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治理现代化视域下的村干部职业化：时代特征与实践逻辑

陈宝玲，黄 英，国万忠

（1.厦门大学 公共事务学院，福建 厦门361005；2.厦门大学 公共政策研究院，福建厦门361005；3.河北农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河北保定071000）

一、引言与文献综述

村干部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支撑，也是乡村治理的核心力量。从基层和谐到地方发展再到国家稳定，以村干部为主导的乡村治理一方面与农村广大人口的生存状况、发展质量息息相关，另一方面同国家治理体系的运作效率、执行效能休戚与共［1］。新世纪以来，伴随着社会治理和服务重心向基层下移，村干部的重要作用进一步凸显，正逐步由自治化、业余化走向行政化、职业化。村干部是解释乡村治理绩效的线索，也是比较村落发展差异的变量，是基层治理研究的重要内容［2］。区别于党政成员“官”的身份，同时又有别于乡村大众“民”的定位，村干部根植于官民衔接层域，在现代化进程中正逐渐被赋予职业构成多元化、空间分布离地化、阶层结构平民化、价值观念现代化等特征［3］，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和深入探讨［4］。有学者提出，推进村干部职业化的条件尚不成熟［5］，村干部公职化会产生“挤出效应”，造成国家与社会互动的组织断裂［6］；会形成“半行政化”，导致村委脱离群众的“悬浮型”治理［7］。也有学者认为，受制于当前乡村治理的制度性、组织性和文化性等难题，推进村干部职业化是切实可行的选择［8］，是现实需求和情境倒逼的产物，是其必然的内生逻辑［9］。实践中，随着乡村治理环境日益纷繁芜杂，村干部职业化正演变为一种趋势。不同区域村干部职业化形式存在差异［10］，但大体上呈现出公务员化、官僚化、稳定化和文牍化等科层式治理特征［11-12］。权责分离、行政要求规范化、乡村事务密集化和治理任务专业化等，是村干部职业化的重要原因［13-15］。

梳理发现，基于乡村社会特征、秩序现状和治理困境等维度，已有研究从国家治理现代化、城镇化、行政与自治互构等视角切入，就村干部职业化问题展开深入探讨，成果丰硕，但基于乡村治理现代化，深入解读村干部职业化时代特征的研究相对不足，系统剖析村干部职业化现实逻辑的探讨相对阙如。乡村治理现代化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框架下的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国家为实现乡村振兴战略而推出的最新举措。新中国成立至今，乡村治理场域、重心和内容的变迁进程，即是乡村治理现代化循序、渐进和系统的演进过程。换言之，村干部职责、定位和功能的相机变迁，既是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时代要求，也是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现实保障。乡村治理现代化为村干部职业化的时代特征提供新的解读视角，为村干部职业化的实践逻辑提供新的剖析向度。有鉴于此，本文以乡村治理现代化为分析视角，通过引介乡村治理实践，首先，深入解读乡村治理现代化背景下村干部职业化的时代特征；其次，系统剖析村干部职业化的实践逻辑；最后，就村干部职业化的相关问题进行简要总结和讨论。本文的经验材料主要来源于江西省Z 村。2020 年4 月14 日—5 月14 日，笔者所在研究团队在Z 村进行为期30 天的实习考察①遵照学界惯例，文中所涉人名、地名等均已经过技术化处理。，借助由内向外看问题的优势同Z 村干部和村民进行多次交流与访谈，与Q 乡政府进行十余次的业务对接，获得当地政府文件、工作报告和财务报表等大量一手资料。同时，结合2018 年在青海、宁夏、重庆和江西四省42 个村庄为期近2 个月的精准扶贫调研经历，笔者同样发现类似Z 村干部职业化的现象。Z 村相当于认识现象的一个镜头，为深入剖析乡村治理现代化视域中村干部职业化问题提供代表性案例。

二、村干部职业化的时代特征

Z 村位于江西省上饶市西北部，距离市区16 千米，辖区总面积15 km2，有18 个自然村和25 个村小组，共计765 户3 650 人。目前，Z 村两委成员包括：连任两届的书记张一、第一书记张二、村主任杨三、副书记陈四、会计陈五、妇女主任罗六，以及2019年新增委员林七。2013年以来，随着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的有序推进，Z 村资源和治权逐步由少向多、由弱向强蜕变［16］，村干部职业化显现出办公设备现代化、责任分工明晰化、岗位职务专业化、业务执行规范化等时代特征，乡村治理实现了事件化运作、实质治理、半正式性组织的自治型村级组织向常规化运作、规则治理、正规性组织的科层化村级组织的转轨［17］。

（一）办公设备现代化：村干部职业化的前提保障

Z村地处偏远，交通不便，是被重重大山阻隔包围的贫困村。2000年前，Z村村委设在村南寺庙旁，村集体租赁的两间土墙房是村干部的主要办公场所。土墙房夏闷冬寒，设备简陋，加上村庄公与私长期冲突诱发“气”的产生、累积和爆发，村干部务工补贴低廉，地位不受待见，多由不具备外出务工能力（意愿）的年长者充任。

村干部早年收粮纳税搞计划生育，得罪了不少人，那些人现在都还在，对村干部自然不会有什么好印象。还有，当时村里太穷了，做村干部（赚的）还不如打工仔，不能从上面搞来项目建设乡村，还经常帮着乡里县里欺负我们，（村干部）自然不受待见，但凡有点能耐的都不会想着当村干部赚那点钱（访谈记录，20200403）。

新世纪以来，随着社会治理和服务重心下移，更多资源向基层下沉，Z村迎来发展新机遇。2010年，Q乡政府统筹规划将Z村两委合并办公，建立Z村党群服务中心（简称“中心”）。中心正门是500 m2的文化休闲广场，用于村民休闲娱乐。中心建筑共计4 层，一楼包括党群服务大厅、资料室和人大代表联络工作室，二楼包括扶贫和移民工作室、主任办公室、会计办公室、民兵连办公室、退役军人服务站、村财务办公室、书记办公室和小型会议室，三楼包括党员活动室（大型会议室），四楼包括厨房和客厅。中心共计办公电脑4台，打（复）印机4台，投影仪2个，其他办公仪器若干。现代设备的有机嵌入满足了村干部日常办公需求，推进了乡村治理过程的信息化和治理效能的改善化［18］。2015 年，L 山被评为国家4A级风景区，市县政府随后在Z 村建立L 山风景名胜管理委员会，委员会成立驻村工作队，由副主任张二带队定点帮扶Z 村脱贫致富。此外，Q 镇副书记下沉包保，通过走访调研、谈话谈心等“流官化”形式填补Z 村治理真空，补齐了Z 村工作短板，提升了Z 村服务质量。随着上级补助、乡级拨款和专项资金等相继涌入，Z村道路、水电、医疗卫生等公共基础设施普遍得到改善，村干部福利待遇和政治地位显著得到提升，“乡政村治”基础上的“行政助力自治”和“行政自治互构”为村干部职业化提供了相对充足的物质保障和制度基础［19］。

书记每月工资2 000多元，其他村委要少几百块，每年大概能拿到2.5万左右，这个收入在村里还是相当可以的。村书记干得好可以调到乡镇去，就算不能调到乡镇，在我们村书记和主任只要干满两届不出事，一般都可以去L山管委会任职养老，其他村委政府给交医保和社保，每年安排体检和学习培训，有各种机会认识乡镇领导……比较轻松比较自由，在乡里也还“吃得开”，这几年村干部还是挺吃香的（访谈记录，20200411）。

（二）权责分工明晰化：村干部职业化的边界划分

2000年以前，由于村集体经济羸弱，办公条件艰苦，村干部一职很大程度上是年长者农忙之余的副业。乡村治理实践中，村两委在职务、责任、包干范围和上级部门对接等方面分工不清，界限不明，一事一议，特事特办，主要依赖村委书记拍板决定和细化安排。村干部代理人、当家人、自利人等角色交织重叠，推诿、扯皮、卸责等现象时有发生，公共权力失语、公共事务失控、公共秩序失衡等问题层出不穷［20］。

就算当了村干部，他们也不怎么干实事，要干一起干，要歇一起歇，上面叫开会就敷衍一下，叫做事有好处的就抓紧干，没好处的就哭穷要钱，再逼干脆就不干了，当时（乡里）各个村都是这么个情况，谁来都一样（访谈记录，20200416）。

2000 年以来，随着社会治理和服务重心的下移，加上办公环境的显著改善，村委基于地缘、血缘和业缘，逐步摸索、发展并成型了分片（段）包干和分事包干的乡村治理模式。总体来看，Z 村干部权责包干模式主要涉及“对下服务”和“向上对接”两个方面。一是“对下服务”，全面梳理乡村治理事务，整合形成党建、社保和项目建设等若干职责，同时，将25个村小组划归为13个片区，分事包干，分片包干，形成界限清晰的村干部职责分工架构图；二是“向上对接”，结合村干部包干承担的职责事务，将7 位村干部分工对接Q 乡政府的22 个机构单位（表1）。“类”科层化的权责分工打造了行政与自治有机衔接的双层治理结构，构建了格式化、程序化的治理机制，制约了村干部“去公共性治理”的乱作为空间，消解了村干部“维持治理”的不作为心理，确保了乡村治理上下对应、责任到位和任务到人，提升了基层治理的专业化、规范化和标准化［21］。

中心和各村小组人口聚集地都张贴了村委和包干干部的信息和联系方式，而且，为了方便村民办事对标到人，村里就各村委负责的事务编了一段顺口溜，口口相传，保证责任落实到人和服务跟踪到户（访谈记录，20200409）。

表1 Z村干部权责分工架构

（三）岗位职务专业化：村干部职业化的内核表现

Z 村岗位公职化以村干部“依附”乡镇政权和服务乡村社会为主旨核心。一方面，在资源下沉和权责到人的前提下，Z村中心在政治和行政层面接受乡镇政权的管理和监督，在人事和财政方面受到Q乡政府的援助与支持。政治、行政和财政等资源的吸附和依赖，使得村干部向上看、对上负责和“跑部钱进”等跟从色彩日益浓重，填报材料、应付检查、考核评比和项目承接等事务构成村干部的一般性和常态性工作，中心一定程度上成为乡镇政权的“准派出机构”和乡镇部门的“代理人”［22］。

说实话，我们现在和乡干部没什么区别，定职定岗，受到乡里县里的考核和监督，干好干坏既要乡里说了算，也要村民说了算。工作不认真负责，乡里来人走访调研这关很难过，就算侥幸逃过了，村民向乡政府反映情况，我们就会被约谈批评，得把该办的、该做的落到实处（访谈记录，20200413）。

另一方面，依附乡镇虽然一定程度上使得中心同基层社会的内粘性和亲和力出现松弛，但并未导致干群关系松散或行政消解自治的困境，而是推进了行政与自治的互构，强化了村干部队伍建设和规范化管理［23］。究其原因，村干部职业化改革本身不是为了控制乡村，而是旨在推动乡村建设，转换基层组织服务者角色，强化村干部服务乡村的广度和深度［24］。考察发现，首先，Q乡政府通过政党规划、政党整合和自发参与等形式，完成了基层的整合治理［25］；其次，Q乡部门借助行政发包、项目制和责任状等途径，实现了“乡政寓于村治”［26］。在利益连接和责任连带的双重逻辑下，Q 乡政府同Z 村中心间的指导-被指导、帮扶-被帮扶关系逐渐转变为“准”领导-被领导、“准”监督-被监督关系。在行政下乡广度和深度逐渐递增的基础上，Z 村管理目标和服务内容得以扩大，压力型体制得以从科层体制顺延至乡村社会，“民本位、社会本位、权利本位”的“服务型政府”理念得以从乡镇延伸覆盖至乡村，“多予、少取、放活”的“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政策得以自上而下有序推进和高效执行。

一开始我们也担心乡里考核监督会不会导致村干部对上不对下，不管老百姓死活，但事实是党和国家确确实实是为人民办实事、为人民谋福利的好政府，政府不仅拨钱下人，而且和我们一起“敲打”村干部，这几年村干部“空头支票”开少了，办实事多了，明显“老实”了（访谈记录，20200418）。

（四）业务执行规范化：村干部职业化的外在延伸

公文化是保障行政准确规范，并使其得到正式确认和大量复制、传递和保存的前提条件［27］。职业化之前，Z村干部在村务处理过程中大多采用口头传达和（少量）文字记录等方式，非正式途径为主导的传统办公形式确保了人与人之间的言语交流和情感互动，提升了乡村治理的效度，但同时也导致了村务工作的模糊化和隐秘化，消解了基层治理的信度。数字赋能推进公共治理范式转型。2016 年，中心从管委会借调技术人员郑八，2021年大学生陈九竞选村委成功①2021年2—3月，笔者所在团队回访调研Z 村发现，为响应县组织部关于村干部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最好有一名大学生的号召，2020年大学毕业不久的陈九（女）考入Z村委员会担任党建宣传员一职，2021年在新一届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中陈九成功竞选村委。，专门从事村务文职工作。借助现代化技术，郑八和陈九有序开展文字备案、信息上传、报表填写和数据存档等工作，数字建设与科层规制双向驱动乡村治理，很大程度上规避了村务工作的关系化、随意化和粗糙化，确保了业务执行的规范化、科学化和精准化［28］。

以前，上面拨了多少钱、有什么好政策，我们都不知道，搞不好就被（村干部）他们给贪了。现在，县里乡里拨了多少钱有什么好政策，电脑里记得清清楚楚，乡里也有备份，每年都要核实。村里评选低保户、五保户，请人做护林员、卫生员，都要事前通过微信公布到群，精准到人，确保无异议后再记录在册，保存在档。村里办事猫腻少了，信息透明多了，我们还有什么不放心不相信他们的（访谈记录，20200422）。

此外，为确保村干部在职在岗在位，Z村推行“两委”干部坐班值班制度，建立坐班值班工作台账，严守坐班值班工作纪律，落实坐班值班公示要求，规定“定时、定点、定人、定责”，周一至周五实行AB 或ABC 岗坐班，节假日实行值班，党支部书记必须全天在岗。坐班值班考核成绩同村干部劳务补贴直接挂钩，按月通报，规定如遇中心工作组入户，必须保证有一名村干部坐班值班。针对坐班值班期间擅离职守、贻误工作、处置突发事件不力的现象，要坚决责任、处罚落实到人并纳入年终考核。

我每天都在中心，周末也不例外，村里有什么事都是第一时间找我。现在家里没有种田了，一般就是买米买菜吃，我觉得自己和乡里县里的公务员没什么两样，甚至有时候比他们还忙。工作上有点委屈是在所难免的，但基层工作还得有人做，看到邻里关系越来越融洽，大家的日子越过越红火，我觉得很开心，很值得（访谈记录，20200427）。

三、乡村治理现代化视域下村干部职业化的实践逻辑

Z村干部职业化是我国广大农村治理现代化实践的一个缩影。总的来看，在治理资源外部赋予、治理事务内外加码的乡村治理现代化进程中，Z 村干部职业化的物质前提得以保障，权责边界得以廓清，内核要求得以体现，外在形式得以延伸。作为基层治理的普遍化现象，Z村干部职业化背后隐含着自下而上、自上而下和横向的实践逻辑，三重逻辑交互作用，赋予了乡村治理新格局、新机遇和新态势。

（一）自下而上逻辑：乡村社会结构变迁造就村干部职业化新格局

传统社会，村庄具有相对清晰的居住、生产和消费边界，整体上处于自给自足的状态，是一种相对封闭、内聚和紧密的功能性共同体［29］。共同体内，熟人社会是乡村场域的基本格局，血缘地缘是伦理本位的核心要素，正如费孝通［30］所言：“乡土社会的生活是富于地方性的。地方性是指他们流动的范围有地域上的限制，在区域间接触少，生活隔离，各自保持着孤立的社会圈子。”以农立国的理念所导致的结构松动受阻、人地关系紧张所形成和强化的家本位小农经济、以地为生的地权结构和以村而治的乡村治理，共同造就了一种“人不离土”的经济形态以及与之相对应的特定文化与价值观念［31］。传统乡村“乡党之人治乡党之事”，但并不存在村委这样的组织，即使有村长或里长，大多也没有被有效地组织起来［32］，而是作为独立的个体穿梭游荡于基层，在整个乡村社会场域内位列从属性地位。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城乡藩篱进一步被拆除，我国市场化、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进程显著提升，乡村内生秩序遭遇外生力量的强大冲击。首先，搭载城镇化的快车道，乡村文化观念经历了从一元到多元、从“乡土伦理”到市场伦理、从“乡土本色”到现代化多元的演变［33］，社会结构历经了从一元聚居向多元混居、由主干家庭向核心家庭、由熟人社会向“熟悉的陌生人”社会的变迁［34］。在文化和结构双重转轨的过程中，乡村以往功能性共同体遭遇解构，传统社会村落面临终结［35］。其次，随着维持稳定的源生性力量的瓦解，乡村人口空心化，人口结构失衡化，在养老、医疗、卫生和教育等领域陷入“累积性因果循环”，农业兼业化、农民老龄化和农村空心化等现象层出不穷，治理转型滞后、治理主体虚化和治理能力弱化等矛盾日益凸显［36］，陷入了“贫困的恶性循环”和“基层治理的内卷化”。

乡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轨引发的乡村社会结构变迁，造就了村干部职业化的新格局。从传统社会迈向现代社会，乡村目前正处于“以往的观念虽已残缺不全，却依然有着十分强大的力量，取而代之的观念仍处于形成的过程之中，现时代呈现出群龙无首的过渡状态”［37］。在乡村内生根基遭受侵蚀，自治优势面临掣肘，能力短板和主体弱项日益暴露的情境下，身处国家与社会交叉点、衔接科层体制和乡村社会的（准）村干部，生于斯，长于斯，根植于基层社会文化网络，具备丰富的本土化知识，具有传承和超越传统治理的潜能，只要他们获得群众和基层政府认可的“交叠权威”［38］，就可以平衡和约束外源性基层治理主体的政策执行方式，显著降低冲突发生的风险，提升治理效能［39］。由此，在乡村内生秩序失衡，治理效能日趋式微的时代背景下，村干部逐渐从边缘走向核心，演变成为补充乡村治理主体、统筹村庄治理秩序的核心力量；在乡村社会结构变迁，呼吁善治的现实诉求下，村干部职业化日益从争议走向共识，蜕变成为提升基层治理能力、夯实地方治理体系的重要策略。

（二）自上而下逻辑：乡村定位转型迎来村干部职业化新机遇

新中国成立至20 世纪末，我国总体上遵循城市发展先行的大政方针。1949—1978 年，国家先后在城市、农村建立了“单位制”和“公社制”。公社制将广大农村的人财物统一集合起来，一方面弥补了农业基础设施供给短板和效率弱项，另一方面则通过“剪刀差”的形式为重工业的发展和城市化的建设提供最初动力，使得城乡二元对立，存在着难以逾越的壁垒。1978 年至20 世纪末，城乡藩篱一定程度上被拆除，但由于农业税和三提五统征收过程中普遍存在的暴力执法行为，乡村干群关系紧张，公共服务供给不足，“三农”问题难以获得政社主体的充分感知和足够重视。新世纪以来，国家对乡村的定位发生转变。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而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重要表现就是城乡发展不平衡和农村农业发展不充分。因此，2000 年以来党和国家相继调整涉农政策，对农业农村发展采取“多予、少取、放活”的策略：2002 年，党的十六大提出实施统筹城乡的发展战略；2006 年，中央在全国范围内取消农业税；2012 年，党的十八大提出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2014 年，中央详细规制精准扶贫工作模式的顶层设计，推动“精准扶贫”思想落地；2017 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正式提出乡村振兴战略；2018—2019 年，中央先后印发《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0 年）》和《关于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的指导意见》，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2020 年，中央进一步印发21 世纪以来的第17 个指导“三农”工作的一号文件，要求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加强农村基层治理，对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2021 年，中央印发21 世纪以来第18 个指导“三农”工作的中央一号文件，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把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项重大任务，举全党全社会之力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国家对乡村定位的转变无疑为村干部职业化迎来了新机遇。随着国家涉农政策的调整，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下沉，丰富的社会资源、管理权限和民生服务下移，基层治理逐渐成为国家治理的重心。从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的主要任务来看，无论是完善村党组织领导乡村治理的体制机制，发挥党员在乡村治理中的先锋模范作用，还是规范村级组织工作事务，增强村民自治组织能力，亦或是丰富村民议事协商形式，助推平安、法治乡村建设，自上而下外生性赋予的党务和政务工作最终都离不开基层政权，尤其是基层政权背后对上连接科层体制、对下贯通乡村社会的村干部。村干部身处于官民衔接层域，具备调解政社上下关系、斡旋邻里左右冲突的作用、缓和体制内外张力、消弭政策前后矛盾的功能，在乡村治理进程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进入新发展阶段，为了推进全面脱贫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推动“产业扶贫”“生态扶贫”“文化扶贫”“不愁吃穿”向“产业振兴”“生态振兴”“文化振兴”“全面发展”有序转变［40］，中央和地方上级政府以绩效考核、坐班、工薪、社会保险和福利待遇等制度为依托，在提升村干部经济社会待遇的同时逐级分解、细化政治行政责任，具有将村级干部职业化、村级组织科层化、村级治理规范化，打造成为乡村治理“服务员”“信息员”“代办员”的强烈意愿和动力。

（三）横向逻辑：社会认知转变缔造村干部职业化新态势

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逻辑将乡村社会结构变迁和乡村定位转型视为倒逼、助推改革的压力和推力，村干部职业化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应“势”而为、按需供给的举措，具有被动、消极的意蕴，该意蕴在Z村案例中部分得到佐证。然而，针对现实世界频频出现的村干部竞选“热潮”，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解释逻辑难以完成理论周延和逻辑自洽。笔者认为，随着乡村社会结构的变迁以及乡村定位的转型，在基层呼吁、国家助推的同时，社会也在重新审视的过程中完成了对村干部认知的蜕变和态度的转变，进而为村干部职业化缔造了新态势。

新中国成立至20 世纪末，社会层面对村干部整体上持“非重视”和“非友善”的态度。首先是非重视。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在城市建设先行、工业发展优先的政策背景下，作为国家发展建设的“主战场”，城市成为社会舆论关注的“聚焦点”。与之相对，广大农村则大抵处于相对封闭裹挟、互助自足的状态，结构闭塞和城乡壁垒加大了社会“镜头”延伸、触及基层深度的成本，村干部连同“三农”问题难以获得政社主体的充分感知和足够重视。其次是非友善。改革开放至20世纪末，随着农民公社的瓦解以及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农村逐渐从集体化走向个体化，农民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然而，随着个体意识的觉醒，国家在农业领域实施的“隐性”剪刀差逐渐引起了广大农民的不满，村干部协同县乡政府在乡村场域内实行的催粮催款等行为很大程度上加剧了干群主体的内在矛盾和外显冲突。从村干部自身立场来看，他们因缺乏国家强力支持而无助，因经济基础匮乏而无奈，吃力不讨好，往往容易陷入“双重边缘化”的窘境［41］。

新世纪以来，在镜头切换、税费改革与资源下乡、身份预期等维度作用下，社会对村干部的认知和态度发生转变。一是镜头切换。2000 年，学者李昌平反映的“三农问题”引发了强烈反响。随后，党和国家在涉农政策方面的调整以及学界和媒体就乡村问题的探讨，进一步影响人们“想什么”和“怎么想”，增强社会对乡村社会的关注和感知，村干部同三农问题相裹挟，获得充分的社会“曝光”度。二是税费改革与资源下乡。为消弭三农问题，继全国范围内取消农业税之后，中央统筹设计，系统发力，促进了农业的系统升级，推进了农村的整体进步，带动了农民的全面发展，有效地缓和了干群关系紧张问题和村干部边缘化现象。三是身份预期。新世纪以来，村干部日益发展成为乡村治理的“先锋队”和“排头兵”。为鼓励村干部勇于担当和积极作为，党和国家先后明确提出要“通过财政转移支付等途径，形成村干部报酬和养老保险资金保障机制”，逐步完善“定职责目标、收入有保障、干好有希望、退后有所养”。在更多的政治晋升机遇、更稳的经济收入保障和更广的社会资本网络情境下，村干部职业化的外在引力和内生动力显著提升，逐步从无人问津的“旮旯地”演变为权、利争斗的“围猎场”。实践中，村干部既不是政策执行的机械工具，也不单纯是村民利益的传声话筒，而是具有一定的自主权限和能动空间的群体。无论是为了政治晋升、行政庇护、社会资本还是物质收益，能否成为村干部，将直接意味着有没有接触体制资源的合法性和便捷性［42］。总之，在国家激励和资源下乡的进程中，社会对村干部认知和态度的蜕变共同为村干部职业化提供了新养分和肥土壤。

四、结论与讨论

Z村干部职业化是我国广大农村治理现代化实践的一个缩影。在前提保障、边界划分、内核体现和外在延伸的乡村治理现代化进程中，Z 村干部职业化呈现出的办公设备现代化、责任分工明晰化、岗位职务专业化、业务执行规范化等时代特征，折射出实践的三重逻辑。从自下而上逻辑来看，随着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轨，乡村内生根基遭受侵蚀，自治优势遭遇掣肘，村干部职业化成为提升基层治理能力、夯实地方治理体系的重要策略。从自上而下逻辑来看，随着广大农村在国家发展规划战略中的地位由从属服务于城市转轨至农业农村发展先行，乡村治理纷繁芜杂，地方政府越来越倾向于村干部职业化。从社会性逻辑来看，随着镜头切换、税费改革与资源下乡、身份预期等要素的交互作用，社会对村干部认知和态度发生蜕变，村干部职业化获得了被认可接受的养分和土壤。

村干部职业化是应对基层治理“复合性危机”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的主动调试。然而，随着基层治理事务日益繁多，分化程度日趋复杂，基层普遍面临的制度缺位、制度错位和制度异位等问题，容易导致干部治村“微心态”“微视距”“微作为”，引起乡村运转“权力悬空”“行政空转”“不作为”，造成基层治理“微腐败”“黑灰化”“乱作为”，进而诱发乡村治理内卷化。为校正村干部职业化的潜在问题，基层治理的制度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尽快纳入政策议程。未来，应固根基、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夯实制度，注重制度增量，完善村干部的福利制度，将基层干部相关待遇保障制度落到实处，增强村干部职业化的治理动能；优化制度，盘活制度存量，形成职能科学和运转有序的基层治理体系，提升村干部职业化的治理效能；规范制度，增进制度质量，形成全程实时、多方联网的监督体系，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