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现代性批判与意识形态话语权建构*

史小宁 王宗礼

现代性是西方工业社会的“杰作”，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的产生而来的，对于从时间、空间双重维度理解资本主义在人类社会生产生活以及话语体系建构等方面的作用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但在黑格尔看来，现代性不仅意味着一种崭新的、不可抗拒的时间观念和发展意识，同时还意味着运用客观精神对其自身缺陷的不断扬弃。正如哈贝马斯所指出的：“黑格尔开创了现代性的话语。他首先提出了现代性自我批判和自我确证的问题。”(1)[德]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曹卫东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年，第59页。可是在“现代性自我批判和自我确证”的道路上，黑格尔却陷入了历史的神秘思辨之中。由此，开启了马克思基于历史唯物主义视角对资本主义现代性进行批判的现实通道。在这一过程中，尽管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视域在不断发生着变化，但都本质地体现了现代性批判与意识形态问题的有机结合。在今天资本逻辑全球延展的时代，资本主义不断加速着“创造性破坏”，它在创造巨大的物质财富的同时，又造成了巨大的现代性后果，使我们面临的场域越来越具有不确定性。因此，在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批判的基础上，打破西方现代化的话语霸权，厘清我国当前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方面存在的问题，进一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话语表达，就显得尤为重要。

一、马克思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现代性批判

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思想是在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通过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批判建构起来的。在这一过程中，马克思依次通过对德意志意识形态虚假性的批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和资本主义政治社会的批判，深刻揭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形成了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整体性认识。

(一)对德意志意识形态虚假性的批判

马克思并不是天生的辩证唯物主义者和历史唯物主义者，他经历了一个从浪漫唯心主义到黑格尔唯心主义，再向唯物主义转变的过程。而这个转变的起点正如西方学者艾伦·奥克莱在《马克思批判理论的形成》一书中所指，是从批判哲学尤其是黑格尔哲学开始的，这既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的逻辑起点，也是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建构的逻辑起点。黑格尔认为，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就是意识形态的辩证发展过程。精神或意识形态的发展有三个阶段，即“真正的精神：伦理”“自身异化了的精神：教化”“自我确定的精神：道德”。他通过分析不同时期人们精神斗争的状况，说明了人类历史发展的逻辑过程，尤其是对异化了的现实世界的阐述和对教化的虚伪性的揭露，为“意识形态”概念涵义的根本转折奠定了基础。然而，由于黑格尔一味地致力于寻求实现主客体真正和解的路径和对异化扬弃的“绝对精神”，这种忽视现实实践意义的做法，只能为历史的发展提供一个思辨的图景，而不能深入到历史的深处。马克思对此批评道，“家庭和市民社会对国家的现实的关系被理解为观念的内在想象活动。家庭和市民社会都是国家的前提，它们才是真正活动着的；而在思辨的思维中这一切都是颠倒的”(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0页。。这促使马克思从批判黑格尔哲学的角度打开了一条揭示意识形态虚假性的道路。所谓意识形态的虚假性，就是世界真实联系的完全颠倒和在哲学上对思维独立性的盲目崇拜。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意识形态的虚假性问题与统治阶级的利益是分不开的，意识形态的阶级属性是造成意识形态虚假性的根源。这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是虚假的真理性。在马克思看来，资产阶级的哲学、法律、道德和宗教等意识形态都是披着真理面纱的社会谬误系统，它的目的就是遮蔽统治阶级的特殊利益和价值取向，对作为社会本质的社会现象进行符合阶级利益的裁剪和解释。其二是虚假的人民性。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意识形态总是以社会全体成员的普遍意识出现，同时人民也往往把它看作独立于一定阶级特殊利益的具有社会公正性的观念体系，这使得“通过国家这种虚幻的‘普遍’利益来进行实际的干涉和约束成为必要”(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37页。。其三是虚假的永恒性。在资产阶级看来，“新的科学不是他们那个时代的关系和需要的表现，而是永恒的理性的表现，新的科学所发现的生产和交换的规律，不是这些活动的历史地规定的形式的规律，而是永恒的自然规律”(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60页。。意识形态体系一旦非要以某种绝对的、永恒的真理来完成，那它本身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在马克思看来，去除意识形态的虚假性特征，唯一的途径就是通过批判的、革命的实践活动，以还原作为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范畴的意识形态概念。

(二)对经济学视域中资本逻辑的批判

在《莱茵报》时期和《德法年鉴》时期，马克思的理论活动主要局限于从哲学角度揭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虚假性。《德法年鉴》停刊后，从1844年起，马克思开始转向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批判研究。这一转变标志着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从纯粹思辨走上了基于资本逻辑进行实证分析的道路，这是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建构的重要转折，具体体现如下。

首先，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批判。对资产阶级国民经济学的批判，是马克思早期著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主要内容之一。在《手稿》序言中，马克思开宗明义地指出：“我用不着向熟悉国民经济学的读者保证，我的结论是通过完全经验的、以对国民经济学进行认真的批判研究为基础的分析得出的。”(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11页。而不是用“乌托邦的词句”或“完全纯粹的、完全决定性的批判”等空话得出的。在这里，马克思指出，国民经济学发现了劳动是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把私有财产看作是社会发展的事实前提，并在不同程度上探讨了剩余价值的各种形式，这一点是值得肯定的。但是，资产阶级国民经济学只是从私有财产的事实出发，并没有进一步说明这个事实，没有阐述劳动和资本分离以及资本和土地分离的根本原因。它所导致的最终结果是，不仅没能达到解释和批判虚幻的社会现象的目的，反而通过“非人化的态度”“虚伪性的论述”和“永恒化的规定”制造出了更多的意识形态幻象。紧接着，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以及《资本论》中，马克思认为，古典经济学家从“经济人”假定的角度来论证资本主义制度的永恒性，把资本主义生产形式当作生产的绝对形式和永恒的自然形式，试图掩盖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合理性。这种以“经济人”假定作为理论前提，推论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是最合乎人性的“自然秩序”的做法，必然最终得出满足于非历史的现象主义的表面描述，而不是把资本主义生产看作历史上过渡的发展阶段。

第二，对拜物教观念的批判。尽管古典经济学具有科学的成分，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古典经济学无疑已经成为一种为资产阶级辩护的意识形态。它不仅没能批判虚幻的社会现象，反而使这种虚幻形式具有了某种“宗教”的性质，沿着商品形式、货币形式、资本形式的轨迹在我们面前更加复杂地呈现出来。在马克思的理论视域中，这一概念最早出现在马克思《〈科隆日报〉第179号的社论》一文中，他把拜物教理解为“感性欲望的宗教”，认为欲望引起的幻想会促使偶像崇拜者改变无生命东西的自然特性并加以崇拜。后来，马克思逐渐认识到拜物教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信奉的一种普遍观念。这种观念通过赋予作为财富元素形式的商品某种神秘的力量，把物的关系神秘化，进而掩盖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生产的实质。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指出，商品作为人类劳动的产物，本来是一种很简单很平凡的东西，现在反而使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采取了物的虚幻的宗教形式，即商品拜物教。随着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货币“从它表现为单纯流通手段这样一种奴仆形象，一跃而成为商品世界中的统治者和上帝”(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73页。，成为资本主义社会财富的一般代表，“货币的魔术”观念，即货币拜物教由此产生。而当商品交换的过程W-G-W′逐渐演变为资本的价值增殖过程G-W-G′的时候，商品和货币的神秘性质在资本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中也就发展到了它的最高形式：即资本拜物教。资本关系取得了最富有拜物教性质的形式，把一切真实的社会关系都以资本的幻象掩饰起来，成为资本主义社会一种占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资本先生和土地太太，作为社会的人物，同时又直接作为单纯的物，在兴妖作怪”(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40页。。

对拜物教观念的批判，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最重要的成果，它在整个意识形态概念发展史中具有划时代的意义。马克思把意识形态幻象与资本主义现实生活中的物化观念结合起来，对商品、货币、资本的偶像性进行了剖析和解蔽，这是把现代性批判引向资本主义现实生活的一个根本性步骤。它的真正贡献就在于彻底打破了资本主义拜物教观念的束缚，指明了一条消灭资本主义社会拜物教观念的“经验道路”：即只有当人与人之间和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表现得极明白而又合理的时候，只有当物质生产过程的形态，作为自由联合的人的产物，处于人的有意识有计划的控制之下的时候，资本主义拜物教的神秘纱幕才会被揭掉。(8)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7页。

(三)对资本主义虚幻共同体的批判

马克思认为，只有资本主义的政治社会现实本身受到批判，现代性批判才会在真正意义上从以前单纯抽象的思维活动和纯粹实证的经济分析，直接发展为对现实政治实践的诉求，实现对人类自身解放的关注。因为无论是对“虚假的意识”的批判，还是对资本逻辑“永恒化”“合理化”的批判，马克思所做的工作更多的是停留在澄清资产阶级错误观念和还原社会生活事实真相的视域之中。他更深信一点：“思想力求成为现实是不够的，现实本身应当力求趋向思想。”(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3页。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批判，不仅要揭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虚假性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本质，而且要使这种批判演变为一场激烈的思想革命，来引导无产阶级政治革命的发生。在这一点上，恩格斯在《费尔巴哈论》中也表达了与马克思完全相同的观点。正因为如此，马克思把现代性批判逐渐导入政治社会领域，通过意识形态这个棱镜来讨论政治的上层建筑、资本主义虚幻共同体等一系列问题。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第一次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解释框架内，揭示了资本主义国家的阶级实质，指出了资本主义国家是一种虚幻的共同体形式,“正是由于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之间的这种矛盾，共同利益才采取国家这种与实际的单个利益和全体利益相脱离的独立形式，同时采取虚幻的共同体的形式”(1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36页。。这一方面，说明国家不是从来就有的，资本主义政治社会也不是一个永恒的历史范畴，它们是社会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另一方面，说明资本主义国家之所以要采取虚幻共同体形式，就是要掩盖一个阶级统治其他一切阶级的客观事实：即“国家内部的一切斗争——民主政体、贵族政体和君主政体相互之间的斗争，争取选举权的斗争等等，不过是一些虚幻的形式——普遍的东西一般说来是一种虚幻的共同体的形式——,在这些形式下进行着各个不同阶级间的真正的斗争”(1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36页。。这种虚幻的共同体“不管它的形式如何，本质上都是资本主义的机器，资本家的国家，理想的总资本家。它越是把更多的生产力据为己有，就越是成为真正的总资本家，越是剥削更多的公民”(1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95页。。那么，如何走出这种虚幻的共同体呢？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政治社会中，虚幻共同体的形式只会给人们造成一种国家意识形态神话的错觉，好像一切带有政治形式的共同的制度都可以直接脱离现实的经济基础，以统治阶级的自由意志为基础。要走出虚幻共同体所营造的种种幻象，无产阶级就必须通过革命的方式，使自己与资本主义国家处于直接对立的状态，彻底消灭整个资本主义政治社会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这样，无产阶级才会摆脱这种国家意识形态神话的束缚，实现由虚幻共同体向真实共同体的历史性转变。

可见，无论是虚假意识、资本逻辑，还是虚幻共同体，都是马克思意识形态批判理论的重要参数。马克思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立场上对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他的意识形态理论建构的过程。他深入到资本主义社会的物质生产领域，揭示了作为现代性“观念副本”的现代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只不过是资本逻辑的体现，虚假的颠倒的意识以及虚幻共同体也只是这一逻辑的外在表达。可以说，没有马克思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现代性批判，也就没有对意识形态理论的科学建构。

二、现代性矛盾与意识形态话语权建构的现实困境

现代性作为对西方现代工业实践理性精神的反映，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分享了其所蕴涵的理性、科学、民主等精神，并且以更加崭新宏大的叙事方式执行着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功能。对此，马克思并没有彻底将现代性完全摒弃，而是将其蕴含的合理部分加以借鉴。在马克思看来，现代性体现着工业革命、科技进步和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它不是被边缘化的在者，而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是贯穿于其新世界观变革的核心和基础。这一理解对于坚持中国现代性科学发展之路以及实现意识形态话语权建构的现代转型，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与此同时，随着全球化、信息化发展态势的日趋加快，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也逐渐改变了以往凭借全球化“红利”和军事优势，披上民主、自由、人权等“外衣”进行意识形态扩张的手段，转而采用现代性的全球性危机现象即“生态环境”“大众文化”“反恐”等问题作为意识形态扩张的路径。这种现代性的“全球性的话语表述方式”，以更加隐晦的形式掩盖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意识形态扩张的本质。这种“现代性矛盾”对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挑战，呈现出双重性的特点。简言之，呈现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现代性矛盾”就是全球化普世性话语表述方式与本土性意识形态话语权建构的矛盾。

第一，致使意识形态呈现出世俗化、理性化和开放性的特征，意识形态中的某些“乌托邦词句”“虚假性特征”“永恒化表述”被去除，意识形态话语权建构更加贴近日常生活世界和群众实际诉求，这为我们建构具有吸引力和凝聚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提供了经验借鉴。“世俗化”是西方宗教社会学提出的一个概念，原意是指宗教无处不在的地位逐渐被去除的过程，后来人们用来泛指现代社会的变化，即原有某种神圣性和政治共识的变化。在世俗社会，个体开始从获得更大的自主权，并对思想观念的多样化表现出越来越多的宽容，使意识形态话语权建构逐渐由以前的“单向灌输”走向“平等对话”，由以前的“强制说教”走向“多元共治”，由以前的“宏大叙事”走向“日常生活叙事”。而“理性化”则意味着在现代社会中，随着技术的发展和知识的积累，一种成功的意识形态必须及时准确地对外部条件的变化作出反应，首先自身必须要成为一种高度自洽的、并且能够经受得住现实政治实践考量的思想体系。历史实践证明，任何一个执政党或政治集团都不可能依靠纯粹的暴力来维持统治，而必须同时在政治上、理论上论证它的合法性，使民众从内心上对其统治的价值加以认同和支持，这是实现合法统治和政治稳定的思想基础，也是意识形态理性权威建构的必然要求。除此之外，现代社会还是一个开放的社会，它要求改变传统意识形态话语权建构的封闭性特点，实现传统型意识形态向现代型意识形态的转变。更重要的是，要在批判旧的意识形态和异质意识形态的基础上，在各种意识形态相互碰撞与融合的世界平台上，主动兼容各种意识形态的有益成分，积极汲取人类一切优秀的文化成果，真正建构起一种具有开放性、时代性、发展性和竞争性的意识形态系统，“在相互竞争中不断加强，在顺应潮流中不断发展，在适应社会转型中不断调整”(13)赵勇：《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功能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80页。。这是发挥现代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功能的重要途径，也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内在特质。正如列宁所说的：“我们决不把马克思的理论看做某种一成不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恰恰相反，我们深信：它只是给一种科学奠定了基础，社会党人如果不愿落后于实际生活，就应当在各方面把这门科学推向前进。”(14)《列宁专题文集论马克思主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6页。

第二，在现代社会，现代性以资本逻辑为支撑，使经济全球化、信息网络化、文化多样化深入发展，我国与世界的联系不断加强，这些构成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现代性境遇。它既对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提出了更高要求，又增加了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建构的难度。

首先，意识形态话语权建构面临多元冲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世情、国情、党情发生了深刻变化。从世情来看，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尽管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变革加速推进，国家力量对比更趋均衡，但是各种思想文化的交流与碰撞、围绕国家主权的论争与冲突等摩擦仍然此伏彼起，“贸易保护主义、孤立主义、民粹主义等思潮不断抬头”，“恐怖主义、网络安全、重大传染性疾病、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威胁持续蔓延”(15)中共中央宣传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2页。。从国情来看，“各种敌对势力加紧对我国渗透遏制”，“社会主流价值遭遇市场逐利性的挑战”，“媒体格局和舆论生态发生深刻变化”，这使得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局部多元多样多变的趋势日益明显，人们的思想更加活跃，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显著增强，各种思想多样杂陈、各种力量竞相发声成为常态”(16)中共中央宣传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三十讲》，北京：学习出版社，2018年，第215页。。发展中的问题与发展后的问题、一般性矛盾与深层次矛盾交织叠加，世所罕见。从党情来看，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不断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实现了执政能力的整体性提升，但是党内仍然存在着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问题，在应对重大挑战、化解重大矛盾、解决重大问题等方面仍然存在信仰迷茫、理想淡化的现象。一些人认为，共产主义理想是虚无缥缈的、难以企及的幻想；一些人“不信马列信鬼神”，企图从封建旧思想中寻求精神慰藉；还有一些党员干部甚至盲目崇拜西方社会制度和价值观念，对社会主义前途命运丧失信心，等等。(17)参见中共中央宣传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229页。这些都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建构提出了挑战。

其次，意识形态话语权建构环境日益复杂。任何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建构都是在一定的环境中进行的。良好的环境可以在潜移默化中增强人们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使人明白“应该怎么做、不应该怎么做”“为什么可以这样做、不可以那样做”等，进而对主流意识形态功能的实现产生作用。目前，我国正处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攻坚时期，由于受现代化进程所带来的外部压力和内部张力的双重影响，社会环境的复杂性、开放性和变化性进一步增强。现代性的力量正在以难以抗拒的趋势改变着人们的日常生活，资本的逻辑加速展开，社会功利主义风气盛行，消费主义倾向愈加明显，大众文化开始执行意识形态功能，这极大地改变了以往传统意识形态话语权所建构的环境，致使我国意识形态话语权建构呈现出复杂性、非均衡性的态势。具体而言，从国内环境来看，我国的意识形态领域从改革开放之前的意识形态一元化，逐渐演变为主流意识形态与非主流意识形态的共生共长；从以往相对单一、封闭的社会环境，逐渐演变为复杂多变的信息环境、文化环境和竞争环境。在此情况下，意识形态领域不稳定、不确定、不安全的因素明显增多，各种潜在风险不断增加，人们的思想观念和评价标准多元化，人们不再盲目地信仰单一的意识形态，而是理性地选择和评价各种不同意识形态的观点，进而一定程度上弱化了主流意识形态的权威。还有由于市场经济体制本身所固有的缺陷，致使拜金主义、个人主义和享乐主义思想滋生蔓延，社会诚信、道德规范日益缺失，权力的资本化现象仍然在一定范围内存在，这些都进一步削弱了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凝聚力。从国际环境来看，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已经成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输出的主要目的地。美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利用中国不断扩大对外开放的契机，以和平演变为基本方略，以发达的网络信息空间核心技术为手段，不断鼓吹“共产主义失败论”“意识形态终结论”和“新自由主义的优越性”，等等。这使得我国意识形态话语权建构的环境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复杂。

再次，意识形态话语权建构难度不断增加。随着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深入，我国几十年的现代化进程跨越了西方国家上百年的现代化历程，各类经济指标迅速攀升。2019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990 865亿元，人均GDP已经突破1万美元，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30%。(18)参见《去年我国经济总量990 865亿元》，《人民日报》2020年2月29日。我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历史性变化，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呈现出光明灿烂的前景。(19)史小宁：《论马克思主义整体性问题的出场语境及其内在逻辑》，《马克思主义研究》2019年第4期。但与此同时，在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背景下，深层次的社会矛盾和问题也开始不断涌现，呈现出聚集性、复杂性、裂变性的特点，意识形态话语权建构的难度也在不断增加。究其原因，一是意识形态话语权建构没有做到“因事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没有改变传统的管控方式和适应角色的现代性转换。过于抽象空洞的道德价值要求因难以彰显其实际功用，而容易成为“宏大叙事”，部分舆论的空洞说教与现实社会的不良风气形成鲜明对比，使得意识形态话语权建构面临一系列主体性的问题，而且造成党的理论宣传话语容易与大众的日常生活话语相疏离，使意识形态话语权建构成为“自说自话”的“独角戏”。二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呈现出许多新情况、新问题、新特点，意识形态话语权建构的对象、范围、方式发生了深刻变化。但长期以来，我们对外宣传的传播手段和话语体系并没有完全适应这一新的历史特点，加之当前“西强我弱”的国际舆论格局，导致我们在“向世界说明中国”的过程中常常“被说明”“被描述”，甚至“被妖魔化”。在这种情况下，信息如何传递、形象如何塑造、价值如何表达就成为新时代意识形态话语权构建的主要内容。(20)李宗建：《党的十八大以来***意识形态工作新思想》，《社会主义研究》2016年第2期。三是在网络信息化条件下，互联网已经成为意识形态斗争的主战场，西方国家凭借网络信息技术优势在互联网上大肆推行其道德标准、宗教传统和民主观念。因此，如何把网上舆论传播与宣传作为意识形态话语权建构的重中之重，推进传统传播媒体和新兴传播媒体的融合发展，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达，也就成为意识形态话语权建构工作必须面对的一个焦点问题。

三、意识形态话语权现代性建构的实践路径

意识形态话语权从本质上说就是思想领域的领导权，就是在意识形态领域发生的对于“他者”的权力。在当代中国，意识形态话语权的现代性建构就是要在积极借鉴马克思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批判的思想资源的基础上，立足于当前我国意识形态话语权建构的现实困境，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必须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21)***：《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41页。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更是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作为一项根本制度加以确定,意识形态领域话语权问题被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战略层面。对此，我们应该继续主动探索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建构的实践路径，夯实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理论基础，不断增强其整合力、凝聚力、影响力和战斗力，努力实现我国意识形态话语权建构的现代化。

(一)借鉴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思想，辩证看待意识形态话语权的现代性建构

现代性的出现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是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各种幻象相伴而生的。面对资本主义现代性，一方面，马克思分析了它产生的历史必然性及其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积极价值，指出它所蕴含理性、科学、民主等精神，为资产阶级防御无产阶级进攻建立了最坚固的意识形态“堡垒”，并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另一方面，马克思又对作为现代性“观念副本”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进行了无情的批判，认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只是一种虚假的、颠倒的思想观念，通过商品、货币、资本偶像性的确立，给人们营造了一个“虚幻共同体”。这一辩证态度，对于我们正确理解当代中国意识形态话语权的现代性建构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在当代，中国现代性的矛盾仍然存在，从社会状况来看，现代文明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我们享受着现代性给我们带来的一切，它正以一种无法阻挡的趋势不断满足着我们在物质上、精神上以及心理上的需要，给人类的生活提供了无限的可能性，使意识形态话语权建构更具有开放性、生活性的特点。但同时又衍生出许多新的社会问题，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扩张以及传统性与现代性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构成了意识形态话语权建构的现实场域。(22)参见武振华、季正矩：《马克思现代性批判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理论学刊》2015年第7期。因此，我们必须要用辩证的思维来看待当代中国意识形态话语权的现代性建构，既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建构之路，合理借鉴西方意识形态话语权建构的策略，实现意识形态话语从传统型向现代型的转变，同时也要充分认识到我国意识形态话语权建构所面临的挑战与困难。

(二)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奠定意识形态话语权建构的理论基础

作为引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建构的一面旗帜，马克思主义是一个不断发展的、科学的、开放的理论体系。因此，我们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同时，必须坚持与时俱进，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这是意识形态话语权建构的理论基础。恩格斯指出：“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2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62页。列宁也曾经说过：“只有不可救药的书呆子，才会单靠引证马克思关于另一历史时代的某一论述，来解决当前发生的独特而复杂的问题。”(24)《列宁专题文集·论马克思主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99页。今天，马克思主义只有紧随时代步伐，把握现实需要，不断加强理论创新，才能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建构提供强大的理论支撑。具体而言，一是要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溯源式的文本解读。马克思主义理论之所以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关键在于它自身的客观真理性是完全根植于历史实践的，而不是纯粹抽象的，正是这种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特点赋予了马克思主义真精神。要弄清楚“马克思主义真精神”在原初意义上的精确表达，就必须回到马克思，回到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文本，科学梳理马克思主义关于意识形态批判的理论。二是要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时代性的比对分析。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西方马克思主义以及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形成于不同时代，因而他们必然具有不同的社会历史背景。通过比对分析，我们可以汲取各种有益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思想资源，树立开放性、包容性的宽广眼界。既可以关注西方学者在不同研究背后的“问题意识”，拓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建构的视野，又可以区分这些思想资源中的意识形态因素和非意识形态因素，批判其错误观点，借鉴其有益成果，进而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整合力和影响力。

(三)坚持科学的意识形态批判，促进意识形态话语权的现代转型

坚持科学的意识形态批判，首先体现在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批判上。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进行现代性批判，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学说的精神实质，对于我们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制度的新变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当代西方社会，科学技术不断进步，生产社会化程度不断提高，必然要求调整和变革资本主义旧有的生产关系，这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资本主义国家人民的生活水平，缓和了阶级矛盾，拓宽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影响范围。由此，一些西方国家大肆叫嚣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的“优越论”，这不仅遮蔽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虚伪性，而且还极大地削弱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事实上，当今世界总的背景仍然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意识形态的交锋，尽管当代资本主义发生了新的变化，但是这些变化并没有触动导致财富占有两极分化的制度根基，并没有改变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论述的科学性。因此，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我们仍然必须坚持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批判，不断增强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权。除此之外，坚持科学的意识形态批判，还应体现在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自我批判上。一段时间以来，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建构过程中，由于缺乏科学的自我反思与自我批判，致使我们在对待其他意识形态时往往采取排斥或否定的态度，这其实是一种片面的、单向度的意识形态批判，是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批判学说的歪曲，最终只会造成主流意识形态凝聚力的减弱。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建构不仅需要对异己的意识形态进行批判，而且还需要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进行自我批判。因为只有通过持续不断地自我批判、自我革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才能与时俱进地不断自我完善，才能赢得社会成员的广泛认同和忠诚，才能促进意识形态话语权的现代转型，使其成为一种具有灵活性、适应性和包容性的成功的意识形态。(25)史小宁：《马克思主义视域中意识形态批判及其功能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第293页。

(四)创新思想政治教育理念，实现思想政治教育与意识形态话语权建构的融合

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社会实践活动，它体现着一定的阶级意志、政治利益和价值诉求，表达的思想内容往往与社会主导的意识形态相一致，是发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功能的重要形式。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与实践创新取得了很好成绩，但是随着开放条件下各种意识形态交融与碰撞以及社会转型的加剧，以前的思想政治教育理念已经不能适应新时代意识形态话语权建构的需要，导致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不断涌现。因此，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必须在坚持以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重要方式的同时，积极创新思想政治教育的理念，实现思想政治教育与意识形态话语权建构的高度融合。一是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引领。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是指思想政治教育对教育对象乃至整个社会所发生的作用和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思想政治教育具有引领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功能。它既可以通过目标设定、政策引导、舆论宣传等手段，把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引领到符合主流意识形态要求的正确方向上来，又可以通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马克思主义理论、爱国主义精神和中国共产党正确领导来发挥增进共识、凝聚人心的作用，以应对各种意识形态带来的挑战和冲击。二是坚持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分层。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的增强，不仅仅取决于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设定，更取决于如何根据个体的实际情况进行有针对性地分层，选择不同的教育内容。从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在价值来看，思想政治教育一直担负着个体思想品德培育和社会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的双重使命。据此，我们可以将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区分为教育性内涵和政治性内涵。对于普通群众，思想政治教育应该凸显其教育性内涵，侧重于人的个体思想品德的培育；对于党员，思想政治教育则应凸显其政治性内涵，侧重于政治素质的提升。(26)参见刘基、汪玉峰：《“人性”还是“党性”？——基于分层视域下对思想政治教育本质的追问及其现实价值》，《理论与改革》2011年第6期。三是促进思想政治教育的队伍建设。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建构，需要建立专门的意识形态机构和意识形态工作队伍，进行专门的意识形态生产和分配。一方面，党和国家必须重视对思想政治教育队伍的建设。各级党委和相关部门要根据实际情况和形势需要，制定思想政治教育队伍建设规划，帮助思想政治教育者解决实际问题，建立一支专兼结合的思想政治教育队伍。另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者必须加强自身素质修养。这要求思想政治教育者必须自觉地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充分认识在开放条件下思想政治教育的新特点、新问题、新矛盾，有针对性地按照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调整和约束自己的思想和行为。只有思想政治教育者自身具有政治情怀，以身作则、率先示范，才能够要求群众认同主流意识形态，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合法性、主导性才可以得到巩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