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民自治中社会资本的异化及功能重塑——基于豫东S村的个案考察

于 水，孟伟林

（南京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江苏南京210095）

一、引言与文献综述

在推进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宏大叙事背景下，乡村治理创新问题备受关注。村民自治经过多年的探索实践，不仅成为基层治理实践的创举，也是农村社会迈向民主化治理的肯綮。现有研究多基于协商民主、制度主义、善治等理论来探索我国村民自治实现之道［1］，尽管体现出外部规制与内在民主的价值诉求，但却未能阐释或直接忽视自治内卷化、行政化等难题的柔性症结，即社会资本异化与国家政权主导下的村民自治衔接脱节问题，实则是对“三治合一”乡村治理体系中德治价值关怀的缺失。现实中我国村民自治实践的“悬空”现象仍比较明显，譬如后税费时代乡镇政府对乡村公职化管控的行政逻辑致使村级组织与村庄自治之间处于剥离状态，而社会资本的异化加速乡村利益单元裂变，进而诱发行政吸纳自治、基层民主内卷化等风险。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2］，为新时期乡村秩序的重构提供了新思路，也为乡村治理转型提供了方法论。因此，如何在乡村治理转型的背景下，解决乡村社会资本的异化问题以实现村民自治的治理有效，对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学术界将社会资本纳入村民自治的研究相对较少且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其一，基于乡村振兴战略，分析社会资本为其提质增效的工具性价值［3］，认为社会资本的重塑是创新乡村治理体系的有效路径［4］，可为乡村治理转型提供有效范式［5］。其二，着眼于社会资本何以影响乡村治理绩效，认为社会资本缺失将影响村民的政治参与行为和村庄集体行动的达成［6］，进而影响乡村治理的绩效［7］。在村民自治的自治单元选择上，部分学者基于内生整合视角认为村民小组［8］、乡村精英［9］、新乡贤［10］等自治群体符合传统乡村治理的自洽逻辑，可助推乡村振兴的实现。在具体的实现路径上，学者们提出了在经济发达地区具有较好普适性的“规则型自治”［11］、以国家与乡村二者共生诉求为驱动力的“民主式自治”［12］、自治与他治双向互动［13］以及以自治基本单元下沉为代表的微自治［14］等策略。笔者发现，无论是多样化的自治单元，亦或是不同视角的治理实现路径，国内学界或聚焦于理论建构和制度规范下村民自治何以可能的问题，或集中于社会资本与乡村治理二者的逻辑关系厘清和乡村振兴背景下传统社会资本的流失问题，鲜有社会资本异化何以影响村民自治的实证分析。基于此，本文以乡村社会资本的异化探微为逻辑起点，采用信任-规范-网络的分析框架系统阐释社会资本异化的因果逻辑和乡土场域社会资本的重构之道，继而为乡村治理创新提供一种思路。

二、理论分析

（一）社会资本：透视村民自治的基本变量

从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到撤社建乡的乡政村治体制，再到十九大提出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都反映出国家与乡村社会关系的历史性调适［15］。与城市近郊村庄的边缘化治理不同，形成于乡土场域的自然村落拥有丰富的治理资源，其治理方式往往呈现出复杂性和渐进性的特质［16］。换言之，村民自治的治理逻辑背后蕴藏着乡土社会丰厚的社会资本存量；即体现在以地缘关系为载体的共同体意识、基于血缘、亲缘形塑的宗族认同等向度的社会资本与国家行政权力的末梢——基层民主政治之间具备较强的协调互动关系：一方面，传统社会资本式微与现代社会资本缺失的双重困境致使“乡政村治”模式下基层民主的失灵［17］；另一方面，村民自治制度中以关系认知为纽带的自治单元至关重要，而自治单元的治理实践对社会资本则具有制度规范效应。正如2020 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指出：“健全基层民主制度，完善村规民约，推进村民自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注重发挥家庭家教家风在乡村治理中的重要作用”。实际上，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也即是乡村治理主体——村民的现代化，而现代性村民自治主体的培育亟需乡村社会资本这一基本变量的反哺和型塑。

（二）分析框架

美国学者罗伯特·帕特南［18］认为：“社会资本是指社会组织的特征，诸如信任、规范以及网络，它们能够通过促进合作来提高社会的效率。”社会资本可分为个人社会资本（侧重于个体社会关系网络）和团体社会资本（侧重于组织内部资源及结构）［19］。本文通过借鉴该定义及其他相关研究，将社会资本划分为个体社会资本和村落社会资本。村落层面的社会资本由个体或宗族社会资本构成，其异化亦通过个体或宗族的信任、规范及网络的表现形式体现。因此，本文通过考察村民个体层面的信任、规范和关系网络等情况来分析村落层面的社会资本存量及其异化，并通过社会资本的功能重塑为村民自治提质增效（图1）。需要说明的是，村落社会资本异化于村民自治影响较大，但其作用机理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

图1 社会资本的异化及功能重塑分析框架

作为社会资本最为核心的要素，信任是指公民之间相互信任的程度。其中既有基于血缘、地缘形成的特殊信任，也有基于趣缘、业缘型塑的一般信任。有学者将信任分为政治信任和人际信任，认为二者是影响政治参与的重要指标。信任产生于互惠规范和公民参与网络，并与合作具有较强的逻辑关联。具体来说，信任是合作的前提，合作则是信任的行为表现。伴随着农村社会的变迁，村落层面的信任失衡加剧，新的差序信任格局（特殊信任为主，一般信任较弱）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村庄的集体行动能力。

规范具有较强的内生性，并通过乡土伦理的代际传递深嵌于人们的意识形态中，是社会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文化传承的一部分，规范是群体成员获取社会认同的重要准则。一方面，规范是一种“软约束机制”，可通过乡土社会的人情面子、村规民约等形式，使违规者失去群体认同，规制其不良行为；另一方面，规范具有激励效应。良好的规范可促进人际互惠合作，密切人际网络。然而，农村社会结构的变化和人口流动的加快，利己性正成为人情互惠的价值导向，传统伦理规范的正向效应日趋式微，并与法治规范形成了一定的张力。

作为一种实际的或潜在的资源集合体，社会资本对某种持久网络的占有息息相关［20］，该网络是社会资本发挥作用的重要载体。村民自治的多元主体中存在着多种类型的网络，既有宗族、群团组织的群体网络，也有原子化村民个体的人际网络。多重网络交织并存，虽拓宽了村民自治的参与面，却也增加了不同网络间的统筹协调难度。囿于宗族网络比较封闭且亲缘地缘色彩浓厚，村落社会网络的裙带主义特征相对显著：为争夺有限的政治资源，异质性较强且资源禀赋的组织、宗族网络内部往往守望相助，而对网络外来者则排斥严重；同时人际网络则可能受到“功利主义”的侵蚀，成为个人谋利的工具。

三、社会资本的异化探微：基于豫东S村的个案考察

（一）S村概况

S 村是黄淮平原一个典型的宗族村落，地处河南省周口市西南部①按照学术规范，本文中的人名、地名均已做匿名化处理。。全村辖3 个村民小组，C 组、Z组和L 组，3 个村民小组的内部成员之间宗族色彩浓厚。其中L 组主要姓氏为李姓，人口比例约为总人口一半。而主要姓氏为崔姓的C组，其人口比例与以赵姓为主要姓氏的Z组相差无几，均约为总人口的1/4。该村具有以下特点：第一，经济发展水平滞后，村民经济收入主要来源于外出务工，属于绝对贫困型村庄；第二，具备一定的村集体经济，贫困村帮扶项目能为该村村集体经济创收；第三，村民小组均以宗族姓氏划分，民风淳朴，同一宗族内村民之间的血缘、亲缘关系显著。

本文选取S 村主要基于以下几点考虑：首先，囿于经济发展的滞后性和村落一定的封闭性，S 村拥有一定的村落社会资本存量且在中部乡村极具代表性；其次，从乡村治理结构来看，3 个村民小组的宗族特征显著，便于分析不同宗族力量嵌入对村民自治的影响；再者，从村民自治实践来看，笔者曾多次参与S 村村民自治实践，对其自治图景较为了解；最后，在国家扶贫项目落地和村民候鸟式迁徙务工的背景下，S 村村落社会资本也在发生着变迁，将问题视角切入到村落社会资本上，既能从村民主体行为中考察其社会关系网络、互惠规范和信任的变化，也可真实反映村民自治的现实图景。

（二）S村社会资本的异化表现：合作困境、互惠消解与圈外排斥

随着城市化的不断推进和乡村社会人群流动的增加，村落社会结构和行为准则在其进程中发生着变化。农村社会在现代化转型过程中，村落的封闭性和个体间守望相助的状态被打破，村庄原有的优质社会资本存量逐渐消减，其表现形式发生了异化。

1.集体行动中的合作困境 从乡土场域信任的发生逻辑来看，无论是固守村落的留守群体，还是离土离乡的务工群体，以家庭宗族为核心的组织网络依然是培育人们信任的沃土。随着国家与乡村社会关系的调适和人们交往范围的不断扩大，以往村落层面不分彼此的均衡化信任正被以宗族团体为核心的差序化信任所替代。经考察发现，建立在私人关系基础上的差序信任在S 村3 个村民小组内部存量丰厚，已然成为宗族内部成员之间的合作支撑，但也在村落层面的集体行动中衍生出诸多的合作困境。

2018 年7 月份，S 村响应国家建设美丽乡村的号召，3 个村民小组组长负责将县里分发的垃圾桶分别在村里各个干道上予以投放。然而，垃圾桶投放后的一周内，竟“凭空消失”了大半。为防止事态恶化，村委组织人手在遗失垃圾桶周边进行入户排查，最后在农户家中将丢失的垃圾桶找回。事后，村委针对此事召开村民会议，对相关村民进行批评教育。此后，村子所有的垃圾桶均被铁链锁在电线杆上。

村里的会计说道：“用铁链锁住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本身垃圾桶投放就是尽可能方便每一户。但有些人嘞，垃圾不处理就扔桶里了，夏天异味就比较严重，那些离垃圾桶较近的村民肯定有意见。村委通过村室喇叭告诫了多次，但乱丢垃圾的事还是时常发生。要是周围邻居都是一门①方言：意为一个宗族的。的话，这种事他们几家私下说说也就过去了。如果不是一门嘞，那就不好弄了，最后的结局就是垃圾桶被藏了起来，大伙都没法用。”（访谈记录：CDQ20180805-LJX）。

案例中垃圾桶从公共物品到私人物品的身份转变，是村庄公共事务治理失效的一个缩影。在S 村差序信任格局中，个体或宗族社会资本未能形成村庄公共事务的治理合力，而村委相关惩罚机制和保障机制缺位，导致治理结果与村民预期之间落差较大，降低了干群间的信任水平。总之，村民对于美丽乡村建设的不配合和邻里之间、干群之间的不信任，造成了村庄环境治理的真空和村落社会资本存量的流失，二者相互作用导致村落社会信任出现了异化，即合作困境的形成。

2.功利主义下的互惠消解 以村规民约和传统习俗为代表的互惠规范让S村村民在处理私人问题时得心应手，同时也增强了宗族内部的天然互惠。实际上，不同于过去互惠对象的广泛性（互惠延伸至整个村落层面），如今村民的互惠对象范围逐渐缩小且功利主义价值导向凸显，互惠格局偏小。在村庄公共事务治理中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冲突彰显，基于村庄共同体理念的互惠不断遭到削弱。

早在2005年，S村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天晴一身土，下雨家里处”，这真实地反映了当时村里的交通状况。为改善村里的交通条件，村委通过县政府补助、镇政府自筹、村民“一事一议”集资等方式，对村里的土路进行了首次修整。当时三个宗族无论男女老幼，均自发参与其中。当道路修到李家人门前时，施工现场随处可见赵家人和崔家人忙碌的身影。

村里的一位崔姓村民（40 余岁）回忆道：“那会儿村里的路差得很，一下雨都不能出门，不光俺姓崔嘞路不好走，姓李嘞和姓赵嘞也一样不好走啊。所以一听说要修路，大伙都比较自觉，也很团结。”（访谈记录：CDQ20180715-CHB）。

2015 年7 月，村里的道路迎来了第二次翻修。道路施工被清理出来的砖头一时间成了村里免费的公共物品（村委就砖头的使用去向事先未做出相关说明）。不少村民将从自家宅基地路段清理出的砖头占为己有。然而，宅基地面积大小不一，那些“分”到较少砖头的村民心有不满，在同姓宗族的帮助下，自发哄抢主干道路段旁的砖头，引发多起冲突事件。

据一位参与哄抢砖头的当事人回忆道：“那砖头是公家嘞，又不是他一个人嘞，凭什么他一个人享有那么多，像俺家那一段路没怎么清理出砖头，那我岂不是吃亏了？”（访谈记录：CDQ20180715-ZHH）。

先后两次修路事件折射出不一样的互惠理念。首次修路时，村民们抛开宗族身份，上下一心投身于村庄公共事务中，其行为逻辑凸显了村落层面丰厚的社会资本存量。而第二次修路时，村庄的社会结构由闭合走向开放，在社会变迁中村民的村庄归属感日渐式微，互惠格局逐渐原子化。实际上，S 村互惠规范的异化主要体现在互惠观念的变化上。一方面，村落社会资本的流失淡化了村民的公共精神和归属感，致使互惠规模从村落层面收缩至个人层面；另一方面，村委事前规制的空白致使正式规范缺位，进一步削弱了村落原有的普遍互惠和村庄共同体意识。

3.裙带网络下的圈外排斥 家族宗族网络是S 村社会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伴随着乡村自治重心的下移和项目制背景下治理资源的下沉，“权力主义”的价值导向在村庄社会网络内部不断渗透，宗族网络成为了宗族团体谋取政治资源的工具，村庄社会网络失衡凸显。具体表现在网络内部拥有高度团结且封闭性显著，家族宗族网络之间则各自为营，甚至采取相互排斥的态度。

2017 年8 月，为选举村务监督委员会主任，村里召开了一次村民大会。在会议召开前夕，不少崔氏宗族和赵氏宗族的人都认为这是一次提升宗族话语权的好机会，坚决表示要将选票投给本宗族的候选人，至于异姓宗族则不予以考虑。事实上，人口优势明显的李姓宗族亦是将此次选举视为壮大宗族实力的大事。最后，凭借遥遥领先的选票优势，李氏宗族的人顺利成为村监委的首届主任。

事后，赵氏宗族的一名男性村民说道：“李家人当选也是意料之中的事，像支部书记一直都是李家人干的，赵家人和崔家人一般干个会计、妇女主任啥的，当不了一把手。再说了，我们赵家和崔家在人数上也没啥优势，李家人这些年也没少沾书记的光，这种好处他们清楚的很。”（访谈记录：CDQ20180716-ZCC）

在家族、宗族社会关系网络中，一方面，同质性网络成员为获取网络带给自身的利益变现，往往能达成集体行动；另一方面，为争夺有限的政治资源，异质性网络成员间持有排斥心理，造成村落社会网络分散化、团体化的格局。村落社会网络的“马太效应”愈发明显，村落社会资本在宗族网络的“内耗”中大量流失，并呈现出“圈外排斥”的异化态势，最终给村民自治的政治生态带来严重威胁。

（三）S村社会资本的异化成因：利己文化、规范失效与宗族禀赋

案例中以信任、规范和网络为要素的社会资本深嵌于乡土社会的内源结构当中，并与村民的行动逻辑存在较强的关联。在村庄封闭性式微的过程中，社会资本的异化进一步消减了村民的村庄归属感和对公共事务的参与感，最终给村庄公共事务治理带来较大的负面影响。因此，应从村民自治诉求和乡土社会的内生性资源入手，即通过村落传统文化、乡风民俗及宗族组织等层面来分析村落社会资本异化的深层次成因。

第一，村落传统文化建设滞后，村落自治的信任格局失衡。在“皇权不下县”的历史图景中，乡村社会依托“名望乡绅”“重家族归属”等特质有效弥补了国家力量的缺位，维护了基层治理的稳定。其中，以家族认同为情感基础的传统宗族文化强调个人对整体的服从，作为其组织根基的家族宗族更是集体观念分明。这些根植于血缘、亲缘及地缘之中的传统宗族文化是村民自治的柔性基础。然而，疏于传统文化建设的欠发达村落在现代化冲击下，其传统宗族文化极易衍生出以利己文化为核心的“小团体观念”。该观念在加深同姓宗族特殊信任的同时，也在瓦解着异姓宗族间的一般信任，最终导致村落层面信任格局的失衡。如上文所说，S村3个村民小组中遍布着密集的同族同宗关系，宗族组织在参与村庄自治时，往往将本宗族利益的维护作为首要目标，造成村落局部高度信任、整体低度信任的局面。另外，公共事务治理结果与村民预期之间的落差也降低了村落层面的政治信任，以上多种因素造成了村庄集体行动的合作困境。因此，在利己文化的影响下，S 村村民自治文化的培育举步维艰，难以形成村落层面的集体行动。

第二，乡村规范融合力度不足，村民自治的规范效应式微。制度建构是形成制度绩效的前提和保障，制度的规范化有利于培育良好的乡村社会风尚，使人们的行为得到有效约束。作为我国乡村社会典型的正式制度，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自治法》为依托的村民自治制度尚未有效渗透到乡村社会。作为非正式制度的村规民约虽然得到了村民的部分认知，但村民对其蕴含的民主意蕴认知仍比较匮乏，亦未能形成有效的柔性制约。体现国家意志的正式制度与彰显群众需求的非正式制度间具有多维关系，二者若能有效融合，则可实现制度目标，反之，则不利于农村“善治”的实现。先后两次的修路事件中，村民表现出截然不同的行动逻辑，正是正式制度规范与非正式制度规范二者张力的体现。首次修路时，三大宗族的村落共同体意识浓厚，互帮互助式的非正式规范在正式制度的规制下有效促进了村民集体行动的形成。而第二次修路时，正式规范的缺位造成了村民参与公共事务的无序。总之，基于非正式规范引导的互惠行为，因缺乏正式规范的引导和修正，其互惠范围逐渐原子化并滋生了“功利主义”的价值导向，给村民自治带来了纷争与失序。

第三，宗族关系网络占据主导，村民自治的关系网络失衡。在世代累居、聚族而居的传统乡村社会，村落封闭性明显，以血缘、亲缘关系为核心的宗族网络能够服务于村落共同体的建设。基于此，村民在村落层面往往呈现出较高的合作水平和互惠程度。随着乡村社会封闭性的不断弱化和治理资源的外部嵌入，村民原有的村落共同体观念未能经受住政治利益的考验，宗族网络展开了对政治资源的争夺，在此过程中村落社会资本大量流失并造成了宗族网络间的圈外排斥。实际上，宗族关系网络的一方独大会压缩村落层面其他宗族网络的成长空间，造成村民自治关系网络失衡的现象，严重影响村民自治的合法性。S 村拥有极为密集的宗族关系网络，但同姓宗族关系网络却主导了村民自治的决策议程。另外，在村民自治的选举、决策等环节，占绝对优势的宗族更容易取得较高的话语地位，进而左右自治议程的安排，由此形成的民主决策仅能代表“部分群体的意志”。因此，在关系网络的失衡下，村民形成“大宗族、小村庄”的局部思维，宗族间的“圈外排斥”不断削弱村庄共同体意识，降低了弱势宗族对民主决策的参与感和公正感，村民自治的有效性不复存在。

四、信任均衡、规范融合与网络联结：社会资本重塑的三重维度

内生于乡土社会的乡村社会资本，其作用本身是“双面”的。即社会资本存在正向与负向的功能。而村落社会资本在村民自治中的作用机制存在正向功能亦或是负面影响，关键在于其蕴含的存量［21］。若存量丰厚则容易达成集体共识，实现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的一致性，促成集体行动。存量不足，则小团体关系（如宗族）凸显，致使村落社会资本在公共领域发挥消极作用并呈现异化态势。因此，要实现村落社会资本的重塑，应从信任、规范、网络入手有效提升社会资本存量。

（一）信任均衡：打破一般信任与特殊信任的失衡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部署实施，村民自治的制度化趋势逐渐明显。在农村社区治理中，制度信任借助于制度的强制性约束，可有效推动村民行为方式和交往方式的规范化和模式化。因此，丰富制度性社会资本可在扭转村庄一般信任缺位的同时，有效规范宗族间的特殊信任，从而实现一般信任与特殊信任的均衡，提升村落社会资本存量，为村民自治提供良好的信任环境。具体来说，首先，重塑宗族文化。宗族文化建设应突破单一血缘关系的束缚，积极吸纳业缘、地缘及趣缘等关系网络，在村落层面形成稳固的一般信任，为村庄共同体的型塑构建必要的价值观念。其次，恢复礼治传统。“遵礼而治”的传统乡村社会将“礼”作为一种理念灌输到人们的言行习惯之中，有效维护了乡村社会的稳定。因此，应通过礼治传统的恢复，实现“村庄共同体”理念的复苏，使宗族原有的特殊信任在村庄层面得到延伸。最后，构建宗族利益联结机制。在一般信任的范围内，让村民在村庄整体利益和宗族利益的权衡中重新审视个人利益，增强其参与公共事务的合作意愿，为村民自治营造良好的信任格局。

（二）规范融合：促进法治规范与伦理规范的融合

秩序建构需以科学有效的规范为保障，村民自治更需要多元规范来为治理有效赋能。在乡土场域中，无论是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为代表的法治规范，还是以村规民约、传统习俗为内核的伦理规范，其形态各异，运行逻辑不尽相同，因此二者难免发生冲突，致使村民自治的规范失效。因此，促进法治规范与伦理规范的融合，可节约规范的执行成本，形成规范合力。一方面，要通过“规范吸纳”激活伦理规范的法治效应。在乡村治理相关政策的设计、执行、反馈等环节融入我国传统乡土社会优良的伦理规范，利用其特有的法源地位引导人们有序参与村庄自治，树立“小宗族、大村庄”的共同体观念。另一方面，在法治规范的基础上进一步重塑伦理规范。既要加强法治规范输送国家意识形态的渗透力，又要密切正式制度安排与乡村伦理规范的联系，强化村规民约的约束力，实现村庄公共性的型塑。总之，体现国家意识的法治规范与体现乡土意识的伦理规范对构建“三治合一”的乡村治理体系具有不可或缺的价值，促进二者融合，可为村落层面“利他主义”的培育提供土壤，有效改善人们的互惠行为，继而为村民自治构建有效的规范体系。

（三）网络联结：推进情感网络与组织网络的联结

费孝通［22］认为，在差序格局中，社会关系是逐渐从一个一个人推出去的，是私人联系的增加，社会范围是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村庄多重网络联结可为村庄公共事务治理凝聚力量，促进村庄集体行动的生成，提升村民自治的成效。具体来说，情感网络可维系村庄层面的密切互动，组织网络则是资源获取的有效工具。因此，应推进情感网络与组织网络的联结，在唤醒村庄共同体情愫的基础上，打破宗族间自我利益“封锁”机制，促进村庄自治网络的生成。首先，依托互联网技术，构建村庄情感网络建设平台。可通过微信群、QQ 群等多种网络社交工具完成涉及村民切身利益的乡村公共事务信息的发布及处理，在网上事务的协调沟通中不断密切异姓宗族村民间的交流与互动，有效提升村民情感网络的密度和广度。其次，促进村庄多元组织的发展，打造密集的组织网络。在基层党组织的核心领导下，村庄要积极整合内部优势资源，有效调动村庄经济能人、社会精英等群体参与到村级治理当中。最后，以村庄共同体为核心的情感认知网络为纽带，大力发展培育各类组织团体，促进村庄关系网络均衡化、规范化发展，为村民自治铸就规范的治理网络体系。

五、结论与讨论

从“乡土中国”转向“城乡中国”的进程中，不少村庄已是半熟人社会，而乡土场域中的社会资本则蕴藏着熟人社会的意蕴。以血缘亲缘关系为核心的宗族组织在“乡政村治”格局下开始复苏，其背后蕴藏的信任、规范、网络等社会资本对现代村民自治具有重要影响。其中，信任异化下的村民自治出现了诸多的合作困境，因此要强化村落传统文化建设，以信任均衡来营造良好的信任格局；规范异化下的村民自治呈现出村民互惠消解的态势，因此要加快乡村规范的现代化建设，以规范融合来营造有效的规范体系；而网络异化下的村民自治表现出明显的宗族间“圈外排斥”现象，因此要促进村庄多元组织的发展，以网络联结实现村庄治理中多种话语的在场。

在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自治体系中，社会资本已渗透到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务的过程之中。村落社会资本是村庄公共事务治理的重要变量，乡村社会资本的存量消减是其异化的逻辑起点。当村民置身于存量丰厚的社会资本中时，村民自治比较容易实现治理有效的目标，乡村“善治”更能得以落实。而当村民置身于存量不足的社会资本中时，则社会资本非但不能为村民自治提质增效，反而会给其带来诸多不利影响。在快速城市化的背景下，乡土社会的内生性资源不断被分崩离析且处于传统与现代的鸿沟之中。应该看到，现代化并不是对传统乡土资源的摒弃，合理利用乡土场域中的传统资源并加以重塑，从而有效提升村落社会资本存量，不仅可以实现社会资本异化的正本清源，更能在乡村振兴中发挥其正向的价值功用，推动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传统社会资本内生于封闭、静止的乡土社会，与产生于开放、流动环境中的村民自治制度之间存有一定的张力，尤其是以S村为代表的现代化较为缓慢的乡村，更难以满足现代村民自治的要求。在后税费时代，以“项目治国”为代表的国家力量源源不断地为乡村发展输送着资源，现代性正不断解构并重塑着乡村社会的面貌。2020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推进村民自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那么，在现代化转型的伟大征程中，如何理性看待村落社会资本的流失与异化，以避免乡村社会传统性的丢失？如何基于传统乡村社会的历史治理经验，理性分析传统乡土资源的断裂与重构，实现其推动村民自治现代化的重要使命。这些问题尚需进一步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