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空间生产的唯物史观辨正及其生态叙事*

陈 云

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视野中有没有空间问题的研究话语？基于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空间学派的出现，这一问题的答案一度是否定性的。当然，一些学者对此作出了某些回应，认为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视野中不乏空间论述和探讨的基因。对此，本文不打算“照着讲”，而是仍然立足新马克思主义空间学派“接着讲”，通过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文本阐释为其空间研究话语作唯物史观的辨正，以期能够较为客观地把握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城市空间生产理论及其对资本主义危机特别是生态危机的整体叙事。

一

就城市空间生产理论本身而言，其学术研究源于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空间学派的空间哲学谱系，主要人物是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爱德华·索亚(Edward W. Soje)、大卫·哈维(David Harvey)、曼纽尔·卡斯特尔(Manuel Castells)等，当然始祖当属列斐伏尔。需要说明的是，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空间学派并不是一种“独门学派”，而是基于20世纪60年代后期西方国家一些大中型城市中心区域衰弱与凋敝、城市扩建与破坏、城市暴乱与冲突等种种危机的情况，而产生的以运用经典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方法来审视资本主义国家城市化问题的空间研究新范式和派别。换言之，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空间学派主要是基于现代社会的城市危机而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重新做出空间化诠释，试图从中发现城市危机的根源并寻求解决之道。在他们看来，马克思并没有明确的空间化理论，所以他们的任务就是要实现历史唯物主义的空间化转向。既然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空间学派认为空间在经典马克思主义那里是不在场的，那么其究竟是在何种意义上阐释或者其独特性是什么？

第一，批判：时间的抑或空间的？无论是经典马克思主义还是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空间学派，他们的学说或理论的一种重要特点在于社会批判性，经典马克思主义批判的是资本主义社会，新马克思主义批判的是现代性语境下的资本主义城市化问题。但是，不同的是，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立场是以时间为主轴的，而新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则是以空间为主轴的。例如，列斐伏尔认为：“马克思关于资本的研究就其核心来说主要是时间维度的探讨，从时间维度阐述了剩余价值的榨取，而忽视了商品世界或者说资本运动既存在于时间之中也存在于空间之中。”(1)转引自庄友刚：《西方空间生产理论研究的逻辑、问题与趋势》，《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1年第6期。实际上，即便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涉及工业化城市的城乡对立、阶级斗争以及全球性的殖民扩张，但是在新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却没有将空间放在重要位置，资本主义社会的城市化问题和殖民扩张缺乏空间研究的范式。正如哈维所指出的：“马克思、马歇尔、韦伯和涂尔干均具有以下相同点：他们在考虑时间、历史与空间、地理的问题时，总是优先考虑前者，而认为后者是无关紧要的，往往视空间和地理为不变的语境和历史行为发生的地点。”(2)D. Harvey, The Geopolitics of Capitalism, In Gregory and Urry (eds.), Social Relations and Spatial Structures, London: Macmillan, 1985, p.143.基于以上可知，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空间学派之所以“新”，那就是以所谓的“新视角”，即空间研究范式来重构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并将之运用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等层面的研究。

第二，空间：静态的抑或动态的？在新马克思主义看来，既然空间问题在经典马克思主义那里并没有得到展开，那么，到底什么是空间？如果能将空间界定清楚，也许就能区分经典马克思主义与新马克思主义对空间研究范式的看法，或者就能凸显新马克思主义对空间的独特诠释。对于空间问题，不同时代的哲人有着不同的诠释。古希腊时期的空间主要指的是一种虚空和处所，具有方向和质的特性；近代意义上的空间侧重于一种科学化阐释，主要指的是一种“几何化空间”和“背景空间”，前者说明空间的连续性、无限性和三维性；后者揭示空间被作为一切物体存在和运动的参照背景，它是一个独立不动的参照坐标。当然，马克思所言的空间是物质运动的存在方式，它是承载物质的空间，是真实的空间而不是虚幻抽象的空间。换言之，空间总是物质的空间，空间具有物质性，它包括自然的空间和社会的空间，前者是从自然之物去理解的空间，后者是从感性的人的实践活动去理解的空间。而到了新马克思主义那里，空间则被赋予了另一种内涵，认为空间固然具有自在性的三维静态内涵，但是空间也有自为性的多维动态内涵，这里的自为性不是说空间自己创造空间，而是人的日常生活以及物质生产实践所创造的空间，主要指的是一种具有自我创造性的社会空间，这有区别于前述所言的客观的静态的空间。正如列斐伏尔所指出的：“空间本身是一连串和一系列动作过程的结果，因而不能将其归结为某个简单的物体秩序。”(3)Henri Lefebvre,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Oxford UK & Cambridge USA: Blackwell,1991, p.73.此外，列斐伏尔还提出了空间的“三元辩证法”，即空间实践、空间表征和再现空间，分别指的是被感知的物质空间、被构想的精神空间和生活化的社会空间，其中社会空间是对前二者空间的批判与重构，是当代社会最突出的空间形态。索亚追随列斐伏尔提出了“第三空间”，认为其既不同于物理空间和精神空间，又包容二者，进而超越二者，它是一种呈现出极大开放性的空间。而卡斯特尔则直接认为空间就是社会，但空间不是社会的拷贝，而是社会能动性的体现，所以他提出了信息社会支配下的流动空间概念。总的来说，新马克思主义对于空间的界定侧重于空间的社会性，而且这种社会性是基于日常生活的各种关系维度建构的总和，它是过程性和动态性的隐喻空间。

第三，空间生产：物质的抑或社会的？在新马克思主义者看来，空间不单单只是一种直观的三维场域和静态构体，而更应是一种隐喻的多维关系逻辑和动态构体，既然如此，空间是可以生产的。那么，空间生产到底何种意蕴？列斐伏尔在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过程中指出，马克思理论视野中的“生产”主要是一种物质生产，而“空间”则当做物质生产的器皿或容器，所以空间生产也就是空间物质的生产。但是，列斐伏尔所言的空间生产并非此意，而指向的是空间本身的生产。“社会生产的产品都占据着一定的空间，这种生产是‘空间中物的生产’，然而进入现代社会以来，城市急速扩张，社会普遍进入城市化，过去的这种由‘空间中的生产’(production in space)不得不转变为‘空间的生产’(production of space)，即生产空间本身。”(4)包亚明：《现代性与空间生产》，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47页。从中可知，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意蕴指向的是社会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重组或再造。在资本主义社会，这种空间本身的产生揭示的就是资本家对剩余价值追逐的权力逻辑和空间谱系建构。因此，列斐伏尔对空间生产提出了三个维度的批判，即全球化趋势批判、城市化进程批判和日常生活批判。对于全球化趋势的批判，蕴含的是全球化是资本积累的空间化实践，资本家试图扩大空间区域、构建各种空间关系诸如全球化金融、银行、交通、能源以及信息技术等来实现资本增值。对于城市化进程批判，蕴含的是城市化是都市社会的权力集中与滥用，权力部门或个人可以为了追求政治业绩而大拆大建，形成所谓的现代化都市建筑、都市花园、都市商场等等，而这实际上破坏了城市原有的社会生态。对于日常生活批判，蕴含的是日常生活是空间秩序的特定宰制，普通百姓的吃穿住行等日常生活被资本家创造的高楼大厦、商业广告、专家系统、信息网络等多重力量冲击与渗透，列斐伏尔将此称为“日常生活空间的殖民化”。总体而言，在列斐伏尔看来，空间生产并非经典马克思主义所言的空间场域的物质生产，而是空间本身的生产，是复杂社会关系及媒介的空间化建构，它是一个集资本逻辑与权力话语为一体的社会秩序的空间化表达。

二

通观以上对新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列斐伏尔关于空间以及空间生产的阐释来看，似乎确实能给读者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认为列氏所言的空间及空间生产确实有别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或观点。但是，其终究还是没有超越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内核或实质精神，最多只是一种变换名词的另一套界定和阐释。其实，列斐伏尔本人后来也不得不承认：“空间生产等一些近似的问题，其母体是马克思关于生产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的辩证法理论。”(5)Henri Lefebvre, The Survival of Capitalism: Reproduction of the Relation of Production,London: Allison and Busby, 1976, p.7.实际上，新马克思主义本质上之所以没有超越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内核或实质精神，主要有以下三方面原因。

一是新马克思主义空间学派所关注的核心问题始终没有逾越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视野。换言之，无论是新马克思主义还是经典马克思主义，其理论的终极指向是什么？综合言之，无非就是彻底批判资本主义，实现人的彻底解放。对此，列斐伏尔曾经讲到，强烈批判资本主义空间生产就是为了更好地实现社会主义空间生产，因为“社会主义空间的生产，意味了私有财产，以及国家对空间之政治性支配的终结，这又意指从支配到取用的转变，以及使用优先于交换”(6)[法]列斐伏尔：《空间：社会产物与使用价值》，载薛毅主编：《西方都市文化研究读本》第三卷，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31页。。马克思在批判异化劳动的过程中也明确阐明：“社会从私有财产等等解放出来、从奴役制解放出来，是通过工人解放这种政治形式来表现的，这并不是因为这里涉及的仅仅是工人的解放，而是因为工人的解放还包含普遍的人的解放。”(7)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62页。姑且不论二者对资本主义社会批判的方法论差异，就二者所表达的终极意涵来说，无非也就是要消灭私有制，实现人的解放。从这个意义上看，新马克思主义并没有超越经典马克思主义。

二是新马克思主义空间学派的研究范式并不见得独树一帜。新马克思主义空间学派以空间和空间生产作为重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范式，认为马克思主义忽视了空间这一问题，事实上并非如此。一方面，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文本中完全可以找出其空间理论的相关阐释，如《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以及《论住宅问题》《资本论》(第一卷最后一章)等都涉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资本积累及其城市化和全球化的空间殖民问题。另一方面，即便马克思、恩格斯并未在以上著作中对空间问题做纯粹的、专门化的和系统化的理论探讨，但是却蕴含着空间和空间生产的思想，虽然这种思想并非用新马克思主义的样式表达。如新马克思主义认为空间是动态的社会空间(如人与人的之间构建的政治空间、商业空间等)，空间生产也就是空间本身的生产(如跨国际各大金融、交通、企业的建立等)，而这些蕴意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视野中早已有相应阐述。所以，新马克思主义空间学派的某些论述有哗众取宠之嫌。

三是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解切不可以“有没有提到或建构出”某个概念或体系来判断其空间理论的合法性问题。正如“哲学”这个词并非我国所造，但是谁也不能否认我们没有中国哲学体系，最重要的是要看在同一视域中围绕什么问题展开对话。况且，马克思曾指出：“空间是一切生产和一切人类活动所需要的要素。”(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73 页。我国学者胡大平教授的相关分析很有见地，他认为：“对马克思主义来说，无论是去占据空间问题，还是升级为历史地理唯物主义，都不外乎是在当代空间研究上获得新的生长点。这就意味着，不是从纯粹的理论完善性角度弥补其空间维度的‘缺失’，更不是在缺乏分析背景下去改变所谓‘时间优先于空间的偏好’，从而把马克思主义弄成某种空间理论。实际上，所有的挑战都是围绕历史叙事——这个问题位于全部人文社会研究的根基之处，也即是其意识形态内核——与政治学这个中轴运行的。第一个方面是任何一种政治规划都必需的合理依据，后一方面则是关于可能世界的规划及其实现战略……对于历史唯物主义者来说，问题并不是简单地在‘历史唯物主义’这个术语中间插入一个‘地理的’形容词。”(9)胡大平：《社会批判理论之空间转向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空间化》，《江海学刊》2007年第2期。因此，总的来看，新马克思主义的空间化研究范式及其相关理论并没有逾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事实上其始终都是围绕马克思主义理论纵向化探讨而已。所以，立足唯物史观的视野，可以进一步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城市空间生产理论进行诠释“正”名。

唯物史观视野下的空间凸显两重向度，一是自然空间，二是社会(历史)空间。对于前者，指的是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每一人都是在一定的空间场域生存和生活的，对于后者指的是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每一个人都是在自然空间中创造适合于人本身生存和生活的各种空间产品、空间劳动、空间关系等要素，从而形成所谓的社会(历史)空间。马克思的空间理论正是在这两重向度中给予唯物史观思考的。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曾提到“自然的历史与历史的自然”相统一的思想，认为：“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但这两方面是不可分割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6页。其中蕴含着这么一种意涵，也即马克思基于黑格尔的历史辩证法阐明了人类历史发展的自然化—社会化—历史化的逻辑主线，作为自然化的空间给人类提供基本的饮食起居保障，作为社会化的空间为人类开辟自身发展的根本路径，作为历史化的空间为人与自然的关系协调贮存了精神智慧，这种“优先思考地质、水文等自然空间问题，然后进到人的自然存在与生理进化，最后由人的生存需要及通过生产劳动对需要的创造与满足，进而引发人与自然之关系的变化逻辑路线使马克思恩格斯把唯物史观的基石奠定在人对自然的实践关系——生产劳动中”(11)胡潇：《空间的“生产性”解读》，《哲学动态》2012年第9期。。从中可以得知，每个人首先都是自然人，然后才是社会人，自然空间孕育自然人，社会空间健全社会人，而这一过程的展开就是以生产实践为轴线的自然史与人类史的相统一，自然史呈现出的是一幅自在空间画面，人类史呈现的是一幅自为空间画面，而作为人类本身则是其中的画师或点缀师。马克思认为：“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直接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6页。，“在人类历史中即在人类社会的形成过程中生成的自然界是人的现实的自然界；因此，通过工业——尽管以异化的形式——形成的自然界，是真正的、人本学的自然界。”(1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93页。显然，这两句话较好地诠释了上述观点。至此，我们就可以得知，建立在人与自然关系基础之上并且以生产实践劳动为轴线的唯物史观命题是充分理解马克思主义空间生产理论的前提，其根植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内在矛盾过程中。马克思指出：“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1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3页。因此，理解空间生产，我们不能回避“人与自然→生产力”“人与人(社会)→生产关系”的唯物史观命题，只有真正立足于“人—自然—社会”的关系维度，从人类的生产实践活动中去审视，才能对空间生产有着较好的把握。

既然空间蕴含自然空间和社会历史空间之维，那么空间生产是否就是要把这些“空间”生产出来呢？当然不是。一般来说，空间生产主要指的是空间产品的生产和空间关系的构建或重组，分别彰显空间生产的物质属性和社会属性。没有空间就无所谓物质的显现，所以空间生产首先是一种空间的生产或物质生产，是空间之“物”(空间产品)的生产，而并非列斐伏尔所言的“空间本身”的生产。但是，这种空间生产又不能等同于简单的物质生产，因为简单物质生产的直接目的是生产出某种“空间产品”以满足人们的日常生活需要，而我们所言的空间生产更加侧重的是任何空间产品生产过程中所蕴含的空间属性、空间关系和空间意义。如某一城市地标建筑的呈现：一方面展示了空间生产的物质属性，即其首先是一种空间产品的呈现；另一方面却蕴含着背后的经济、文化、政治、民生等多重复杂空间关系，从而丰富空间生产的深刻内涵。实际上，在马克思的城市化理论中对此已有较好的诠释：“随着城市的出现，必然要有行政机关、警察、赋税等等，一句话，必然要有公共的政治机构[Gemeindewesen]，从而也就必然要有一般政治。在这里，居民第一次划分为两大阶级，这种划分直接以分工和生产工具为基础。城市已经表明了人口、生产工具、资本、享受和需求的集中这个事实；而在乡村则是完全相反的情况：隔绝和分散。”(1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04页。从中我们可以发现：一是资本主义城市化进程促进了各“生产要素”的空间集中，加快了空间生产的步伐；二是资本主义空间生产呈现出了各大政治管理机构，其中既有宏伟壮观的政府大楼和标新立异的城市建筑，又有各种错综复杂的行政关系和干群关系；三是资本主义空间生产任何一个时刻都没有忽视“空间产品”的生产，因为这对于形塑资本主义的社会空间具有重要意义。正如马克思所言：“资本主义生产实际上是在同一个资本家同时雇用人数较多的工人，因而劳动过程扩大了自己的规模并提供了较大量的产品的时候才开始的。人数较多的工人在同一时间、同一空间( 或者说同一劳动场所)，为了生产同种商品，在同一资本家的指挥下工作，这在历史上和概念上都是资本主义生产的起点。”(16)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74页。那么，唯物史观视野下的空间生产究竟涵括哪些具体路向？总的来看体现为空间产品的生产和空间关系的生产，具体包括地理的空间扩张、权力的空间争夺、经济的空间拓展和文化的空间殖民等。在此我们仅引述马克思关于经济的空间拓展之语，“各殖民地开始成为巨大的消费者；各国经过长期的斗争，彼此瓜分了已开辟出来的世界市场。这一时期是从航海条例和殖民地垄断开始的。各国间的竞争尽可能通过关税率、禁令和各种条约来消除，但是归根结底，竞争者们的斗争还是通过战争(特别是海战)来进行和解决的。最强大的海上强国英国在商业和工场手工业方面都占据优势。这里已经出现商业和工场手工业集中于一个国家的现象”(1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11页。。换言之，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资本主义空间生产一时难以实现本国诸多空间关系的构建和重组，因而不得不去拓展世界市场，企图在他国建立某种空间利益联系。不可否认，这为资本家进行空间资本的积累和扩大再生产创造了各种条件和平台，推动了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的发展，但是谁也无法掩盖其肮脏的动机，所以资本主义空间生产也因此埋下了诸多危机。

其实，不论是空间产品的生产还是空间关系的构建，二者之所以能够得以进行乃至实现，在唯物史观视野中，至少源于以下四大动力：一是社会分工使空间生产得以可能。社会分工使人们空间分离，而空间分离促使人们不得不进行各种空间生产以维系自我生存。在这个过程中，必然形成不同的阶级或群体，而基于他们差异性的需求又不得不进行着各种各样的空间生产活动，这种活动不仅形塑了相关“空间产品”，而且也催生了相应的“空间关系”。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分工的进一步扩大是生产和交往的分离，是商人这一特殊阶级的形成。这种分离在随历史保存下来的城市(其中有住有犹太人的城市)里被继承下来，并很快就在新兴的城市中出现了。这样就产生了同邻近地区以外的地区建立贸易联系的可能性。”(1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07页。这指出了社会分工催生了不同的阶级，城市也作为各阶级间进行贸易关系的空间得以形成，所谓空间生产的进行则不言而喻。二是交通变革使空间生产愈加活跃。交通变革指的是交通工具的便捷高速使用，它使城乡之间、各大城市之间的空间距离逐渐缩小，从而大大提升了资本家获取剩余价值，实现资本积累的规模与速度，从而盘活了空间生产的各大要素。马克思曾经指出：“生产越是以交换价值为基础,因而越是以交换为基础,交换的物质条件——交通运输工具——对生产来说就越是重要。”(1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21页。恩格斯曾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阐明：“第一条大铁路是从利物浦通往曼彻斯特的铁路(1830年通车)。从那时起,所有大城市彼此之间都用铁路联系起来了……六十年至八十年以前,英国和其他任何国家一样,城市很小，只有很少而且简单的工业，人口稀疏而且多半是农业人口。现在它和其他任何国家都不一样：有居民达250万的首都，有巨大的工厂城市，有面向全世界供给产品而且几乎全都是用极复杂的机器生产的工业。”(2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01-402页。马克思阐释了交通工具变革对实现交换价值的基础性作用，恩格斯则以英国铁路的高速发展为例揭示了利物浦和曼彻斯特等大城市空间生产的活跃性。三是大工业发展使空间生产不断繁荣。机器大工业的发展使空间生产呈现出了繁荣的景象。例如，各大政府机关、警察局、监狱、商贸大楼等空间产品应接不暇；各种空间关系诸如货币关系更加发达化，竞争关系更加激烈化、文化关系更加殖民化。对此，马克思、恩格斯在经典文本中分别做了以下阐述：“它(指大工业——笔者注)把自然形成的性质一概消灭掉，只要在劳动的范围内有可能做到这一点，它并且把所有自然形成的关系变成货币的关系”(2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14页。，“大工业发达的国家也影响着或多或少非工业的国家，因为非工业国家由于世界交往而被卷入普遍竞争的斗争中”(2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15页。，“大工业通过普遍的竞争迫使所有个人的全部精力处于高度紧张状态。它尽可能地消灭意识形态、宗教、道德等等”(2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14页。。四是资本逻辑使空间生产持续进行。无论是社会分工、交通变革还是大工业的迅猛发展，其实只是作为空间生产的基本动力，而最为根本的动力则是基于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上的资本逻辑。资本逻辑主导了资本主义社会一切生产的方向和目的，对于空间生产，不论是建造多么高耸的大厦还是多么平坦的大道，不论是设立多么完备的政府机构还是多么“公平”的交易平台，其中所涉及的“空间产品”生产也好，“空间关系”构造也罢，都不得不卷入被资本主宰的漩涡。总体而言，马克思、恩格斯基于唯物史观的视野对资本主义空间生产做了相应动力源的深刻阐述，特别是揭示了以资本逻辑为主导的空间生产的目的。应当说，这对于进一步阐释资本主义空间生产如何影响生态环境具有重要启发。

三

不可否认，在资本主义的城市化进程中，空间生产为资本主义国家带来了空间繁荣，无论是机器大工业背景下的各大空间产品(汽车、轮船、火车、飞机、政府大楼、各大豪宅以及其他商品等)的出现，还是各种空间关系(权力关系、贸易关系、劳动关系、资本关系、文化关系等)的构建或重组都是如此，甚至达到了一种“空间拜物教”(24)林密、杨丽晶：《政治经济学视域中的空间拜物教问题及其批判——以列斐伏尔和苏贾为中心的考察》，《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2期。的境地。然而，其结果危机重重，生态危机便是其中的叙事使然。

第一，城市空间生产的“地理扩张”趋势对生态环境的冲击。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2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5页。这种世界性的空间生产在某种意义上打破了某一空间生产的地理界限，促成了空间生产的世界市场联盟，但却无疑使得一些国家的人居生态环境变得糟糕。其中一个直接原因便是那些被资本家“落户”的国家往往由于自然资源丰富而被盯上。殊不知，脆弱的自然资源怎么可能经得起资本家唯利是图的大肆开采和生产利用呢？列宁指出：“只要资本主义还是资本主义，过剩的资本就不会用来提高本国民众的生活水平(因为这样就会降低资本家的利润)，而会输出国外，输出到落后的国家去，以提高利润。在这些落后国家里，利润通常都是很高的，因为那里资本小，地价比较贱，工资低，原料也便宜。”(26)《列宁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627页。列宁的阐述表明了一些落后国家自然资源丰富、原料便宜、劳动力低廉，地理扩张至此必然赢取高额利润，所以资本家根本不会考虑当地的环境保护问题。如美国杜克大学生态学家约翰·特伯格(John Terborgh)描述了他到非洲一个小国家旅行的见闻，他感慨外国公司落户到这个国家所带来的生态环境问题，“我所到之处，外国商业利益集团在同专制政府签订合同后，就进行资源的开采。他们砍伐直径4—5尺的原木，开采滨海区的石油和天然气，购买近海捕鱼的权利。在500年的后发现时代(post-discovery era)，北美资源的开采过程是经历了一系列顺序的，先是鱼类，接着皮草、猎物、木料和农用可耕地，但是，由于当今经济规模的扩张以及大量娴熟技术的发明，所有资源的开采，在贫困的发展中国家是同时进行的。几年内，非洲国家和其他这样的国家，资源就会耗尽”(27)John Terborgh, The World is in Overshoot,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2009, p.56.。应当说，空间生产基于地理的扩张性而对生态环境造成的影响是不容小觑的，事实上，这种影响不仅体现在对一些落后国家的资源性掠夺，而且也必然给当地带去各种污染源，造成工业废气废水污染，固体废弃物污染等等，而这种状况在资本家看来却是不值一提，因为他们地理扩张性空间生产的唯一目的就是获得超额利润。

第二，城市空间生产的“空间产品”异化对生态环境的威胁。空间产品对人类社会而言具有重要意义，足够丰富的空间产品能够使人类获得可持续生存和发展，这揭示的是空间产品的使用价值问题。马克思认为：“不论财富的社会的形式如何，使用价值总是构成财富的物质的内容。在我们所要考察的社会形式中，使用价值同时又是交换价值的物质承担者”(2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9页。，而与其相对应的交换价值则是价值的表现形式，它是空间产品生产者所重点关心的问题。换言之，在资本主义社会，空间生产的重心往往不在空间产品的使用价值上，而是交换价值，空间生产在这某种意义上则被异化了，它并不是真正想通过提供丰富的空间产品让人们生活如意，让这个世界更美好，而是想着自己如何才能将空间产品卖出去，实现其交换价值，从而进行疯狂的资本积累。美国著名生态马克思主义学者詹姆斯·奥康纳(James O’Connor)指出：“(1)在工作场所、土地使用活动、劳动分工等等之中，起支配作用的首先是生产交换价值或利润的需要。保存生态多样性、避免对其他劳动场所以及后代人的生态债务、促进工人的智力发展等等需要是从属于利润生产的；(2)在消费(再生产)领域，清洁的空气和水源、通畅的交通以及其他一些社会的和生态的‘物品’，成了在市场中实现交换价值需要的牺牲品。”(29)James O’Connor, Natural Causes: Essays in Ecological Marxsim, New York： The Guilford Press，1998, p.327.显而易见，伴随着这种动机的空间生产，空间产品的交换价值远胜于使用价值而在资本主义社会被资本家所追求。所以，这就决定了资本家将采取各种手段(而不顾这种手段是否能兼顾生态安全)提升其空间产品的交换价值。一方面，先进技术的运用虽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但却不可避免地对自然界带来了潜在危机。列宁指出：“当代技术发展异常迅速，今天无用的土地，要是明天找到新的方法(为了这个目的，大银行可以配备工程师和农艺师等等去进行专门的考察)，要是投入大量的资本，就会变成有用的土地。矿藏的勘探，加工和利用各种原料的新方法等等，也是如此。”(30)《列宁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646页。一些原生态的，未被人们开采利用的自然资源往往就在那一刹那被现代化技术所控制和破坏。另一方面，他们会尽可能生产出花样新奇的空间产品以提高更新换代频率，从而刺激消费者的消费欲望。马克思明确指出了资本家通过刺激消费的手段来加快交换价值的实现进程，他说：“第一，要求在量上扩大现有的消费；第二，要求把现有的消费推广到更大的范围来造成新的需要；第三，要求生产出新的需要，发现和创造出新的使用价值。”(3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88页。然而，这种刺激消费的手段往往有时用力过猛而出现“过度消费”的状况，人们的“日常消费”不由自主地沦为“异化消费”，而异化消费的其中一个严重后果便是对生态环境的破坏。这不仅体现在空间产品的更新换代加重了对自然资源的攫取程度，也体现在消费者盲目消费某种新奇产品而搁置和浪费以往的旧产品，这些旧产品将随着异化消费的过程而必然会被大量丢弃，有些是难以降解的，有些则是有毒有害的，这对大自然无疑是一种破坏。

第三，城市空间生产的“社会关系”组构对生态环境的宰制。空间生产的深层次内涵是一种社会关系的生产或者说是列斐伏尔所言的某种社会秩序或介体的空间本身建构，我们在此将其当作一种“社会关系”组构来看。唯物史观视野下的社会关系并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蕴含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基本矛盾当中的现实关系。空间生产必然是一种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内在统一意义上的范畴，空间生产首先要与“大自然”发生关系创造出某种空间产品，“没有自然界，没有感性的外部世界，工人什么也不能创造”(3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2页。，然后才会进入到“社会”各领域组构成某种社会关系或部门关系，但这种空间生产决定空间(生产)关系的唯物史观规律另一方面也孕育了空间(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空间生产的基本命题。马克思明确阐明：“他们只有以一定的方式共同活动和互相交换其活动，才能进行生产。为了进行生产，人们相互之间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影响，才会有生产。”(3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44页。在这个意义上，某些社会关系的组构必然会反过来以各种形式对大自然产生这样或那样的宰制，“一切生产都是个人在一定社会形式中并借这种社会形式而进行的对自然的占有”(3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页。。事实上，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某些政治关系的组构对此则可以较好地进行说明。所谓资本主义政治关系的组构揭示的是它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关系而必然以具体的形式进行实体部门的空间成立和权力运作，在这个过程中资本家或某些掌权者往往会充分利用其权势地位，进行权力寻租，目的是获得更多空间利益或资本，而这样无形之中对大自然带来了潜在的威胁。资本家凭借其实力可以买断政府部门，对土地进行疯狂掠夺与占有，而政府部门则可以堂而皇之顺势而为以刷新自己的政绩，正如大卫·哈维所指出的：“房地产开发商和土地所有者往往通过行贿、对政客的竞选宣传活动提供资金等方式，来确保政府对基础设施进行投资。”(35)[美]大卫·哈维：《资本之谜：人人需要知道的资本主义真相》，陈静译，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1年，第177页。对于这种社会关系的交织和组构，马克思认为必然“包含土地所有者剥削地体，剥削地下资源，剥削空气，从而剥削生命的维持和发展的权利”(3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73页。。事实上，对于这种资本主义空间生产下的社会(政治)关系组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毫无疑问就反映到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之上，马克思早已意识到：“人对自然的关系直接就是人对人的关系，正像人对人的关系直接就是人对自然的关系，就是他自己的自然的规定。”(3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84页。换言之，人与人的关系与人与自然的关系是相互作用的，如若人对人反映出的是某种利益交换和权力腐败的社会关系的话，那么任何空间生产也必将存有某种瑕疵，这种瑕疵正是通过人类的生产实践活动作用于大自然。因此，人对人关系是恶的话，无疑人对自然的关系难免也是恶，因为在这个过程中始终存在着诸如资本逻辑、权力逻辑甚至文化逻辑的多种复杂空间关系宰制。

综上所述，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空间学派的研究范式本质上没有超越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内核或实质精神。建立在人与自然关系基础之上并且以物质生产实践为轴线的唯物史观命题是充分理解马克思主义城市空间生产理论的前提。其中，空间产品的生产和空间关系的组构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城市空间生产的两个基本维度，其得以展开的动力源在于社会分工、 交通变革、 大工业发展以及资本逻辑等。基于对马克思主义城市空间生产理论的辨正，当代生态危机的产生根源及其解决之道进一步获得了一种空间哲学的叙事话语。