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背景下青年返乡创业的基础、类型与功能

毛一敬

（华中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湖北武汉430074）

一、引言与文献综述

党的十九大确定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并以“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为总要求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随着国家资源下乡和惠农政策实施力度不断加强，农村生产生活基础设施条件明显改善，部分城市经济要素开始向乡村延伸和转移，乡村社会开始吸引人才和资本集聚。国家发改委发布信息显示，截止2019 年，全国返乡创业人员已超过800 万人，带动就业人数约3 000 万人，返乡创业群体组成结构以拥有5～8年在外打工经历的“70后”和“80后”为主。返乡创业是青年自主选择的不同于“进城务工”的自我实现方式，是青年在乡村振兴中实践青春建功行动的具体形式，是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和实现乡村振兴的新动能。

学界主要从经济学视角和社会学视角对青年返乡创业问题展开讨论。经济学视角认为，返乡创业是青年自主选择的市场经营性行为，并将青年返乡创业作为一种经济现象，客观分析其实现条件和优化路径。刘唐宇［1］指出，青年返乡创业是我国现有社会经济体制下劳务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是一种客观的社会经济现象。然而，分散的青年创业者因资金不多、规模有限，普遍存在抗风险能力弱、对接大市场困难等问题［2］。通过培训提高青年的创业能力［3］、加大金融制度创新力度和开拓青年创业融资筹资渠道［4］、加快搭建市场平台建立互联网销售渠道［5］等，是助推青年返乡创业成功，实现城乡经济“包容性增长”和“共享式发展”［6］的主要途径。经济学研究进路着眼于青年返乡创业的市场经济属性，从主体、资本、市场等角度考察青年创业的实现条件。然而，在返乡创业模式下，“返乡”是青年创业的前置条件，这决定了青年创业行为除了具有一般的市场经济特征外，还与乡村社会发生着紧密关联，这一视角忽视了青年返乡创业与乡村社会的互动关系。社会学视角主要在人口“逆城市化”流动中考察青年返乡创业，重点分析主体的实践动力和社会影响。梁栋和吴存玉［7］提出，人口红利转向、城市消费转型、乡村建设累积效应等是青年农民返乡创业的宏观社会性条件。返乡创业是农民工在个人、家庭、宏观社会经济环境等多种因素影响下，对输出地和输入地收益比较后，作出的一种理性选择［8］。乡村振兴背景下，青年在乡村建设中发挥着“补位”功能［9］，青年参与村庄治理能够推动村庄精英顺利更替［10］、青年返乡从事农业经营有利于解决留守人口难题和农业后继无人问题［11］。社会学视角着眼于青年返乡的微观动力机制和宏观社会影响，勾勒了青年返乡创业的完整画像。然而，已有研究多在一般性层面上整体性刻画返乡青年的创业活动，忽视了青年群体内部青年创业实践的丰富性和差异性。

基于对河南信阳农村的田野调查实践，本文遵循社会学研究进路，结合青年返乡创业的具体案例，分析乡村振兴背景下青年返乡创业实践的社会基础、实践类型和社会功能。致力于将一般化的青年返乡创业研究置于青年创业的具体实践中进行分析，呈现实践中青年返乡创业的具体形态和经营特点。本文经验材料来自于笔者在河南信阳农村的田野调查。笔者与所在研究团队于2020 年5 月在河南信阳开展了为期20 天的驻村调研，青年返现创业是关注的重点内容之一。信阳张村是城市远郊农村，当地村民2000 年后开始进城务工，农民进城务工释放了村庄土地规模化流转的空间，国家资源下乡不断改善村庄基础设施条件，村庄具备发展新型农业产业的资源基础。张村交通条件便利，近几年不断吸引能人回乡创业，青年返乡创业是其中的重要主体，推动村庄农业产业发展。

二、青年返乡创业的实践基础

2017 年国家人社部就业促进司和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联合开展的“全国返乡创业调查”将“返乡创业”操作性界定为：曾离开户籍所在区县（或乡镇）外出半年及以上，外出前为农业户口，目前正在户籍所在区县（或乡镇）范围内创业者，包括农民工、大学生、军人和城归族等群体。本文沿用这一分析概念，并将研究视角聚焦于青年群体在农村社区中的创业实践，世界卫生组织从生理学意义上将年龄在15～44 岁的人群都界定为青年群体。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将研究视角聚焦于“80 后”“90 后”青年群体的返乡创业实践。原因在于，这部分青年群体的生产生活方式与其父辈发生了明显的社会性分化，返乡创业逻辑与以其父辈为代表的第一代农民工的返乡行为具有显著性差异。对青年群体的细分，有利于通过聚焦研究对象而深化研究认识。

（一）主观意愿：返乡是发展，进城是起点和退路

青年返乡创业包含着“返乡”和“创业”两个过程，“返乡”意味着青年的生活空间由“城”回“乡”，而在乡村资源禀赋限制下，“创业”意味着青年生产方式由“工”转“农”。在全国劳动力市场渐趋完善、农民城市化进程深入发展背景下，青年返乡创业行为具有一定的“逆行”色彩，返乡创业凸显了青年的自主选择性。青年群体返乡创业不仅是客观外在激励产生的行为，更是基于个人意义构建的主观性价值行为［12］。“80 后”“90 后”青年不同于其父辈的群体性特征，使返乡和创业对其具有独特的意义属性，即“返乡是发展，进城是退路”。

“进城”是青年返乡创业的起点。国家统计局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2018 年全国农民工总量达28 836 万人，1980 年及以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占全国农民工总量的51.5%［13］。全国务工市场正经历着第一代农民工向新生代农民工发展的转型，农村青年群体逐渐成为城市务工的主体。“80 后”“90 后”青年群体成长于市场经济兴起的20 世纪八、九十年代，他们的父代是第一批进城打工的农民，他们是第一批农村留守儿童，他们的市场务工行为表现出不同于其父辈的特征性；他们的成长历程沿着“学校-工厂”展开，缺少务农经验，城市务工既是生计来源，也是一种常态化的生活方式。在市场经济发展初期，对农民而言，城市是充满不确定性的陌生空间，第一代农民工进入城市务工，往往为家庭生计所迫，打工是生活压力倒逼下的谋生手段，农村才是意义和价值所在。与之不同，“80 后”“90 后”青年大部分的成长经历都在城市度过，他们在城市经历着“再社会化”过程。城市便捷舒适的现代化生活方式、健全的公共基础服务等吸引他们进城，使他们希望留城。在“城市梦”的激励下，与其父代相比，他们具有更强的向上发展动力。一方面，他们以年轻为资本，通过“干中学”不断提高个人的人力资本，增加劳动力市场竞争能力；另一方面，通过转换和尝试多种职业类型，谋求更多发展机会。

返乡创业是青年谋求经济积累和实现价值目标的重要手段。每个农村青年心中都有一个“老板梦”。与务工相比，一方面，创业被寄予着更高的收入预期，“自己随便做做就比打工赚钱”；另一方面，创业也意味着自己当家作主，更加自由，对自己的时间和生活有更强的掌控感，“不用看别人的脸色”。因此，创业成为农村青年在城市发展压力下的更优选择。然而，在工商业充分发展的城市空间中创业，既要面临更高的市场风险，也需要更高的资本和技术投入，而这正是农村青年创业的薄弱环节。乡村振兴的提出为青年创业开辟了新的实践空间。2018 年1 月，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特别明确了采取多项措施以支持农民工、高校毕业生和退役士兵等各类人员返乡下乡创业［14］。此后的《国家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 年）》，详细阐述要为返乡下乡人员创新创业提供便利服务和各种资源保障，从而推动乡村人才振兴［15］。农村青年的生产生活虽然脱离乡村，但与村庄社会具有着天然的亲切感，在乡村振兴战略感召下，青年将发展视野转向乡村的广阔天地。在“创业失败，大不了就再进城打工”思想影响下，城市务工是青年返乡创业的底气，也是青年返乡创业失败的退路。

（二）客观条件：土地流转与政策支持

农业部抽样统计数据显示，2017 年各类返乡下乡人员已达700 万人，其中82%以上人员创办的都是三产融合类项目，如特色种养业、休闲农业、乡村旅游观光业等。返乡创业是青年在城乡融合发展态势下主动选择的个人发展策略。然而，青年的创业意愿能够成功转化为创业实践，离不开乡村环境系统的支持。与城市相比，土地和劳动力是农村优势要素，是青年创业的重要资源。在青年创业实践中，土地资源是青年创业的物质基础，政策资源是青年降低创业成本、提高风险应对能力的主要手段。以土地资源和政策资源为媒介，青年与农民、村集体和基层政府建立起直接的利益关联。城市化背景下，农民生产方式非农化释放的土地规模化经营空间，以及基层政府在“政绩”压力倒逼下营造的支持性创业环境，是青年在乡村创业的社会基础。

首先，在农村土地三权分置的制度属性下，集体享有土地所有权，农户享有土地承包权和经营权。通过土地流转获得土地经营权利，是青年返乡创业实践的物质基础。家庭承包责任制实行以来，农民与土地间的关系发生了深刻变迁。计划经济时期，农民流动受限，乡村社会是农民生产生活基本单元，土地是农民家庭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农民依赖土地维持生计。市场经济改革以来，农民获得在城乡流动的自主性。一方面，城市务工机会丰富，且务工收入明显高于务农；另一方面，农业劳作辛苦，且农业剩余持续下降。在城市的“拉力”和乡村“推力”共同作用下，农村青壮年劳动力逐步退出农业种植，而嵌入市场务工获得经济收入，老人和少数中农是村庄土地种植主体。农民生产方式的非农化转变，为返乡青年提供了通过土地流转实现农业规模化经营的空间。在土地对一般农民家庭的生产性意义不断下降的背景下，青年通过向农民支付一定租赁费用获得土地经营权利，这是青年创业的物质基础。

其次，乡村振兴背景下，地方政府在“政绩”压力下积极营造支持性创业环境，是返乡青年降低经营成本，提高风险应对能力的重要资源。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求“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新时期，乡村振兴和乡村发展成为基层政府获取上级青睐、争取政治晋升的重要资本，同级地方政府处于以乡村振兴为指向的晋升锦标赛下［16］。青年返乡创业是激活乡村内生发展活力，助力乡村振兴的重要资源。因此，在“政绩”竞争压力下，基层政府有较强的动力使用政策工具为青年营造良好的返乡创业环境。实践中地方政府对青年返乡创业的支持主要表现在两方面：第一，完善道路水渠等农业基础设施建设，降低青年前期投入成本。农业生产基础设施是青年发展农业相关产业的前提条件，由于其建设成本高，具有公共性和不可转移性，因此政府是完善基础设施的重要主体，政府项目是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资金来源。第二，配套多种政策激励机制，助力青年开拓市场、降低成本。政府培养和吸纳优秀返乡青年加入党组织，赋予其乡村致富带头人等公共性身份，协助青年扩大品牌效应，开拓市场。同时，通过制定贷款、保险等优惠政策，协助青年获得资金保障，构成了青年返乡创业的保护性结构。

三、青年返乡创业的两种实践类型

在已经形成全国劳动力市场和全国平均工资水平情况下，青年进城就业便能获得较为稳定的预期工资收入［17］。因此，青年放弃城市务工机会返乡创业，呈现出更强的主体能动性。在青年群体内部，基于主体创业动力和个体资源禀赋能力的差异，青年返乡创业在不同动力机制推动下呈现出差异化的经营形态。家庭本位主导下的生活导向型返乡创业与自我实现推动下的兴趣导向型返乡创业，是青年返乡创业的两种实践类型，并在创业驱动力、创业空间选择、创业经营模式等方面具有差异性。

（一）家庭本位：生活导向型返乡创业

1.典型个案 李军，男，31 岁，张村本村人。李军兄弟两人，因小时候家庭困难，李军小学毕业后便开始进城务工，挣钱供弟弟上学。李军从建筑小工做起，边做边学，17 岁成为建筑大工，20 岁开始自己带人承包工程，2012 年左右，李军每天收入上千元。2012 年李军23 岁，与妻子结婚，24 岁第一个孩子出生。婚后李军便决定回村发展。在李军看来，承包工程虽然赚钱，但是常年漂泊在外，与妻子、孩子和父母分离，总感觉心里没有着落。与此同时，妻子留村承担着照顾孩子和父母的责任，并种植承包地，压力较大，希望李军回村。综合考虑后，李军于2012 年回村发展。

回村后，李军开始流转土地建设蔬菜种植基地。经过逐年发展，李军在村成立家庭农场，目前在村经营土地规模18 公顷，其中露天果蔬8 公顷，大棚蔬菜约3.33 公顷，水稻约6.67 公顷，一年四季能够实现土地不间断种植。为了便于种植和降低生产成本，李军购置了较齐全的农机设备，包括2 台旋耕机，1 台插秧机，1 辆大货车，5 台电动三轮车，3 台机动三轮车，并自己出资在田间打了4 口水井。经营管理模式上，李军和妻子既是田间管理主体，也直接参与生产活动，父母帮工。李军长期雇佣本地村民20 多人，主要负责拔菜，整地，摘菜包装，撒肥，打药等生产环节，女工工资60 元/天，男工工资80 元/天，插秧农忙的半个月时间100 元/天，劳动力相对稳定。2019 年李军种地毛收入120 多万元，固定投入约70 万元。现阶段，李军将大部分收益继续投入土地，一方面，通过增加土地流转面积，继续扩大种植规模；另一方面，在生产技术和种植品种上，计划逐步淘汰露天蔬菜，不断拓展大棚蔬菜种植面积，优化种植结构。

2019 年李军彻底还完前期投入的债务和贷款，开始有盈余。虽然种地收入不如在外承包工程，但李军对现在的生活很满意，“我很喜欢农村的生活，全家老小都在一起，可以陪伴孩子成长，照顾父母。假如说创业失败，大不了就再出去搞工程”。2020年疫情期间，李军为武汉捐赠50吨蔬菜，为家乡医院和隔离观察点捐赠4 吨蔬菜。2020 年2 月，李军向村庄党支部递交入党申请书。由于疫情期间的捐菜善举，李军被评为“信阳市疫情防控优秀青年志愿者”，被评为区第九届十大杰出（优秀）青年。

2.家庭本位驱动下的生活导向型返乡创业 生活导向型返乡创业是以家庭生活体验为动力实践的青年返乡创业行为。在追求货币收入最大化表征之下，青年返乡创业的真实意义在于实现以“家庭本位”为中心的“过好日子”［12］。生活导向型返乡创业凸显的是青年对包括家庭生活完整性、居住空间舒适性、社会交往可得性、自我认同归一性等在内的整体性生活体验的追求。

市场经济充分发展背景下，城市务工虽然能够满足青年的经济需求，却难以满足青年对家庭生活完整性和价值情感等社会性需求的追求。第一，对已婚青年来说，家庭是一个完整的意义单元和责任单元。青年以经济收益最大化为目标嵌入市场务工获得经济收入，表现为两种家庭分工模式，或者夫妻分工，妻子承担养小和养老的责任，在村种植承包地；或是代际分工，青年夫妇进城务工，老年人在村照料孩子、种植承包地。两种模式都是以家庭成员空间分离为基础，并使家庭面临婚姻稳定性问题、留守儿童问题、高龄老人赡养问题等家庭危机。第二，与农村单家独户的居住空间相比，城市居住空间逼仄拥挤，生活体验差。已婚青年在子代教育压力和家庭城市化压力下，具有更强的经济积累动力，故会有意识地压缩城市就业开支。然而，与其父辈相比，青年进城务工的时间维度被大大拉长，城市务工不是一种暂时的家庭生产策略，而成为一种长期生活方式，因此青年对城市空间生活体验的忍耐度相对降低。第三，具有陌生人属性的城市社会建立起的浅层次业缘关系往往难以满足青年社会交往和情感互动的需求，因此，为了追求完整的家庭生活体验、更舒适的居住空间和更丰富的社会交往机会，一些通过市场务工积累了一定经济资本的青年寄希望通过返乡创业达成经济目标和生活目标的平衡。

在生活导向型返乡创业模式下，村庄生活本身对青年具有重要意义，在村创业是青年获得家庭完整生活体验，实现家庭发展目标的媒介和手段。在村创业既是青年家庭的生产模式，也是青年维持在村体面生活的经济基础。青年在家庭本位驱动下的生活导向型返乡创业具有以下经营特征：第一，创业空间聚焦于自己成长的具体村庄。青年在村创业实现家庭生产生活一体化，而宅基地资源、土地资源和社会关系资源，直接决定着青年的生活成本和情感体验。因此，回归自己生活和成长的村庄，是生活导向型返乡创业青年的主要特点。第二，创业项目选择具有传统性和保守性。生活导向型返乡创业，凸显着青年对生活稳定性的追求，创业不是冒险和赌博，而是一种生活。因此，青年有极强的动力降低市场风险。传统的农业产业往往技术成熟可得，市场稳定，创业风险更小，成为生活导向型返乡青年创业的主要选择。第三，青年具有更强的动力主动与本村村民建立人情关系。通过创业实践嵌入村庄熟人社会关系网络，能够降低生产成本。青年回村创业，通过土地租用和雇佣劳动力与本村村民进行着密切的互动。通过日常赠送农产品的方式与村民建立人情面子关系，既能获得土地流转的价格优势和稳定性，也能降低用工的监督成本。

（二）自我实现：兴趣导向型返乡创业

1.典型个案 邱月，女，32 岁，本市外县人。大专学历，园艺学专业。大学毕业后，邱月应聘到杭州知名饮品公司做销售工作，工作四年晋升到管理岗位，年收入达20 多万元。2014 年，邱月放弃高薪工作，回到信阳老家开始创业，主要进行规模化多肉种植。促使邱月决定放弃稳定的高薪工作机会而回乡创业的主要原因有两个：第一，实现自我发展、进行自我挑战的热情。“在一个岗位工作四年到管理岗位，基本就没有什么晋升和成长空间，工作做多了觉得没意思，觉得累”“我才不到三十岁，不能一辈子就这样”。第二，将自己的专业与自己的兴趣相结合，使兴趣转变为志业。一次偶然的机会，邱月发现自己特别喜欢多肉植物，“有一次，我看着一盆多肉，一动不动地看了3 个小时，手脚发麻都没有感觉，觉得太好玩了”。邱月大学学习园艺专业，父母也从事苗木种植，决心返乡创业种植多肉，对她来说既是一种新的尝试，也是一种挑战。

2014 年，邱月从杭州回到信阳，在信阳近郊投资30 万元，租用0.067 公顷土地开始种植多肉，第二年实现回本。但由于与当地村民在用工方面产生矛盾，经过考察，邱月2015 年将多肉基地搬到张村。第一年，邱月租用了张村农业合作社5 个大棚进行多肉种植，5 个大棚占地0.33 公顷，总投资80 万元。2019 年，邱月退出租用合作社的5 个普通大棚，改为租用合作社连体大棚，种植面积不变。在生产安排上，邱月将75%的土地面积用于种植可直接销售的成品，25%的土地面积用于育苗。邱月长期雇有2 名工人，一个是29 岁的张村本村人，因照顾家庭而没有外出务工，工资2000 元/月，旺季可根据销售提高工资。另一个是邱月以前同事，2019 年投资30 万元入股，属于合伙人。雇工主要负责死叶、起苗、移栽花盆等环节，邱月负责浇水、施肥、打药等技术性较强的劳动。目前多肉销售主要面向市内花店和花市，通过微信朋友圈的方式向老顾客销售，此项销售额占40%。

邱月现在种植多肉品种达300 多种，是省内品种最多的多肉种植基地之一，品种齐全是其主要发展优势。2019 年开始，邱月扩展了开棚业务。以初次5 万元的订单量为成本，邱月提供搭棚、多肉种植技术等服务，协助其他青年进行创业。邱月计划将多肉产业向两个方向拓展，第一是扩大开棚业务，开棚市场风险低于零售，且单次供货量大，节约时间和成本。第二是结合多肉种植发展农旅产业，邱月计划进一步扩大土地流转规模，以多肉种植为基础发展休闲旅游业。邱月近几年一直住在多肉大棚旁边的移动板房中，邱月计划在距离张村不远的乡镇上购买房屋，以后在张村发展和养老。

2.自我实现驱动下的兴趣导向型返乡创业 兴趣导向型返乡创业是青年将个人兴趣与个人未来发展规划相结合，通过返乡创业实践个人兴趣实现自我价值的过程。通过对北京247 名青年农民工的问卷调查发现，在青年农民工职业选择优先考虑的因素中，“施展个人才华”和“个人发展”位列前两名，比例分别为80.2%、66.7%［18］。尤其是个人资源禀赋高、家庭资源丰富的农村青年，他们具有更强的能动性将自己的兴趣发展成为从事的职业。这部分青年往往缺乏村庄生活经验，乡村生活的集体记忆对其而言更多是一种前现实场域，由其父辈言语相传或通过仪式性传承获得［19］，并潜移默化地影响其职业选择。当他们难以从城市稳定的工作和生活中获得价值感和个人成就感时，回乡创业成为一种新的冒险和自我实现方式。个体兴趣、能力积累和家庭支持是青年返乡创业的重要支持。

兴趣导向型返乡创业具有较强的个体性，是青年的兴趣爱好和立业热情激发的创业行为。对创业青年而言，创业是突破常规生活的一种方式，创业过程中的未知和不确定性带来的挑战和冒险体验，正是其施展个人能力获得成就感和价值感的重要方式。在个人价值实现驱动下，兴趣导向型青年返乡创业的经营特点包括以下三项：第一，创业空间选择以便于创业实践为导向，地点灵活，青年回乡不回村。在兴趣导向型返乡创业中，对青年来说，价值生产过程来自于创业的体验过程，而非来自于村庄生活的体验过程。因此，乡村只是青年创业的载体，青年根据市场的便利性和交通的通达性选择创业的具体地理空间。返乡的意义在于地域文化、语言和社会资本的便通性。第二，创业项目选择具有更强的创新性和小众性。个人兴趣是推动青年选择创业项目的主导因素，而青年兴趣的个体性和群体性特点，使青年创业项目往往具有小众性。第三，创业具有更强的发展性和扩张性。以个人兴趣为导向的创业面临着更高的市场风险，推动产业经营多样化和纵深发展，是青年化解市场不确定性风险的重要途径。因此，在成就体验和降低市场风险共同推动下，兴趣导向的青年返乡创业具有更强的扩张性。

四、青年返乡创业的社会功能

返乡创业是市场经济背景下青年自主选择从事的市场经济行为，返乡创业不仅回应了青年的经济需求和价值实现需求，以“返乡”为媒介，青年的创业行为还与村庄社会发生着紧密的关联和互动，并衍生出丰富的社会功能。其中，乡村振兴是青年返乡创业的制度背景，为青年创业提供了制度空间，同时，青年的创业行为也助推和实践着乡村振兴的发展内涵。

（一）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助推乡村产业发展与转型

市场经济背景下，村庄农业发展面临两方面挑战，第一，农业种植主体缺失，土地抛荒问题严重。务农与务工之间明显的收入差距促使农村劳动力不断向城市转移，农村土地由谁耕种问题挑战着乡村农业发展的稳定性。第二，农业转型升级难，农业剩余不断减少。受发展思维、投资能力、专业技能、经营规模的限制，分散的小农户难以推动农业经营调整和转型升级。长期种植结构单一引发的土地肥力下降、病虫害加重，生物多样性减少等问题进一步压缩农业剩余，乡村社会面临农业生产危机。返乡青年作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有望在经营土地和推动农业产业转型升级中发挥“补位”功能。

青年返乡创业能够发挥信息、资金和专业性等优势，有利于推动农业提质增效和转型升级，助推农业农村创新驱动发展。李军流转土地化解了许多农户的种地困境，一方面是土地不能抛荒的集体和情感约束，另一方面是种地不划算。李军在村种植蔬菜，土地来自于周边农户，一些农户甚至不收取流转费用，李军以帮助的名义种植，每年象征性地给农户一些粮食和蔬菜。同时，因为李军种植蔬菜直接面向市场，因此，李军有更强的动力根据市场需求调整种植结构和种植方式，实现收入最大化，这在客观上也推动着村庄农业产业的转型升级。

（二）乡村中的市场经济：促进城乡融合

城乡二元结构是我国经济社会的基本特征，伴随国家经济社会转型，城乡二元结构经历了从“剥削型”城乡二元结构到“保护型”城乡二元结构的转变过程［20］。在此基础上，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对城乡发展提出了新定位，即“城乡融合发展”。城乡融合不是乡村“拟城市化”的单向演变过程，而是要发挥“城”和“乡”两个主动性，实现“城”和“乡”的适宜性协调发展。在具体实践机制上，城乡融合依赖于主体实践的推动，而返乡青年及其创业实践能够作为城乡要素联结的枢纽助推城乡融合发展。

青年返乡创业助推城乡融合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第一，青年返乡创业充分发挥了城市要素和乡村要素的优势，促进了城乡要素融合。李军和邱月返乡创业之前都有较长时间的城市务工经历，这是他们积累信息、技术、市场敏感性的主要资源。这些城市优势要素随着他们返乡创业，在乡村社会扎根生长。第二，青年返乡创办的特色农业种植、农旅等产业，能够助推城乡产业融合。邱月在村庄的多肉产业以直接吸引和服务城市市民为目标，通过吸引市民下乡促进城乡居民融合和社会融合。特色农业种植、休闲农业和农旅产业具有第三产业的性质，提供了城乡居民互动的载体。第三，青年返乡创业经营有利于改善村庄生态环境，促进城乡生态融合。邱月的多肉种植和李军的蔬菜种植打破了村庄长期以来以粮食作物种植为主的单一种植结构，有助于维护乡村生物多样性。

（三）“返乡青年+老年人”的经营结构：增加农民福祉

市场经济提供了丰富的务工机会，一方面提高了农民家庭现金收入水平，另一方面也造成农民家庭代际间的经济分化。青壮年通过市场务工获得经济收入，老年人由于生理原因被排斥在市场正式务工机会外，只能留守乡村种植土地维持基本生计需求。在“恩往下流”的传统伦理约束下，老年人往往不会主动开口向子代寻求经济支援，而是通过压缩日常开支维持基本生计需求，乡村老年贫困问题凸显。同时，随着青壮年退出农业生产进城务工，村庄社会也显露衰颓之势。村庄机耕道、水渠等生产灌溉设施由于常年闲置而损坏废弃，青壮年人口村庄缺位使村庄公共文化生活缺少活力，青年返乡创业有望通过带动老年人就业和激活社会增加农民的福祉。

青年返乡创业从增加村庄老年人收入和激活社会两方面增加农民福祉。返乡青年通过土地与在村老年人建立紧密的利益关联。第一，老年人通过流转土地获得了稳定的现金收入。第二，在村老年人将土地流转给返乡创业青年进一步释放了老年人自身的劳动力，有劳动能力的老年人可以在乡村社会寻找其他经济机会。第三，返乡青年发展的特色种植业、休闲农业等都需要就近雇用劳动力，由此创造出的就业岗位使在村老年人获得打零工的机会，是老年人现金收入的重要来源。青年返乡创业具有激活社会的功能。一方面，青年将城市经济要素引入乡村，三产融合发展能够进一步吸引城市经济要素向农村流入，为村庄带来更多就业机会，如农家乐、小商超、小饭店等。另一方面，李军和邱月在经营土地的同时也担负着农业生产基础设施的维护责任，原本闲置的农田水利和道路能够重新发挥功效，村庄生产生活环境得到明显改善。

五、结论与讨论

我国城乡之间的经济社会不平衡关系，由计划经济时期的行政推动，向市场经济背景下的市场推动转变。城市丰富的务工机会和便捷的生活服务不断吸引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农村人口的城市转移给乡村社会带来两方面影响：第一，由于农村人口、资本等要素流入城市，农村社会衰落，农业种植主体缺失；第二，人口流出使农村得以去过密化，释放了农村农业发展的空间。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创造了农村发展的新机遇。乡村振兴不是为了把乡村建得如城市一样好，进而吸引农村人口回流，而是回应三农需求，为农民提供发展的另一种机会和空间。乡村振兴的主体不是政府，而是社会。返乡青年既具有发展的动力，也利用市场积累了一定的发展能力，是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主体。越来越多的农村青年在家庭生活体验和自我实现推动下，通过返乡创业实现青春建功力行，在助推乡村产业发展与转型，促进城乡融合，增加农民福祉等乡村振兴目标实现中发挥着重要功能。

政府资源在不同类型的青年返乡创业中并非均质化分配。生活导向型返乡创业面临的主要困境在于如何吸引政府注意力以获取政府项目的支持。以家庭生活体验为追求选择的青年创业项目往往具有传统性和稳健性，因此，其经营行为的特殊性表现为经营规模大，而非经营项目新，也非经营生产能力强，因此，并不能满足地方政府“造点”的需求，故在吸引政府项目分配中并不具有优势。兴趣导向型返乡创业面临的主要困境在于如何与政府保持适当的距离获得自主发展的空间。青年根据个人兴趣选择创业项目，兴趣的背后往往是个体和家庭资源禀赋的支持，因此，青年的创业选择往往投入更大，发展性更强，技术要求更高，也更符合政府“造点”的逻辑，更能吸引政府注意力，往往是政府宣传和资源支持的主要对象。与此同时，青年也要承担更多的政府关系成本。政府是公共利益的维护者和公共资源的分配者，政府在面向返乡青年提供创业有关的公共政策支持时，应坚持政策分配的公共性和公平性，促进村庄发展而非“造点”，才是公共资源分配的主导话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