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期感知、社会学习与稻农绿色生产行为——基于安徽、湖北867户农户调查数据

张康洁，尹昌斌，2*，CHIEN Hsiaoping

（1.中国农业科学院 农业资源与农业区划研究所，北京100081；2.中国农业绿色发展研究中心，北京100081；3.日本国际农林水产业研究中心，日本筑波305-86863；4.东京大学农学生命科学研究科，日本东京113-8657）

一、引言与文献综述

当前，我国农业发展面临着严峻的资源环境问题，化肥农药过度使用、农业废弃物不合理处置、资源过度开发使农业面源污染和耕地退化问题日益突出，给粮食产地环境安全带来很大隐患。为此，党的十九大报告从战略层面明确指出：今后农业发展方向应由“增产”向“提质”转变，并要求实行最严格的农业生态环境保护制度，推动农业绿色发展。2020 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扎实推进农业投入品减量增效，实现农业高质量发展。伴随“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展理念在农业领域实践的深入，保护产地环境、延伸绿色产业链、拓展价值链已成为农业绿色转型的新方向。事实上，农户作为农业生产经营的主体，其绿色生产行为直接关系到农业发展质量。那么，农户是如何作出绿色生产决策的？换言之，哪些因素会影响农户的绿色生产行为？又存在怎样的影响机制？探讨上述问题，对促进农业绿色发展转型，保障国家农产品安全、资源安全和生态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已有研究关注了资源禀赋、政策因素、社会信任等对农户采纳某一绿色技术或绿色生产行为的影响，并注意到这种影响在代际上表现出来的差异性。在单一技术采纳方面，Abdollahzadeh等［1］系统研究稻户采纳生物防控技术的动力及其性别间的差异；黄祖辉等［2］分析不同政策对农户农药施用行为的影响；也有学者探究合作社成员、有机肥补贴、种植规模对果农选择使用有机肥替代化肥行为的影响［3］。在绿色生产行为方面，杨志海［4］从农业劳动力老龄化、社会网络层面进行农户绿色生产技术采纳行为研究；周洁红［5］分析了合作社成员、社会资本对多种化肥投入使用方式的作用；其他学者还关注了家庭经济水平［6］、资本禀赋异质性［7］、社会信任和群体规范［8］对农户生态自觉性行为的影响；农户环境素养对生态保护行为［9］、农户分化和代际差异对农户生态耕种采纳度［10］、政府补贴对农户低碳生产技术采纳的研究［11］。此外，Arslan等［12］研究影响采纳保护性农业耕作技术和采用强度的决定因素。

上述研究丰富了农业绿色发展领域的理论和实践知识，为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一定参考，但仍有进一步拓展的空间：其一，在研究对象上，学者们多关注果蔬等经济作物，而对稻农采纳绿色生产技术或实施绿色生产行为的探讨相对较少。其二，农民作为“社会人”，其生产决策除受自身内部因素影响外，还会从所处的社会环境中通过彼此交流学习获取知识和提升阅历，进而发生一致性行为［13］，从这一点来看，社会学习是影响农户绿色生产行为的一个关键因子。伴随研究的深入，国内外学者越来越多地将社会学习理论应用于农业经济研究领域［14］；然而，相关研究笼统地探究邻里示范效应的影响，较少就社会学习的具体方式展开深入探讨。其三，作为理性经济人，农户在接受新事物时必然会潜在地对采纳后的预期效益进行事前预判；虽然部分研究关注到预期感知对农户绿色生产行为的影响，但对其具体的作用路径和程度的探究较有限，难以为政策制定提供有效支撑。

基于此，本文重点关注预期感知、社会学习对稻农绿色生产行为的影响。具体而言，主要探讨以下几点：稻农绿色生产行为是否受其预期感知和社会学习的影响？社会学习在预期感知影响绿色生产行为的过程中是否存在调节效应？稻农不同绿色生产技术的影响因素是否存在差异？为回答上述问题，本文基于农户调查数据，通过建立实证模型开展探索性分析，以期为引导稻农积极参与农业绿色发展实践、促进我国水稻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政策依据。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一）绿色生产行为

农户绿色生产行为是在农业生产过程中，为促进农业清洁生产，实现资源节约、污染降低、环境友好而实施的绿色技术采纳等行为［15］。依据农业农村部农业主推技术和水稻主要农业措施需求，本文将施用商品有机肥、种植绿肥、采用机插秧同步侧深施肥、病虫害理化诱控技术和植保无人机技术作为稻农绿色生产行为的表征。其中，种植绿肥具有生态服务价值［16］，是农户在产前投入品减量化基础上，采取的一种耕地养护措施；相比传统粗放式的手工或单一施肥机械，机插秧同步侧深施肥技术不仅能节约施肥人工，还可以提高施肥效率、减少施肥量；植保无人机技术则能提高农药喷施效果和利用率，降低土壤和空气中的农药残留［17］。据此，前三者可归为化肥减施增效的范畴，后两者属于农药减施增效的范畴。在水稻生产过程中，这些技术之间可能存在一定的互补或替代效应［18］，它们是农业绿色生产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社会学习、预期感知对农户绿色生产行为的影响

农户绿色生产行为是在内、外力协同作用下产生的。其中，社会学习是农户受社会行为引导而进行的自主学习，是影响农户行为的重要外部推力；而预期感知源于农户对事物的内在认知和心理预判，是决定农户行为的内部拉力。

我国乡村社会具有后乡土特征，但家庭农业、村落、熟悉关系仍在存续［19］。作为一个系统，农村内部各农户之间互通有无，遵守一种天然形成的内在行为规范［20］。在这种规范下，各种农业生产技术可以由普通农户通过社会学习来获取。当前，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为农户向周围人学习提供更多机会和媒介。个体采纳新技术的决定是其学习的结果，包括自身经验和观察其他经验者的行为［21］。因此，社会学习在推动农业生产方式转型中的作用尤为重要。同样，预期感知在农户绿色生产行为采纳中发挥着关键作用。伴随经济发展和文化水平的提高，农户的生态自觉性逐渐显现；当农户预期采用某一绿色生产技术能带来较高的收入或改善稻田生态环境，则会更倾向进行绿色生产。

影响农户实施绿色生产行为的社会学习与预期感知之间并非相互独立，任一因素变化亦会引起另一因素的变化，即二者之间存在交互作用关系。例如，预期感知对行为的影响可能因个体知识的不同而存在差异［22］，而这种个体知识差异很可能来自不同的社会学习境遇。在水稻生产经营过程中，稻农受周围人的影响而获取的技术知识可以加深其绿色生产技术预期感知程度，进而促进对绿色生产行为的采纳。当然，结合水稻产业特征，政府和产业组织作为必要的外部控制因子，也可能会对稻农的绿色生产行为产生一定影响。此外，农户个体、家庭特征及所处环境等也会影响农户绿色生产行为的采纳。根据上述分析，绘制如图1所示的理论分析框架。

图1 理论分析框架

（三）研究假说

作为理性经济人，农户在参与某一行为时，基于利益最大化的考量对收益进行权衡，进而作出最优决策［23］。因此，农户利益感知会直接影响其参与行为。根据田云［24］、余威震等［25］研究，在农业绿色发展政策指引加大、市场消费需求偏好转变和生态理性提高的共同协作下，农户收益不仅包括经济收益，还包含环境收益。一般而言，农户预期采纳某种行为，内心会形成一定的预期结果；预期结果越好，越可能进行采纳；当稻农认为进行绿色生产行为能够带来水稻收入增加、稻田生态环境改善，则越会进行绿色生产。据此，提出如下研究假说：

H1a：稻农对采纳绿色生产行为提高水稻收入的预期越高，越倾向于采纳；

H1b：稻农对采纳绿色生产行为改善稻田生态环境的预期越高，越倾向于采纳。

社会学习理论是由美国心理学家阿尔伯特·班杜拉于1971 年提出，主要用于分析人的行为中观察学习与自我调节的作用，它注重人的行为与周围环境的交互影响，侧重于人的观察学习或模仿学习。Gerba 等［26］指出大部分农户依靠社会学习来采用农业技术，且主要通过社会网络以交流、观察、参加社会文化活动等方式获取知识。与乡邻交流是农民进行社会学习的方式之一，是影响新技术采纳的关键因素。Aida［27］认为农户是否施药会参照邻近农户的行为，并非直接对自家农田虫害程度作出反应。当前，我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不健全，农户主要通过向周围人观察学习和互动交流来学习新技术，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技术信息不匹配的问题。此外，社会学习能丰富稻农农业知识积累，进而潜移默化地提高稻农预期感知程度以促进稻农对绿色生产行为的采纳。可见，稻农预期感知和社会学习交互作用可能是促进稻农进行绿色生产的重要机制。因此，提出如下研究假说：

H2a：交流互动显著正向影响稻农的绿色生产行为；

H2b：角色示范显著正向影响稻农绿色生产行为；

H2c：社会学习可以正向调节预期感知对稻农绿色生产行为的影响。

政府在农业绿色发展中的作用不容忽视，其宣传支持和无形背书会增加农户信任从而进行绿色生产［28-29］。农户对政府越信任，越愿意遵从政府的建议进行绿色生产。合作社在农户与市场之间起衔接作用，它能够促进农业技术在农户中的示范推广。与非合作社成员相比，入社成员可自愿享受农资采购、生产管理、技术培训、植保操作、农产品收购、信息分享等服务。蔡荣等［30］认为参加合作社对家庭农场选择化肥农药减施这一环境友好型生产方式产生积极作用；袁雪霈等［31］指出农户参与合作社深度和与合作社关系的密切性对其安全生产具有正向影响；郑适等［17］发现农户种植规模、加入合作社等因素对植保无人机技术的认知、采纳水平具有显著的积极作用。此外，农户的个人及家庭特征、所处地理位置等也对农户绿色生产行为产生一定影响。据此，提出如下研究假说：

H3：政府作用、组织化程度等外部因素会对稻农采纳绿色生产行为产生影响。

三、数据来源、变量选取与模型构建

（一）数据来源

安徽和湖北是我国长江流域重要的水稻主产省份，其水稻播种面积和产量均位于全国前列。2018年安徽和湖北水稻种植面积分别占全国的8.43%和7.92%，稻谷总产占全国的7.93%和9.27%。本文数据由课题组成员于2019 年6—8 月在安徽省贵池、巢湖2 个区（市）和湖北省的监利、钟祥、松滋、公安和东宝5 个水稻主产大县（市、区）与农户“面对面、一对一”访谈调查获得。具体调查方案为：每个县随机抽取3～4 个乡镇，每个乡镇随机选择3～5 个村庄，共发放935 份问卷，剔除无效问卷，共回收有效问卷867份，有效率为92.7%。由样本数据可知，样本农户的年龄结构以中年为主，46～55 岁的稻农比例约为43.14%；文化水平普遍较低，初中及以下农民占70%以上；农户种植经验较丰富，近54%的稻农具有30年及以上的水稻种植经验；在种植规模上，以种植3.33公顷以下的小规模农户为主，约占72.1%，而6.67公顷以上的稻农仅为21.6%。

（二）变量选取

1.因变量 稻农的绿色生产行为是本文的因变量。基于化肥农药减量增效的考虑，结合李芬妮等［32］的界定标准，用稻农对施用商品有机肥、种植绿肥、使用机插秧同步侧深施肥、理化诱控技术和植保无人机技术这五种绿色生产技术的采纳与否来表征绿色生产行为。从总样本来看，稻农施用商品有机肥的比例约为35%，种植绿肥和采纳植保无人机技术的比例分别为20%和24%左右，而采用病虫害理化诱控技术和机插秧同步侧深施肥技术的稻农比例约为14%和10%。就省份差异来看，在5 种绿色生产技术中，安徽省采纳比例最高的是植保无人机技术，种植绿肥次之；而湖北省采纳比例最高的是施用商品有机肥，植保无人机技术次之（图2）。

图2 稻农绿色生产行为采纳情况

2.关键变量 社会学习和预期感知是农户绿色生产行为的关键解释变量。根据Crane-Droesch［33］、高杨［34］、李卫等［35］相关研究，社会学习主要包括交流互动和角色示范两个方面，而预期感知则由预期收入和预期生态环境感知来表示。

3.控制变量 此外，依据盖豪［36］、Wossen等［37］研究，政府作用、是否加入合作社、水稻种植面积、家庭成员数量、家庭收入、年龄、文化水平、种植经验、是否党员等农户家庭经营及个人特征和所处地理环境因素也会对稻农绿色生产行为产生影响，应作为控制变量纳入研究之中。所有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1所示。

（三）模型构建

施用商品有机肥、种植绿肥、采用机插秧同步侧深施肥、病虫害理化诱控和植保无人机这五种绿色生产技术之间可能存在互补或替代效应，因此稻农可能同时采纳多种技术。对于某一绿色生产技术而言，稻农的采纳决策是一个二元选择过程，但面临多个绿色生产技术采纳时，稻农是否选择某几个绿色生产技术则更适用多个二元选择过程组成的Multivariate Probit 模型。若采用Binary Logit 模型，可能因不同技术回归模型中误差项存在相关关系，导致估计偏差。因此，参照Gebremariam 和Tesfaye［38］、耿宇宁等［39］的研究，本文采用包含多个二元解释变量的Multivariate Probit 模型，具体回归模型为：

式（1）中，Υ*j是不观测到的潜变量；X 是影响稻农绿色生产行为的一系列变量，包括：预期感知变量AP（预期收入感知、预期生态环境感知）、社会学习变量SL（交流互动、角色示范）及其他控制变量CV；j表示施用商品有机肥、种植绿肥、机插秧同步侧深施肥、病虫害理化诱控和植保无人机5 种绿色生产技术；βj是待估系数；μj为扰动项，假设服从均值是0、协方差是ψ的多元正态分布：μj～MVN(0，Ψ)。可观测的稻农绿色生产行为变量Υj与不可观测变量Υ*j之间存在以下关系：

式（2）中，若Y*j＞0，则Yj=1表示稻农选择相应的绿色生产技术。

式（3）中，非对角线上的元素表示5 种绿色生产技术的5 个方程随机扰动项之间不可观测的联系。若其非零值，表示各方程的随机扰动项间具有关联性；若显著大于零，表示稻农采纳的不同绿色生产技术之间具有互补效应；若显著小于零，表示稻农采纳的不同绿色生产技术之间存在替代效应。

表1 变量描述性统计

为进一步剖析社会学习在预期感知影响稻农绿色生产行为中的作用，参考李芬妮等［32］做法，分别对以上5 种绿色生产技术的预期收入、预期生态环境和交流互动、角色示范进行等权重加总再取平均计算得到预期感知和社会学习。在已有式（1）的基础上，加入“预期感知×社会学习”的交互变量AS，即：

四、结果与分析

（一）估计结果及分析

首先，采用OLS模型通过方差膨胀因子（VIF）来分别验证5个绿色生产技术采纳方程。最高VIF 均小于10，表明不存在多重共线性。Multivariate Probit 模型协方差矩阵回归结果为chi2（10）=47.262，在1%水平上显著，说明各技术的采纳决策中存在一定的关联，即：种植绿肥与施用商品有机肥、理化诱控技术与种植绿肥、植保无人机与理化诱控技术、机插秧同步侧深施肥与施用商品有机肥之间具有互补效应。

1.预期感知 如表2所示，稻农预期收入感知对病虫害理化诱控技术的采纳具有正向影响，而对采纳其他绿色生产技术未产生显著影响。这表明稻农预期采纳病虫害理化诱控技术会提高收入，越可能采纳，H1a得到部分验证。主要原因是，相比使用化学农药，病虫害理化诱控技术更具渗透性和持续性，能减少农药残留，利于节约成本和提高销售价格，进而增加稻农收入［40］；作为理性经济人，农户经济活动的最终目的是获得最大利益，若预期某种技术能提升收益则会促进稻农采纳。根据调研情况，稻农认为虽然施用商品有机肥、种植绿肥能够提高水稻质量，但市场优质优价机制尚不健全，以品质提升改善效益有较大不确定性，且有机肥价格较高、种植绿肥也会增加额外成本；机插秧同步侧深施肥和植保无人机等技术在大部分地区还处于推广阶段，农户特别是当前占绝对主导的小农户，对其收入效应认知不足。因此，稻农预期收入感知对采纳此类技术的作用不明显。

预期生态环境感知对施用商品有机肥、种植绿肥、采用机插秧同步侧深施肥和植保无人机技术带来积极作用，表明稻农预期能改善稻田生态环境的感知程度越高，越倾向于采纳绿色生产行为，H1b得到一定验证。主要是由于农户是经济理性人，同时也是生态理性人［41］。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受农产品质量安全事件、农村疾病频发和各地“化肥农药零增长”行动的影响，农户对于过度使用化肥农药的危害认知有较大提高，环保意识不断增强，更具生态自觉性。因此，提升农户对预期生态环境和预期收入的感知程度是激励农户采纳绿色生产行为的有效措施。

2.社会学习 除机插秧同步侧深施肥外，周围农户的绿色生产行为会对稻农施用商品有机肥、种植绿肥、采用理化诱控技术和植保无人机技术产生显著的正向作用，而与身边人交流过绿色生产方面的问题则无显著影响。这表明相比交流互动，对身边农户行为的细致观察是激励稻农采纳绿色生产行为的重要因素，H2a被拒绝，而H2b得到验证。该结论验证了“眼见为实，耳听为虚”的说法，即：当稻农越注重观察身边人的绿色生产行为，越会促进自身施用商品有机肥、种植绿肥、采用病虫害理化诱控技术和植保无人机技术。原因在于，虽然农户之间交流频繁，但交流内容的针对性和可信度有待考究，而精准的农业信息才是农户采纳绿色生产技术的重要影响因素［42］。若稻农注重观察周围农户绿色生产技术的采纳情况、实施过程和效果，则更能直观地了解和掌握新技术的核心功效、操作要点，进而可以保障技术效率向最大化、最有利于自身效益提升的方向演变。

如表3所示，社会学习可以正向调节预期感知对稻农绿色生产行为的影响，在以上5种绿色生产技术中，预期感知与社会学习的交互项对稻农施用商品有机肥带来正向显著作用，即：通过社会学习可以提高稻农对施用商品有机肥增加预期收入和保护稻田生态环境的感知程度，进而促进商品有机肥的采纳，H2c得到部分验证。在当前研究区域中，由于受当地示范带动和推广程度的影响，稻农对种植绿肥、机插秧同步侧深施肥、病虫害理化诱控技术和植保无人机技术的认知水平较有限，采纳度较低；而采用商品有机肥的比例较高，其施用较普遍，为小农户提供了更多的观察学习机会。

3.控制变量 政府宣传在1%的水平上对稻农施用商品有机肥和采纳理化诱控技术具有正向显著影响，对种植绿肥、采用机插秧同步侧深施肥和植保无人机技术无显著作用；政府信任对以上绿色生产技术的采纳均无明显影响，即H3部分成立。调研发现，约51%的稻农表示对政府宣传较满意和非常满意，在一定程度上也印证了上述结论；并且，稻农技术信息来源多样化，与亲邻、合作社、农资部门交往最为紧密，更易受其影响。就组织化程度而言，除种植绿肥外，相比非社员农户，加入合作社的稻农更倾向于采用商品有机肥、机插秧同步侧深施肥、理化诱控技术和植保无人机技术。这表明，作为农户与市场之间的纽带，合作社有利于促进农业生产投入的有效利用［43］，通过统一提供农资、技术培训和销售等制度安排，促进农户采用现代化农业措施进行绿色生产。

表2 Multivariate Probit模型估计结果

在家庭经营特征中，参加技术培训对稻农施用商品有机肥、种植绿肥和采用理化诱控技术、植保无人机技术具有正向作用，主要原因是参与技术培训能使稻农较系统地理解其成效，这与已有研究相一致［44］；水稻种植面积在1%水平上对机插秧同步侧深施肥和植保无人机技术带来积极影响，可能是由于种植面积越大，越利于机械化操作；而家庭成员数量对稻农种植绿肥和采纳机插秧同步侧深施肥技术产生正向作用，可能是为了实现增收，农户家庭成员多关注农业生产的投入产出情况。在农户特征方面，种植经验在1%水平上对采纳机插秧同步侧深施肥技术产生显著正向影响。这是因为多年种植水稻的稻农更易甄别机插秧同步侧深施肥技术与人工插秧、直播或单一机插秧的利弊关系。此外，党员对采纳理化诱控技术具有积极影响，文化程度高的稻农更易使用植保无人机技术，而年长的稻农不易采纳机插秧同步侧深施肥技术。主要原因是，具有党员身份的稻农拥有较高思想觉悟、知识储备和更多社会关系［45］，是政府政策在基层的推动者及实践者，为采纳理化诱控技术提供更多可能性；文化程度高的稻农以中青年为主，对植保无人机技术更加了解；同样，由调研可知，年长者水稻种植面积相对较小，以口粮为主，能够做到生产自给自足，对机插秧同步侧深施肥技术的需求较小。相比山地、丘陵地区，处于平原地区的稻农更易加大对商品有机肥、机插秧同步侧深施肥和植保无人机技术的采纳，尤其后两种技术对操作环境有较高要求，平坦的地势更易于高效作业。

表3 预期感知与社会学习的交互作用

（二）稳健性检验

为验证结果的稳健性，采用Binary Logit 模型与上文Multivariate Probit 模型的回归结果进行对比（表4），发现社会学习、预期感知、政府作用和组织化程度对稻农绿色生产行为的影响几乎保持一致，即：稻农见到周围人施用商品有机肥、种植绿肥、采用病虫害理化诱控技术和植保无人技术，会促进其对以上绿色生产技术的采纳；稻农的预期生态环境感知愈强愈会提高绿色生产行为的实施；政府宣传也会对其行为带来一定的积极影响；而加入合作社可以提高稻农绿色生产技术的采纳。此外，社会学习可以通过强化稻农的预期感知来促进施用商品有化肥。这些结论均验证了本文研究结果的有效性和稳定性。

表4 基于Binary logit模型的稳健性检验结果

五、结论与启示

基于长江流域安徽、湖北两省稻农调研数据，采用Multivariate Probit 模型探究社会学习、预期感知对稻农绿色生产行为的影响，得出以下主要结论：一是稻农对不同技术的采纳决策存在一定的关联，即种植绿肥与施用商品有机肥、理化诱控技术与种植绿肥、植保无人机与理化诱控技术、机插秧同步侧深施肥与施用商品有机肥之间具有互补效应；二是社会学习、预期感知对稻农采纳不同绿色生产行为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但存在内部差异性；三是社会学习能够提高稻农对施用商品有机肥的预期感知，进而推动稻农对商品有机肥的采纳，但社会学习在其他技术采纳中的调节效应不明显；此外，参加技术培训、水稻种植面积、种植经验、党员身份、文化程度等均对绿色生产行为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

基于以上结论，得出如下启示：一是提高农户绿色生产采纳预期是促进绿色生产行为的有效途径，可通过宣传绿色生产技术的经济、环境效益，提升农户综合认知程度和收益预期。二是周边邻里的示范效应有利于发挥社会学习的群体作用，进而激发农户进行绿色生产。通过室内外座谈、田间现场观摩等多元化学习方式，强化农户与周围农户的联系，从直观视觉、亲身经历来增强稻农对技术的认知度和接受度。三是发挥政府、合作社等主体对稻农采纳绿色生产行为的引导作用，可依托各级政府和产业组织，建立绿色生产讲习所和粮食安全实践教育示范基地，引导和激发农户采纳绿色生产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