此处不再展开说明。。表5 ETP 模型报告了参与合作社对农户绿色生产行为采纳决策的平均处理效应,ATE 估计值为0.146,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其含义是,假若所有农户均参与合作社,则农户至少采纳任意一项绿色生产行为的概率将提高14.6%,回归结果再次证实合作社的促农“增绿”效应是稳健可信的。
表5 稳健性检验
从降低生产成本、增进市场收益、提升绿色意识、规范生产方式等4个方面,考察合作社促进农户绿色生产行为的影响机制。基于KHB方法的估计结果如表6所示。
表6 影响机制分析:基于KHB方法的估计结果
合作社能否有效克服绿色技术采纳的高成本门槛是农户心系的重点问题。本文采用“每公顷农资支出”来表征农户的生产成本,验证参与合作社能否通过发挥规模优势、降低生产成本影响农户绿色生产行为采纳。从验证结果看,生产成本的间接效应在5%的水平上显著,系数符号为负,这表明参与合作社能够通过降低农业生产成本间接提高农户的绿色生产行为采纳水平,H1得以验证。
“优质优价”是农产品销售市场有效性的重要体现,有助于推动农户在经济收益提升和绿色生产方式转变之间形成正向关联。本文通过题项“是否对农产品进行质量分级销售”来表征农户的市场收益②选用“主营农产品销售额”来表征农户的市场收益,估计结果也支持参与合作社对市场收益有显著的提升作用。,质量分级作为传递产品质量信号、实现质量溢价的重要途径,农户采取分级销售通常意味着更高的价格预期和市场潜在收益[31]。从验证结果看,市场收益的间接效应在1%的水平上显著,系数符号为正,这意味着参与合作社能够通过增进农产品市场收益间接提高农户的绿色生产行为采纳水平,H2得以验证。
农户绿色环保意识提升为农户转变生产经营方式提供内生动力。本文选择题项“农户对农残危害的了解程度”来表征绿色意识①问卷采用李克特5 级量表测量,1 表示完全不了解,2 表示不太了解,3 表示有所了解,4 表示比较了解,5 表示非常了解,数值越大表示认知程度越高。,验证参与合作社能否通过缓解信息约束、提升绿色环保意识影响农户绿色生产行为采纳。从验证结果看,绿色意识的间接效应在5%的水平上显著,系数符号为正,这意味着参与合作社能够通过提升绿色环保意识间接提高农户的绿色生产行为采纳水平,H3得以验证。
农户生产行为通常受到组织正式规范和非正式准则的约束,参与合作社有助于缓解组织成员在行动上的偏好分歧和目标不一致[32]。本文采用“是否按照技术规程施用农药”来表征农户生产方式,验证参与合作社能否通过增强集体行动一致性、规范农业生产方式影响农户绿色生产行为采纳。从验证结果看,生产方式的间接效应在1%的水平上显著,系数符号为正,这意味着参与合作社能够通过规范农业生产方式间接提高农户的绿色生产行为采纳水平,H4得以验证。
基于山东省932 份果蔬种植户调研数据,运用内生处置效应模型(TEM)和KHB 方法,实证分析参与合作社对农户绿色生产行为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总体来看,样本农户采纳绿色生产行为的比例较高,但采纳水平尚处低位;合作社具有显著的促农“增绿”效应,参与合作社对农户的绿色生产采纳行为和采纳水平均具有积极影响,与全部不参与合作社相比,假若样本农户全部参与合作社,其至少采纳任意一项绿色生产行为的概率可以提高14.6%,预期的整体绿色生产采纳水平可以提高25.57%;合作社之所以能促进农户绿色生产,是因为合作社能够通过规模经济、质量溢价、社会学习和组织规制等多种机制,有效降低绿色生产成本、增进绿色产品市场收益、提升绿色生产意识和规范绿色生产方式。无论是否参与合作社,受教育年限、政治面貌、种植经验、家庭农业收入、物流便捷度等因素对农户绿色生产行为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老龄化对农户绿色生产行为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提出如下政策建议:第一,继续积极引导和鼓励农户参与和组建合作社。一方面通过合作社帮助小农户有效对接市场,避免绿色有机农产品“质优价高”的市场机制失灵;另一方面通过合作社帮助小农户有效对接政府,确保科学种植理念和绿色农业技术在农业实践中顺利推广。第二,推动农户绿色生产离不开完善的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确保盈余分配制度落到实处,鼓励合作社在盈余分配时实施二次返利,让“绿色收益”切实惠及农户;同时,通过强化产出控制和增加惩罚功能提升农户的违约成本,以底线机制倒逼农户遵循合作社的绿色生产规范。第三,合作社促农“增绿”机制的良好运行离不开合作社多元服务的有效供给,必须重视和强化合作社服务功能。第四,注重发挥农民党员、种植大户等群体在绿色生产过程中的引领带动作用;还需针对劳动力老龄化的现实状况创新宣传方式,避免老年农民因信息壁垒或风险规避心理而降低对绿色生产行为的采纳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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